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需注意的问题

第四节　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新世纪新阶段，统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要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两大战略任务，使二者的战略目标在总体上相匹配、相协调，不能长期处于畸轻畸重的局面。在发展进程上相协调，就是要使军队的调整改革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相一致，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适度加大国防投入，使国防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保持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相一致;在发展机制上相协调，就是要建立“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机制，国防建设要充分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提高国防资源的利用效率，经济建设要充分体现国防要求，做到同一投资能获得平时与战时、军用与民用两种效益;在资源配置上相协调，就是要使国防资源的投入适度、有效，既能使国家安全得到有效保证，又能使国防投入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小。

一、树立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力是暴力的基本原理认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4]由于武器生产的成果是一种特殊使用价值，它既不能做生产资料，也不能做消费资料，这就决定了武器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资料不能由其自身提供，只能由包括其他生产部门的整个社会生产来提供。即使武器生产要发展，国防建设要发展，也要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工业、农业和第二产业等。一句话，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才能为国防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国防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综合国力是当今世界竞争的焦点，它既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现在，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未来。综合国力包括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化教育力、政治力、外交力等诸因素。其中，国防力是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后盾。经济建设是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要维持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转，不但需要国内的长治久安，而且需要国际的和平环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没有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国内的经济建设就没有安全保证。

由此可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都是国家建设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家建设是全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都是其中的一个局部。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防现代化，也就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国家现代化。但是，国防现代化相对于国家现代化来讲，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局部必须服从全局，支持全局，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国防建设必须要服从国家发展战略来谋划、来发展。如果脱离整个国家建设体系搞封闭性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国防建设就不能吸纳社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制度，就会出现体制僵化、效率低下的情况，最终影响到国防建设本身的健康发展。因此，要大力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全方位、多层次的结合，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兼容、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实现既促进经济建设又增强国防实力。古人云:“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和建立强大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两大战略任务。要完成这两大战略任务，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牢固树立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国防建设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注重把国防技术、资源、人才优势最大限度地向地方开放，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经济建设服务。同时要把国防建设根植于国家整个经济发展的大局之中，在经济持续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逐步提高国防建设费用的投入，不断唤起人们对国防建设的重视，形成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未来战争提供源源不断的物力支持，为未来经济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因此，必须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彻底摒弃把国家安全与发展根本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是要彻底摒弃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树立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能够协调发展、必须协调发展的思想观念。破除军民分割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思维，树立平战结合、军民结合、良性互动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思维;树立“体系型”和“复合型”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思维，变要素型建设思维为体系型建设思维，变单一机械化建设思维为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型建设思维;树立“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变封闭型建设思维为开放型建设思维，变保守型建设思维为创新型建设思维，从而推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形成协调发展的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

二、完善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法规制度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既是国家全面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战略指导。要把它作为一条基本的方针坚持下来，就不能只停留在思想认识的层次，必须有政策法规作保证。

当前，在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薄弱的环节，直接影响到两者协调的效果。一是在协调体制上没有形成权威性，在一些涉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上没有高层次的部门或机构负责协调工作，从而使两者处于低水平的协调。二是国防建设还没有完全实现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国家有中长期发展规划，军队也有相应的发展规划，但两者联系还不够紧密，国家规划过于宏观，对国防和军队规划关照不够;军队规划独立性太强，有时缺乏国家规划的有力支持。三是积极主动协调的格局还没有形成。代表国家和军队的相关部门往往是有了需求或出现问题时才寻求临时性的协调，这样的效果和质量难以保证，缺乏强制性、约束力。解决这些协调上的问题，有必要建立高层次的领导管理机构负责两者的规划、评估和监督。

健全法规和政策，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进入法制的轨道。要真正把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落到实处，应该把党指导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这一指导思想和意志转化为法律法规，以增强协调发展的强制性。现行的《国防法》虽然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的有关组织领导管理机制进行了宏观的规定，但其中缺乏某些可操作性的条文，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因此，要对基本法律中有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条文进行补充和完善，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制定具体的法规制度，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最大限度地协调发展，进而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设计战略规划，强化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计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在国家经济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时，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对国防建设的各个方面不可能完全照顾到，采取的是重点协调的方针。即国家要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确保国防建设中的重点。在国家经济建设有较大发展时，使国防建设全面协调发展。党的十五大作出了分三个阶段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党的十六大又对如何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规划，并且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对国防建设进行规划，说明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把握科学规律，合理遵循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从国家的全局来说，就是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确定并保持合理的国防投入，使军费所占的比重，既不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又能满足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从国防和军队建设方面来说，就是要把军队数量和规模控制在国家安全需要和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内。从1989－2002年，我国GDP年增长率达9．3%，人均增长率为8．2%。我国的经济总量由1990年的世界第十位跃升到2001年的世界第六位。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3．65万亿元。国家经济的日益发展，使国防建设的投入也随之增加。国防费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1．09%上升为2004年的1．61%。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和日本的个案研究表明，战争时期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如果超过50%，国民经济就会陷入崩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国防费占GDP的比例一般保持在2%－5%，低于或高于这个比例，就会造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失调。目前，我国国防费占GDP的比例，还低于世界的最低点，国防建设经费缺口较大，需要适度提高这一比例，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更加协调地发展。

