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各个时期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但无论如何，后世西方历史哲学基本上就是在基督教神学救世史的图式上建立起来的。（二）维柯西方历史哲学的源头虽可上溯到奥古斯丁甚至于《圣经》，但真正将历史与哲学结合的是维柯。

二、西方历史哲学各阶段

（一）基督神学历史观

由于西方历史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关系极深，我们先对基督教神学历史观进行分析。一般来看，《圣经·创世纪》以上帝造万物开局，以万物最后复归于上帝结局。这种历史认识和信念与更早的古希腊历史循环观相比，“第一次真正打破了循环的观点……在这里，历史第一次被理解为进步。”事实上，圣·奥古斯丁在基督教神学历史观的定形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上帝的国在地上，相对于“千年王国的降临”来说，在上帝创世和末日审判之间的无数个时代里，人类的作为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由此看出，基督教神创说历史观虽然给历史以方向性的最后拯救，但（人的）历史在其中却是被悬置或被虚化了的。换言之，这种史观只有上帝的时间和对上帝的信念，没有人的作为和人的任务，历史没有其真实的主体，主体缺位，注定这种历史是虚无缥缈的、不存在的。但无论如何，后世西方历史哲学基本上就是在基督教神学救世史的图式上建立起来的。维柯的天意，康德的自然意图，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希特的世界计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的神，等等，莫不如此。

（二）维柯

西方历史哲学的源头虽可上溯到奥古斯丁甚至于《圣经》，但真正将历史与哲学结合的是维柯。1500年左右，新航线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使全人类的概念和真正的“世界史”成为可能，而17、18世纪普遍理性法庭的审判，特别是笛卡儿对历史作为科学的死亡判决，更推动了历史科学向哲学的飞跃。身处18世纪的意大利，维柯第一次明确提出：“这个民族世界的确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面貌必须在人类心智本身的变化中找出。如果谁创造历史也就由谁叙述历史，这种历史就是最确实可凭的了。”^[13]换言之，人类社会和历史是人创造的，人类对历史可以认知，可以有所作为。他把这称为“新科学”和“第一原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虔信宗教的人，维柯还需要调和其“人创历史说”与基督教神创历史的矛盾。他认为，人的意图或计划只是实现“天意”的手段，即人的历史活动是上帝神圣工作的继续。而正是由于这种“天意”的规定，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基本社会结构发展过程尽管在发展的细节上有所差异，但在“骨子里”却大体一致，此即为“人类共同的心灵词典（mental dictionary）”^[14]。翻开这个“词典”，人们会发现一切民族都要经历一个兴起、发展、鼎盛、衰亡的“理想的人类永恒历程”，这是上帝的一个“计划”。该计划由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个人的时代三阶段组成，而每个民族都要经历这些时代及其相应的政体。从而，维柯以人是实现“天意”的手段的命题，解决了人与神在时间（历史）问题上的矛盾。

与此同时，维柯又作出如下三个价值性判断：（1）自由民主政体的优越性。他认为西方已进入“人的时代”，其时代的特点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他们在本性上都是平等的”。虽然人的时代的两种政体——君主独裁制和自由民主制——在价值上是不分伯仲的，各民族选择哪一种政体视其国内情况而定，但如从最符合“人的时代”的平等特点来看，自由民主政体无疑具有更大的价值优越性。而君主政权也就成为极权、等级森严、不人道的代名词。据此推理下去，原来曾被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家广泛赞誉和推崇的“皇帝文官式”的中国君主政体也就从最先进、最人道而沦落为最落后、最极权。^[15]维柯在一定意义上，破除了自莱布尼茨、杜赫德（著有《中华帝国通志》，1735年）、伏尔泰等西方思想家历史视野中的“东方”神话，而建立了西方中心论的价值基础。（2）基督教原则。如果说自由民主政体的优越性是造成西方优越论之合法性的政治根据的话，基督教则是其信仰的根据。维柯认为，宗教对每个民族都是必需的，它构成每一种政体的真正基础。而西方人信仰的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最好的宗教，“而其他宗教都是虚伪的”。从而，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和以基督教为基础的文明也就具有了其他宗教、民族和文明所没有的优越性。（3）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念和行动。推崇基督教，固然可以把西方摆到了某种优越的价值位置上，但是却如同中国和印度等文明也常以不同的根据自我抬高一样，它本身不体现什么。“文明优越论”的最终成功不仅取决于“老子天下第一”的观念或认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该文明有无扩张的强烈冲动和军事征服上的企图。西方社会长期的分裂、战乱和征服，以及“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的“文明”征服提供了最好的土壤。^[16]

由此可见，为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实践提供合法性的政治、信仰和文化心理根源的逻辑，已隐含在西方历史哲学之父维柯的“新科学”中。而18、19世纪西方在科技、组织制度和思想方式方面的创新及其随之而来的财富与信心的巨大的增长，则使这些隐含的逻辑在现实中充分展开，并以绝对优势征服了世界。西方开始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和人类的中心。维柯思想中西方特殊论和优越论的倾向在19世纪得到膨胀式的发展，其登峰造极之作即为黑格尔的西方中心论。

（三）黑格尔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绝对精神显示自身、认识自身、实现自身和返回自身的过程。绝对精神的本质即自由，它从东方到西方依次实现，东方（含中国）永远无法摆脱“蒙昧”的“孩童状态”，西方则是历史的终点，由日耳曼民族承担着世界精神的最后使命。正如“天国的光辉”将洒满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最好的制度”也将在（日耳曼民族）这一“历史上最后的国家”实现，这个最后的政治国家之所以代表了一个综合和终结，就在于它使一切可能的方面都得到了和解，而且没有为将会导致世界历史进一步发展的不完善性和不满足留下任何余地。就这样，黑格尔用一元的世界历史扼杀了维柯的各民族生成兴衰的历史，用直线封闭的历史路线即历史的终结取代了维柯历史的开放即历史的循环不已、螺旋式上升。^[17](www.chuimin.cn)

