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观研究成果

一、农民与土地问题

欧洲农民长期以来对政治表现出十分冷漠的态度。在资产阶级的欺骗与煽动下，他们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消极敌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农也在资产阶级的掌握之中。因此，争取各类农民就成为社会党纲领和策略中的重要问题。社会民主党为了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¹⁾而要想争得农民，就必须给予他们切实的利益。农民最大的利益就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土地问题与农民问题是合二为一的问题。法国、德国和俄国农民与土地问题最为突出，拉法格、考茨基及普列汉诺夫等分别对本国的农民与土地问题作过专题论述。

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封建贵族和僧侣的土地所有制，把他们的地产变成了国家的地产，国家把其中的部分地产以无偿分配、低价出售、转租等形式分给原来农奴制下的农民，使大量的小农得以生存。法国有很大数量的土地占有者，但是这些小土地占有者既分散又贫困。在农村，仍然存在封建残余，直到1914年，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农民用实物和用劳动支付租税和徭役的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未彻底根除。在农民获得小块土地的同时，国家通过立法保护较大块土地的合并。1884年一次不完全的农村人口统计的结果表明，地产正在迅速集中于农业资本家——新的大地主手里。当时4，950万公顷可耕的各纳税的土地分属于834．60万个所有者，其中509．10万个农民占地257．40万公顷，每个所有者平均占地半公顷，这就是说，占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半以上的500万农民仅占有法国可耕土地的1／23；而29，200个大地产所有者却占有1，250万公顷，即占有法国可耕地的1／4。这种集中的趋势和随之而来的集约经营、土地价格的上涨、农业专业化的竞争、对农村储蓄和捐税的掠夺等等，使只占有一小块土地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又陷入新的窘境。到19世纪90年代初，法国农村中靠出卖或部分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业工人有250万，拥有1公顷至5公顷土地的小农人数达730万。而法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历来很高。1876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6%，以后虽逐年下降，但到1911年仍占55．9%。⁽²⁾这些情况表明，当时的法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典型国家。因此，正确地制定对农村各阶层的政策，把大多数农民争取到社会主义方面来，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法国领导人拉法格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认识到争取农民的重要意义。1885年、1889年和1891年，拉法格曾先后到阿利埃、歇尔和马恩省的许多以小农占优势的村庄，宣传社会主义，拉法格的这一举动受到热烈欢迎。1892年5月，法国工人党在市镇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随后，法国工人党制定了一个有关争取农村各阶层状态的详细调查提纲，这一提纲涉及财产关系、经营方式、使用机器的数量、工资、劳动时间和小农的生活等26项内容。提纲完成后分发给全国各农业地区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农村的积极分子。法国工人党在各地的答复及农民提出的要求的基础上拟定土地纲领。1892年9月24－27日，法国工人党在马赛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拉法格代表全国委员会作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大会邀请农民代表参加，希望在听取农民本身的意见之后再通过决议。大会经过热烈讨论，最后一致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即“马赛纲领”。这个纲领共有11条，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保护农业工人、小农、佃农、分成制佃农切身利益的措施。纲领为农业工人提出的措施有：规定最低工资额，设立农业劳资纠纷仲裁委员会，向大地产征收特别所得税，用来为残废者和老年人设立农业退休基金。为小农提出的措施有：市镇在国家资助下购置农业机器免费交给小农使用，建立农业劳动者协作社，免征5，000法郎以下的地产转移税，修改地籍册，免费教授农艺学，建立农业试验田。为佃农和分成制佃农提出的措施有：建立仲裁委员会以削减地租，在佃农和分成制佃农退佃时补偿他们提出土地价值的费用。为了更好地争取农民，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的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如何修改马赛土地纲领的问题。拉法格代表全国委员会在会上作了题为《农民所有制和经济发展》⁽³⁾的报告。拉法格在报告中回顾了法国农民土地所有制发展的过程，并谈到了社会主义政党在夺取政权前后对待农民的基本态度。拉法格提出了土地最终归为国家所有的设想。大会最后通过了经过增补的土地纲领，即“南特纲领”。新纲领有两点与“马赛纲领”不同：一是增加了一个绪论部分；二是具体内容由11条增为18条。新增加的内容要点有：第一，虽然生产资料在工业领域中已达到了高度集中，但在农业领域中，至少在法国，生产资料即土地在许多地方还是生产者自己占有的个人财产；第二，虽然这种以农民所有制为特征的状况不可避免地注定要灭亡，但是社会主义却不应加速它的灭亡，因为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在于把所有权和劳动分开，而在于把生产的这两个要素结合在同一手中。而且社会主义同样有责任“保护自食其力的农民的小块土地，使之免受国库、高利贷者和新的大土地所有者的侵犯”，⁽⁴⁾对剥削短工的佃农和分成制佃农也应当保护；第三，实行免费医疗，取消一切间接税，直接税改为从3，000法郎起征的单一累进税；第四，降低法定的约定的利率；第五，着手改良土壤和发展农业的公共工程计划；第六，享有充分的渔猎自由等。恩格斯基本肯定“马赛纲领”，认为这一纲领是从小农经济典型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它为无地农业工人和其他各类农民提出的措施并不过分。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已经实现，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特别损害就可实现。而对“南特纲领”中新的内容，恩格斯对它的批评多于肯定，恩格斯批评指出，这一纲领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它走向机会主义。⁽⁵⁾

