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办学理念与校训的融合研究成果

第一节　办学理念与大学校训的融合

一、办学理念与大学校训的内涵

对于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而言，应首先弄清什么是校训，什么是理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所谓校训，《辞海》的解释为：学校为训育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于学校公见之地，是为校训。其目的在于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华东师范大学陈桂生教授认为，校训是“学校规定的对学生有指导意义的词语”，同时“校训即是学校着意建树的特有精神的表征”。南京大学原校长蒋树声则认为：“校训是学校制定的对全校师生具有指导意义的行为准则，是对学校办学传统和办学目的的高度概括”。由上我们可以归纳出构成校训的三个基本要素：第一，校训是几个简短的词汇，长篇大论不适合视为校训；第二，校训具有训育功能；第三，校训的实质是一所学校特有的精神气质，是对学校精神内核的高度概括。因此，校训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几个简短的词汇来反映学校丰富的精神和传统，激励师生继承学校传统，发扬学校精神。

理念一词，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时至今日，理念一词被广泛使用，其内涵有了很大变化。理念大致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理念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经验的产物。理念不是关于现实事物的具体知识，而是高度抽象的元话语。第二，理念具有理想性与完满性，具有终极意义。第三，理念是可以实践的，即理念能够转化为现实。第四，理念是与时俱进的，即不同历史时期办学理念可以有所变化。因此，大学理念即关于大学的理性思想而确立起来的具有理想性、可实践的元话语。大学理念是构建大学现实机制的理论基础，它主要包括对大学的理性认识和理性追求两方面：前者是对大学含义、宗旨、使命等方面的认识，后者是对大学理想、信念、责任等方面的构想。由以上分析可知，大学校训是大学理念的一个载体，校训的内容体现了大学的理念。也就是说，是一所大学的理想状态。所以，大学校训就是大学理念的外在形式，大学理念通过大学校训来表现自己。事实也是如此。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这个校训集中反映了哈佛大学坚持真理，在学术上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的思想，是哈佛大学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大学理念的体现。我国南开大学的校训为“允公允能”，南开大学创办于1904年，时值满清王朝末年，政治腐败、国事维艰，张伯苓先生倡导南开师生“允公允能”，正是体现了他的办学目的——“通矫国弊、育才救国”，“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这一思想成为南开大学的理念——为报效祖国而培育英才。由此可见，通过对大学校训的分析可以推知一所大学的核心办学理念，因为两者本身是统一的。

二、大学校训的理念分析

对大学校训的理念分析，实质上就是从内涵方面去分析大学校训。由于大学校训是大学理念的外在体现。因此，对大学理念的分类同样适用于大学校训。有学者认为，大学理念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大学理念，二是以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大学理念。这一划分已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大学理念认为，大学应当以追求客观知识为唯一目标，也就是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所以认识论理念排斥世俗风气对大学的影响，试图保持大学在价值取向上的自由而不受任何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这样的大学理念要求大学成为“象牙塔”，强调大学的任务仅在于传播和探索知识，而对知识的实践与应用不负责任。在这种理念下，大学只负责培养有知识修养的公民和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以这种理念为内涵的大学校训大多包括真理和知识的内容，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提升知识，以便充实人生”，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坚持真理”，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探知并了解事物发生的缘故”等等。我国大学中也有很多诸如此类的校训，如山东大学的“学无止境”，西安交通大学的“追求真理”等等，以及许多大学校训中所包含的“博学”、“求是”字样等，都是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提出的校训。

以政治论为基础的大学理念认为，大学应当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用自身的知识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政治论理念与认识论理念的区别在于它讲求知识的实用和功利，所以，它认为大学在价值取向上不可能完全自由，而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种大学理念要求打破传统的“象牙塔”，使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成为社会的“服务站”，追求学以致用、以用治学，知识的意义仅在于对国家和社会的实用价值。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大学培养的是具有实用知识的专家和合格的社会“零件”。因此，以这种理念为内涵的大学校训多与国家与社会有关，强调学以致用。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为国家服务”，法国巴黎理工学校的“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誉”。国内大学中，如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上海财经大学的“经世济国”等等。以政治论为哲学基础的大学理念目前已在很大程度上与以认识论为哲学基础的大学理念平分秋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后者，大学世俗化程度越来越高。

但是，如果我们广泛地分析大学的校训，特别是我国大学的校训，就会发现，在大学校训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理念，它既不能归为认识论理念又不能归为政治论理念。比如在我国大学校训中频繁出现的“德”、“文明”、“团结”、“自强”等字样，它们很难归到认识论或政治论中，因为“自强”、“明德”既不是对知识的追求，也不是对功利的追求，这些词语主要涉及个人的道德修养。这样的校训在我国大学中广泛存在，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京大学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河南大学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湖南大学的“忠孝廉节”等等，举不胜举。如果说大学校训是大学理念的一种体现，那么这些大学校训所体现的也必然是一种大学理念。而这种大学理念与上述提出的大学理念两分法明显不相容。由此，还存在着另一种大学理念，这种大学理念在我国普遍存在，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在我国大学这些校训中特别强调“德”字，如辽宁大学的“明德精学”，四川师范大学的“重德博学”，河南大学的“明德新民”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这种对道德的追求是我国大学校训的一大特色，在西方大学校训中则较为罕见。

