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的关系及其特点研究

二、社会民主党与工会

第二国际时期，欧洲工会组织取得了空前的发展。1905年的德国工会会员人数比1900年增加一倍，多达138．40万人，有雄厚的财政基础，并有庞大的宣传机构，出版了78种党报（其中54种是日报）和5种杂志。法国工会组织的数目在1900－1904年间从2，685个增到4，625个，会员从49．16万人增到78．13万人。⁽¹⁴⁾整个欧洲工会会员达到1，300多万人。第二国际时期的工会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受工联主义影响的工会运动，即以熟练工人和待业人员的组织为基础的“单纯”的工会，实际上接受资本主义制度，口号是“工会之内，不谈政治”，不主张工人进行政治活动。这种工会主要存在于英国和美国。第二种是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会，主要基地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第三种是受社会党影响的工会，主要存在于德国、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后来发展到俄国和巴尔干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会一般遵循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是集中的、有纪律的、向着产业工会方向发展的组织。⁽¹⁵⁾

就欧洲几个主要国家来说，英国工会运动历史悠久，它具有较深的工联主义传统。在第二国际成立时英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工人政党，英国工党直到1908年才成立并参加第二国际。英国工党的前身是劳工代表委员会，其成员都是各类工会组织人员。英国工党成立后长期没有纲领，从来也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其指导思想是费边主义。英国工党与英国工会是一体的，所以不存在“工会中立”问题。但是，法国工会与法国工人政党的关系则不同，这里“工会中立”以公开明朗的方式表现出来。法国于19世纪60年代产生了第一批工会。工会组织按两种方式形成与发展，第一种是按行业组织的；第二种是按地区方式组成的。1879年10月，法国工人党成立。法国工人党在工会中积极开展工作，发起组织全国性工会组织的工作。在法国工人党的有效工作下，1886年10月，全国性工会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正式成立。全国工会联合会由两个全国性工会组织构成，一个是行业性的全国联合会，其领导人大部分为盖得分子；另一个是地区性的全国工会组织，即劳动介绍所联合会，其领导人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斐迪南·贝鲁蒂埃。1895年召开法国总工会成立大会，这次大会使得无政府工团主义占据法国工会运动的统治地位。1906年，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亚眠宪章”，在宪章中，对工会与政党的关系做出明确规定：总工会对雇主采取直接的经济行动，总工会组织不应去管政党问题，政党在工会之外可以自由地进行社会改革；工会是工人阶级唯一的组织，他们都有责任参加工会，而不管他们的政治和思想见解如何；工会会员可以在工会以外自由参加思想活动，但不得将自己的见解带进工会。从这个宪章中可以看出，法国工会组织只承认经济斗争，对于政治斗争的认可只停留在口头上。1905年饶勒斯的法国社会党和盖得派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成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将主要力量放在议会斗争上，满足于让工会单独进行经济斗争。1906年11月法国社会党里摩日代表大会确认了“亚眠宪章”有关工会运动的主张，原则上承认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同等重要，各自负责分管本身范围内的斗争。在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讨论政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时，法国社会党和总工会的立场一致，代表们在会上都坚守“亚眠宪章”的精神。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有自己的特点。德国工会运动的早期也曾主张政治中立立场，1875年哥达工会大会通过的决议把工会组织不介入政治但要拥护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会的职责。尽管这一决议所规定的工会的政治立场具有明显的矛盾性，但这次大会有利于后来的工会运动的统一。往后即使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工会运动仍朝着好的政治方向发展：首先，工会日益成为较集中、有纪律、政治性强的组织；其次，工会比较愿意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导。工会自身的规模不断扩大，社会民主党也得到了工会的广泛支持。1890年9月，“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从1878年的49万多张上升到1890年的142万多张，工会会员人数从1878年5万发展到1890年的30万，具有严密组织的全国性工会组织达58个之多。⁽¹⁶⁾随后，围绕工会在新形势下的作用和地位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双方逐渐发生分歧，“工会中立”思想这种改良主义在德国工人阶级运动中不断滋长。1890年11月柏林工会代表大会、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1900年5月柏林工会代表大会、1902年德国工会代表大会、1904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来梅代表大会、1906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等都就工人罢工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工会中立”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1889年后，工会国际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但工会国际组织受“工会中立”思想的影响较大。“工会中立”思想过分强调政党和工会在活动领域方面的严格分工，工会把自己的活动局限于经济斗争的范围，不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有效地结合起来，认为政治斗争是各政党的任务。因此，持“工会中立”思想的活动家笼统地承认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但不承认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争取最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不承认经济斗争应当服从政治斗争。他们反对工会在政治斗争中与党密切配合。在社会民主党内也有同志主张放弃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工会的有效作用，放弃党对工会的政治引导和领导。列宁曾于1907－1908年间写过一系列文章，阐述了他对“工会中立”思想的看法。列宁认为，在工人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的初期，由于无产阶级斗争还不发达、资产阶级对工会活动的影响力还不大，此时坚持“工会中立”可以扩大无产阶级斗争的初步基础，但是，当阶级矛盾十分突出时，如果再坚持这一思想就是错误的。列宁指出，中立主义的错误就是“把工会在经济斗争中的独立性同工会的非党性混为一谈”，“或者同工会应该在政治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方面紧密接近党的问题混为一谈”。⁽¹⁷⁾

