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论价值的研究

三、价值原则与实用主义

在价值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上，美国的经典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了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反的一极。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解放初期，曾专门对实用主义哲学展开过批判。而当时所了解的实用主义，是指美国的经典实用主义哲学。由于它的一些引人注意的特点，如强调注重实际、实践和科学，承认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把真理和有用统一起来的说法等，看起来同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确实有些相似，所以当时不仅别人，而且有的实用主义者自己也以为，二者之间有着某种一致性。这种误解在当时引起的政治上的愤怒远远大于理论上的思考。所以当苏联和中国都奋起批判实用主义以划清界限的时候，相应的理论研究并没有能够充分展开，以至于它所留下的疑问和后患仍然不少。

作为价值哲学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哲学兴盛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美国，实际影响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次。它能够迅速地成为正在崛起的美国“国家哲学”^[13]，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行动准则和生活哲学^[14]，表明实用主义在它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

刘放桐在分析实用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时，曾经这样概括处在分化中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从19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演化中存在着两种主要思潮。一种是由实证主义所开创、而由马赫主义所发挥的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倾向。……另一种主要思潮是由唯意志主义和生命哲学所代表的反理性主义。……当实用主义者制定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上述这两种思潮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被他们所承袭。”^[15]这里说的两种主要思潮，毋宁说是我们今天所指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它们主要代表了理性主义与唯科学主义相结合、反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两个极端。不能否认，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尖锐化的20世纪里，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各自都有其片面的真实性和合理性。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知识的理性、逻辑、客观性标准，排斥主体、意志、价值等，从其积极意义上来讲，包含了一种“唯科学至上”的倾向；人本主义强调人的生命、情感、意志、直觉、价值、主观能动性和个人体验，排斥绝对的客观、外部规律、社会制约性等，从其积极意义上来说，包含了一种“唯价值主义”的倾向。

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和困境，必然会使西方思想家们感觉到寻求摆脱的需要。实用主义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从总的特点来看，实用主义就是力图集两大思潮之所“长”，避其所“短”，使它们融为一体。从查理·皮尔士和威廉·詹姆士到约翰·杜威，实用主义的创立者们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是用来“沟通”自然界和社会、科学和人、科学和价值（意义）、科学和宗教、科学和资产阶级道德、真理和“有用”。杜威的一些话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这种意图。他说：我们在哲学上所达到的是这样一个“最广泛的问题：即存在和价值的关系，或者，按照对这个问题的通常的提法，实在的和理想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许多哲学派别通常坚持一种笼统的关系。或者说，我们所最赞扬的因而被我们称为理想的那些好，乃是完全和彻底地跟实有等同的；或者说，存在的领域和理想的领域相互之间是完全隔绝的”^[16]。他认为哲学的任务正是要消除这两种笼统的片面性，变成具体的、关于特殊事物的评价理论，“利用由特殊事情产生的特别意义去批评这些特殊事情”^[17]。在实行这种调和方案，一个一个地去“沟通”实在与价值的关系，力图论证它们的统一性时，实用主义是两大思潮哲学家之间的“一种智慧上的客栈，是一种既寻求与科学、生活以及文化的接触，而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逻辑分析水准的哲学”^[18]。

实用主义哲学受到的社会待遇是耐人寻味的：在理论上，实用主义所倡导的科学与人、真理与价值的统一虽然兼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两种成分和手法，然而从两大思潮来看它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彻底的；后来一些人分别试图按两种不同思潮的面貌改造它，却又终究有回到实用主义方向上来的趋势。在实践上，实用主义的理论却同据说是一向讲究实际的“美国人性格”一拍即合。在信奉实用主义哲学的年代里，美国迅速壮大成为世界的第一强国；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却走向没落。在今天的“美国人”中间，摈弃包括实用主义在内的一切哲学的呼声和要求“重新思考实用主义思想家们的精神”的呼声，彼伏此起，交织成一片。^[19]