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大学校训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倾向。这种强调道德的思想与认识论和政治论理念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可称之为一种以“道德论”为哲学基础的大学理念。这种道德理念在中国历史上存续数千年，作为文明传承的机构与载体，中国大学必然蕴涵着这样一种独特的办学理念：大学除探索知识之外，还应当探索并完善道德；除为社会服务之外，还应当在社会中倡导并践行道德。

三、具有我国大学特色的办学理念(www.chuimin.cn)

道德论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是不同的，道德论的大学理念与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大学理念截然不同，但三者的基础是一样的，即都将大学视为探索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场所。换言之，道德论的大学理念并非要否定大学的基本功能和基本任务，而是对大学的功能和任务的认识与其他两者的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所不同。

第一，道德论理念对大学目的的认识与其他两者不同。我国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认为，现代大学教育之目的与古代《大学》所言之目的并无不同，同样是“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国传统文化对求学之目的有很深的思考。现实世界流变不居，万物无穷无尽，要穷尽天地之极是不可能的，所以，作为个人，我们必须了解求学所应达到的目的，即知学之所止。《大学》认为求学应当止于至善，也就是说对知识的追求应以高尚的道德为目的。在这里知识和道德就统一起来，学习知识、创造知识是为了更清晰地认识道德、实践道德，否则所谓的知识就毫无意义了。这就与认识论理念不同，认识论理念仅以探索知识本身为目的，而没有高于知识本身的超越性目的。那么，达到这一“至善”目的的途径何在呢?在明明德，在新民。所谓“明明德”是指明了高尚的道德，“新民”则是用高尚的道德去教化百姓，使全社会都达到高尚道德的要求。这又和政治论理念大不相同，政治论理念要求大学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以推动社会发展，政治论理念侧重于国家和社会的物质目标，道德论理念则更为关注国家和社会的精神养成。

第二，道德论理念对大学价值取向的认识与其他两者不同。认识论理念认为大学应当在价值取向上保持自由，追求真理的客观性，意即知识本身不需要一定的价值取向作指导。道德论理念则不然，它认为知识本身是需要一定的价值取向作指导的，没有一定的价值取向，知识本身的价值就无法确定，知识本身的价值丧失就成为必然。因此，大学作为探究知识的场所不可能完全保持价值自由或价值中立。这与政治论理念看起来似乎是一致的，但政治论理念将大学的价值取向等同于社会的价值取向，意味着大学的存在价值是由社会的需要赋予的，两者实则大相径庭。道德论理念认为知识本身是有价值取向的，但这种价值取向不是由社会和国家的需要所决定的，而是由道德赋予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治论理念是从形而下的角度给予知识以价值，道德论理念则是从形而上的角度赋予知识以价值。政治论理念评判知识价值的标准为是否有利，道德论理念评判知识价值的标准则为是否应当。

第三，道德论理念对大学实践责任的认识与其他两者不同。认识论理念认为大学本身是没有实践责任的，大学应当保持“象牙塔”和“修道院”的状态，尽量少受社会的影响，以免社会世俗价值取向干扰知识探究的客观性。我们可将认识论理念看作是一种“出世”的态度。但事实上大学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持纯粹认识论理念的大学必然是“贫血”的。所以，道德论和政治论理念都不同意这种“出世”的态度。在现代，即使是认识论理念的代表人物弗莱克斯纳，在大学“入世”方面也有所松动，因为实践证明大学完全“出世”是不可能的。但问题在于大学应当如何“入世”。温和的认识论理念认为大学可以研究社会问题，提出建议，但不谋求权力也不为这种知识的实践负责。政治论理念认为大学应当解决社会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还要指出如何行使权力实现这些目标并为知识的实践后果承担一定的责任。道德论理念与两者不同，它认为大学应当“入世”，知识也必须付诸实践，纯粹的知识本身没有实际意义，只有转化为实践才能实现知识本身的价值，只有实践了并产生结果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但大学研究社会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某些具体问题，而是要了解社会，运用知识实践其道德理想以改造社会。也就是说，大学知识的实践，不是功利的实践，而是道德的实践，大学以其知识在社会中践行道德理想才是大学的实践。相应地，大学应当为其实践负责，但只是负道德责任。有人说，大学是社会的良心，那么社会犯了错误，良心能够熟视无睹、不负责任吗?大学要作出道德良知的谴责，使社会感到内疚，这就是大学的道德责任。

第四，道德论理念对培养人才的认识与其他两者不同。认识论理念主张培养有知识、有修养的公民或专家，政治论理念则主张培养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有用成员和专家，而道德论理念认为大学应当培养有高尚道德的人，具有批判社会、高度觉悟的人。大学是探索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场所，那么在大学中奉行道德论理念又何以可能?其实探索知识和培养道德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通过对高深知识的学习和探索，将有利于树立高尚的道德。两者并不矛盾。从根本上讲，真与善是统一的，真是善的基础，善是真的升华。

