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一体化引领者：全球化中的东亚法治

三、东亚一体化的引领者问题

要构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框架，首先需要一个领导者。就像德国和法国一直对欧洲一体化建设起着“火车头”的拉动作用一样，东亚区域一体化也需要有个领导者。先看中国，中国是东亚面积和人口最大的国家，具有历史上的领导传统和未来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但中国目前的基本情况是：对内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在国际上自我身份的再定位还未完成。无论世界大国还是周边国家，都对中国抱有一些顾虑。况且，中国目前尚不具备统领东亚的经济实力，中国自身的开放程度也达不到一个领导者应具备的条件。比如中国的人民币还不能完全地自由兑换，资本项目下存在较多管制等等。再看日本，日本是东北亚大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三大经济体，原本有实力、其政治领导人也想极力促成领袖角色。但是，过去十多年来日本经济始终未能摆脱衰退的现实，以及日本长期以来表现出来的“脱亚”倾向和对战争责任的推卸，难以获取东亚各国的信任，因而也难以担当东亚经济合作的领袖。最后看东盟10国，东盟内部各国都比较小，单就各自的力量来讲，不仅规模都偏小，且自身组织制度上都存在缺陷，对内没有能力为平衡相关各方利益作出应有的牺牲，对外更没有实力去充当各国抵御外部冲击的中流砥柱，其在一般意义上也不适合担任领导者。

从国际视野看，东亚整合的主要障碍通常包括：地域广阔、地理不相连、文化多元、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区域内部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政体不一、外来力量阻碍等。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民族主义的影响。东亚国家较迟进入民族国家体系，大部分处于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欧美不同，民族主义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还属于被鼓励的因素。复杂的地区环境提示我们，每一个东亚国家与地区都有必要不断反思自己在亚洲整合中的地位与作用，区域内大国更是如此。在东亚地区，中国与日本总体上都属于“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在东亚，日本处在从“经济大国、政治弱国”向“政治经济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则处于从“政治大国、经济弱国”向“政治经济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两强并立在历史上是首次，但这也决定了两国都难以独占领导地位。按照新加坡学者的说法，泛东亚整合进程进展不够快，与中日不能抛开心结、通力合作有重大关系，只有中日携手合作，泛东亚区域整合才能有效实现。职是之故，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批评日本的不足与狭隘，另一方面，更要以博大的心胸包容日本的缺点，给予日本“区域整合共同领导者”的地位，尽量克服现实主义的“零和游戏”观，以长远的眼光、必要的妥协来实现中日合作的深化。^[55]

目前中国政府对待东亚一体化的态度与立场是：（1）积极推动东亚合作；（2）坚持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3）积极支持东亚峰会；（4）主张东亚合作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5）充分发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等合作组织和合作机制的作用；（6）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与东盟的自贸区合作中体现出诚意和最大让步。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急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而获得东南亚各国的一致赞赏外。还例如，中国在CAFTA的谈判中，承诺率先向东盟开放部分市场，以达到某些早期效益后，东盟国家再开放他们的市场。因为担心后加入东盟的4个经济相对较落后的国家，很难在自由贸易区建立的第一时间受益，中国为促进协议的顺利达成，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承诺给予4国降低关税的一个缓冲期。与日本在农业问题上暧昧态度相比，中国在农产品问题上的政策显得具体和明朗得多，在提出构想之初，就明确作出了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承诺。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为中国就农产品问题上和东盟各国的进一步磋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目前日本政府的态度和立场是：（1）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的原则；（2）以促进功能性的合作为中心；（3）尊重民主主义、自由、人权等普遍的价值观和WTO等制定的全球化规则；（4）利用日本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市场经济经验等，在东亚经济联合中发挥主导作用。日本政府认识到，只有避免建立一个排他的、封闭的共同体，最大范围地接纳合作成员国特别是政治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为此，在中国率先和东盟进入自由贸易谈判之后，为了对抗中国，2002年日本前首相小泉提出了“一揽子经济合作构想”（即东盟10＋中日韩3＋澳新2＋美国1），日本经产省的官员还提出推动建立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和东盟10国的“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倡议。由于日本的前一个方案不切实际、实现难度很大（其实就是要建立紧密型的APEC），也遭到中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强烈反对，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后一个提议因为有中国台湾的参与，必然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也没有现实性。有关专家对日本自由贸易区构想的批评说：（1）合作伙伴的涵盖范围过宽；（2）各种方案，包括日本—东盟自贸区（JAFTA）没有期限设定和目标管理；（3）没有提出本国农业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而成为制约自贸区进程的瓶颈。再加上来自日本政府内部的阻力重重，日本本国经济状况不容乐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日本与东盟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存在分歧等等，都使得日本很难担当东亚一体化的领导角色。最近，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在出访东南亚之时又发表了所谓的“亚洲外交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具体是：第一，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相同的价值观。第二，日本愿与东盟国家一起全力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欢迎美国重视亚洲的政策。第三，积极推进日本与东盟国家的经济贸易合作，建设各种网络，促进投资，拉动日本经济的复苏，与东盟共繁荣。第四，日本与东盟共同发展与守护亚洲多样的文化。第五，促进日本与东盟各国年轻人的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安倍晋三表示希望这五项原则能够得到东盟各国的积极回应，这也表明了日本政府正在重新谋求在东亚以及东南亚区域的更大的影响力。但正如有观察家指出的，日本此举表现出其在经历了经济低迷和政坛混乱之后，特别是在面对中国的强势崛起之时陷入了“战略焦虑综合征”之中。^[56]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日本社会的整体右倾化，可能出现新形势下的“新军国主义”，进而对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形成冲击。