俄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欧，从时间上看，俄国工会成立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之后。在19世纪末，由于沙皇政权的血腥镇压，成立合法工会组织不可能，当时只有一些秘密活动的工人政治组织和受警察操纵的假工人组织。到1904－1905年，俄国各地才出现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领导的规模空前的罢工运动，这时真正意义上的工会组织才产生。1905年9月，全俄工会会议在莫斯科首次召开。同年底，俄国各城市都成立了工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于1898年已宣告成立，1903年在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已制定出了马克思主义党纲。可见，俄国工会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之后建立的，俄国工会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但在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与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就工会与党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十分强调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的绝对领导权。而普列汉诺夫则主张“工会中立”。

普列汉诺夫“工会中立”的立场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曼海姆会议精神的进一步阐发。1906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曼海姆举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决议。决议指出，一旦党认为有必要举行政治罢工时，党必须同工会总委员会取得联系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决议规定党与工会都是平等的组织。决议中关于党和工会的关系的提法是“工会中立”思想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典型的表现。曼海姆代表大会是列金等一小撮工会官僚篡夺党对工人运动领导权的大会。曼海姆代表大会之后，普列汉诺夫在1906年第9期－第10期《现代生活》上，发表了《曼海姆》一文，阐明“工会中立”思想。《曼海姆》的中心思想是称颂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鼓吹“工会中立”、反对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决议，认为“曼海姆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是考虑到摆在德国无产阶级面前的十分严重的冲突以后才制订的十分严肃的实际行动纲领”。⁽¹⁸⁾

