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与实践

一、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及其实践

在古代东方社会，率先创造灿烂文明的中国封建王朝同东亚区域的日本、越南、朝鲜、琉球等其他国家之间逐渐建立起朝贡体系，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东亚封建统一秩序。^[34]如导论中所言，由于古代东亚地区在经济领域形成的“朝贡”制度和国际贸易、在文化思想领域形成的儒家、佛教文化传播，在政治法律领域形成的中华法系以及王朝法统思想等，为古代“东亚意识”（East Asian Awareness）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和日本两国在“中心—边缘关系”中的角色易位，日本“脱亚入欧”，建立起亚洲唯一一个跻身于欧美列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对外侵略扩张，先是吞并韩国及中国台湾、中国东北，进而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最后南下入侵整个东南亚地区、东出西太平洋与美国太平洋舰队相抗衡，企图在整个东亚区域建立一个以日本为宗主国的“大东亚共荣圈”。

理性地看待东亚的过往历史，上述第一个阶段建基于中央王朝对边缘地区怀柔政策统治下的朝贡体系，并非一个常态的存在，其实际朝贡关系的存在与否、规模大小，均伴随着王朝—藩属势力的兴衰消长而处于变动之中。例如，日本除了在很短时期同中原王朝存在名义上的朝贡关系外，它还在一定时期扩张势力，同朝鲜形成某种“亚朝贡体系”；再例如，因为古代越南在印支半岛的老大地位，经常欺凌小国，故在印支半岛上也经常担任“亚朝贡体系”中的“次级中心”角色。对于第二阶段，也即近现代由日本主导带有殖民侵略特点的“大东亚共荣圈”，则无论其核心理念（法西斯独裁统治），还是实践操作（日本皇军征服整个东亚区域），都绝对不能被全体东亚人民所认可和接受。显然，侵略战争、殖民掠夺以及奴化统治的屈辱在东亚各国人民心目中留下的创伤，都使这种枪杆子威逼下的“一体化”思想一去不复返。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交通、通讯等联系的日益紧密，逐步又出现了新时期的东亚意识和区域一体化思想。其主要代表者是东南亚联盟的设想者、操作者，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等政界领袖是其主要代表，马哈蒂尔在1990年最早提出“东亚共同体”概念。

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成立。1996年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召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危机当中及其以后，东亚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了区域内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

1997年12月，首届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召开，正式开始了东亚10＋3的对话，形成了东亚合作机制。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越来越认识到了区域内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使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避免了沉重打击，日本也通过“新宫泽构想”提供了3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建立在东盟三十多年合作发展基础之上的东亚区域合作，实质上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实现的局部全球化，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跨越各自边界，减少交易成本，合理配置资源，进而向经济以外的全面合作扩展。^[35]

2000年11月，在第四次“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主动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第四次“10＋3”领导人会议上，各国就未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会议决定成立东亚展望小组（EAVG），就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前景和目标进行研究。

2001年11月，第五次“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展望小组提出研究报告，建议由“10＋3”框架向东亚机制过渡，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同时建议召开东亚领导人会议。

2002年11月，东亚展望小组向第六次“10＋3”首脑会议提出了关于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最终研究报告，该报告确定了“东亚共同体”的三个主要目标，即区域和平、共同繁荣和人类进步。它将“东亚”视作“由国家构成的区域移向共有挑战、共同抱负和相似命运的、真诚的区域共同体”，并期待经济领域，包括贸易、投资和金融，能够成为“综合的共同体建设进程的催化剂”。提出了包括17个短期措施和9个中长期措施的政策建议。当月召开的第六次“10＋3”领导人会议通过了该研究报告，确立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并要求各国为此共同努力。在经济合作方面，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在金融方面，建立区域金融机构和协调的区域汇率机制，并提及形成“东亚共同货币”的可能性。在政治与安全合作方面，推行一种行为法则，以便建立良好邻居、相互信任和团结一致的各国关系，培育各国间的信任建设，尤其是交流、协商和军事、防御官员之间的其他合作活动；实施有效措施控制和避免冲突，在区域维和方面达成合作协定；增强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机制，增强次区域的安全对话；增强东亚在国际事务中的声音等。在制度化合作方面，建立“东亚思想库网络”；将东盟—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转变为东亚峰会；建立由该区域的政府和非政府代表组成的“东亚论坛”等。^[36]

2003年10月，第七次“10＋3”领导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中国政府支持“10＋3”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深化实际合作，并提议举办东亚城市市长论坛，通过合作，共谋发展，联合自强，抓住机遇，战胜挑战，实现亚洲的共赢。同年年底，日本和东盟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也确认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即“寻求建设一个外向的、富有生机活力和共有相互理解精神、维护亚洲传统和价值观，又尊重普遍规则和原则的东亚共同体”^[37]。

2004年11月，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合作的长期目标，并决定在2005年12月召开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期间，同时召开东亚领导人会议即东亚峰会（EAS）。

2005年2月至4月，东盟高级事务级会议和东盟外长会议就“10＋3”以外国家参加东亚峰会的标准达成了一致，具体条件为：第一，是参加东南亚友好条约的国家；第二，是与东盟充分对话的国家；第三，是与东盟有实质性合作关系的国家。2005年5月，“10＋3”外长会议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参加东亚峰会达成原则性协议，同年7月，“10＋3”外长会议就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参加东亚峰会作出决定，同意三国按确定的条件参加东亚峰会。