三、创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科技能力(www.chuimin.cn)

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实现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发展科学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国防建设的科技水平，实现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通过科技进步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快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确保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必须抢占能军能民的国防科技制高点，以“军转民”的方式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国防工业要学会能军能民两套本领。60年代初，中央军委指示国防工业要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以军为主。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国防工业要走在国家统一规划下，军民结合，以民养军的道路。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有百利而无一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我们不断探索和完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坚持寓军于民，推动国防科技工业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新的科学技术项目往往首先应用于军事，然后转向民用。国防科技领域一些高、精、尖技术的研究开发，虽然成本高、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但一旦推广到民用领域后，就能成为带动国民经济生产的“龙头”，为国家的发展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21世纪将是高科技的时代，建立军民结合型的国防高科技体制，加速国防高科技与民用高科技的相互转移，抢占国防科技制高点，是联系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协调关系的“纽带”。

必须发挥地方高科技资源对国防建设的保障支撑作用，以“民参军”的方式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所谓“民参军”，就是从事研制民用产品的企事业单位在物资经济、科学技术、管理模式和人员素质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参与国防建设以及武器装备生产。新形势下，地方高科技资源为国防建设服务是必要而可行的。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家大范围实施“军转民”工程，是因为之前和当时国家下大力投资形成的高科技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国防科技工业，而民用高技术产业还很弱小，民用技术发展的水平与军工技术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根本谈不上民用高科技资源为国防建设服务的问题。军工高科技资源转为民用，一方面是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又是解决和平时期军工生产能力过剩、军工企业生存困难与活力不足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和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在一些重要的高新技术领域，如信息技术、微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和制造工艺等方面，军用与民用领域在水平上已难分伯仲，在某些产业(如信息技术)民用领域甚至已经超过军用领域。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量吸收外资，不断引进和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大大提高了我国民用企业新产品的研发起点。国家高新技术计划的成果也为“民参军”提供了丰富的科技资源，“863”计划的研究成果，高技术含量最高，在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方面的军民兼容的覆盖面也很大。“民参军”要注重利用好地方的三大优势:地方科研队伍覆盖学科全、涉及范围广、与国际交流频繁的优势;地方技术储备雄厚、产业技术升级较快的优势;地方企业制造工艺先进、产品标准通用性强、发展水平与国际接轨的优势。

必须建立和完善军民兼容的国防科技工业运行机制，使国防科技工业既能为军事斗争准备服务，又能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提高国防科技工业军民兼容的程度是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建立和完善国防科技工业运行机制。一是要大力推广使用军民通用的技术标准。目前，我国实行军用和民用两套标准。现在地方通信方面的电子产品，有的水平已高于军用标准。这已成为阻碍民用高技术资源进入军品市场的“壁垒”，直接影响了国防建设的效率。为了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的广泛使用，做到“军转民”或“民参军”的顺利转换，就必须统筹兼顾军品与民品的需求，适时适当地统一军用和民用标准，淘汰过时的标准，尽量减少专用特殊标准的使用，在顶层设计之初，军事项目就要考虑转民用的可能，民用项目也要考虑军用前景。二是要把军事技术“隐形”于民品中，寓军于民。这就要求在设计民用技术时，也要考虑军事的需要。实际上，有些民用技术，只要稍加改进，就可以转为军用。将军事技术“隐形”于民品之中，有利于把成熟的军事技术转为民用。这样既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增强国家实力，又可反馈于国防，并可以从有偿服务中受益，既促进经济发展，又推动国防建设。如航天技术、核能技术、全球定位系统等，最初是以军用为主，而现在这些技术分别应用于商业发射、核能发电、汽车导航系统等，带来了很高的经济效益。三是要优先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做到军地联合，共同突破，使开发出的产品既能军用，又能民用，既有军事价值，又有经济和社会价值。目前，世界各国都在重点开发适合本国国情和军情的军民两用技术，我国要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推进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之间的双向转移，加速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

四、夯实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国防建设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着紧密的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军队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积极贡献力量，通用性较强的军事设施要实行军民合用。国家在经济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国防建设的需求，做到既促进经济发展又增强国防能力。经济建设中的基础设施要兼顾国防需要，做到军民合用，不要搞两套设施。经济建设离不开基础设施，国防建设也需要基础设施。这种内在的一致性要求国家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筹划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时，要充分考虑国防建设的需要。在国家建设的许多领域，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码头、港口、管道、通信设施、计算机网络、城市建设等，都要考虑国防需要，与国防建设相协调，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国防效益的统一，符合战时军力部署、军事通信联络、人民防空和装备机动等方面的需要。

实践表明，必须注重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兼容发展，国防建设搞好了，也可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所以，应充分发挥国防现代化建设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发展军用战略高技术，带动国家科学技术的进步;通过建设大型国防设施，促进人力和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军事斗争准备，推进军工生产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此外，还应注重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兼容发展，通过加强军民科研机构之间的互相联系，促进科研成果的相互转化;通过军民两用技术和两用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促使民用高科技成果转为军用;善于借助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推进军队的信息化建设。

【注释】

[1]《中国的军控、裁军与防扩散努力》，《人民日报》，2005年9月2日。

[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求实出版社，第540页，1988年版。

[3]《参考消息》，2003年4月20日。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181页，197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