不可否认，普列汉诺夫正确地说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等文本中阐述的关于工会和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它们各自承担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任务。但是，普列汉诺夫以马克思也主张“工会中立”为由，企图为自己的“工会中立”思想找到理论依据。在对待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关系上，马克思主张社会民主党要支持和联合工会，但社会民主党决不强求工会接受自己的纲领。据此，普列汉诺夫推论出“马克思曾经主张工会中立”。⁽¹⁹⁾实际上，马克思科学说明了西欧工人运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一贯主张无产阶级政党要以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影响工会和广大工人，要用科学思想工作方法，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最大程度地把广大群众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对于曼海姆决议，普列汉诺夫认为，至少在以下方面是值得赞许的：第一，曼海姆决议不强迫工会被动接受社会主义纲领。普列汉诺夫认为，工会被动接受社会主义纲领，会大大缩小工会运动的规模。普列汉诺夫的想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是两个性质不同的组织，工会是群众性组织，而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因此，两者纲领内容有所不同。但是从其保护的利益群体和群体利益应该是相同的。工会保护的是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其中首先是经济利益，但是如果脱离政治手段，经济利益也不能长久地得到根本性的实现，所以，工会所能运用的斗争只能是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结合。而社会民主党代表的是最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其最终目标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和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的不单是眼前的微小经济利益，而是个体、阶级、人类的彻底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斗争的主要特征是政治斗争，同时运用其他斗争方法如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等。马克思主义政党艰巨性历史任务要求自己必须将工会工人团结起来，用其纲领去引导工会思想和行动。同时，工会也只有追随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政党，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自身目标的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曼海姆会议上的“工会是手段、而社会民主党则是目的”⁽²⁰⁾的观点错误。这种观点片面地看到了两者的区别，而忽视两者的联系。如何才能使得工会自愿接受社会主义纲领？首要的办法是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民主党要能依据新的发展形势，不断地改进思想教育方法。无产阶级思想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去占领。如果社会民主党放弃工会组织的话，工会将会走向资产阶级政党那边去。普列汉诺夫要求社会民主党不要强迫工会接受社会主义纲领的想法，只能导致共产主义政党失去广大工人阶级。第二，曼海姆决议用不同的态度来区别对待不同的机会主义。普列汉诺夫对机会主义作了两类划分：工人的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工人的机会主义和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一回事。工人的机会主义“还没有看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阶级利益的对立性的全部深刻程度”；⁽²¹⁾而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是“看见这种对立性（指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阶级利益的对立——引者注）的全部深刻程度而本能地担心它的社会政治后果”。⁽²²⁾由于这两种机会主义的可能性不同——前者是可能性上的急进派，后者是进一步向后运动的可能性，所以采取的批判态度也不同。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宽恕前一种人；他必须同后一种人斗争到‘最后一口气’。社会民主党人对待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工人的机会主义的温和态度将有助于使机会主义的无产者变成激进主义的无产者；社会民主党人对待‘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的温和态度只会加强这个后果对工人的影响，从而延缓他们的阶级觉悟的提高”⁽²³⁾根据这种观点，普列汉诺夫认为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和190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对机会主义的妥协，都体现了在不同情况下的针对性。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德累斯顿，以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同‘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发生了冲突，所以他们向它进行了无情的全线攻击。在曼海姆，他们不得不同工人组织的机会主义打交道。于是他们显示了很大的温和精神。这只是表明他们懂得了自己导师的策略。”⁽²⁴⁾实际上，无论是何种机会主义，都是腐蚀和破坏工人运动的错误思潮，究其本质都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都是为资产阶级效劳。他们都给工人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普列汉诺夫对两种机会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性的认识都不足。第三，曼海姆代表大会的决议拒绝了群众性政治性罢工斗争形式。工会无疑是大规模罢工的核心，当工会对大规模罢工表示十分冷漠的态度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宣传、组织工会，适时发动大规模罢工。而普列汉诺夫却认为，当工会出现上述态度和情绪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应以一种谨慎态度去向工会做解释工作，向工会说明大规模罢工的条件性、冒险性。他说：“在曼海姆就总罢工问题所通过的决议具有一个极大的优点：保证了德国各工会对决议的同情。”⁽²⁵⁾普列汉诺夫庆幸：在大规模罢工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达成了共识。实际上这个决议只片面强调群众性政治罢工的条件性和冒险性，而没有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和当时德国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指明斗争形势的不可避免性和党要积极为此做好准备。这次代表大会决议表明了党向工会作出了原则性让步。普列汉诺夫关于曼海姆代表大会决议的赞颂正合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和工会官僚的心意。

