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事物性质的决定

第七节　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矛盾必有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区分，说明了矛盾双方的不平衡性，从而为矛盾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矛盾主次方面的区分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解决了事物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使唯物辩证法彻底地驳斥了否认辩证矛盾的形而上学的观点，也同相对主义、诡辩论划清了界限。

当赫拉克利特提出他的“同样的事物可以为是亦可以为非是”的矛盾命题以后，遭到了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反对，其中亚里士多德是最坚决、最激烈的一个。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阐述了这个问题，用来驳斥赫拉克利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现在看来可以说是赫拉克利特没有解决事物的性质由什么决定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说：“同一事物既是而又不是，除了同义异词而外，必不可能，同义异词之例有如我们称之为‘人’的，别人称之为‘非人’，而问题不在于它的称谓之是‘人’或‘非人’，而在它实际上究竟是什么。现在，假如‘人’与‘非人’，其字义并无分别，则明显地指一物而称之谓这‘是人’与称之谓这‘不是人’也无分别，因为它们虽属异词，同指一物。譬如穿在我们身上的或称为‘衣’或称为‘服’，衣与服所指的只是具有一个定义的一件事物。假如‘是一个人’与‘是一个非人’要成为同义，它们就得同指一件事物。我已经说过，这样的名称应指不同的事物。所以任何事物凡称为人的必需是一个‘两足动物’；因为这就是为‘人’所拟订的命意。所谓‘必需是’的涵义是说它不可能成为‘不是’，必需是人就不能不是一个‘两脚动物’。所以在同一时间，指同一事物‘是人又是非人’，不能是真确的。”^[22]他肯定地认为，任何事物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一切原理中最无可争论的原理。就亚里士多德否认辩证矛盾来看，他是错误的，而他主张同一事物在同一时间、同一主题之下，必须具有自己的规定性，必须承认它是确定的某事物而不是别事物，还是合理的。而这恰恰是朴素辩证法所没有注意的问题。的确如此，如果承认任何事物都有矛盾，都既是又不是，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一棵树既是又不是，一个人也既是又不是，那么，树还是树吗，人还是人吗？如果树不是树，人不是人，那么，世间的一切岂不混一了？

相对主义者恰恰是利用“既是又不是”贩卖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无法认识的谬论的。庄子提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但究竟是死还是生呢？不清楚。如果是死，那就不能说它是活的，或者反过来，它是活的，那就不能说它是死的。生与死的规定是不同的。庄子用生与死相互包含这个正确命题得出了生死不辨的结论，把生死变成一个东西了，这当然是错误的。

那么，如何回答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呢？又如何和相对主义划清界限呢？主要一点，就是确定事物既是又不是的同时，还必须承认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只有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辩证法。

既然任何事物都有矛盾，都既是又不是，怎么还能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呢？原来，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中，并不是每一方都同另一方正好相等，也不是每一方都决定事物的性质，只有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决定事物的性质。就是说，事物尽管既是又不是，但是与不是这两个矛盾着的方面，必有一方是主要的，他方是次要的。主要的方面是“是”，那么事物性质就是“是”，主要的方面是“不是”，事物性质就是“不是”。辩证法并不因为主张既是又不是，从而抹杀事物性质的不同。在生中既然已含死的因素、种子，但由于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生还是生，它绝不会因为有死的因素、种子从而就改变它的性质变为死。在祸与福中，祸就在福中潜伏，福就在祸中存在，它们都是既是又不是的。但福仍然是福，不是祸。怎样加以区别呢？仍看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谁。在祸与福的矛盾中，如果福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祸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那么事物的性质就只能是福，而不是祸。如果祸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福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那么事物的性质就将是祸，而不再是福。所以既是又不是并不否认事物有确定的性质，并不和同一律相矛盾。毛泽东指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变化为新事物的性质。”^[23]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当矛盾主次方面地位变化以后，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变化。毛泽东对矛盾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表述是明确的，而且也是正确的。

而有的同志认为，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是不准确的，主张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来决定的，并说这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一个重大分歧。他们引证了毛泽东《矛盾论》的一段话，即“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②，由此得出结论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但不是只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也就是说，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对规定、决定事物的性质起作用，虽然不是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并且认为，这“主要地”三个字，正是坚持了辩证法的两点论中的重点论，而避免了形而上学的一点论。忽视和否定次要方面对事物性质的决定作用，即把矛盾的主要方面膨胀成决定一切的东西，那就是“片面决定论”。作为事实根据，他们举了半导体的例子。半导体器件是用锡、硅等材料制成的，半导体导电特性主要地是由它们决定的，但在纯净的半导体材料中掺入极微量的杂质，导电能力会增加上百万倍。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举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主要地决定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次要方面的资产阶级也对规定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阶段发生作用，如果资产阶级根本不起作用，那还成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呢？可见，决定事物的性质的不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还有矛盾的次要方面。