与此同时，黑格尔认为“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世界精神实现的工具。无论是体现着世界精神的民族的崛起，还是体现着世界精神的自由原则的传播和实现，都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这就意味着“文明的”民族必然要征服那些尚未达到同样发展水平的民族，即野蛮民族。据此，他说：“亚洲各帝国的必然命运就是屈服于欧洲人，中国有朝一日也将认可这一命运”^[18]。其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在历史的终结中终于得到了统一。进而，在黑格尔眼中，寻找敌人和发动战争对于肩负世界精神使命的西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最大的现实好处便在于通过敌人和战争确保其自身的统一及其公民的政治美德。在黑格尔那里，当今西方主流思想的偏见已暴露无遗：以先验的自由理解历史，区分民族（或国家），人为地制造对立物甚至敌人，通过对“上帝选民”的垄断而将全人类利益置换为某特定民族的利益并任意践踏其他民族的利益，还美其名曰“文明的战争”或“自由的胜利”等等。^[19]黑格尔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就认为，中国缺乏作为一个人主要意识的“自由理想”。正由于此，使中国这个“最持久”、“最古老”的国家几千年来毫无变化，缺乏独立和创新精神，在客观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缺乏一种对峙，从而成为“世界历史的发展史的局外人”。将来只有当“若干因素综合”在一起，文明取得新的“生机”之后，方可进入“世界历史的局内”。在这里，中国和其他非欧洲民族一样，其必然命运就是被西化。

对此，我们必须向黑格尔先生提出这样几个问题：那些尚未转变为现代国家的民族是否会存在某种不可开化的残余，并使之永远不可能开化（即西化）？实践中的“西化”是不是等同于黑格尔在批判康德时所说的“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黑格尔所发现的基督教自由原则本身是否也仅是历史的产物，而并非人类更新更好发展的终极指针？当然，这些问题也许都已超出了黑格尔——这位德国基督徒——的眼光与时代局限。他的确站到了古典哲学最高峰眺望人类的整个历史，但是，站在喜马拉雅山顶的基督徒也仍然是一个基督徒，而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

（四）斯宾格勒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粉碎了欧洲人对于和平、繁荣、自由、进步的信念，西方持续几个世纪的直线攀升的资本主义文明及其历史哲学产物——西方中心主义一起走过了其最高峰。斯宾格勒“西方必然没落”的先知式预言恰在此地引爆了西方悲观、茫然、反思、抗争的百味锅。

斯氏对西方传统历史哲学最为反感，他说后者“把历史分解为当代—中古—近代的不可信的，空洞而又毫无意义的架构，完全统治了我们的思想”^[20]。它仅仅是从西欧中心论出发编造的历史哲学的“托勒密体系”。而斯宾格勒的任务就是打破这种“托勒密体系”，实现历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提出了一种承认所有文化具有同等价值的“文化形态学”。他把以往的世界历史分为八个具有同等价值的文化形态，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伊斯兰文化、玛雅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些文化都是相对封闭的、自足的体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排他性，都有着自己的生死兴衰的必然命运，都要各自独立地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它们彼此间尽管也存在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以它自己的精神接受另一种文化的形式罢了，没有也不可能实质地改变该文化的内在精神。

显而易见，斯宾格勒用多元、有限的“文化生命历程”取代了黑格尔一元的、绝对的“世界精神”的运动，以兴盛衰亡的循环取代了直线式的前进，以文明的结合取代了历史的结合，并宣告了西方文明的“内在终结性”及其不可避免的没落，从而打破了西方中心论并促进了欧洲人的反思。但另一方面，他又秉承黑格尔等对中国的偏见，把中国等其他文明看作和历史上已消失的古巴格达文明一样，是“没有生气的”、“非历史的存在”，甚至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是今日唯一存活的文明，并赋予其建立的世界帝国的特殊使命。这样斯氏又从后门请回了西方中心论的幽灵，尽管附有欧洲如日中天却必然会没落的特别说明。

（五）雅斯贝斯

斯宾格勒具有浓重悲观主义色彩的文化宿命论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那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克服。雅氏深刻地抨击那种把东方文明当做“古玩”的看法无疑反映了欧洲人“典型的傲慢”。他指出西方“再也不能忽视伟大的亚洲文化世界，把它当做由处于永久精神停滞状态的非历史民族构成的世界。世界历史的范围是全世界，如果我们缩小这个范围，我们所组成的人类画面就将变得不完全和不真实。”^[21]进而，他还提出了关于历史起源与目标的三大命题：（1）西方是在与东方的对立中建立起来的，且一直处于对立之中；（2）东方相对于西方的自我完善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参考系；（3）亚洲的巨大存在。虽然这三大命题似乎有助于雅氏得出与汤因比相同的结论：必须承认文明之间的共性和历史继承性，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在价值上都是相等的，谁也没有资格妄自尊大，只有消除人们惯常产生的“自我中心的错觉”，才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的意义。^[22]但令人遗憾的是，雅斯贝斯最终选择的仍然是自高自大的欧洲中心论。他确信，在世界上所有现存的文明体中，“只有欧洲（文明）通过其实际成就，证明了它自身的卓越”^[23]，针对现代科技何以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其他文明区域、为何只有欧洲才有持续不断的创新和突破这一著名的“李约瑟难题”，雅氏煞费苦心地总结出西方超越东方的七大原因予以佐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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