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观的反思与超越：《价值论》研究

二、社会主义观的反思与超越

当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验证价值与真理统一的新历史观提供了重大的历史案例。

社会主义，原本来自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美好前途的理想和追求。一般说来，当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现实社会发展的种种不足和缺陷，不满于生活中种种苦难、不公和黑暗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应该有一种更合理、更完善、更光明的社会制度，使人们都能够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这种高尚的思想和感情，从学理上看就是一种价值追求。对价值的追求是人类固有的权利和责任，是人类不断改造世界、改造自身的一股永恒的精神力量。正因为如此，人类自古以来就不乏各种美好的理想、愿望、信念、预言、设计和承诺。不仅各大宗教历来都热衷于提供永恒的“幸福天国”和“极乐世界”图景，各家学说也都纷纷探讨和鼓吹未来各种各样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

然而，尽管人们有权选择和追求自己的理想，有权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构想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却谁也没有权力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用自己的意愿和想象代替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或无视现实条件而任意地改变历史。美好的理想和承诺并不一定都具有现实生命力。自古以来不断翻新的各种美好理想、愿望、信念、预言和设计，都无一例外要在实践面前接受考验，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可持续的生命力。因此它们也就有了真实与虚妄、科学与幻想、诚实与欺诈、有无生命力之分。社会主义也是如此。

社会主义的历史反思

社会主义产生于批判资本主义。与以往各种关于未来美好社会的描绘（它们大都是忽略历史条件、超越时空的想象和猜测，都还处于极其简单化的形态和水平上，因此它们往往游离于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之外）相比，没有哪一个社会思潮能够像“社会主义”这样，不仅真正形成了一门系统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学说，而且终于切实地导致了一场持续的、强有力的社会改造运动。

粗略地回顾历史也许可以说：社会主义，如果不是有史以来唯一的，至少也是第一个先有了理论和设计，然后进行有意识的社会组织和改造运动的思想体系。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期酝酿、形成和发展，使其自身不断臻于成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与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相对高级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时代紧密地联系着。资本主义的实践本身，不仅将社会发展的许多潜力和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将现存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也发展到极致。它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弊病日益充分地暴露出来，使人们能够在享有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成果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它的历史局限，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探索新的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

“社会主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的最初思想形态是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发表的《乌托邦》和意大利人康帕内拉写成于1601年的《太阳城》两书，就看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丑恶和它所带来的灾难。在痛加揭露和控诉之余，书中也设想出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情景。从此“社会主义”就作为一个十分新鲜而有些神秘的字眼，成为令无数人为之向往和激动的目标。这是“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思想体系的正式诞生。

但在现实中，“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各种各样的面貌。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之前，社会主义（它当时还不叫空想社会主义）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从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使用文学笔法表达的充满激情的意向，经过18世纪法国人摩莱里和马布利从理性角度加以法理化的论证和深化，到19世纪三位杰出代表人物——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那里，作为一种纯粹理想的社会主义达到了它的顶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其称为“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诞生的标志。但当时它并不叫“科学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曾对“社会主义”这个名称有所保留。恩格斯在为《宣言》1888年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曾说：“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然而这还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23]。为此，《宣言》曾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考察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包括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德国式冒牌货等在内的“反动的社会主义”，还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在分辨精神实质，划清是非界限的基础上，才能够举起科学社会主义的旗帜。

科学社会主义继承并发扬了前人关于追求人类解放和美好前途的崇高理想信念，但它绝对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之处，则主要在于两点：（1）它超出了主观的价值构想而寻找历史的逻辑，回答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和必然性问题。这意味着它力求从一种单纯的价值观念上升为具有科学真理性的学说。（2）经过阶级分析，它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和主体力量，意味着从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上升成为一种现实具体的价值观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既是发展的两大不同阶段，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思维方式。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提出并热情追求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这个价值追求的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更为可贵的是，通过深刻地认识资本主义的弊病，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未来合理化的构想，“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24]。其贡献不可磨灭。但说到底，空想社会主义毕竟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其“不成熟”的第一个最为明显也最具根本性的表现是，由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由于空想社会主义是“依据现实提出问题，单凭头脑解决问题”，就使得它在一系列实质性的问题上，都表现出理论和方法上的先天不足，“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空想社会主义“不成熟”的另一个因理论上的隐蔽性而很少被注意的表现，是其价值追求本身的缺陷。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主要来自单纯“应然”的正义感，其实并未达到成熟的理性高度。因为它尚未使价值构想与现实的真理性结合起来，达到相互一致的境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25]。“本能的渴望”不能代替科学的论证，没有现实主体的任何理想和观念都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现实力量。空想社会主义最终只能停留于善良的价值追求水平，而不具有客观真理性。