提出这种观点的用意是值得肯定的，目的是要防止和避免“片面决定论”。但观点本身是不正确的，是难以站住脚的。

首先，对毛泽东那段话的理解不正确，实际上是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毛泽东的确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论断，并且有两处都是这样表述的。但毛泽东的表述，并不是说事物性质可以由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共同决定的，恰恰相反，他是主张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毛泽东所举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当资本主义已从旧的封建主义社会时代的附庸地位，转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时，社会的性质也就由封建主义的变为资本主义的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变化。同时，在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了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其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就是困难。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克服困难、开展顺利新局面。当顺利成为矛盾主要方面时，事物的性质就是顺利而不是困难了。这些例子讲的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而没有说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决定事物的性质。

果真如此，为什么毛泽东不直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而说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呢？原来，毛泽东在这里指的是复杂的事物。复杂的事物不止一对矛盾，而是多对矛盾。在这多对矛盾当中，每一对都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那么，是哪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呢？

在多对矛盾中，总有一对矛盾处于支配地位，属于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不是次要矛盾，也不是次要矛盾中的某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只能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一对矛盾的事物只是具有多对矛盾的复杂事物的一个特例。所以，当我们在讲只有一对矛盾的时候，便只能说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那么，“主要地”三个字作何解释呢？直说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不就可以了么？不行。这是因为，次要矛盾也能规定事物的性质，但它只能在某一个局部或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而不能决定事物全局的根本性质。事物全局的根本性质只能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为了对这种情况加以区别，所以毛泽东才提出主要地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言外之意是次要矛盾也能部分地决定事物的性质。这个论断是非常合乎实际的，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整个社会有许多矛盾，而广大人民群众同“三座大山”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决定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除了这个主要矛盾之外，还有其他各种次要矛盾。例如在有些地区正在实行奴隶剥削，存在着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而在资本家开的工厂里，则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后，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的人民建立了红色政权，在那里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完全是新型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这些远不是当时所有矛盾复杂情况的全部，但就是这些情况，已经足可说明问题了。

假如因为中国当时还有残存的奴隶剥削，因而说中国是奴隶社会；或者看到中国的资本家在剥削工人，因而说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因为中国已经有了红色政权了，因而说中国已经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等，这是可以的吗？显然不可以。上述情况只在某个局部具有真实性，因为中国社会的确存在这些矛盾，但在全体上却都是错误的。事物在全体上的性质是各种规定的综合，不是各种局部性质或这些性质的简单相加。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不是由上述各种矛盾来决定的，而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决定的。但是，上述各种不同矛盾在某个局部也可以决定事物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性质的前面加上“主要地”三个字，只有这三个字才能完全准确地把决定事物性质的全部复杂情况包括进去。“主要地”意思是指从根本上决定社会性质的方面。“主要地”的对立面显然是次要的，次要矛盾对事物的性质起非主要的作用。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真正做到全面地看问题、处理问题，而不至于以偏赅全，挂一漏万。

社会是非常复杂的，纯而又纯的事物是没有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不能东抓一点，西抓一点，而必须从全局、从总体联系中去把握事实。如果从事物的诸多规定中随便挑出一些个别规定，寻找片面的根据，是不能得出正确结论来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想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说成是民族解放战争。不可否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确有民族解放战争的成分，这就是塞尔维亚人对奥匈帝国的战争，但这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东西，主要的东西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继续，这才是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性质的内容。如果我们不说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那么，我们就无法反对机会主义的论点。因为它也是有局部的事实根据的，如果不说主要地是由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而变成一切都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决定的，那也不符合事实，那就会连塞尔维亚人反对奥匈帝国的战争也要变成帝国主义战争了。列宁指出：“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的认识的一种狭隘性、片面性，表明人的认识不能彻底把握事物的全部复杂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的、小市民的或其他的东西掺杂其间。”^[24]列宁就是针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谬论，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加以认识的。所以当我们用矛盾的观点来认识复杂的社会的性质时，我们就必须坚持列宁的教导，坚持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论点。这样才能全面地看问题，才能坚持两点论，也才能真正克服、避免片面决定论。