当下而言，东亚一体化的推动首先应依托东盟已经建立起来的平台来展开区域合作。东盟作为东亚相对弱小国家的联合体，给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中、日两个大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跨越障碍，加强交流与合作，三方互动，共同促进东亚一体化的发展。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的现状是：东盟目前坐在东亚区域整合的驾驶席上，担任东亚一体化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的角色。^[57]但从长远来看，将有可能变成：东盟在某些方面依然坐在驾驶席上，但作为一个整体则处于副驾驶的位置，中、日两强都不担任领头羊的角色，但在实际一体化进程中却扮演着关键角色。^[58]

【注释】

[1]2005年12月12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东亚峰会领袖对话会议上的讲话，题为《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东亚的机遇》。

[2]参见廖凡：《WTO框架下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二届国际经济法研讨会会议论文。

[3]蒋玲媛、朱彤：《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多极化》，载《求是》，2006（14）。

[4]迄今为止，世界上共有197个主权国家。其中包括193个联合国会员国，2个联合国观察员国（巴勒斯坦、梵蒂冈），2个未加入联合国（库克群岛、纽埃）。南苏丹于2011年7月14日作为主权国家加入联合国。参见http://www.on.org/zh/members，最后访问日期：2013-07-16。

[5]资料来源：Kimon Valaskakis，WestphaliaⅡ：The Real Millennium Challenge，http://www.paricenter.com/library/papers/。

[6]［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7]［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1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8]［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1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9]参见百度百科“北美自由贸易区”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6310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01-20。

[10]参见余乐芬：《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研究》，载《先驱论坛》，2005（24）。

[11]参见沈丹阳、李光辉、李伟：《“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第三次浪潮与建立泛亚洲经济共同体”刍议》，载《国际经济合作》，2004（6）。

[12]参见陈本昌、周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可能性思考》，载《理论界》，2006（10）。

[13]参见薛芳：《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互补性研究》，载《商场现代化》，2007（9）。

[14]参见张秋菊：《日本与东盟双边贸易状况的实证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06（6）。

[15]参见［韩］李准镐：《韩国语东亚国家中小企业的合作》，中国国家发改委官网，http://www.sdpc.gov.cn/gzdt/t20051031_47530.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01-22。

[16]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按人口算，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将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由中国和东盟10国共创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17]以上资料（图表）源自百度百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词条，http://baike.baidu.com/view/35125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01-20。

[18]参见“2009前三季度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近1500亿美元”，见中国广播网，http://www.cnr.cn/allnews/201001/t20100104_505842988.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0-01-23。

[19]参见辜胜阻：《中国与东盟投资贸易进入加速发展期》，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hgds/20120924/110313219587.shtml。