此后，普列汉诺夫继续宣扬“工会中立”思想。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是1907年8月18－24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城举行的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重点议题之一。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孟什维克派继承宣传和维护“工会中立”观点。在这次大会上，普列汉诺夫代表孟什维克参加了“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他在委员会内发言宣传“工会中立”论，拟定“工会中立”草案，并在俄国代表团会议上同反对“工会中立”论的布尔什维克激烈地进行争辩。“政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于8月19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普列汉诺夫在这次会上作了发言，表示坚决拥护工会完全中立。他宣称，反对“工会中立”的路线对工会是致命的危险。普列汉诺夫的发言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蔡特金就是其中的一位出色的反对者。蔡特金批驳了普列汉诺夫“工会中立”观点，指出这一错误观点的极大危害性。“党和工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于8月20日傍晚举行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普列汉诺夫以俄国情况的特殊性作为“工会中立”的主要论据。他说：“在关于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上，正如在其他各问题上一样，俄国人的观点彼此有分歧。提出来的一些决议西欧可能接受，而俄国则不能。俄国存在着11个革命组织。试问，我们的各个工会应当同他们中间的哪一个发生组织关系呢？可以想象得到，工会运动的统一会给政治运动的团结做好准备。在俄国，大约有24．30万名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在他们中间传布政治上的意见分歧，会对工会运动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反响。”⁽²⁶⁾他又说：“我们俄国的工会运动还处在萌芽时期，而且考虑到我刚才指出的种种情况，我认为俄国的工会组织应当是中立的。”⁽²⁷⁾普列汉诺夫的论据受到列宁的严厉反驳。列宁指出，普列汉诺夫制造的这种论据，无论在事实上和原则上都不正确。列宁从三个方面驳斥了普列汉诺夫的十足的“蠢话”。列宁指出：“第一，并不是只有俄国才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在俄国只有两个比较认真地进行竞争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因此把各民族的政党混在一起是十分荒谬的。第三，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统一的问题，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把这个问题扯在一起，就把事情搅乱了。”⁽²⁸⁾在俄国代表团会议上，普列汉诺夫仍旧论证“工会中立”思想。1869年9月30日，马克思接见以约·哈曼为首的拉萨尔派五金工人工会代表时，发表了有关工会问题谈话。同年11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歪曲地报道了这次谈话。⁽²⁹⁾普列汉诺夫在谈论有关工会问题时，时常引用此处报道的马克思这次谈话：“如果工会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它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同政治团体联在一起或依附于政治团体。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说，它将受到致命的打击。”⁽³⁰⁾普列汉诺夫断定：“因此有理由认为，马克思要是还在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³¹⁾对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列宁给予了批驳。列宁说：“当然，在欧洲，在工人的政治运动的初期，可以坚持工会中立，因为在无产阶级斗争比较不发达和资产阶级还没有经常不断地影响工会的时期，这可以作为扩大无产阶级斗争的初步基础的手段。目前从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坚持工会中立就完全不妥当了。普列汉诺夫断定说，‘马克思要是还在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这种论据是从曲解马克思的‘一段话’而来的，忽略了马克思的整个的声明和他的学说的整个精神，因此我们看了只能一笑置之。”⁽³²⁾显然，列宁对马克思关于政党与工会关系思想的理解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而不是教条式地理解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的“工会中立”思想并没有得到多少支持者。大会最后以绝对多数通过了经过布尔什维克修改了的奥地利人比尔的提案，即第189号文件。⁽³³⁾大会通过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决议表示：无产阶级应当极力在各国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之间建立并保持诚挚的相互关系；党和工会进行工作时应当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在斗争中只采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所必需的手段。(www.chuimin.cn)

尽管这次大会说明了普列汉诺夫的“工会中立”观点被广泛否定。但是，普列汉诺夫还继续为阐述和宣扬其错误思想而努力着。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以后，普列汉诺夫把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某些布尔什维克的发言集录成一本小册子，题为《我们和他们》，并且写了一篇长序。普列汉诺夫为自己辩解道：“我想对伦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党和工会的关系的决议说几句热情的话。可是篇幅不允许。况且由于不久以前在斯图加特经过我修正后通过的决议，就使这项决议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³⁴⁾普列汉诺夫对奥地利人比尔提出的关于“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的第三节结尾处，补充了文字“不得损害工会运动的必要的统一”。⁽³⁵⁾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政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决议的第三段末尾，并没有照抄普列汉诺夫的原话，而是写成：“必须把工会组织的团结一致时刻牢记在心。”⁽³⁶⁾应当承认，普列汉诺夫的修正案是必要的。但是，它没有触及到“工会中立”的实质。随后，普列汉诺夫在1907年第11期和12期《现代世界》杂志上发表的《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和1913年第8期《现代世界》杂志上发表的《奥古斯特·倍倍尔》等文章中，进一步为其“工会中立”观点辩护。在这两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均引用上述提到的马克思关于党与工会相互关系的话语，申明自己是倍倍尔“工会中立”的倡导者，而非修正主义“工会中立”的主张者。普列汉诺夫关于“工会中立”思想活动一直持续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