概观实用主义的来龙去脉，需要对它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对待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实用主义，以往的理解和关注是不够的。首先要剔除偏见，把它同各种利欲熏心的市侩心理区别开来，否则只能降低我们理论批判的水平。客观地看待实用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应该承认它在宏观方向上是合理的。实用主义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它深刻地阐述了哲学上一种全新的价值理论。它把价值与真理统一起来的倾向，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有些相似，这不是贬低或否认它的理由。恰恰相反，它从又一个侧面证明了价值与真理统一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证明人类认识的深化和发展终归要走的方向。就实用主义来说，它的“有价值”和“合理性”也包括这一点。

实用主义是怎样调和两种思潮，从而以它特有的形式达到价值与真理的“统一”的呢？可以看到，这里仍然不过是采取了传统唯心论的习惯思路：把一切都说成是主观的，说成是人——主体的创造。因此，尽管它的代表人物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不乏独到之处，但在总体上，它却并未离开唯心主义一步。

皮尔士的“效果”论。作为第一个严肃的实用主义者，皮尔士是为实用主义奠定理论基础的人。皮尔士声称，他的实用主义是“要为那些应用科学方法去确定信仰的人们，提供一种可以被普遍地接受的形而上学关于存在的理论”^[20]。也就是说，他是要为科学与信仰、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寻找一种实在论的基础。

那么，什么是“实在”或“存在”呢？皮尔士首先提出了他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我们无论说什么，如果不能用某种科学方法去确定所说的名词或形容词的意义，那么一切讨论都是无用的、没有意义的。以“硬”这个词为例，为了了解它的意义，就必须把“这是硬的”这个句子翻译成某种类似于“假使一个人企图用手抓破这个东西的表层，他将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句子。也就是说，要了解一个概念的意义，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下我们认为我们的概念的客体具有着一些什么样的效果——这些效果是可以设想为具有实际意义的。这样，我们关于这些效果的概念，就是我们关于这些客体的全部概念”^[21]。根据实际效果来确定事物的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所谓“皮尔士原则”。运用这一方法论原则，皮尔士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是：“思维的活动并不把我们带到我们所希望的地方，而是把我们带到注定的目的……这一伟大的法则是体现在真理和实在的概念之中的。这种注定要为所有从事研究的人所终于要一致同意的意见，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而这种意见所表象的客体，就是实在。这就是我要解释实在的方法。”^[22]显然，皮尔士的方法从一开始就把效果同客体的存在混为一谈，这就为造成实用主义的一切谬误提供了条件。

显然，“效果”一词本身包含着价值的含义。所谓“效果如何”，往往同时还意味着对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如何，正是这一点为其所利用。皮尔士所举的“硬”的例子就是如此。他显然是把作为物理属性的“硬度”概念，与我们日常使用中关于“软硬”效应的价值体验混淆了。皮尔士用“意义”的价值内容取代、取消了存在和真理问题本身。

詹姆士的“圆满经验”论。詹姆士被看作是实用主义学派的“中心学术人物”，因为正是他把皮尔士的尚有科学实证味道的思想彻底化为带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实用主义。这种彻底化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真理的解释上。如果说，皮尔士仅仅是利用“意义”一词的双关含义（“意义”包含有“含义”和“价值”两种意思）来偷换概念，还表现得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在詹姆士则是干脆用“信仰”代替“意义”，用“令人满意的经验”来代替尚有客观性可言的“效果”，从而把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底牌当作了公开的旗帜。