“马赛纲领”为农民带来了实际利益，它的政治效果在1893年8月20日和9月3日的工人党的议会选举中表现出来。法国工人党所获选票从5万张上升到25万张，这与广大农民的支持分不开。

与法国农民不同，德国农民经历了一条非常痛苦的发展道路，即“普鲁士式的道路”。⁽⁶⁾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德国的土地问题，德国农民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也低于法国革命前夕的法国农民。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农业中取得的胜利，不是推翻封建制度，而是由“农奴制转变为盘剥，转变为在封建主—地主—容克地主的资本主义剥削”。⁽⁷⁾资本主义在农业中的不断发展，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农村居民分化为以下几种：小农（占有2至5公顷土地的农民）、中农（占有5至20公顷土地的农民）、大农（占有20至100公顷土地的农民）、大土地所有者（占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农民）。根据1882年德国的职业统计，从事农、林、牧、渔等职业的人数为1，920万人，占总人口的42．5%；约有3／4的从事农业的人口是小农和农业工人，但只占有耕地面积的16%。到1895年，占地2公顷以下的农户百分比稍有增加。占地5公顷以下的小农从1882年的76%上升到76．5%，⁽⁸⁾大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容克地主和僧侣集团还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控制着为数众多的农民。这种情况在选举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总的说来在城市得票百分比都高于城市地区、混合地区和农村地区这三类地区的平均百分比，而农村地区得票率则都低于这个平均数。这说明社会民主党在农村的影响大不如城市。可见，解决农民与土地问题、在农村开展宣传工作的任务十分迫切。(www.chuimin.cn)

考茨基是最早关注农民问题的。1880年他在卡尔·赫希伯格主编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年鉴》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文章，论述社会民主党在农民中的鼓动工作的重要性，1881年还写了《来自美洲的堂兄弟》来开导农民。他在这些著作中指出，农民作为财产所有者必然要趋向灭亡，只能作为无产者才有前途，而造成这一后果的责任在于大地主、高利贷者、大资本家和国家。他认为，社会民主党通过这种宣传固然可以鼓动农民起来反对统治阶级，但是不可能争取到他们的支持，而只能使他们保持中立。考茨基在1892年写的《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中把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问题一同放在“小生产者的垂死挣扎”、“社会主义和有产阶级”等节里论述，一方面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小所有主和小生产者的农民必然要灭亡，另一方面又强调“只要他们的阶级意识依然很强烈，他们就死抱着生产资料私有制不肯放弃，而且不管他们的生活怎样坏，仍然不会理解社会主义”；“在小资产者和农民中间，只有那些对于本阶级的继续存在感到绝望并且再也不能怀疑他们据以为生的生产形式注定要灭亡的人，才会理解社会主义的学说”。⁽⁹⁾1893年，考茨基在《社会民主主义教义问答》一文中更加明确地说，社会民主党在农村的宣传只能面向作为“未来的无产者”的“革命农民”，不能面向作为财产所有者和生产者的“反动农民”。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进行“无产阶级的农村宣传”，并且警告社会民主党要提防那种迁就“小市民和小农的偏见和眼前利益”的“无原则的”宣传方式。