总之，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条件性、困难性和复杂性的估计，工会组织的统一性，工会组织和社会民主党组织在性质、目标和任务的差别性等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他的“工会中立”思想最终结果导致社会民主党丧失对工会的领导权，致使社会民主党失去强大的依靠力量。他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社会民主党不仅要善于做人民群众的领导者，还要善于做群众运动的宣传者、发动者和组织者，要把最大多数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争取无产阶级运动的更大胜利；党要通过工会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工人群众的意见并接受其监督，要尊重工会组织本身的权益，关心工人的切身利益；工会组织也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旗帜下，才能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社会民主党只有同工会组织形成强大的合力，方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工会中立”思想的危害性在于它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企图取消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工人，结果为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工人阶级打开了方便之门。事实上，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是不存在的，它向来都是充满着复杂而尖锐的斗争性。

在工会问题上，卢森堡一方面反对这样的观点：工会也能直接用来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挖掉资本主义所有制。卢森堡认为，工人阶级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她说：“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的最大敌人是它自己的幻想。”⁽³⁷⁾她另一方面将工会与合作社相区别对待。合作社既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理想，也不是对合作社社员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的手段。而工会则不同，工会虽然不能等同于直接的政治斗争，但是它却与政治斗争相联系，它是社会主义教育手段。所以，卢森堡认为，必须正确认识工会此方面的意义，社会民主党决不能放弃工会。工会是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得以继续发展的力量源泉。放弃工会就意味着政治斗争必然遭到最严重的损害。工会是对广大群众进行无产阶级斗争教育的最好手段，通过这样的组织，使广大群众得到教育、锻炼、成熟。正因为如此，工会常常会遭到两个方面的反对，即企业主联合组织和国家政权组织，像英国这样工会组织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也不例外。企业主会联合起来反对工会活动。国家政权则通过法律、法庭、法官来反对工会组织以及工会组织所提出的任何要求。正如考茨基所说：“只要工会稍许对资本作出一点强制性的约束，国家政权就会采取什么行动。”⁽³⁸⁾所以，卢森堡反对那种将工会与党的“权利平等”的理论。这一理论死抱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平静的正常时期的幻想，认为工会无论在什么时期都只能是议会斗争。卢森堡在芬兰短暂避难期间完成了在狱中已着手撰写的《群众性罢工、党和工会》（1906）。在这部著作中，卢森堡试图总结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论述了群众罢工的意义、党与工会的关系。卢森堡批判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关于工会应独立于党之外的种种谬论。卢森堡说，工会和党的不同就在于，工会的斗争代表着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微小利益和局部利益，而党则代表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卢森堡认为，“权利平等”理论不只是理论上的所谓误解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政治斗争和议会斗争的实质问题。卢森堡指出：“就其本质而言，议会斗争是一种政治上的改良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上的改良工作一样。议会斗争又是政治性的当前工作，如同工会是经济性的当前工作一样。同工会一样，议会斗争只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中的一个时期和一个发展阶段，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以同样的程度既超越了议会斗争也超越了工会斗争。议会斗争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也和工会工作与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关系一样。”⁽³⁹⁾“权利平等”理论在实践上的危险显而易见，这一理论是“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倾向的表现，这个派别想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在实际上也缩小为议会斗争，并把社会民主党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⁴⁰⁾