既然“社会主义”代表更加优越的社会，那么就需要在描绘其历史合法性和优越性的同时，揭示和证明其历史的必然性或可能性，在理论上充分地揭示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切实根基和内在条件，并指出使其变成现实的可行性方式和过程。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给以令人信服的回答，才能跨越决定性的界限，使理想获得真实生命。否则，“社会主义”也像其他美丽神话一样，仅仅是一些人的主观意愿，一个不能实现的梦想。而马克思恩格斯跨越了这个决定性界限，关键在于通过对生产关系、全部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科学分析，找到了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者与人类价值理想的代表者统一的历史主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那种对自身价值标准缺少反思，并依赖于“从头脑中”产生方案，不注重依据实践发展而发展的一整套思维方式，含有最终必然走向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因素。因为它自信已经完全代表了“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所以采取自我封闭的态度，拒绝随着实践的发展而改变自己，拒绝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最终走向教条主义和僵化。《宣言》中谈到了这一后果的表现：“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26]空想社会主义体系最终从历史上出局不是偶然的。这种“自身退化”的历史现象，在世界上并不少见。

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看作是科学的，在于它的理论和方法注重从客观的历史出发，立足于实践，并且把依据于实践的发展看作自身理论的生命和原则。如恩格斯所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27]“现实”是指整个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是指无产阶级争取自身和整个人类解放的切身利益及其斗争所依据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社会主义不是来自某种主观的愿望和想象，而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现实的发展正在为它创造着基础，提供着必要的条件和动力；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现成模式，而是由革命的阶级和人民群众在生气勃勃的实践中不断地创造的产物；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每一步都要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在不断探索、创造、发展、完善中走向目标。为此马克思恩格斯甚至曾宣布：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28]

就是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非来自某个先验的设定，也不是某个终极的静止状态，它就在现实的运动之中；这个运动只能在现实的前提和条件下发生，而不能脱离现实；现实中发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时代革命地改造现状的运动本身，即人民大众旨在寻求自身解放的社会实践本身。可见，同必然导致僵化和教条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比，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开放的、动态的，即实践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应该说，这一思维方式本身比起用它得出的所有具体结论来，要更加深刻、更加重要。(www.chuimin.cn)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改变了世界面貌，开辟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纪元。但一百多年来正反面的经验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却未必能够通过实践充分地体现出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者能否像他们那样，始终从世界观的高度把握住社会历史的必然性与人的现实价值选择的统一，是决定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基础。

总结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不能不看到一个相反的、值得深思的现象：在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坚持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各种偏差。而使二者彼此割裂和对立起来，正是导致在现实中失败曲折的一个总体性、实质性根源。以往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的共同特点，都是一方面机械地、教条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实际上无视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价值取向，代之以极其狭隘的某些眼前的、局部的甚至是宗派主义的价值原则，从而必然地引导社会主义事业走向失败和挫折。例如，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猖獗一时的“左”的僵化的教条主义，总是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和结果的必然性，而蔑视实现社会主义条件和过程的现实性，并同样蔑视群众的现实利益和实际取向，把社会主义当成了仅仅靠外部力量（如行政权力）强加于现实、强加于群众的东西，从而使其失去了应有的基础和活力。“左”和右的倾向实际上都是把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历史必然性同以人民为主体、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价值取向割裂和对立起来。而“左”的僵化倾向，在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尤其严重而顽固，其危害也是巨大的。从导致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和曾在我国为害甚烈的“左”的错误中，可以看到大量这样的教训。

