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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与人民群众: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观研究

【摘要】:卢森堡一贯重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中心人物的同时,还必须强调“社会民主党出场”。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了卢森堡关于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辩证看法。再次,政党必须做好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今天,这项工作任务应由社会民主党内的先进分子来承担。

三、社会民主党与人民群众

事实上,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卢森堡极力关注的问题之一。卢森堡一贯重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她认为,随着历史的前进,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行动的出现,必将是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和他们对自身历史任务认识的提高。首先,必须要有对群众的正确认识。资产阶级政党认为,“群众”就是那些没有任何主见、尾随资产阶级领袖之后、被其同化的、完全不知自己需要什么的多数群氓。只有有教养的领袖集团才能担当起运动领导作用,而群众对革命运动的手段、条件、目的等是全然不知的。卢森堡则认为,工人阶级参加运动实践过程与他们的成熟过程是有机统一的过程。工人解放斗争每前进一步同时意味着工人群众在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和首创精神的增长。卢森堡说:“歌德曾经说过‘令人讨厌的多数’这句话。这种多数是由少数几个强有力的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骗子、被同化的弱者,以及尾随在他们后面的、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群众’组成的。这句话不过是资产阶级政党用来描绘‘多数’的经典公式而已。”(51)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苟且于此。在无产阶级运动的行进征程中会历经无数失败与胜利交错。为了取得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胜利,就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最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卢森堡对群众的信心和感情是坚定不移的。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坚信:具有革命自觉性的群众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真正战士。卢森堡在《柏林秩序井然》(1919)一文赞许道:“群众是决定性的,群众是磐石,革命将依靠这块磐石取得最后胜利。”(52)其次,必须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中心人物的同时,还必须强调“社会民主党出场”。她在《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领袖》(1910)一文中写道:“社会民主党作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自觉信徒和精神产物不承认历史的英雄崇拜”,(53)“社会民主党无非是意识到斗争的历史后果的现代无产阶级斗争的体现。实际上它的真正领袖是群众自己,当然这是要从党的发展过程中辩证地加以理解的。社会民主党越是发展、成长、壮大,觉悟的工人群众就越是与日俱增地把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整个运动的领袖和确定路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整体上说社会民主党只是无产阶级运动有觉悟的先锋队,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它在斗争的各个时刻代表解放的永久性利益,并且与工人阶级的各种局部的集团利益相反,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社会民主党党内,它的领袖越是明确地和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有觉悟的进行斗争的群众的意志和意向的代言人,成为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体现者,他们就越有力量,越有威信。”(54)这段文字清晰地表明了卢森堡关于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辩证看法。卢森堡很好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无产阶级政党不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最突出鲜明的地方就是,前者没有自己的私利,它不屑隐瞒自己的意图和目标,而后者则必须采取欺骗、愚昧的方法来取得“同意”,因为它只代表着自己的利益。当领袖与群众之间出现矛盾怎么办?卢森堡提出,在这种情况下领袖应该“放弃自身的领袖作用,使群众成为领袖,使自己成为群众自觉行动的执行人和工具”。(55)领袖人物应该自觉成为觉悟的群众意志的“代言人”和“执行人”,成为“阶级运动客观规律的体现者”。能否培养工人阶级当中最优秀和最有活动能力的分子,能否培养带领工人阶级完成自己的一切任务和进行一切斗争的领袖,是社会民主党能否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卢森堡还预料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未来趋势:社会民主党运动的主导趋势现在是而且始终是取消资产阶级意义上的“领袖”和“被领导”的群众,取消这个一切阶级统治的历史基础。在这里,卢森堡实际上提出了政党消亡思想。再次,政党必须做好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自发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引向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必须对他们进行启蒙教育,以提高他们对自身历史任务的认识,排除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思想渗透和控制,吸引和争取绝大多数群众站到自己一边。启蒙教育是党的领袖的第一任务。卢森堡指出:“社会民主党的所谓‘领袖’的唯一作用在于启发群众认识他们的历史任务。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威信和影响的增长只能是同他们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的启蒙工作的量成比例。”(56)卢森堡在《播种季节》(1910)一文中,强调宣传和教育群众、提高群众觉悟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意义。卢森堡写道:“如果我们成功地充分利用现在激烈的战斗时机,不但去唤醒和激励群众,而且也去教育群众,不但去大大扩充我们的拥护者大军,而且也去提高和巩固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那么事态就会如愿以偿地发生转折,无产阶级的事业就会在运动中取得胜利。”(57)卢森堡认真总结了德国社会民主党40年来的启蒙工作成绩。德国社会民主党40年的启蒙工作,使德国无产者确立了坚定的信念:“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不过同今天的君主政体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国家和堡垒。要根本改变无产阶级的状况,只有废除任何形式的雇佣制度和阶级统治,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徒有其表的‘人民统治的’假象。然而,正因为在德国通过社会民主党40年的工作彻底地防止了产生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幻想的种种危险,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地在我们的宣传中给予我们政治纲领的最高原则以更多的、它本来就应该占有的位置。”(58)正是启蒙和教育,使人民群众越发觉悟,越发理解革命的目标,越发懂得革命所需要的运动措施,越发知道联合。卢森堡还总结和回答了谁是开展这种宣传的主体。她指出,英、法、美等国对无产阶级群众进行启蒙、训练和组织的工作都是由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和政治理论家承担的,而在俄国,这个工作却成了知识分子的专有任务。不过,他们不是思想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是脱离原来阶级去充当工人阶级本身的思想代表的知识分子。