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文化的内涵及影响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是公民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前提。（三）公民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民主参与的文化民主参与的基石和源头是人民主权观念。权利本位文化、主体文化固然是公民社会中公民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但前公民社会的文化也会渗透、积淀、传承到公民文化当中，成为公民文化的组成内容。

一、公民文化的内涵

文化一词，泛指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社会的活动中所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公民文化是文化的一种具体形态，它是有关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中的公民意识、行使公民权的行为、有关保障行使公民权的制度的总称。在民主政治的社会秩序当中，它集中体现为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开放的、民主参与的、多元统一的理性文化。对于公民文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19]：

（一）公民文化是一种在历史中形成并在社会进步中不断完善的文化

公民文化是伴随着社会—国家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样态。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是公民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前提。在西方，公民社会最早可以溯源于古希腊时代。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20]在古希腊，城邦既是国家又是社会，二者尚未加以区分，融合为一体，但这一时期的社会则已有公民阶层和其他非公民阶层的划分，享有公民权的雅典人通过公民大会直接参政议政。到了中世纪，在欧洲君主制国家中，国家的活动重心在于政治，而个人的活动中心渐次转向了经济领域，进而出现了非政治化的市民社会，其结果就是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由此重新审视自然状态下的社会，因缺少一种稳定、明确的法律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和裁判尺度，也缺少一个有权依照既定法律来裁判一切争执的知名的和公正的裁判者，正确的判决往往得不到强制力的应有支持和执行^[21]，从而带来了市民社会的诸多不足与缺陷。对此，比较可靠的办法就是由市民社会订约以建立政治国家，即社会成员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交予政治社会，形成公权力。其基本特征是：法律高于一切，法律是最高的统治者；排除人治状态；权力分立和制衡；人们的自由权和财产权得到法律保障；民主政治决策机制，少数服从多数，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公共权力的存在基础与运行的终极目标就是保障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以及私法主体的自由，并最终确保市民社会的自由与安全。^[22]从而，在市民社会将权利交于国家之时，市民社会也演变成为公民社会。公民文化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公权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周礼”为蓝本的宗法制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形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种上下有序、尊卑有别的宗法社会。在此社会当中，缺乏基本的个体权利观念，只能形成子民（臣民、草民）文化，公民文化根本无从谈起。

（二）公民文化是一种以权利为本位的文化

权利本位文化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公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一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公民支配国家，国家则保障公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实现；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国家权力的设定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权力的运行以创设权利和保障权利为目的，权力必须始终满足权利的要求和主张，并接受权利的平衡和监督。“人进入社会不是要使自己具有的权利比以前更少，而是要让那些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他的天赋权利是他的一切公民权利的基础”^[23]。英国哲学家休谟把“财产占有的稳定、根据同意的转让、承诺必须兑现”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项自然法。承认个人财产权和个人人身权一样，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起点。也是法治概念在英国产生的一个起点。如果认为政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那么这种授权和同意最终还是要回到每个人的身体和财产上去。

（三）公民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民主参与的文化(www.chuimin.cn)

民主参与的基石和源头是人民主权观念。它最初来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所倡导的人民主权思想。大体内容是：作为公民之集合体的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公民与国家是本原性主权与派生性权力之间的关系。正如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所论证的那样，国家权力只有一个唯一合法的根据，那就是人们以自己为目的而订立的自由协议。只有通过公民的集合体——人民的默契或表示，权力才能获得，人民的公意是国家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和原始权威。与此同时，公民作为与国家相对应的概念，其具有的法律人格及尊严无论在法律上、制度上，还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都应该被充分肯定。“人民之所以要有首领，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不是为了使自己受奴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同时也是全部政治法的基本准则”^[24]。公民在发表政见、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其权利（包括宪法上的各项自由权利、选举权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的享有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是随着法治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扩张的。公民不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当中，其认真对待权利的结果都应该以自己的权利被政府机关和社会高度重视并加以维护的形式表现出来。