新社会主义观的思维方式

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中所包含的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冲突，在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中并没有消失。事实上它们总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成为引导不同的实践模式并最终影响社会主义成败兴衰的深层思想基础。

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有一种不自觉的习惯或思维方式，就是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分隔开来，当作是“两个”可以彼此分别处理的问题，并且认定：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现实生活中“什么是、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至少在理论上已经完全清楚、确定了；只是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才可能有时不大清楚。例如在我国曾为害多年的“左”的表现之一，就是只知道生搬硬套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描述中的有些甚至是被断章取义的、歪曲了的词句，却拒绝理解和贯彻马克思恩格斯做出这些描述时所依据的历史条件与所采用的方法。所以他们或者认为，现实生活中那些为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为广大群众所需要和乐于接受的东西，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所要包括的东西，而统统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甚至对立的东西；或者认为，那些在摸索中先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模式，如原苏联模式、中国实行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等，以及与这些模式配套的思想观念，就是社会主义应有的、固定不变的标准式样。只有凝固不变地坚持这些模式和观念，才是坚持社会主义，否则就不是社会主义。例如“左”的思潮顽固地把社会主义与贫穷画等号，表明它是把社会主义看作完全来自现实生产力发展以外的东西，是与之相互排斥的某种孤立的、绝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由于这种僵化态度一向以“正统”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自居，所以它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影响更大、危害更深。

而邓小平理论及其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实践，则意味着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及其实践方式。在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特色也最具冲击力的观念，是旗帜鲜明地把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引入了社会主义本质规定和判断标准之中。邓小平毫不怀疑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历史必然性，但是针对以往主要是“左”的错误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他更加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能否体现出来，却并不会因此而一帆风顺，而是还有个搞好搞不好，能不能正确理解，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没有现实的社会主义。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实践，取决于在实践中是否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否坚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否能够使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达到让“人民满意”的效果，等等。这就牢牢把握住了社会主义的两个客观必然性基础——个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作用和趋势，一个是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选择，从而在动态实践的高度上，重新完整、充分地确立了价值与真理高度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邓小平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根本问题”，突出地表达了一种新的思维角度、思考方式。他不是如人们通常所习惯的那样，先就“什么是”社会主义找出一个“定义”，然后再按定义来设计“如何建”。因为在思考习惯中，人们往往当作两个问题，认为“什么是”说的是本质和定义，“如何建”说的是形式和过程，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先有“什么是”，后有“如何建”，二者不能混淆，顺序不能颠倒；并且认定，前一个“什么是”的问题，至少在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一直是清楚、明白、确定的，只有后一个“如何建”的问题才可能有时不大清楚，需要摸索。代表这种传统思维方式的，有一个曾长期流行的提法——“蓝图”。

“蓝图”的意思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样子，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早就研究设计好了，它科学、准确而完整，犹如摆在面前的一纸工程蓝图；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任务，说到底就是要按图建成大厦，把梦想变成现实。这种比喻很能代表过去理解社会主义的传统方式。当“蓝图”被作为一套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标准来理解贯彻时，它在理论和思想方法上暴露出重大的缺陷。例如：“蓝图”本身只是一个结果性或目标性的设计，它不能离开一定环境和前提条件。就像建造高层大楼的蓝图，是要在具备相应的需要、物力和财力等条件的时候，才能拿来实施。如果忘记了前提，在需要准备条件的时候不是致力于创造条件，而是把未来的目标当作现在的目标，犹如在还没有钢筋水泥的情况下就去建造高层大厦，这就叫作“超越阶段”。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人们恰恰经常忘记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见，本身就是以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一定程度为基础的，绝不是无条件的，但人们却经常忘记这些条件和前提。从中国以往犯过“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中，都多少看得出这种简单化的“蓝图意识”的影子：只急于建造壮丽的大厦，却没有注意它的基础、环境和条件。这就导致了主观意向与现实条件相互关系的错位。