詹姆士认为，实用主义是解决哲学上重大争论的唯一办法。“实用主义的方法，就在于试图探索每个观念各自的实际效果，这样地来解释它们。假如这个观念，而不是那个观念，是真实的话，那么，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在实际上又有什么区别呢？假如不能找到任何实际上的区别的话，那么，这两个互不相容的说法在实际上就只是同一个说法，而一切争论都是无聊的。”^[23]就是说，一个观念是真是假，同它的对象的客观真实性没有关系，而只在于相信它是真的或假的，对每个人来说“在实际上有什么区别”。那么“实际上的区别”是指什么呢？詹姆士的“彻底性”就在这里表现出来：是指“是否令人满意”！在他看来，“S是真的”这句陈述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假如你信仰或接受陈述S，那么跟着就会发生某种令你满意的经验”^[24]。这就是“有用＝真理”。根据这一公式，詹姆士不得不承认连实用主义者自己都不好意思为之辩护的宗教迷信也是真的，是真理。同样根据这一公式，任何人都会指出詹姆士是在为一切谎言、骗术、卑鄙无耻和惨无人道的行为辩护。一种推崇价值的理论却得出了否定价值尊严的结果，当然是可悲的。难怪这种“彻底性”使他的前辈皮尔士大为惊惶，愤然地斥责詹姆士使实用主义成了一个“丑恶到甚至绑匪也不加理睬”的名词^[25]，并把自己的理论更名为“实效主义”，以示与之脱离关系。

然而，在理论的逻辑面前，光凭道义上的愤慨是无济于事的。从“皮尔士原则”到“詹姆士公式”是势所必然。况且，詹姆士也还没有蠢到让自己的学说与盗匪为伍的地步。他对“令人满意”有一番补充和解释，用来摆脱困境：宗教“在它有那么多好处的意义上说来是真实的。至于它们比这还真实多少，则完全取决于它们同其他也必须被认可的真理之间的关系”^[26]。他从各种不同的“真理”的相互冲突中，得出了“真理是经验之间一种圆满的联系”的最终结论：“真理的意义不过是这样：观念（它们本身不过是我们的经验的组成部分），只是在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去获得同我们的经验的其他部分之间的圆满关系的情况下，以及在能够帮助我们通过概念的捷径去概括它们和处理它们，而不是对各个特殊现象进行无限连续的追踪的情况下，才成为真实的。”^[27]真理是观念、经验之间的圆满结合，那些不能如此圆满的，便可以不叫作真理。詹姆士以此回答了对他的责难，然而人们同样可以追究：有些为非作歹的无耻之徒直到死也未曾受到惩罚，那么他的作恶经验各部分之间“结合”得始终是圆满的、令他自己满意的；一个愚昧无知的宗教信徒心中，从来不曾有过足以抵消他对上帝迷信的“真理”，因此他的观念之间也始终“结合”得很圆满；等等。这一切，岂不仍然是詹姆士所标榜的“真理”吗？可见，他自己造成的困境是他根本无法摆脱的。

作为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否认他取消了真理，并辩白说：“他控诉我们否认真理，而其实，我们却只是在准确地探索：为什么人们会遵循它并且应当经常地遵循它。”^[28]假如真是如此，那么他的真理论其实不过是在承认真理的前提下探讨真理的价值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说是必要的、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他在说明真理的价值时，实际上却把真理归结为价值：“真理是善的一种，而并不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与善有所区别的、对等的范畴”^[29]，于是“真理成了经验中所有各种确定的有效价值（waking value）的类名”^[30]。在同样唯心地理解真理和价值的前提下，还进一步把真理问题消融于价值问题之中，用价值问题取代真理问题，这就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比客观唯心主义更“唯心”的地方。

杜威的工具主义。杜威被看作是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修正”詹姆士观点的人，是“实用主义神圣家族中的家长”^[31]。他对实用主义的贡献，在形式上表现为运用更多的理性分析和自然科学、社会生活材料来论证、推广和应用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内容上则是避开实用主义在真理问题上的露骨倒退，转而较多地谈论价值，在发展价值论方面下了功夫。这种内容上的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他的“工具主义”论。

