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探索主体性的研究成果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实际上，从它诞生时起，马克思哲学就有着自己最鲜明的价值立场、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它们的理论内涵和逻辑前提并未成为自我反思和正面阐述的对象，因此价值论难以成为整个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价值论与马克思哲学

20世纪80年代，价值问题正式进入了中国哲学讨论的领域。这是自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讨论以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也是实行改革开放、探索走中国自己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伴音，更是世纪末期人类价值观念反思和变革的反映。

但是，从价值论进入我国学者视野的那一刻起，就有一个问题或挑战是不可回避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意识形态来说，是否应该和能够建立一个属于它自己的价值论学说？”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名称的传统哲学体系中，价值论曾长期是一个空白。说它是一个“空白”，并不等于马克思的学说本身不重视或不包括对于价值问题的思考。就像不知道“散文”的人不等于不说散文一样。实际上，从它诞生时起，马克思哲学就有着自己最鲜明的价值立场、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问题在于，这些有关价值的内容，或者作为论述者的背景意识和意向，或者作为一些不言而喻的逻辑前提和结论，总是以“潜台词”的方式存在并表现出来。它们的理论内涵和逻辑前提并未成为自我反思和正面阐述的对象，因此价值论难以成为整个哲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种一度“空白”的理论现象，除了共同的历史原因，即在哲学上价值论形成得最晚这一点外，在我们的学术环境中主要还有两个特殊的原因：

一是非学术的社会因素。例如由于阶级斗争、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对于一些首先由西方学者提出和发挥的问题一律采取警惕和拒斥的态度。当学科与学说不分，问题本身同它的某些倡导者或答案被混为一谈时，用一种学说遮蔽一门学科（分支）的毛病就会发作。于是价值论就遭到了“因噎废食”的待遇。价值论研究的最初遭遇就是如此。在苏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因被疑为与西方新康德主义有染，就在这一“杜撰的家谱”^[18]中被打入另册。直到80年代中期，苏联出版的哲学词典中，“价值论”还被界定为“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理论”^[19]。这种思想禁忌曾经顽固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的开展。当然，非科学的因素并不足以阻止对真理的追求。事实上还是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如苏联的图加林诺夫、凯列，日本的岩崎允胤、高田纯等人，勇敢地进行了价值论的开拓。而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兴起和繁荣，则是直接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的原因更为实质性，就是传统哲学体系及其思维方式对于价值问题的“不可容纳性”资质。因为它有一个以认知主义为背景的思维方式和概念系统，含有明显的“客体至上”、“单向认知”和“知识本位”倾向，最终表现为对实践和人的主体性的忽视。而价值问题恰恰要以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为核心，因此旧的哲学思维不能真正理解和接受它。即使主观上感到了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客观上也会受旧思维方式的限制而无力给以回答。正是由于眼界狭隘和思想僵化，造成了一种严重缺少理论自信的脆弱心态，使得至今还有人觉得，如果按照符合实践的方式谈论价值，就必然会走向“唯心主义”、“多元论”、“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等，因此总是避之唯恐不及。

当然，上述两个因素势必会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逐渐弱化，但它们却不会轻易消失。由于价值问题不仅是一个新的领域，而且比起哲学中其他领域来，它与每个人的生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要更直接、更现实、更复杂些。这就意味着，这个领域的研究必然要面对许多十分尖锐、十分微妙、十分敏感、十分繁难的问题，意味着这个理论领域的建设要经过曲折漫长的道路。

例如，国内探讨哲学价值论的初期，就曾遇到了理论体系内的“话语统一”问题。有人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以往只有一个“价值”概念，即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范畴。如果要探讨哲学“价值”，那么它与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是什么关系？难道可以有两个不同的“价值”范畴吗？……总之是由于先有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要求用它来观照哲学的价值范畴。显然，这类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体系内才会出现，并且它也理所当然地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当时就有不少热心的学者，为了保持这种“话语统一”，曾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方案之一：力图从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直接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范畴（“‘价值’的普遍概念”）的词句和定义。然而这种尝试很快就遭受挫折。人们发现，被找出来并为许多文章一再引证用作马克思关于“价值一般”界说的一段话：“‘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因而，这也是‘价值’的种概念……”云云，其实这并不是马克思自己的话，而是转述他所批驳的瓦格纳的观点。这从原文前后联系中看得出来：引文中被删节号所代替的后半句原话，则恰恰是一个带归谬意味的反语。接下来的原话则表明，马克思对上述意思是否定的！因而，许多人把前半句当作马克思关于“价值一般”的定义，纯系由于断章取义而导致的一个极大误会。

方案之二：比上述做法稍加深入，力图用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来规定哲学“价值”概念。这种方案把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使用价值”的谨慎态度当作旗帜，坚决主张摈弃通过使用价值来抽象出一般价值的路径，而要“以商品价值为基础，以《资本论》的逻辑为工具”^[20]来建立哲学价值理论，如把价值规定为“客体（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产物，非自然物）中所包含的主体的劳动、创造和奉献”^[21]等。这种将“《资本论》的逻辑”画成地界，要人们只能在它的范围内思考问题，不得越雷池一步，以为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元化的想法，其实是对马克思的一知半解。(www.chuimin.cn)