卢森堡反对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绝对分开的做法。她认为，社会民主党是工会、议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综合，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可以相互转化。她说：“革命首先造成一些社会条件，使经济斗争可以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政治斗争也可以直接转变成经济斗争。”⁽⁴¹⁾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互转化的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群众性罢工。卢森堡指出，决不能局限于议会斗争，人民公开的政治斗争在客观上可以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卢森堡讴歌俄国革命的意义：俄国革命修正了那种将罢工当作与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相对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她指出，俄国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第一次壮丽地实现了群众罢工思想以及……罢工本身，从而开始了工人运动发展的一个新时代”。⁽⁴²⁾卢森堡既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群众性罢工与政治斗争无关的论调，也反对德国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宣扬的斗争方式是由“上层决定”、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论调。卢森堡认为，群众性罢工“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⁴³⁾群众性罢工代表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是“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条件发生深刻的内在急速变化的可靠标志”。⁽⁴⁴⁾俄国群众罢工的历史向人们表明，罢工是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方式，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斗争的表现形式，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不是截然分开的，罢工是以两种斗争之间不停的相互影响为基础的。政治斗争可以激发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从而变成经济斗争的强大推动力，而经济斗争能改善工人群众生活和工作条件从而把一个政治枢纽同另一个政治枢纽联系起来。俄国革命中创造出来的群众性罢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德国呢？俄国和德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等都不完全相同。卢森堡通过详细分析与比较后认为，尽管两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点，但是其无产阶级斗争目标相似，俄国群众性罢工方式也同样适用于德国。这是因为“群众罢工是无产阶级采取每一重大革命行动时的第一个天然的、具有推动作用的形式，而工业在社会经济中愈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愈是突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愈发展，群众罢工必然会愈是强大和愈是具有决定性作用”。⁽⁴⁵⁾资本主义兴衰史无不证明，群众性罢工“并不是俄国特有的、来源于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个普遍形式”。⁽⁴⁶⁾法国大革命、德国三月革命和俄国革命遵循同样的革命逻辑。卢森堡在《三论比利时的试验》一文中将罢工分为无政府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两种不同性质。卢森堡主张要根据各国家的不同情况来决定对待罢工的态度，反对不顾差别地生搬硬套，要对总罢工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她将罢工作了以下区分：民族的与国际的总罢工；政治的与工会的总罢工；一个行业的罢工与各行各业的罢工；由一时一事所引起的总罢工与出于无产阶级总的意图而实行的总罢工等等。只有对各种各样具体的表现形式的罢工作出具体分析以后才能作出客观的价值判断。

由上可见，卢森堡关于群众性罢工、工会的作用、党和工会的相互关系的见解深刻、独到。《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热情赞扬了人民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同时也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卢森堡对俄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创造的政治性群众罢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应当运用这一新的斗争武器来推进德国革命。在这本小册子里，卢森堡说：“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最明确、阶级觉悟最高的先锋队。它不能听天由命地悠然等着‘革命形势’的出现，等着那种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永远都应走在事物发展的前面，并且努力去加速这种发展。”⁽⁴⁷⁾如果仅以此就推论卢森堡的这本小册子“广泛地表现出她崇拜自发运动和否定党的领导作用”，⁽⁴⁸⁾这有所欠妥。卢森堡充分考虑到无产阶级政党发挥革命作用时的条件性。卢森堡指出：“事物确定在德国爆发群众罢工的导因和时机，这是社会民主党无能为力的，因为它不能通过党的决议来造出历史的局面。但是，如果斗争一旦发生，那么说明这些斗争的政策方针并用一条坚决的、一贯的策略把这些方针表述出来，这却是社会民主党所能做到和必须做到的。”⁽⁴⁹⁾由此可见，卢森堡的基本观点：群众罢工的历史条件是不由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观意愿而产生的，它是一定时代的产物，但这并不等于说当革命到来时，社会民主党因感无能为力而表现出无动于衷，社会民主党应迅速制定革命方针和策略，加速革命的进程，增强革命效果。在1906年9月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卢森堡分别于9月26日和28日就党和工会关系作了两次会议发言。卢森堡指出，要认真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要坚持和维护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所作出的承认群众性罢工是德国无产阶级有效的斗争手段之一的决议。工会决不能和党平起平坐，工会内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服从于党的政策和路线。但是，以倍倍尔为首的党的执委会却屈从于工会内机会主义首领大卫等人的压力，采取了妥协退让的立场，倒向了右派立场。无论党内机会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都会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严重危害，所以，卢森堡主张要将这些分子开除出党。⁽⁵⁰⁾但社会民主党并未采纳卢森堡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