鉴于实用主义已被詹姆士弄得声名狼藉，杜威不大喜欢这个名称，而宁愿自称是“工具主义”或“实验主义”。所谓工具主义的理论核心就是“认为事物或观念中最重要的是它作为行动工具的价值；一个观念的真理在于它的效用性”^[32]。可以说，这是一种把真理范畴也归并于其中的一种价值论，它根本上仍未超出实用主义的格局。所以杜威的工具主义直接承袭了詹姆士的观点。詹姆士曾说过：“没有一种理论绝对地是实在的一种摹本，但是，从某些观点来看，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有用的。”^[33]“这样，理论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我们所能够加以信赖的谜语的答案。”^[34]杜威不论在其著述中加进了多少关于自然、物质、客观性、事实、真理等字眼，他在这一点上是始终不渝的：科学、知识、真理不是人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不表示任何客观实在的内容，而只是人自己制造的、人自己随意掌握的一种工具性假设或应用假设，是人自己的一种理想工具或信仰工具。“人类之所以天然赞赏知识，只是因为知识在我们追求善果和避免恶果时它对于成功和失败都有影响的缘故。这是一个关于我们机体结构的事实，而把它奉为一个理想的真理，这没有什么好处，把理智视为对纯真理本身或纯事实本身的一种内在的关系，这同样也没有什么好处。”^[35]正因为承认客观实在及其内在规律“没什么好处”，所以“实用主义……认为关于实在的一般理论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不需要的”^[36]。当然，杜威这里说的“不可能”和“不需要”，并不是很真诚的。当他断言“不可能”和“不需要”时，却已经是在用某种主观的武断割断了思维与存在的联系。那么“不可知”本身是怎样知道的呢？无非是根据人们在实践中体验到的思维与存在、意识与物质的差别。然而，既然能够知道它们的差别，那么这种“知道”的方法也就使人同时知道了差别的一方——“实在”的本质。实用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一样，在这里不顾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只不过表明，他们的不可知论是有意为某种理论目的服务的。

既然否认了概念、判断、理论同客观对象的联系，当然也就可以完全否认有客观的真假标准。于是，作为工具的一切观念、判断就只剩下唯一的标准——有效无效了。“既然工具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因此真假均不是判断的特性。工具往往都是有效的或无效的，适当的或不适当的，经济的或浪费的”^[37]。设想一个工具本身没有真假而能够“有效”，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就像设想一把斧头可以不必是真的就能劈开木柴一样。所以杜威的这一理论一分钟也不能坚持，就立刻滑到另一个论题上去：有效就是真的——用价值标准偷换真理标准。

杜威工具主义的要害，就是在强调人类认识真理的目的性时，用这种目的性取代和取消真理的客观性。在他看来，人们的每一成功不过是碰巧抓住了一件有效工具的结果，而整个人生则不过是一场赌博，是无穷无尽的冒险和碰运气：“人发现他自己生活在一个碰运气的世界；他的存在，说得粗俗一些，包括着一场赌博。”^[38]从他关于工具本身没有客观规定性的观点出发，所得出的只能是这样的结论。随之而来的，必定仍然是詹姆士那一套结果：人只要获得令自己满意的效果，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真理。

区别追求真理的目的与真理本身，区别真理的价值与真理本身，是批判工具主义谬论的关键。当然无须否认，真理确实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真理确实是有价值的。但工具主义的谬误不在于承认真理是工具，有价值，而在于它认为真理完全从属于价值，并认为工具本身是无客观真实性可言、完全主观随意的。

对以上三个代表人物的简略考察可以看到，经典的实用主义有一条贯穿首尾的主线，就是从意义、效用、价值的角度来考察知识、科学、真理问题。这种努力反映了它要在两大对立思潮之间实现一种“必要的综合”的意图。这种意图本身是深刻的。但在贯彻这种意图时，由于实用主义者根本无视唯物论和反映论，从而脱离了解决他们所提出问题的唯一科学基础，所以是失败的。

罗素的误读。作为理论上的对立面，逻辑实证主义者曾对实用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些批判无疑有很多是必要而且切中要害的。但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未能超越自己的狭隘视角，因此也未能充分注意实用主义所提出和表达的某些新视角、新问题，却使得这种批判缺少一定的彻底性和建设性。这是我在考察实证主义时不能不感到遗憾之处。

例如，罗素对实用主义者尤其是杜威奉为至宝的工具主义方法，即“先考虑效果再判明意义，把对存在和事实的认识仅仅当作工具”的这种方法，曾经一再批驳，并加以机智的嘲弄。然而在罗素这里，却暴露出了他自己出于概念的成见而导致的误读。这里不妨把罗素的原话摘录出来，看看他是怎样忽视了真正问题的：