2005年12月，第九次“10＋3”领导人会议和首届东亚峰会（包括“10＋3”各国首脑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三国首脑）同时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两个会议分别发表的《吉隆坡宣言》表明：“10＋3”是实现东亚共同体的主要手段，这一框架与区域内其他论坛和机制相辅相成，是整个地区框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利于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安全、繁荣和进步的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各国的长期目标，各国要为实现这一长期目标而共同努力。(www.chuimin.cn)

2007年1月，第十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中部城市宿务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进一步提升“10＋3”合作的层次与水平提出5点倡议。

2007年11月，第十一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在新加坡举行。会议通过了第二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及2007年至2017年“10＋3”合作工作计划。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发表题为《凝聚共识，再创辉煌》的讲话。^[38]

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东亚各国的合作探讨。

2009年10月24日，第十二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在泰国华欣举行。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表示，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等各种严峻挑战，我们要坚定信心，团结合作，共克时艰，将东亚合作推向新的高度。会后发表的主席声明指出，各国领导人重申将“10＋3”机制作为实现东亚共同体长期目标的主要载体，由东盟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此外，他们还强调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

2010年1月1日，中国和东盟10国组建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全面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与建成的首个自由贸易区，也是东盟国家参与建成的首个自贸区，它的建成必将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接下来，随着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推进，一个以中国、日本、韩国以及东盟10国为主体的“10＋3”东亚经济共同体已经开始孕育。三大自由贸易区竞相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可能会融合成“10＋3”东亚自由贸易区，最终可能形成东亚经济共同体。

2010年10月29日，第十三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与会领导人表示将采取有效行动，建立更紧密的区域合作关系。与会领导人积极评价“10＋3”合作取得的新成果：清迈倡议多边货币互换机制正式实施；研究设立“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建立“10＋3”债券市场论坛以及信用担保和投资机构；研究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等。2011年11月，第十四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表示，东亚合作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坚持东盟主导，突出发展、互利、共赢的主题，继续以“10＋3”为主渠道推进东亚一体化建设，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2012年是“10＋3”合作进程启动15周年，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坚定信心，团结协作，推动“10＋3”合作达到更高水平。

2012年11月19日，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15周年峰会在柬埔寨金边举行。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表示，“10＋3”合作从无到有，不断成长，经受住了地区和世界风云变幻考验，取得显著成就。我们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合作平台，在维护金融和粮食安全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东亚实际、成功的区域合作道路。当前东亚合作处于深化的关键阶段。我们要不断增强内部凝聚力，继续聚焦发展问题，进一步强化机制建设，坚定信心，扎实推进，为早日建成东亚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图13—1　 东亚区域一体化示意图

如前所述，综合地看，东亚共同体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东亚共同体应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基石，通过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货币联盟等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相互联结而成一体的关系状态。一个灵活的、多轨的、多重速度的合作框架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必要前提，而鉴于东亚地区庞大的经济规模和高度分化的利益，在现阶段期望一个单一的机构或者机制就能够处理东亚区域合作的各项政策议题显然是不现实的。区域合作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现阶段参与东亚合作的成员分布在多个不同的框架之中，从仅仅包含几个国家的次区域组织到横跨欧亚大陆的亚欧会议（图13—1反映了现有的亚洲合作的各种框架），这一系列不同的合作框架对于实现区域的多重政策目标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也为未来的“东亚共同体”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当然，现在的“东亚共同体”还只是一个“强理念、弱制度”的政治概念。东亚各国虽然确定了定期举行东亚峰会的共识，但在“东亚共同体”究竟包括哪些国家还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中国认为参与建立东亚共同体应该是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日本则主张“东亚共同体”成员还应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有些激进的日本学者甚至认为现在就已经到拟定和讨论东亚共同体设立条约方案的时候了，个别人甚至希望并预测在2015年左右建成东亚共同体的构想。^[39]此外，有人主张“东亚共同体”只是单纯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有人则认为应包括社会和安全议程。但从实践角度讲，今后一段时间仍应以深化经济合作为中心任务，以自贸区建设为重点内容，稳妥地开展政治安全对话与合作，而后逐步发展为涵盖各领域的综合性合作机制。

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实践已经给该区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在生产和贸易领域，区域一体化已经成为东亚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比较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促进更深层次的一体化、改革和竞争，东亚区域有望继续巩固其在全球制造业的领导地位。自从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数量迅速扩张，次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已经在东亚地区发展迅猛，而东亚各国已经从中获取了巨大的收益。在金融领域，东亚金融体系自从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获得了充分改善，区域金融联系加深。尽管市场一体化远未完成，但是区域内的以及与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相互依赖程度已经上升。东亚地区一体化金融市场的建立能够培育发展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区域性市场，并最终提高区域内巨额储蓄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东亚地区日益增长的贸易和金融联系致使宏观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迅速提高，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越来越需要考虑邻国的行为，而通过共同制定政策能使共同的绩效最大化，从而使合作的潜在收益越来越大。包括《清迈协议》（CMI）、东盟10＋3的经济评价与政策对话机制（EPRD）、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等在内的宏观经济合作机制也正在为应对东亚宏观经济的相互依存发挥着各自的作用。^[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