[20]参见许宁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意义》，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网，http://www.caexpo.org/gb/info/zmq/t20050121_30753.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0-01-20。

[21]参见杨伯江等：《东亚峰会与区域整合的深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3）。

[22]参见刘佳媛：《当今东亚金融合作趋势及展望》，载《世界经济情况》，2006（17）。

[23]近三十年来，巴塞尔委员会先后发布了一系列原则和协议，率先提出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银行监管原则问题。1975年《对国外银行机构监督的原则》曾被誉为跨国银行业监管的“神圣条约”。1983年5月，巴塞尔委员会于进一步制定了一份名为《对银行国外机构的监管原则》的文件，作为1975年协议的修订本，该协议对1975年协议的多数原则都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说明。巴塞尔1988年协议全称为《巴塞尔银行业务条例和监管委员会关于统一银行资本衡量的资本标准的协议》，该资本协议有过多次修订与补充，其中最重要的补充是1996年的“关于将市场风险纳入资本协议框架的补充规定”，适用至今显露出诸多弊端。为此，巴塞尔委员会认识到有必要对1988年的资本协议进行大规模的修改。2004年6月26日，国际清算银行网站发布消息，代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10国集团的中央银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至此，这部经过长达6年的艰难国际谈判和三稿意见征询，在国际金融领域影响重大并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新协议终于正式出台。

[24]参见吴晓求：《东亚金融合作：成因、进展及发展方向》，载《国际金融研究》，2007（8）。

[25]2008年12月12日，韩国银行公布，同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规模达260亿美元（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的韩元和人民币货币互换协议，使两国之间的货币互换规模扩大到300亿美元。韩国银行还表示，已同日本银行达成协议，决定将货币互换规模扩大到300亿美元。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中国总理温家宝和韩国总统李明博还表示，为了帮助稳定区域经济，将设立一个800亿美元的基金，帮助稳定亚洲地区的经济并向亚洲开发银行注入更多资金。姜京希、裴成奎：《韩中日峰会今日开幕共同应对经济危机》，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8/12/13/20081213000013.html。

[26]参见新闻专稿：《东亚合作里程碑：从双边走向三边》，载《解放日报》，2009-02-18。(www.chuimin.cn)

[27]参见外交部：《中日韩合作（1999—2012）》白皮书，http://www.gov.cn/jrzg/2012-05/09/content_213345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01-18。

[28]参见《日本对华出口同比下降14％逆差创历史新高》，载《新京报》，2012-10-23。

[29]参见商务部年终专稿：《2006年中韩贸易额超过1300亿美元》，http://www.lhzq.com/index.jsp？pageAlias＝news＿cont＆newsid＝987797，最后访问日期：2009-07-20。

[30]参见渣打韩国第一银行行政总裁大卫－爱德华兹：《中国领飞可以带动“亚洲雁阵”》，见：朝鲜日报中文网，http://chn.chosun.com/site/data/html_dir/2009/08/11/2009081100002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09-12-21。

[31]参见《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宣言》，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3-10/07/content_1112034.htm，最后访问日期：2003-10-03。

[32]参见王勇：《中日韩合作的重要选项是什么》，载《证券时报》，2009-10-13。

[33]当然，虽然各国在政治上不断努力，但由于历史问题和现实地区形势的影响，政治、安全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暂时还无法实现，东亚共通法主要还停留在经贸、能源、环境等领域，并在金融等方面有了实质的发展。

[34]日本学者滨下武志（HamashitaTakeshi）对以明清时期中国为基础的独立的亚洲世界经济作了一个概括，主张把亚洲历史归纳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和西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为边缘，形成了多个层次同心圆内部以纳贡关系和纳贡—贸易关系为特征的统一体系的历史。参见［日］滨下武志：《纳贡贸易体系与现代亚洲》，载《东洋研究开发回忆录》，46页，东洋文库，1988。

[35]在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领域，欧洲一体化模式被认为是与全球化并行不悖的区域一体化的典型模式，它不但在欧洲取得了成功，而且也适合于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特别是日益区域化和合作化的东亚或亚太地区。

[36]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Region of Peace，Prosperity and Progress，EastAsian Vision Group Report，31October 2001，in ASEAN＋3Documents Series 1999—2004，pp.33-63，http://www.aseansec.org/ASEAN+3.pdf.

