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生态问题的全球化与国际法律合作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出国界而成为全球性问题，例如酸雨、热带雨林锐减、物种保护、臭氧层保护、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等等。环境污染危害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引发了世界各国以及人们的全球性注意力，并产生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规范。

四、环境生态问题的全球化与国际法律合作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生态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全球生产力和全球生产总量，也使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趋严重。许多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出国界而成为全球性问题，例如酸雨、热带雨林锐减、物种保护、臭氧层保护、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荒漠化等等。举目世界，亚马逊森林面积的锐减，导致地球热带雨林——这一巨大的水源库和大气调节库的作用减弱，进而与诸如大气污染排放、土地沙漠化、草原植被破坏等因素相结合，形成全球气候异常，每年“厄尔尼诺”现象都造成许多地区或者暴雨成灾，或者持续干旱，或者飓风连连的严重灾难。中国北部地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沙尘暴、西太平洋的赤潮、海平面的上升、南极上空臭氧空洞的日益扩大等等，意味着世界各国已构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影响、谁也离不开谁的全球生态共同体。

我们已生活在同一个生态圈里，任何主权国家和个人都对全球生态环境享有权利，但同时亦负有责任。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协调，需要一个新型的、跨国家的体制来解决，因为主权国家的存在使国际体系呈割据状态，各国政府间相互不停地竞争，不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恰如哥伦比斯和沃尔夫讲的那样：“在这个工业产值被视为国家政治权力中一项重大要素的世界体系当中，我们不应期望政府会自愿地限制本国的生产率，除非本国公民大规模中毒，或者本国领土资源枯竭等威胁迫在眉睫。如果说全球性问题确实能刺激建立全球制度的话，那么，这种趋势有可能向更多地导致国际（也可能是超国家的）调整方向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削弱”^[55]。1984年，应联合国秘书长的要求联合国成立了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内容是：重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能使国际社会更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协助大家对长远的环境课题建立共同的认识，并为之付出必要的努力，以便成功地解决保护环境和提高环境质量的问题；制订出今后几十年中的长远行动计划，并确立世界社会的理想目标。

系统地考察可以发现，贫穷、不可持续发展、环境退化和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冲突以一种复杂和密切相关的方式相互作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其调查报告中指出：“世界许多地区处于恶性循环中：人们为了每日的生存而被迫过度使用自然资源，而环境的恶化使他们进一步贫困化，使他们的生存更加困难和无保障”^[56]，“我们是生活在生态系统中的呼吸空气的动物。当然我们在生态圈内按国家和地区划分界线，但是它仍属于一个整体。因此，当我们乐观地宣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可以同时并举时。经济发展必须放在第二位，必须有严格的生态标准做指导。这些基本思想还远远未被人们普遍接受”^[57]。实际上，我们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这一跨世纪战略的过程中，既要强调开发建设，又要强调生态治理和环境保护，要科学地认识“生存”与“发展”的辩证关系，绝不能豁出“生存”搞“发展”^[58]。为此，就要在出台有关西部大开发的经济性法规之外，着重强化环境生态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与当地现有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少数民族丰富的生态治理经验与民间习俗）的良性互动，从而带来西部大开发的最佳结局。

历史地看，现代以来的生态危机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的副产品，“过去的危机主要由天灾人祸等客观原因所造成，这些原因有外族入侵、瘟疫、洪水、地震等等。与此相反，当前的很多危机是由主观原因造成的，而且往往起源于人们最美好的愿望”^[59]。全球性问题的爆发，直接地标志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陷于冲突境地，更对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的狭隘而短视的经济增长模式敲响了警钟。环境污染危害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当地球和大气被污染和破坏，人类该怎样生存？从深层意义上看，这些问题实际上对人类的活动方式与活动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呼唤着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团结一致，寻找自我拯救之途。(www.chuimin.cn)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引发了世界各国以及人们的全球性注意力，并产生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规范。目前，联合国及许多国际组织通过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国际协议，诸如：（1）《世界自然宪章》（1982），该宪章被认为是所有涉及影响自然的人类活动的基准；（2）联合国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3）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保护基金联合发表的《新的世界环境保护战略》（1991）；（4）1992年，在日本召开“地球环境贤人会议”，会议通过的《地球环境贤人会议东京宣言》；（5）《关于在月球以及其他天体规制国家活动的协议》（1979）；（6）《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2）；（7）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鸟类为目的的《拉姆萨尔公约》（1971）；（8）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为目的的《世界遗产公约》（1972）；（9）以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为目的的《华盛顿公约》（1973）；（10）地球政治高峰会通过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

2012年6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此次会议与1992年同样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正好相隔20年，因而也被称为“里约＋20峰会”。此次里约大会的主题为：一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背景下发展绿色经济，二是关于可持续政治治理与制度框架。峰会全面评估了20年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进展和差距，重申政治承诺，应对可持续发展的新问题与新挑战。会议通过了最终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这份文件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合作精神，展示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对确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终文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国际发展合作指导原则免受侵蚀，维护了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础和框架；大会决定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就加强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发出重要和积极信号，为制定2015年后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重要指导。

此外，国际社会还就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排放、臭氧层空洞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并且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协议。一些非政府国际组织，如国际环境保护组织、国际绿党联盟等也提出各种《宣言》或法律建议书，加之世界各国内部出台的生态与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应该说这方面的法律已经是蔚然大观，当然，距离找到一种全面解决这些问题的通用国际办法，扭转现在世界经济系统发展的总趋势，重建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之和谐关系，还相差得很远。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对于国际法律合作和全球法秩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而作为回应，包括国际人权法、刑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私法、渔业法、国际水资源法、核能法以及南极条约体系在内的一系列国际法规则都在环境问题取得了新的重要进展。^[60]在围绕着环境生态问题的国际法律合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公益诉讼、非政府组织活动、风险预防原则的引进等等一系列的新要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非政府组织为例，由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并不足以保护全球环境，拥有着专业的人员、良好的资金支持的大型跨国环保非政府组织日渐在保护全球环境的舞台上显现出其重要性。非政府组织不仅可以积极参与到国际环境法的制定过程中，参加到国际环境谈判的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国内层面的活动开展全球环境公共产品的管理，从而带来更为民主的全球环境问题解决途径。^[61]我们可以看到，在环境生态问题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新的国际环境法实施机制正在被不断创设出来，包括禁止与限制、间接管制手段、直接管制手段在内的一个全方位的实施机制体系正在架构之中。

环境生态问题的全球化与国际法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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