事实上，马克思虽然坚决否定在政治经济学中把价值当作“价值一般”的说法，他却从不否认“使用价值”具有超出经济学领域的意义，甚至说：“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22]就是说，“使用价值”并非完全是个经济学范畴，不能忽视它在其他科学（如商品学、管理学、工程技术乃至伦理学等）领域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当瓦格纳把马克思列入那些“主张把使用价值从科学中完全抛开”的人中间时，马克思断然地加以否定：“这一切都是‘胡说’”^[23]。另外，这种方案的实际兴趣，似乎在于要把“劳动力价值”的经济学含义套用到“人的价值”上，强调“创造和奉献”的意义。其伦理意向固然可嘉，但在学理上却离题较远，显得牵强草率，所以只能不了了之。

方案之三：从前两种方式的缺陷中吸取教训，认为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价值”概念之间既然没有一致性，就应该抛开经济学，特别要否定其“价值”概念中把人仅仅当作提供价值的客体、工具的视角，完全以人文精神和人道主义方式来阐明哲学“价值”范畴。这其实是一个大的方向，围绕这一方向所提出的具体方案实际有许多种，如“人性说”、“超越说”、“内在价值说”等。它们所提出和探讨的问题，显然要比前两种方案广泛得多、深刻得多。所以本书后面的大部分篇幅，将主要与这些观点进行对话。

但就马克思哲学的价值论研究来说，我认为切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终究是既无根据也没有必要的。因为：

第一，不能认为，在马克思的语言中只有一种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范畴。事实上，马克思很注意经济学概念同日常生活和其他学科概念的区别。他曾专门研究德语中Wert（价值）一词的词源和多种含义，并指出，其他一切用法“同‘价值’这个经济范畴毫无共同之点，就像同化学元素的原子价（原子论）或化学的当量或同价（化学元素的化合量）毫无共同之点一样”^[24]。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下使用过非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概念。例如马克思说，“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25]；恩格斯批评罗·贝奈狄克斯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毫无价值”^[26]；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27]；他称赞“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28]；等等。这些从文化、社会意义上采用的“价值”概念，当然能够使人合乎逻辑地得出推断：马克思并非也不可能否认理论上的“价值一般”。而这种“一般”，必然是对各种“具体”和“特殊”的抽象。

第二，也不能以为，马克思在哲学上也像在经济学上一样，拒绝承认“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具有“特殊”与“一般”的逻辑关系。因为只是在经济学中，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才是一切商品所具有的彼此并立的二重属性。但是，当马克思超出经济学范围，说“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29]，以及“这种语言上的名称，只是作为概念反映出那种通过不断重复的活动变成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反映出，一定的外界物是为了满足已经生活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的人……的需要服务的”^[30]时，他就不仅为使用价值做出了哲学上的界定，而且也为“价值”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遍方法论意义的本质规定方式：一切价值，实际上都表示“对象为人而存在”，即客体为主体而存在。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就不难找到马克思学说考察价值问题的基本立场和出发点。

第三，如果从更加广泛和完整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就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范畴，仍然与他对哲学上的价值概念的理解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逻辑联系。在马克思的完整理论中，无论“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是哲学的“价值一般”概念的具体原型和特殊前提。在经济学中，直接与普遍的“价值”概念相近的是“使用价值”概念。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没有停留于“使用价值”，而是通过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深入地揭示出在经济生活中受特定历史条件决定而存在的特殊形态——商品的“二重性”，并经过一步步分析创造商品价值的历史条件和过程，最终揭开了资本主义的秘密。这一研究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使得经济学价值概念远比哲学价值概念有影响，以至于人们几乎忽略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然而，如果我们沿着几经转折的思路回溯马克思经济学价值概念与普遍价值概念之间的联系，那么就会看到，商品价值作为抽象劳动的凝结，是交换价值的内容，交换价值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交换价值，作为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商品）之间交换时的数量比例关系，既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又以实现使用价值为现实的目的，即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或货币的使用价值。可见，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在商品经济中实现产品使用价值的具体历史前提。

在这里，两个“价值”之间概念层次上的不一致，恰恰表现出社会实践内在过程的现实一致性和科学思维逻辑自身的一致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并不以谈论经济价值问题为最终目的。应该说，它一方面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关于劳动和人的真正社会历史价值的更高层次的价值学说。这样，马克思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历史与逻辑，就可以清楚地展现出来了。

在价值研究中，把哲学同经济学这两个层次的“价值”概念或者简单混同起来，或者简单对立起来，都是造成某些误解和困惑的原因。二十多年价值研究的进展已经表明，一旦走出了这个误区，所谓理论体系内的“话语统一”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一个难题了。

当然，真正的难题还是有的。真正的难题就是前面谈到造成“价值论空白”的两个原因。其中，传统哲学体系及其思维方式对于价值问题的“不可容纳性”，是学理上更大、更深刻也更复杂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基本理论素养的人都看得出，价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确立和展开，显然不仅仅是“增加一个范畴”的简单问题，而是必然涉及用以思考问题的理论前提和框架，涉及究竟如何把握贯彻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和思维方式，涉及对整个传统哲学体系的反思、超越和创新。

价值论：探索主体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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