一个有关以往某事件的信念该划为“好的”或划为“坏的”，并不根据这件事是否真发生了，却根据这信念未来的效果，这一来结果便妙了。假设有人对我说：“您今天早晨吃早点的时候喝咖啡了吗？”我如果是个平常人，就要回想一下。但是，我如果是杜威博士的徒弟，我要说：“等一会；我得先作两个实验，才能告诉你。”于是我先让自己相信我喝了咖啡，观察可能有的后果，然后我让自己相信我没有喝咖啡，再观察可能有的后果。^[39]

罗素在使对方陷入愚腐可笑境地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转移或不如说是偷换了焦点命题：是争论“好坏”，还是争论“有无”？关于一个事件的“好坏”信念及其检验，本身是一个价值论的命题。按照价值命题的逻辑，如果设计一个提问，应该类似于问：“早餐的咖啡是否可口？”而罗素却将它设计成了“早餐时喝咖啡了吗”这个关于一件事“是否发生了”的存在与事实问题。问题不同，回答自然是不同的。这表明，对于价值问题本身的轻视或回避，已经成为罗素自己的一个盲点。假如设想一下，罗素知道并且思考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早餐的咖啡是否可口？”那么他会如何回答呢？恐怕也就难以回避被他所嘲弄的思路和方法了：需要回忆一下早餐喝过咖啡以后的体验，是满足还是不满足？然后据此来陈述是否“可口”。既然如此，那么实用主义的思路也就不应该显得那样肤浅可笑了。

应该看到，实用主义试图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价值，同时从价值的观点看待科学的种种努力，以及它对价值领域某些问题实际研究的深入，比起当时的其他哲学流派来说，在理论上毕竟有一些高明之处。例如，实用主义以它特有的方式敏锐地指出了价值与真理关系问题的哲学地位：“哲学的中心问题在于由于自然科学的缘故对事物本质的信念与对价值……的信念之间的关系。”^[40]并且，它的态度是积极地寻求和促成它们在理论上的统一。再如，实用主义看出了这种理论上的统一的意义，在于加强理论同实践的联系：“哲学被人要求成为实践的理论，由于在实践工作中有足够确定的、能起作用的一些观念，依靠它们，可以在实际经验中保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41]又如，在实用主义面向实践的理论主张中，包含了一种求实的、向前看的积极姿态：“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42]

特别是，实用主义者（尤其杜威）在研究价值问题时，力图采取经验科学的方法，而不是把价值看作是一个毫无理性和事实可言的领域，实际上提出和猜到了价值的主体性诸特征，并坚持知识的获得与人的价值活动彼此是不可分割的。杜威说：“一切认识活动和从事于认知的努力都是从某种信仰、某种业已接受和肯定的意义出发的，而这种信仰或意义乃是过去的经验、个人的和社会的经验的一个积累”^[43]；“好的东西不仅随着四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和消逝，而且也随着我们自己的变化而变化和消逝”^[44]，“一个在存在中没有根基的理想领域是既无效能也与我们无关的。它是一个黑暗的光”^[45]；“把美和道德的善的经验归结成为没有根据的灵机一动，跟把真的经验归结成为没有根据的灵机一动一样，同样是使人气愤的”^[46]；“没有满足也就没有价值，但是一定要有某种完成了的条件才能使满足变成价值”^[47]；等等。这些话中，如果扬弃了关于经验、存在等范畴的纯粹主观化的臆断，就可以窥见其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价值论思想。

总之，如果我们不是把实用主义理解为一种真理论，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价值论，那么从中无疑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真理与“有用”的两种联结

实用主义的独特风格，主要在于“强调要立足于现实生活，把确定信念当作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效果当作最高目的”^[48]。在这一点上，它同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价值原则和务实精神有相通之处。但是，通过“真理＝有用”这个引起极大混乱和争议的实用主义核心命题，我们也能够充分地辨认这两种不同的价值与真理统一观，指出它们之间的区别乃至对立之点：