1.道德标准具有历史性，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此对善的认识也是无止境的。大学作为高深学问的探究场所，它所探究的学问决不限于自然科学知识，而是广泛涉及人类认识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对善的认识。在历史上由于对善的认识不同，导致了各种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有些甚至走向了道德的反面。对善的目的和道德标准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是走向道德的第一步。如果对善没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人只能做他自以为善的事情，而不能做真正善的事情。大学由于其研究高深学问，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可以弥补道德本身的不足，因此，实现对时代道德的清醒认识，大学责无旁贷，其他任何机构都不能取代。因为大学本身就是认识的权威，人们相信大学对事物的认识是深刻而准确的。

2.德行是对善的实现，问题就在于如何实现善的目的。想实现善的目的，践行道德法则，就必须懂得如何实践，实践是道德的必然要求。如果道德不能付诸实践，仅将其束之高阁，那么不论对善的目的和道德标准有多么深刻的认识都是毫无意义的。对道德的认识和对道德的实践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只有知道如何践行道德才算是真正认识道德。但社会是纷繁复杂的，要想真正实现道德，就必须对社会有深刻的认识，掌握社会实践的途径，而这一切都需要有关社会的高深知识。大学不仅研究自然知识，也研究社会知识，大学的高深知识正好可以帮助道德实践其自身。

由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知识是道德的基础，是道德实现的手段。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可以通过其对知识的探究来实现道德目标。从源头上讲，两者是同源的。对知识的思考和对道德的思考原本就联系在一起，不应分割。大学肩负高深知识的探索，也必然伴随着对高尚道德的思考，大学理所当然要承担起一定的道德责任。既然道德理念要实践其自身，那么大学作为道德理念的载体，如何实践道德理念呢?理念本身是空的，不经实践的理念即纯粹存在，也即纯粹不存在，所以大学的道德理念必须付诸大学的实践。而大学主要是探索高深知识和培养人才的场所，这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因而大学道德论的实践也是建立在这两者的基础之上的。

一般来讲，大学道德理念的实践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知识和人才来实现的。校训选若干德目悬于公见之地使广大师生践行之，显然，作为大学理念重要载体的校训，首先是面对大学师生的。作为教师，应当为人师表，以自身高深的学术修养和高尚的道德修养来影响学生，成为学生的行为模范。而接受了这种熏陶的大学生终将走向社会，将成为各条战线的主力军，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这股中坚力量的道德水平是高尚的，那么其榜样作用将是巨大的。他们必将把大学对高尚道德的认识付诸实践，形成全社会的优良风气。除上述间接途径外，大学有时还直接影响社会风气，成为社会的倡导和表率。大学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的堡垒，大学师生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直接扮演了主角。大学不是孤立的“象牙塔”，也不是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大学的道德风气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全社会的道德价值取向，振作大学的道德理念是大学自身的要求，也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四、合并高校办学理念的融合

大学的道德论理念，并非要否认大学的认识论理念和政治论理念，现实中的大学理念多是三者的结合。只是在当今的中国大学中，道德论理念日渐式微，在理论研究上也相当缺乏，特别是在西方大学理念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不断后退。因此，合并高校在合并后重新确立办学理念的过程中，有责任有必要捍卫本土文化的办学理念。如果让纯粹的认识论理念占主导地位的话，大学会越来越“贫血”，这是不利于大学自身发展的。相反，如果政治论理念占主导地位的话，事实上也是如此，那么在社会向大学索取知识时，大学可能会变成社会的附庸，政治论理念可能滥用大学的知识。因此，大学必须保持自身的价值独立与自由，并同时影响国家和社会。也就是说，大学与社会应当在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上相互影响，但又要保持一定的张力。道德论理念的价值就在于可以制衡认识论和政治论理念的偏激行为，三种理念共同影响大学可以使大学在办学理念上保持平衡，不至于走向极端。道德论理念可以给予知识本身以价值取向，可以避免大学的知识探索如脱缰的野马，毕竟科学活动是需要一定的道德约束的。如果大学保持彻底的价值自由，科学知识本身就有可能破坏人类自身的存在，最终走上恶性发展的道路。所以，大学作为知识探究的场所应当有其独立的价值取向，应当有其鲜明的办学主张——校训。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既保持“入世”，又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由，并最终使道德、真理、功利三者统一起来，实现大学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合并高校在融合办学理念的实践中，应重视大学道德理念的实践。目前大学的道德理念仍处于一种潜在状态，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并取得相应的地位。这种潜在状态对大学和社会都是不利的。由于不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大学的道德理念正在逐步衰亡。在当今大学中，学术腐败现象正在蔓延，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日益滑坡，这些都与我们不重视大学的道德理念有关。尽管大学的道德理念本身依然顽强地保存在中国诸多大学的校训中，但校训毕竟只是办学理念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重要的是将校训中所包含的这种道德理念发扬光大并使之蔚然成风。大学校训不仅应当挂在校园的醒目之处，更应当印刻在广大师生的心里，融化在广大师生的行为中。只有这样，作为大学理念载体的校训才具有实际的意义，才能形成新的办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