在今天,这项工作任务应由社会民主党内的先进分子来承担。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把工人从沉睡中唤醒,让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开展工人群众罢工,还要创建其他组织,如职业工会、图书馆、读书会等。这些组织能够将工人组织在一起,在这些组织中工人群众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在宣传形式上,除了群众罢工外,还有很多其他形式。在这点上,拉法格论述得比较充分。拉法格指出,党作为指导者和组织者,它应想尽一切办法进行组织和指导,而组织和指导的办法就是宣传:口头宣传(集会和报告会)、书面宣传(书籍和报刊)、实际行动的宣传(罢工、请愿、竞选等)。此外,拉法格认为,工人党参加竞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赢得几个参议员或众议员的席位,“而是因为在竞选期间可以让平时对议会最漠不关心、最无动于衷的那部分群众受到我们的教育”。(59)所以,拉法格更是把宣传工作放在社会民主党工作的首位,他要求社会民主党要抓住一切方法、可能和机会来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工作。考茨基也重视社会主义宣传和教育工作。他认为,这项工作是培养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根本途径。1901年10月16日,考茨基发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领的修正》一文。当时,修正主义者为了宣扬自发论,鼓吹社会主义意识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1899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布隆代表大会提出的新党纲草案,就鼓吹这个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考茨基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新纲领的观点完全不正确,它全然歪曲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关系。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是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列地产生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产生另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知识也如同物质财富一样,并不掌握在工人手里,而掌握在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手中。因此,科学的代表人物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分子的头脑中产生出来的。通过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即由他们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中间桥梁,把社会主义学说同工人运动联结在一起,完成向无产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任务。基于上述分析,考茨基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下述论断:“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60)考茨基的这个论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它说明社会主义不是工人运动的自发产物,从而同修正主义的“自发论”划清了界限;它既肯定了先进的知识分子在创立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作用,又规定了“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任务。考茨基关于党群关系的思想实际上包含了无产阶级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的思想,它强调了科学社会主义对于工人阶级的教育和指导的意义。列宁十分推崇考茨基这一思想。正是成千上万的工作人员积极忘我地为党努力,进行着日常的、细心的、往往是不为人所注意但却是很重要的组织工作和群众教育工作,不倦地宣传党的政策、原则和理想,才能使社会民主党不断发展壮大。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无产阶级杰出领袖倍倍尔、辛格尔等的领导下,紧密联系群众,排除了宗派主义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因而成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最后,党纲是人民群众认同和凝聚的基础。拉法格认为,工人阶级要想争得自己的解放,并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必须有本阶级的革命政党的领导。因此,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以后,拉法格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全力以赴地投入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建设。他认为,正确纲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前提和根本条件。法国工人党建立后,他除了和马克思、恩格斯、盖得一起修改和确定了党的纲领之外,还起草了《法国工人党宣言》,为党的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880年11月,法国工人党在哈佛尔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党纲草案。以布鲁斯、马隆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在会上公开反对新党纲,要求取消党纲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主张把无产阶级斗争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可能”的范围内,放弃政权的斗争,通过市、镇议会等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社会改良,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鼓吹无政府主义,要求党的地方组织拥有修改党纲及其它“自治”权力,妄图改变党的性质和根本路线,故称“可能派”。经过激烈的斗争,“可能派”的阴谋未能得逞,大会正式批准了新党章。会后,拉法格多次写信批评、帮助布鲁斯、马隆等人,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坚持革命立场,维护全党的团结。拉法格认为,革命性政治纲领是无产阶级共同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无产阶级共同的行动,因为革命性纲领代表着无产阶级根本性利益。卢森堡则从党纲的强制性约束力角度来理解党纲对于凝聚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党的纪律是种非强制性的,只有党的纲领才有约束力。党的决议、纲领是社会民主党的真正基础、内在根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www.chuimin.cn)

总之,第二国际理论家正确把握住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党与群众、工会关系的精神实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党组织是工人阶级最有觉悟性、最有组织纪律性的先锋队。卢森堡关于党群关系的思想引起的争论最多。事实上,卢森堡的思想体现了自觉性与客观性、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不能简单地将卢森堡的思想归结为“自发论”,一再谴责卢森堡,说她过低估计了党的领导的作用,过高估计了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卢森堡的这一思想核心就是希望社会民主党能够担当起历史的重大责任,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并争取更大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决不能落到了人民群众的后面,而应始终走在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前列。当然,如果说有什么不妥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她在论述领袖等方面内容时不够确切和严密,有所欠缺。(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