实用主义观点的理论前提，是否认对象的客观存在，否认人的观念是一定客观存在的反映。它既把真理归结为主观经验形式，也把价值说成是纯主观的需求、兴趣、情感、意志，总之是把一切都归结为主观的形式；而对世界的存在及其本性、规律等的尊重，则仅仅看作是一些工具性的假设，甚至是“无用的”、“无聊的”追究。这就势必导致从原则上对科学、知识和真理原则的轻视，产生如罗素所担忧的那种“宇宙式的不虔诚”^[49]态度。

实用主义否认价值与真理的差别和相互作用，用主体吞没客体，用价值吞没真理。这就意味着把人类的价值活动说成是没有外在的客观根据的，除了人自身以外可以不受制约的，本质上是盲目的行为。我们说“真理必对人类有用，对人类有用必有真理”时，这个“有”是指包含，而不是等同。就是说，当价值中映现、体现着真理，或真理显示其价值，真理作为实现价值的条件时，真理和价值各自并没有消失而归结于对方。而“真理＝有用”不仅混淆了“包含”与“等同”，还把这种等同规定为单向的归结。它不是根据真理来理解有用，而只是用“有用”来规定真理，因而实际上否定了科学真理对人类必然有用这个普遍的关系。例如詹姆士说，某些真理之所以成立，“是指使我们自己更加满意而说的，而各个人所强调的他们的满意之点，却是各不相同的。所以，这里的每一样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任意地捏成各种形态的”^[50]。这席话清楚地表达了“真理多元论”的结论，就是价值成为“多”，而真理实际上是“无”。这就难免为一切借口“无用”而蔑视真理、背叛真理、践踏真理的行为开放绿灯。

从逻辑上不难判断，实用主义常常与理论的相对主义和实践的功利主义相联系。实用主义关于“向前看”，“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的主张中，包含着强调务实和人的主动创造精神等一些合理的、积极的因素。然而在强调这一点时，它却使之变成了一种只顾应付眼前事实、谋求狭隘功利的机巧。这是因为，实用主义否认客观事实对人的活动有着根本的制约意义。这样，不仅任何价值对不同人来说都是相对的，而且一切真理也都只是相对的。今天在这里获得了成功，它就是真理；明天在那里没有成功，它就不是真理；今天由甲取得此种价值，明天由乙取得彼种价值，彼此之间可以没有任何联系；整个生活就是一场不停地东碰西撞的碰运气，就像掷骰子一样，充其量只有微小的概率可循。当詹姆士说“实用主义者坚持事实与具体，在特定场合下观察真理的工作，并做出概括”^[51]的时候，他正是用来反对从“事实”的发展和“具体”的变动中把握世界的观点。这种割裂特殊与一般、现实与发展、局部与整体的方式，同多元论相结合，就构成了不折不扣的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使实用主义的“向前看”不是历史的、方向一贯的，而是随机的、间断的、无序的。它在实践中往往蜕变为片面化的功利主义，如脱离了精神价值去追求物质价值，弃文化、文明、道德于不顾，只知道眼前的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这种庸俗的功利主义再与庸俗的利己动机相结合，就必然造就庸人的市侩哲学。

为了把问题表达得更清楚一些，这里不妨对“真理＝有用”或“有用即是真理”这个命题本身再做一次实践论的语用分析：

“真理＝有用”或“有用即是真理”的实践态度，可以形象地比喻为生活中“有奶便是娘”这样一种态度。因为在它看来，一个观念（“娘”）之是否真理，不在于它是否反映了某种客观确定的（母子之间家庭的和血缘的）存在或关系，而全在于它是否有令人满意的效果（“有奶”）。这个比喻可以直观地显露命题的荒谬所在。因为常识告诉我们，“娘”这个概念的真实性，在于母子之间客观存在的家庭和血缘关系，并不在于是否有某个特定的“令人满意的效果”（“有奶”）。这才是这一概念的本质。也就是说，人们在考察真理的价值时，是严格地把真理同真理的价值加以区别的。一个真理是产生或不产生某种特定的有用效果，并不改变真理本身的客观性质。所以事实上，人类尽管长期地吃着牛奶、羊奶等，却从来不曾混淆这种关系，不曾忘记谁是自己的母亲。可见，用一种价值功能、效用来代替事物的本质，它所导致的错误和荒谬是不言而喻的。从真理观的角度实事求是地批判实用主义的这个公式，不仅完全必要，而且符合人类历史的实际。