我们从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前后文的逻辑来看，也能证明他讲的“主要地”三个字，是针对主要矛盾而言的，而不是针对矛盾的主要方面的。他先讲了过程中的矛盾必须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抓住主要的矛盾，然后接着说，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他说也是不可以的。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总有一方是主要的，另一方是次要的。在这之后他才提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所谓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不管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事物的性质都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毛泽东在下文明确指出：“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25]这里，他已经不是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交错的总体上讲决定事物的性质了，而是单讲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谁来决定事物的性质了。当从这样的角度回答问题时，不管主要矛盾还是次要矛盾，它们毫无例外地都要由矛盾的主要方面来决定。

其次，说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共同规定的意思，十分费解，不知它具有怎样一种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的性质主要由它来决定，意思很明确、清楚。现在说，资产阶级不能单独决定社会性质，矛盾的次要方面无产阶级也要和资产阶级一同决定社会性质。无产阶级要决定社会性质，那么，社会性质就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性质，矛盾双方怎么共同决定呢？这样的社会性质算什么呢？说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这是对的，因为失掉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能说明矛盾的次要方面和主要方面联系起来决定事物的性质。因为矛盾双方互为存在的前提，互为连接，这是矛盾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不是矛盾，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问题，既然指的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谁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那就不存在排除了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是否照样存在的问题。因为没有了矛盾，当然也就谈不上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

然而，能把这叫做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决定事物的性质吗？以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例，在我国作为阶级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能让敌对势力扰乱我们的战线，破坏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对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要给予打击。不能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消灭，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忘却敌对势力对现代化建设可能产生的阻碍、破坏作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说这些敌对势力也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决定我们的社会性质，这是无法想象和理解的。前面提到半导体例子，同样没有使我们的思路明确起来，也没有把问题解释清楚。一个东西掺入另一些东西，性质增加了或减弱了，这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不是一回事。棉纱掺入少量的尼龙会比以前结实很多倍，但棉纱并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尼龙也不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因而它们合起来的作用也并不等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联系起来决定事物的性质。矛盾的意思是指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产生一种互相联结又互相排斥的作用，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棉纱和尼龙只是混合，它们并没有构成什么矛盾，它们之间也没有转化的关系。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呢？我们通过主张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联系起来决定事物的性质来阐述它的实践意义时可以看到。据说只有承认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决定的，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在用主要精力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也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让各方面各尽其职，各得其所。否则就会“单打一”，给工作造成损失。

很显然，这是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混同了起来，正是由于这种混同，才使他们得出矛盾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决定事物性质的论点。原来他们讲的矛盾的次要方面就是次要矛盾，可能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毫无疑问，要做好工作就要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也要抓好次要矛盾，次要矛盾除了受主要矛盾的作用与影响外，它也反过来影响和作用于主要矛盾，也影响事物的性质。所以我们要弹好钢琴，不能顾此失彼。但这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说的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则是矛盾与矛盾之间的关系。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或次要方面，我们只能站在一个方面工作，使矛盾向有利于人民的方面转化。我们不能同时做两个方面的工作。假如我们一边努力工作使矛盾的次要方面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一边又做另一方的工作，使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发生转化，这是可能的吗？所谓做工作，就是转化矛盾的一个方面，不断地加强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想尽各种办法削弱对方的力量，不削弱对方的力量，自己的力量就不能增强。这里不存在只有两个方面都抓才叫弹钢琴。我们强调抓主要矛盾的同时又重视次要矛盾则与此不同，因为次要矛盾对事物的性质有非主要的决定作用，抓好了有利于事物根本性质的改变。在抗日时期，我们既抓住了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抓住了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以及人民群众内部、共产党内部的各种矛盾，抓这些次要矛盾正是为了使当时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当时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日本。不能设想，我们一边在弹钢琴，努力使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一边又做工作，使原来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发生转化，使日本仍然呆在中国。这是明摆着不可能的事，怎么能把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混同起来呢？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1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2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1卷，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www.chuimin.cn)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3卷，3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毛泽东选集》，2版，1卷，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同上书，312页。

[7]参见唐敖庆：《谈谈量子化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载《红旗》，1980（4）。

[8]列宁：《哲学笔记》，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德］黑格尔：《小逻辑》，17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范畴篇》，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1]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2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恩格斯：《反杜林论》，3版，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2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20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6]同上书，20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版，3卷，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8]列宁：《哲学笔记》，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2卷，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0]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377～37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1卷，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3]②《毛泽东选集》，2版，1卷，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4]《列宁选集》，3版，2卷，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毛泽东选集》，1版，1卷，2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