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人力资本对医疗费用增长的影响

2.2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

2.2.1　健康概念的界定

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环境和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健康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从临床医生的角度看，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不包括亚健康状态）被认为是健康的；从患者个体的主观感受来分析，健康是一种心理和生理上舒适的感觉；狭义的健康概念就是“无病”。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开始从广义上对健康进行理解。多数学者认为，健康绝不是仅指躯体而言，它可能同时包含多个层面，诸如医学、心理、功能、社会甚至文化的，并因国界与区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世界卫生组织于1946年将健康界定为：“一种个人躯体、精神和社会和谐融合的完美状态。并非仅仅没有疾病和体质虚弱。”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再次肯定了这一定义的价值，并从心理和社会角度做出了解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与否不只是由生物因素决定，而是个人在身体功能、行动能力、心理需求上都达到社会的一般标准。由于健康问题对社会经济的制约作用，健康越来越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越来越成为全人类追求的目标，健康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在发生变化。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对健康进行了界定，进一步定义健康为：“人人能够实现愿望，满足需要，改变和适应环境。健康是每天生活的资源，并非生活的目的。健康是社会和个人的资源，是个人能力的体现。”^[10]

健康的概念在我国几度更新。当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人们只期望身体能够胜任体力劳动和维持日常生活，健康的概念就是“不得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学科技的进步，人们的健康需求发展为追求高寿命，将健康理解为“长寿”。其后人们又发现，延长了的生命如果伴随着疾病和伤残，一样不能幸福生活。因而开始追求高质量的生活，追求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于是，身体、精神、社会三维健康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本章所指的健康为经济学上的“健康”概念。经济学上为了研究的方便，仍然较多地沿用了传统的即狭义的“无病即健康”的概念。凡是“身体发育正常，功能健全，体质硕壮，精力充沛，具有良好的劳动效能”就是健康，它主要关注人的躯体健康。

2.2.2　健康资本存量与健康投资

在讨论健康投资之前，先来澄清健康资本存量问题。依据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人口质量投资如同购买原料、燃料、生产工具和厂房等生产资料的投资一样，也是生产性投资，也会转化为“资产”或“资本存量”，即人力资本存量。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主要由健康、知识、技能和工作经验等要素构成。虽然对这些要素的投资都会带来人力资本的增值，即改善个人获得货币收入和生产非货币产品的能力，但唯有其中的健康资本存量，决定着个人能够花费在所有市场活动和非市场活动上的全部时间。健康投资的直接目的就是增加劳动者的健康资本存量，而健康资本存量的增加是一切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效益的基础。

按照Grossman（1972a，1972b）的说法，每个人出生时都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H0，当他（或她）吸收营养、不断长大的时候，他的健康存量也不断增长。每一时期中，人们吸收的营养、接受的医疗服务、运动锻炼、教育等，都是对健康的投资，是一种流量概念。在对健康不断投资的过程中，因为疾病、营养缺失、劳损、衰老等诸方面作用，健康存量在不断累积的同时不断损耗，类似于资本概念中的折旧。当人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健康存量损耗至极点。

按照Grossman的说法，每个人通过遗传都获得一笔初始健康存量H0，这种与生俱来的存量至少在某一年龄之后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折旧，但可以通过健康投资而增加。某个人的健康资本存量越大，其健康的天数就会越多。健康资本存量服从边际递减规律（不断增加的资源会对产出产生递减的边际影响）。对于个体的健康存量，也存在最小值问题Hmin，如果个体的健康存量H＜H_min，标志着这个人的死亡。

健康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中最基本的投资，只有健康的机体才能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广义上的健康投资指的是人们为了获得良好的健康而消费的食品、衣物、健身时间和医疗服务等资源。因此，从广义上讲，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对自身的健康都有着直接的影响，都是健康投资的一个组成部分。^[11]经济学往往从狭义上去理解健康投资，认为尽管健康投入由诸多产品、服务和时间组成，卫生尤其是医疗服务投入被视为最重要的健康投资指标。原因也许在于，当疾病来临之际，医疗是人们通常应对或化解健康风险的最直接的手段。^[12]

本章所讨论的健康投资是指医疗保健方面的投资，是狭义的健康投资，并且把健康视为一个存量概念，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存量。健康资本存量的累积是一个类似资本的动态的积累过程：一方面是不断地因新的投入而不断增值，另一方面又因折旧、损耗而同时减少，犹如蓄水池，是动态的有进有出。

2.2.3　健康人力资本理论(www.chuimin.cn)

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健康可以理解为一种产品，这种产品的数量决定于人们先天的遗传和后天的健康投资。如同任何经济物品能够给人带来效用一样，健康显然也是能够给人带来效用和幸福的，即所谓“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人生来就有一个给定的健康状况，或健康资本存量。一个健康的婴儿比一个生来就有缺陷的儿童有较高的健康资本存量；而婴儿起初的健康资本存量对其一生的健康都有重大的影响；在人生任何一个时点上健康状况的改善对以后人生的健康都会产生影响。