（四）公民文化是一种多元统一的文化

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在《公民文化》一书中的概括，公民文化乃是由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参与者文化混合构成的。^[25]其基本意旨在于：社会发展具有延续性，民族传统和社会文化具有传承性。权利本位文化、主体文化固然是公民社会中公民文化的标志性特征，但前公民社会的文化也会渗透、积淀、传承到公民文化当中，成为公民文化的组成内容。公民文化不仅仅是现代文化，而是现代与传统、政治与商业相混合的文化；不仅仅包含着自由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纳税意识，还有服从观念、自利观念、机会主义观念等等。宏观地看，作为法律演进和经济发展内生变量的法律（公民）文化环境是一种在特定文化环境中人们长期、普遍接受的法律文化结构及其内核之间稳定有序的自组织状态。人们通过继受、传承、接受某种法律文化结构，进而形成传统的同时，就意味着法律文化不是永恒的，它的取得不是天生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习得的、渐变的。社会的偶然变动或思潮偏转，至多使社会少数成员的法律价值观发生局部或某一层面上的变化。只有社会大多数成员长期普遍地接受某种法律文化结构，才能逐渐产生某种相应的新的法律文化模式。一个民族（社会）的文化越久远，其现存的法律文化模式特别是它的深层结构和结构内核的成分就越复杂，这不单是因为人们部分或普遍地、短期或长期地接受了各历史时期的外来法律文化结构，还因为一个富有活力、能久存至今的法律文化模式必定有较好的消化、吸收外来法律文化因素的能力，它不断地融合或同化外来因素，也促使法律文化模式特别是其深层结构和结构内核的成分愈趋复杂化，以至于我们难以精细地分析其源流。^[26]

（五）公民文化是一种不断试错并追求和谐均衡的文化

诚如公民文化并非从来就有的那样，自其产生以来，公民文化一直受到社会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法治实践的决定，不断变动且在与这些因素的相互磨合中渐次成型。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公民身份的取得、公民品格的建立、公民阶层的凝聚、公民文化的孕育，无不来自艰苦的斗争。这些争取“民主”、“人权”、“平等”、“自由”的反抗行动，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清晰的纲领与方向，往往是在一次次的求索中逐渐明确并固定下来，成为人类政治法律生活中的宝贵价值。整个公民文化日益发达的进程中，处处体现了兼顾各方利益、维持稳定秩序、寻求法律均衡和文化和谐的理想。博登海默就此指出：“一个法律制度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它成功地达到并且维持了极端任意的权力与极端受限制的权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不可能永久地保持。文明的进步会不断地使法律制度丧失平衡。通过理性适用于经验之上，然后又恢复这种平衡，而且也只有凭靠这种方式，政治组织和社会才能使自己得以永久地存在下去”^[27]。此外，各类差异很大的观念形态，诸如公民的积极性取向、臣民的消极性取向、村民的超脱性取向都融合在公民文化中，融合的结果使整个公民整体得到一整套平衡的政治取向。其一，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是平衡的：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行为，其消极方面不至于使社会缺乏活力、停滞不前，而积极行为也不至于损害政府的权威；其二，政治、法律方面的共识与分歧是平衡的：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中允许分歧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分歧必须有节制，在分歧的前提下必须得到共识。若一个社会中分歧过多而形不成共识，会对社会的稳定性造成损害，因此共识与分歧也应得到平衡。马克思曾经指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28]。利益是一种存在于社会化了的主客体关系之中的事实存在，它作为联结社会关系的纽带和引导人们行为的目标，与社会主体的客观需要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即人们不断增进的利益需要和相对匮乏的利益资源之间存在着矛盾，为了有效缓和或消解利益矛盾，就必然要求在以共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社会共同体中，各利益集团以及每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彼此妥协和让步，这是构成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对共同体内事务均有约束力的共同规则体系的前提，也是法本质的社会性的基础。

公民文化的内涵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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