[37]“Tokyo Declaration for the Dynamicand Enduring ASEAN-Japan Partnership in the New Millennium”，12December 2003，http://www.aseansec.org/15500.htm.

[38]日本民主党在2009年9月执政后，鸠山由纪夫首相在与中、韩两国领导人会谈时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韩领导人也予以积极回应，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迅速升温。鸠山首相把东亚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2009年10月10日，中、日、韩合作十周年之际，第二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三国区域合作和东亚共同体的问题。温家宝总理和习近平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也表达了对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赞同和支持。

[39]参见梁剑兵：《东亚法哲学大会侧记（二）》，载《法天下周刊》http://www.fatianxia.com/weekly，最后访问日期：2009-10-31。

[40]参见亚洲开发银行：《新兴亚洲的区域主义：共享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2008。

[41]参见《中日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联合研究报告》的第四章——中长期重点合作领域和措施建议。

[42]参见《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3]参见郑兴、魏庆玲：《中日关系即将跨越历史》，载《人民日报》，2007-11-02。

[44]《日本经济新闻》曾报道，2002年上半年，流入东盟主要6个成员方的外资约为65亿美元，比2001年同期下降了60％。其中，马来西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由2001年同期的31亿美元骤减到5.7亿美元，降幅达80％。流入印尼和菲律宾的外资同比减少了70％，流入越南、泰国和新加坡的外资同比分别下降了56％、35％和22％。同时，许多原在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外资企业纷纷将业务转向中国。

[45]新加坡的人均GDP目前已近3万美元，而越、老、缅、柬四国还不到400美元，人均GDP相差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的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的30倍的差距水平。

[46]1999年东盟成员国内部的相互出口额为819.29亿美元，占东盟全部出口额的22.2％，而同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比重分别为54.6％和62.6％。

[47]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内部市场潜力较小。20世纪70到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市场。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加强。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东盟国家，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盟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也相应滑落。

[48]参见张帆：《论“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载《国际贸易问题》，2003（8）。

[49]《东亚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增长强劲但增速放缓》，载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shihang.org/zh/news/2012/05/23/growth-in-developing-east-asia-and-pa-cific-is-strong-but-slowing，最后访问日期：2013-01-19。

[50]2013年1月18日，中国国家统计局首次公布了官方的2003年至20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情况，数据显示自2003年至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逐年增高，2008年达到最高为0.491。自2009年起基尼系数逐年回落，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4。但也有专家质疑官方公布的数据与民间调查所得的数据差距过大。

[51]参见亚洲开发银行：《新兴亚洲的区域主义：共享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46～47页，2008。

[52]参见亚洲开发银行：《新兴亚洲的区域主义：共享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47页，2008。

[53]参见朱明权、汤蓓：《多边主义与东亚地区卫生安全合作》，载《国际问题研究》，2009（5）。

[54]参见亚洲开发银行：《新兴亚洲的区域主义：共享繁荣的合作伙伴关系》，48～49页，2008。

[55]参见《仁厚兄长：中国在泛东亚整合中的角色》，载“星岛环球网”http://www.stnn.cc，最后访问日期：2008-10-27。

[56]参见《杨毅：日本凸显“战略焦虑综合征”安全政策可能走形》，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1/20/c_124244319.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01-20。

[57]根据首届东亚峰会发表的《吉隆坡宣言》，东亚峰会参加国的参加资格按东盟制定的标准确定，东亚峰会与东盟领导人会议同时举行，由东盟领导人会议东道国主办并担任会议主席，会议模式由东盟和其他参加国共同协商。由于东盟对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导权得到确认，东盟对东亚共同体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58]中国和日本，一个是亚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一个是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如何处理好彼此的关系，将对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成败起到关键作用。如果中、日不能实现联盟的话，就不能说亚洲自由贸易区已经形成。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性经济合作空前重要的大环境下，中、日应该摈弃敌视的态度，多寻找共同发展空间，寻求中日双赢和东亚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