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英译版前言:研究结果符合愿望

《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英译版前言:研究结果符合愿望

【摘要】:英译版前言拙作《价值论》一书能够译成英文出版,是我和一些中外朋友多年的夙愿。也许正是这种相互了解和对话的愿望,使这本《价值论》于1987年初版后不久,即受到来自德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几位前辈学者的关注。在此,我必须对促成本书翻译成英文的孙美堂博士、闫琛女士等人,以及将其纳入出版计划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佩!希望本书英译版的出版,能够引来国际学界朋友们的批评和讨论,以帮助我将研究更深入下去。

英译版前言

拙作《价值论》一书能够译成英文出版,是我和一些中外朋友多年的夙愿。因为,此书原本就是一部与西方学界对话的学术著作。

中国自古以来的哲学传统,习惯于以“天、地、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以构建种种关于社会、国家的伦理政治体系为目标来进行理论思考。作为这一传统证据的是:历来在各家学说中,最重要的概念和范畴,往往是诸如“道德”、“仁义”、“善恶”、“美丑”、“贵贱”、“吉凶”、“祸福”等这类价值范畴,而不是欧洲哲学中最常见的“存在”、“实体”、“理性”、“经验”、“知识”、“真理”等存在论和知识论范畴。也就是说,与欧洲哲学传统相比,中国哲学更具有一种以价值哲学为主要线索的传统。由这一传统训练出来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更重视事情的“应然”方面,并为此而积累了做人做事的丰富智慧;相比而言,我们以往对事情的“实然”方面进行更加系统的追究和构建,则显得少些。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些智慧,曾长期停留于规范思考的层面,而缺少某些元理论的自我批判和逻辑化的梳理,这导致了它在一向注重理性和逻辑的西方哲学面前,未能及时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甚至不被看作是一种“哲学”。

如今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这不仅是因为,哲学上的价值问题已经开始得到普遍的重视,价值研究的哲学地位明显上升了;还因为,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中国哲学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也发生了转变。我们通过引进和吸收西方哲学的一些长处,已经能够在新的理性批判和反思高度,整理和表达中国人自己的当代哲学。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正是力求表达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并运用新的哲学方法所进行的思考。这种新的方法,简单说就是以“关系思维”代替传统的“实体思维”,将人的社会存在和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权利与责任,当作理解价值现象和价值观念的客观依据,并力求通过对实践和主体性的分析,来回答有关价值的各种问题。这一方法最初来自马克思创立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理解、应用和检验,因此它还是一种全新的方法。

本书思考的出发点,是尽可能立足于人类的实际生活本身,而非某种既有的、封闭的话语模式。在我看来,价值和价值关系,是与人的存在和实践相联系的一种普遍性、根本性的现象,决不应该把它仅仅局限于道德或文化领域中的“意向”、“规范”等特定的狭隘范围。从人在一切对象性活动领域中承担的权利与责任入手,才更有助于充分理解价值和价值关系的现实性和复杂性。当然,由于本书以这种广义的价值为研究对象,所以在分析论证时,势必要涉及许多现实的领域;而且在每一领域中,既要自我论证,又要与别人对话和沟通,因此本书不得不说了很多看似重新解释常识的东西。这一点还请读者有所准备。

本书思考的一个落脚点,是与西方已经很有影响的观点和结论进行对话。在与价值有关的话题上,本书选择的对话目标和伙伴,主要是分析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这两大学派。我认为,在如何理解和对待价值的问题上,这两派代表了两种各自都相当彻底,但却彼此完全不同的思路。不容忽视的是,它们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使价值与真理各自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思考,作为一个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得到了充分的显现,从而使价值论的研究具有了现时代的高度。事实上,正是罗素、杜威等人的许多分析和论证,成为我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和研究的起点。当然,我的观点并不是简单地认同和归属于其中某一方或其他现成结论,而是就它们之间的公共问题进行自己独立探索的尝试。(www.chuimin.cn)

在长期以西方话语为母语的哲学圈子内,有中国人加入哲学前沿问题的讨论,这件事本身也许就有一定的象征意味。记得哈贝马斯教授应邀于2001年4月16日至29日访问中国期间,曾当面与我谈到了他的一点感受。据他的观察和体验,他认为在当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学术交流中,事实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这就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学界的了解,远远不如中国学者对西方学界的了解那样多。他的话给了我很大鼓励。也许正是这种相互了解和对话的愿望,使这本《价值论》于1987年初版后不久,即受到来自德国、苏联和日本等国几位前辈学者的关注。他们曾先后表示要用本国的语言加以译介。但当时以及后来的实际情况证明,这绝非一件易事。除了翻译中必然会遇到的语言对应性和其他技术性困难之外,在当代中外学术界之间存在的文化情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也使这类交流往往难以实现。

如今我们要努力克服这些困难了。本书以2007年修订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第2版为基础,并做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后译出。在调整中,我一方面做了些必要的压缩,以使之尽可能适应西方读者的习惯,另一方面也修订和补充了第2版中一些后来发现的错误和遗漏。

在此,我必须对促成本书翻译成英文的孙美堂博士、闫琛女士等人,以及将其纳入出版计划的施普林格出版集团,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佩!

希望本书英译版的出版,能够引来国际学界朋友们的批评和讨论,以帮助我将研究更深入下去。

李德顺

2011年7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