又如：“蓝图”本身的质量只由它的决策和设计者负责，图纸一旦确定，它对施工者就具有指令性和规范性，“图”与人之间是一种外在的、单向的制约关系。当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仅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结论当作蓝图的时候，无意中就使自己进入“施工队”的角色。“施工队”的任务只是按图施工，保证质量，不能按自己的情况去增减图纸上的东西，否则就会离经叛道，搞“修正主义”。于是，在过于强化的“蓝图”意识下，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反而失去了某些主动性和创造性。或者，一旦在实践中遇到某些失败，证明方案有误时，施工者也只知道埋怨设计者，把一切都归咎于前人，而不懂得如何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实践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分离，导致主体错位。

再如：建筑蓝图代表着检验施工进程的标准。有了图纸就有了具体详细的标准，什么合格，什么不合格等，都一清二楚。当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仅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构想当作蓝图时，往往也意味着使它们成为一套现成而详尽的标准，在每一项工作和每一个环节中，哪个姓“社”哪个姓“资”、什么是什么非、该怎样不该怎样等，都可以而且应该拿来一一对照检验，凡事也都可以“问”个清楚明白。这样一来，在现实中就往往导致使“熟悉图纸”而不是“了解实际”成为权威，使“掌握对图纸的解释权”而不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成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尺。这就导致了是非标准的错位。“图纸（本本）”本身成为关注和无穷无尽争论的焦点，最终是使“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不能不成为全部生活的中心。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的紧张状态，对上层政治斗争的关注往往超过了对群众经济利益的关注。

总之，以建筑物的“蓝图”来比喻社会主义的未来形态和目标，就意味着确定了一套固定不变的目标、模式和标准，这一套目标、模式和标准只是要求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它本身却可以不受时间空间条件的影响，不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形成和改变。因此在实践中，简单化的“社会主义原则”往往成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狭隘僵化的一个思想根源，也确实在实践中造成了许多思想和感情上的误区。

而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研究都表明，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把握社会主义的进程，恰恰不可以使用这种“按图施工”的思维方式。如果不是按照蓝图来施工，那么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发生和实现呢？邓小平的提问和回答，把“什么是、如何建”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根本性突破。特别是，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包含或者说预示了新的思考方向：“什么是”与“如何建”实际上不可分割，在实践中它们是一体的。所以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一个主体性的、创造性的实践过程：“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29]这个思想中包含了一个前提，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这是对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有一个关于事物的本质和定义的著名观点：“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30]恩格斯也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1]。邓小平提出问题的方式，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进一步着眼于“什么是”和“如何建”的一体化思考，即用社会主义“历史的和逻辑的形成过程”——它在实践和认识中发生、发展的过程——来加以阐明，从而突出强调了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创造性的实践过程。关于“是”与“如何是”相统一这个思想，应该说达到了马克思哲学和20世纪哲学思想的新高度。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把社会进步当作人和社会的类似生命成长一样的“自然历史过程”。在它看来，人是社会化的生命，社会是由无数个人构成和参与的最复杂的生命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变化，是通过人的活动而形成的有规律的运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合乎规律的具体形态，都是在人的活动和选择中具体地生成的，而不是先验地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有个著名的论断：“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一个时代的人们怎样，是同他们的生产相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32]。这就是说，人和社会的现实形态，不是以人们怎样想和怎样说，而是以人们“做什么”和“怎样做”为标志的；人们在各个时期“做什么”和“怎样做”，既不是完全随意的，也不是完全被动的，每个时期人们“做什么”和“怎样做”，实际上取决于人和社会自身的实际状态和发展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如何，以及人们自觉把握的程度如何，等等。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去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来就被看作是人类社会机体生命发展的一种形态、一定阶段、一个可以预见的前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只能存在于本质上的“自然历史过程”之中，而不在客观历史进程之外的主观意志之中。因此，以“生命成长”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意味着要尊重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过程性，更注重从现实的基础和条件出发，更注重人的选择和创造性实践，总之要有一种历史的、实践的思维方式。

事实证明，这一思维方式正在成为解放思想、创造性地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勇气和智慧的源泉。这种思维方式的超越，显示了一个立足于价值与真理统一、立足于实践的新型社会主义观乃至社会历史观的新视角和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