如果通过健康投资使得人的健康得以改善或健康资本存量增加，则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甚至终身都带来收益。如同住房、汽车等家庭耐用消费品是通过其提供的服务流量带来效用一样，健康也可被理解为是一定的健康资本存量所提供的健康服务流量。因此，在西方家庭经济学框架下的健康经常被视为一种耐用消费品。含有健康变量的效用函数可表示为：

U＝U（H，X）　　　　　　　　　　　　　（2-1）

式中，H代表健康资本存量；X为所有其他产品。健康作为一种正常产品即越多越好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因而较多的健康资本存量提供较多的效用，从（2-1）可以得到健康和效用之间的关系为：U/H＞0。但是，健康H和其他产品X之间有时存在着替代关系，正如富克斯所言，人类行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种慢性自杀，人们都是在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换取别的方面的收益。

在经济学的视野里，健康也被纳入人力资本的构成部分进行研究。人们对于为什么要上学接受教育的道理很是明白。因为，教育投资存在回报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以及训练有素的劳动者会带来较高的生产率。但人们对于为什么要进行健康投资的道理可能就不那么明白了。健康与教育一样也是一种人力资本，健康投资也存在回报率。^[13]美国经济学家Mushkin在其《健康作为一种投资》一文中，将教育与健康并列为人力资本框架下的孪生概念。健康投资的回报率主要体现在：

一方面，健康投资可以减少疾病经济损失给患者带来的收入风险，包括用于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造成劳动力损失的间接经济损失。对大多数个体来说，健康投资的回报主要是借助于疾病经济损失的减少来间接计算的。所以，健康投资也就成为防止和消除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防止人力资本衰退和保护全社会人力资源的有效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健康投资最明显的经济收益就是劳动者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工作时间的延长。首先，健康投资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它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增强人们的劳动能力，延长人的寿命，增加工作时间，提高工作质量，从而增加人们的收入。而且随着健康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及新增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还将会减少社会上一部分人因长期得不到就业而没有收入或收入低下的情况，同时也将缓解社会阶层心态失衡，降低社会犯罪率，解决政府管理成本增加等问题，从而提高社会环境的稳定并间接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其次，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减轻卫生事业的负担，使国家对卫生事业的投入重点放在预防保健工作上，促进全社会人群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健康是社会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键。^[14]

早在1909年，Fisher在给美国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指出，从广义的角度看待健康首先是一个财富的形式，界定了疾病所带来的损失包括：一是因为早亡而丧失的未来收益的净现值；二是因为疾病而丧失的工作时间；三是花费在治疗上的成本。Fisher由此估计出美国的健康资本存量在1900年为2 50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其他形式的财富数量。Denison在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下，如果死亡率在1960—1970年期间下降10个百分点，估算出美国经济增长率可以提高0.02个百分点。美国经济学家Mushkin按照Denison的思路计算出美国在1900—1960年期间由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带来的经济收益约为8 200亿美元。进而归纳出了由于疾病对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造成损失的“3D”框架，即Death（死亡），Disability（失能），Debility（残疾）。舒尔茨等对著名的印度疟疾根除例子所作的分析也阐明了健康投资的效益。在印度根除了疟疾之后，发病率低的地区，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45%；而发病率高的地区，农作物的产量的增长率稍低一些，为38.6%。这一事实表明：“疟疾的近乎灭绝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增长起了巨大的作用。消灭疟疾的计划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也适用于说明其他一些可导致人们健康状况的改善和预期寿命延长的公共及私人活动所起的作用。”

据世界银行专家测算，过去40年，世界经济增长了8%～10%可归因于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哈佛大学研究认为，30%～40%的亚洲经济增长源于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世界银行前行长詹米逊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时，比较中国和印度成年人生存率，发现印度劳动力人口死亡率比中国高出16%。如果今天的中国劳动人口按照印度的成年人死亡率，则中国经济水平应该低于目前水平的15%～20%。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同济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居民健康状况指标为基础，通过分析30多年来居民健康状况改善的指标，计算延长的劳动时间，结合生产力水平综合计算发现，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至少有20%是由于居民的健康状况改善而获得的。1978—1996年中国健康投资估算数据和有关GDP及物质资本投资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健康投资与后期GDP之间呈现高度相关关系，大大高于固定资产的经济贡献。同时，它还可以通过延长青少年和成年人的预期寿命而刺激人们在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特定国家和地区劳动者的整体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已成为吸引物质资本投资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赋予了健康投资以更大的外部性。

不难看出，健康、高素质的劳动人口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心环节。健康投资能够减轻疾病负担，提高生活质量。我们常常把由于疾病所带来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年的损失称为疾病负担，并通过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来衡量。由于健康投资可以大幅减少一个社会的DALY损失，而良好的健康标志着良好的生活质量，全民健康不仅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必要条件，本身也是其内在指标和发展目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