然而，在揭露和批判实用主义这一谬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另一个历史的教训，这就是曾经在我国猖獗一时的极端教条主义。这个同样荒谬并且事实上时间更长、影响更深的教条主义，始终是与“左”的政治路线联系着的。它的标志是曾经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坚决与资本主义对着干”之类的口号。这种“宁死不食周粟”的态度，看似与实用主义截然相反，犹如主张：“娘若无奶水，孩子便饿着”。然而它所表现出来的，却仍然是同实用主义一样的思维方式，即“吃奶＝叫娘”，不过是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而已。这种极端片面化的思维，同样是混淆了价值与事实的界限，颠倒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实际上比实用主义更严重，所以是不应该忘记的。

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同上述二者都有根本的区别。它表现为：在坚持目的的前提下放开手段，在追求真理的方向中注重实效，在保持原则坚定性的基础上把握策略的灵活性。只要是能够用来发展壮大我们自己事业的手段，都可以采用。“即使是资本主义曾经用过的，也可以让它今天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思路和态度，可以比作“有奶可以吃，娘仍是娘”——娘没有奶水时，可以请奶娘，或给孩子吃牛奶、羊奶等。人类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多年，并未发生过上面那两种偏差和困惑。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来就需要而且能够利用一切有利的因素去创造价值，并且努力认识这些能够提供价值的客体本身的规律（如关于奶牛、奶羊的科学知识），揭示这方面的真理。人类的实践从来就是如此。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情况也许并不都如此简单明白。但纵观人类的历史，基本的道理就是如此！懂得这个基本的道理，并善于结合实际去掌握它、运用它，是我们应有的科学精神、理论胆识和工作艺术。

总之，划清实践唯物主义价值与真理统一原则和“实事求是、注重实效”态度与实用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极端片面性之间的界限，并不是一个神秘的、困难的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承认和尊重人类的历史实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7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5页。

[3]转引自［美］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581页。

[4]［美］杜卡斯、霍夫曼编：《爱因斯坦谈人生》，61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

[5]参见《真理都是有用的吗？》，载《教学与研究》，1985（4）。

[6]《列宁选集》，3版，第4卷，419页。(www.chuimin.cn)

[7]《列宁选集》，3版，第2卷，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02页。

[9]《列宁选集》，3版，第2卷，100页。

[10]参见《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0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02～703页。

[13]［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4]参见刘放桐：《实用主义述评》，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15]同上书，18～19页。

[16]［美］杜威：《经验与自然》，3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7]同上书，334页。

[18]［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54页。

[19]参见［美］R.伯恩斯坦：《有一种美国哲学吗？》，该书摘要载《国外社会科学》，1984（12）。

[20]［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52页。

[21]同上书，145页。

[22]同上书，150页。

[23]［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61页。

[24]同上书，158页。

[25]［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59页。

[26]同上书，172～173页。

[27]同上书，166页。

[28]同上书，170页。

[29]同上书，173页。

[30]同上书，170页。

[31]［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78页。

[3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415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33]［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65页。

[34]同上书，164页。

[35]［美］杜威：《经验与自然》，44页。

[36]转引自刘放桐：《实用主义述评》，65页。

[37]同上书，147页。

[38]［美］杜威：《经验与自然》，36页。

[3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385页。

[40]［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81页。

[41]［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81页。

[42]［美］詹姆士：《实用主义》，3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3]［美］杜威：《经验与自然》，343页。

[44]同上书，320页。

[45]同上书，333页。

[46]［美］杜威：《经验与自然》，341页。

[47]［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91页。

[48]刘放桐：《实用主义述评》，23页。

[49]［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388页。

[50]［美］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167页。

[51]同上书，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