1894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和休恩朗克联名提出一项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不仅主张保护工人，也主张保护小农经济。以爱德华·大卫为首的另一派，也认为农民家庭经济是农业的最高形式，力图贬低和分散大生产。考茨基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虽然必须维护农民的公民权利，但是不能人为地保护小农经营。在1895年党的布累斯劳代表大会上，双方继续争论这个问题，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于是考茨基下决心去钻研农业发展问题，并在1899年出版了篇幅很长的著作《土地问题》。这是一部对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发展趋势所作的最系统的研究成果。考茨基以对英国、法国和德国最近的农业调查为根据，把错综复杂的事实直至最细小的现象放在整个资本主义农业制度和资本主义进程的总背景下来考察，透过现象触及问题的本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发展的规律。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常常用法律来保护小农。当小农业是大农业劳动力的提供者时，小农业能得到巩固。尽管大农业的优越性只是在一定限度内，但是“如果总的来谈农业，那就无须考虑小生产比大生产优越的那些部门，并且完全可以说，大生产对小生产具有绝对的优越性”。⁽¹⁰⁾考茨基通过大量材料说明，小生产之所以能和大生产抗衡，仅仅是因为小农劳动者能够吃苦耐劳，过着极低生活水准。考茨基驳斥了关于小农生产优越性的错误观点，论证了小农经济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规律。考茨基说明了：合理的、按科学方法经营的、用最新式机械装备起来的大企业，在花费同样人力的情况下，能比小企业提供更高的产量。合作社的大企业将产生最良好的结果，社会主义政权有义务促进这样的企业。他还认为，社会主义政权不能剥夺农民，而应该通过合作化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朝着用最新机械装备起来的大农业方向发展。当然考茨基既不是把农民看成与无产阶级同样重要，也不是把农民看成“最多不过是消极的和将无产阶级解放的群众”。⁽¹¹⁾考茨基恰如其分地肯定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考茨基的这部著作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列宁把这本著作看成“《资本论》第3卷以后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¹²⁾

俄国社会民主党和德、法两国的党不一样，它首先面临着领导本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将它进行到底的任务。土地问题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它的实质就是农民为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村中的一切农奴制残余而斗争。俄国欧洲部分的1，050万农户共拥有7，5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仅有7俄亩，而3万个贵族和大地主拥有7，000万俄亩土地，每户平均有500俄亩以上，其中农奴制大地产占有者每户平均占2，333俄亩。大地产占有者从经济上说是农奴主，他们的经营方式的基础是工役制——劳役制的直接残余。自从1861年农奴解放以来，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农民已发生了分化，绝大部分农民陆续破产而变成无产者，小部分农民中又分出少数富农，构成新兴的农村资产阶级分子的核心。此外，农奴制的残余还严重存在。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土地纲领时的基本条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始终重视农民问题。1895年发表的“劳动解放社”纲领草案提出了“彻底改变土地关系”的要求。列宁认为普列汉诺夫为“劳动解放社”拟定的两个纲领虽然存在某些缺点与错误，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俄国拟定党纲的可贵尝试。⁽¹³⁾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抓紧制定党纲是俄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紧迫任务。普列汉诺夫接受委托，1901年10月便开始起草党纲。普列汉诺夫起草的第一个纲领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但是它也明显地存在不足：没有指明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对农民的残酷压迫，没有提到工农联盟在俄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的重大作用；错误地断定无产阶级在许多国家里已占有居民的大多数。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第一个党纲是不满意的。于是1902年3月12日，普列汉诺夫又拿出了第二个党纲草案。与第一个纲领相比，第二个纲领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倒退了。普列汉诺夫在第二个党纲中也没有很好地解决土地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在不得已情况下，列宁于1902年2月－3月上旬，撰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阐明了对党纲草案的土地问题的基本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提出了符合俄国革命实际的土地政策。列宁认为，在民主革命斗争开始时，必须提出把“割地”（即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时地主从农民份地中割去的那部分土地）归还给农民。在推翻沙皇统治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完全消灭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全部土地国有化。只有实现土地国有化，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才能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土地国有化是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特点提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任务，它有利于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有利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及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1905年俄国革命后，列宁写了《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书，这本书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在十月革命以前关于土地纲领和农民问题的争论的总结，又是列宁在俄国土地和农民问题上的思想发展的总结。列宁坚决主张土地国有化，并且认为这一政策具有高度的革命意义。列宁在1917年9月为这本书写的跋中指出，在新的时期，当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把社会主义革命提上日程的时候，土地国有化就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新成就，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

从法、德、俄三国社会民主党关于农民和土地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现代化大生产将取代小生产在工业和农业中都是必然的，但这一规律在农业中起作用的过程的复杂性比在工业中要大得多。这一情况给社会民主党制定土地政策、解决农民问题造成极大的困难，党内在此方面的看法很难达成共识。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止，在农业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一致观点，没有拿出土地纲领。第二，法、德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别于俄国，因此，各国对待农业问题的政策各不相同，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无论在民主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都必须争取农民这个同盟军。即使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也必须保护农民的正当利益。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对此认识不足。考茨基就是如此，他怀疑西欧国家的农民成为无产阶级盟友的可能性，所以他提出“中立”农民的主张。他们对于是否应当向农民私有制观点让步以及让步到多大程度和多长时间的认识也不清楚。上述的缺点使得各国社会民主党不能有效地解决土地问题和开展争取农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