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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的认识常常犯错误?

【摘要】:人之所以在认识开始时总是充满错误,其原因相当复杂,认识在多个环节上都可能落入陷阱。首先是感性认识阶段。后代人继承前代人的发展成果,通常是把前代人的认识成果内化为认识结构,并奉为圭臬。以太的概念陷入危机之中。既然在科学研究中错误难免,那么,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我们犯错误意味着什么?很多学者也都反对把错误看成是源于愚蠢、无知或邪恶这三种缺陷之一。

第二节 人的认识为什么常常犯错误?

人之所以在认识开始时总是充满错误,其原因相当复杂,认识在多个环节上都可能落入陷阱。首先是感性认识阶段。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开始接触到的是事物的各个现象,而事物的现象千千万万,哪些是我们必须接触到的,哪些不是,我们并不清楚。所以即使你接触了许多现象,可仍然会有不经意间的疏漏,而这些疏漏可能就是使你不能得出正确结论的原因。有一个小故事,一位老人带着一个看上去30多岁的儿子乘坐火车,一路上这个30多岁的儿子不时地冲着窗外的景色大呼小叫:“爸爸快看,那些绿色的树多美!”周围的乘客窃窃私语,猜想这个儿子智商有问题。一会天又下起了雨,这个儿子又说:“瞧,爸爸,雨多漂亮呀!”有一位女士忍不住了,因为雨水弄湿了她的衣服,她不满地说:“难道你没有见过下雨吗?如果你儿子脑子出问题,应该带他去医院,不要在公共场合给大家带来麻烦。”老人歉声说道:“我们现在是从医院回家,我的儿子今天早晨出院,他患有先天性失明,上周刚刚恢复了视力,雨水和大自然对他来说都是新鲜的。”正是由于没有了解这位30多岁的男子是一个刚刚恢复视力的先天性失明患者,所以才觉得一切都反常,不可理解。我们知道,目的性、立场观点和习惯思维是一个认识取景器,这个取景器有时让你忽视一些现象,而重视另外一些现象,这就可能使你的认识产生主观性和片面性。而放下取景器又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这个取景器,以获取真正所需的感性材料。

其次,在理性认识阶段,我们一般运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由表及里地对各种现象进行改造加工,去伪存真,以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可是,归纳演绎就一定那么准确吗?当然不会,有时连归纳演绎的前提都会遇到问题。人的认识历史是一代一代积累相传的,后一代人总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向前发展,这样人类才能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如果每个时代都从钻木取火开始,那就谁也不会比谁走得更远,人类认识就停滞了。后代人继承前代人的发展成果,通常是把前代人的认识成果内化为认识结构,并奉为圭臬。后人就用这个认识结构进行演绎推理,去解释客观世界。如果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新现象、新问题,而旧理论、旧结构又不能解释这些新现象、新问题,这时就会产生反差,出现矛盾,人们就会不知所措,在犹豫、困惑、彷徨之下,出现错误也就在所难免。前面我们在提到能量转化与守恒定律的发现过程中,提到了“力的不灭”、“力的守恒”等等表述,这并不是偶然的,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只有力学数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因此,人们就用力学定律解释一切。客观而言,这些解释在认识上也做出了不少贡献,但毕竟不完整、不科学。同样,在经典物理领域,也存在同样的情况。1887年,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和莫雷,利用光的干涉效应,试图探测地球在“以太”中的绝对运动,却得出了否定的结果。就是说,当物体在以太中运动时,人们既没有根据说以太跟随物体一块运动,也没有根据说以太不跟随物体一块运动。以太的概念陷入危机之中。危机的实质是,当时多数物理学家不是以新的实验发现为基础,进行大胆突破,创新理论,反而是孜孜不倦地企图把电磁学理论建立在牛顿力学基础上。经典牛顿力学本来是科学的认识结构,这时却成了传统教条,阻碍了新认识、新理论的产生。

既然在科学研究中错误难免,那么,就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促进科学发展至关重要,决不可小觑。这可以从三个角度加以透视、了解。其一,从科学研究者自身角度;其二,从公众特别是社会舆论角度;其三,从公共政策的角度。从研究者自身角度看,就是要求科学研究人员要秉持科学良心,甘坐冷板凳,坚持不懈,锲而不舍,不能见异思迁,患得患失。即使自己一辈子也没有搞出什么名堂,也不应后悔,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尤其重要的是,要认真对待失败,不可因为失败而自惭、抬不起头。可以这么说,一个人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失败的态度。能以积极的心态驾驭失败的人,最终能从挫折中发现机会,从失败中找到勇气和希望。有人说过,百分之九十的失败者其实不是被打败的,而是自己放弃了成功的希望。我们犯错误意味着什么?凯瑟林·舒尔茨在《错》一书中写道:“会犯错误远远不是智力低下的标志,而是人类认知的关键……而且这与我们某些最人性、最可敬的品质不可分割,包括同情心、乐观、想象力信念和勇气。”很多学者也都反对把错误看成是源于愚蠢、无知或邪恶这三种缺陷之一。[5]真的,如果你想消除错误,你必须一开始就假设错误不可避免。当然能够做到上述这些并不容易,因为这不是简单下个决心就可以做到的。目前在学术界存在急功近利、不守规矩的腐败风气,抄袭、造假。有的学者雇凶杀人,甚至有的院士也在造假。这些学术疾患肯定与名利相关。因为抄袭、造假之类暂时能对自己评职称、提高社会知名度、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有好处,可是,这并不是正道,最终结果是身败名裂,为他人、社会所不齿。(www.chuimin.cn)

从公众和舆论的角度看,对从事科学研究者的失败或挫折要宽容,总结失败的教训固然应该,但不可苛求。科学研究有它自己的规律,不能因为花了钱而没有取得满意的效果而大加挞伐。允许人家失败,这是对科学研究的最大支持。我国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有一个重要的补充规定,“国家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原始记录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该项目的,给予宽容。”宽容也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英国人怀尔斯在1985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以后,几年未发表一篇论文,但校方一如既往地肯定他,结果,他在1995年宣布破解了世界级学术难题——费马大定理。[6]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失败并非一无是处,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爱因斯坦说过,科学上发现一条走不通的路也是一种贡献。能够给爱因斯坦的话做注脚的是德国迷宫制造商回答迷宫有什么秘诀时说过的一段话:“其实走迷宫是没有秘诀的,因为每次面对一个新迷宫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陌生,但是有一点谁都知道,那就是所有的迷宫肯定都有一条出路。如果一定要说有秘诀的话,那只有一个,当你走过所有通往失败的路后,便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成功的路!”[7]明白了走迷宫的秘诀,就能理解爱因斯坦说的“发现一条走不通的路也是一种贡献”的真正含义了。所以,我们的社会舆论要正确对待失败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活动的失败者,营造良好的科学氛围,这也是多出成果、多出人才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我想多说一些的是,偏重社会科学的公共政策的管理问题,主要是说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对真理与错误相互转化规律的一个正确应用,是一个非常好的方针,从提出到现在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在改革开放、依法治国的今天,这个方针仍为我国所必需。但要与时俱进,要逐步把它纳入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