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暴力依然有效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拉法格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具备两个具体的先决条件：其一，“夺取国家政权”；其二，对资本家实行“经济上的剥夺”。暴力镇压仅仅是资产阶级用以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方式，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即议会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政治议会也是资产阶级实现统治的阵地。

二、暴力仍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

拉法格、卢森堡和布拉戈耶夫等坚持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仍然是革命手段。拉法格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共产主义者才确信雇佣劳动的制度，奴隶劳动的这种最后的和最坏的形式必然要灭亡”；而“国际的共产主义，像母腹之内的婴儿，在现代社会里成长和运动。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变，其到来的时机是不可逆转的，将打破那隐藏它和束缚它的资本主义外壳，于是它就降生下地并作为一种必然的社会形式确立起来”。⁽⁵³⁾拉法格指出，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具备两个具体的先决条件：其一，“夺取国家政权”；其二，对资本家实行“经济上的剥夺”。⁽⁵⁴⁾然而这两个条件都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创造出来。资产阶级由于其本性决定了它决不会自动放弃私有财产，而总会千方百计地运用各种手段维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国家历来是统治阶级的堡垒，是其施行精神强制和肉体强制的机构，需要用它来保持自己的统治和把劳动群众控制在现存的生产方式所需要的从属的（奴隶的、农奴制的、雇佣劳动的）条件之下。“尽管资产阶级侈言什么平等和博爱，它毕竟是剥夺劳动群体的阶级，因此它不能消灭国家，相反地，它使国家更加强化，而从它取得政权初期，它就利用国家来镇压人民暴动”。⁽⁵⁵⁾这样，“国家政权的夺取成为解放被压迫的、革命的阶级所必需的条件”。⁽⁵⁶⁾由于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流放所和断头台等暴力手段，因而无产阶级不可能和平地夺取政权和剥夺资本家。拉法格“号召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暴动”，强调无产阶级只有“粉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时才能解放”，“人类社会只有用炸毁对它已经变得过分狭隘的经济形式的方法才能发展”。⁽⁵⁷⁾当然，只要阶级存在，国家政权就不可能消灭，无产阶级“粉碎”、“炸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后，还必须学会“掌握国家机器，按照自己斗争的需要改造它并且把它的全部力量转向对付敌对阶级”，⁽⁵⁸⁾包括从经济上剥夺资本家和从政治上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等等。

暴力镇压仅仅是资产阶级用以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方式，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即议会民主制度。在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往往更倾向于使用后一种方式进行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内部难免有人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迷惑，沉醉于议会活动，忽视、放弃甚至反对群众性的革命性斗争。拉法格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建党初期，他不太重视议会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开始感到“普选现在已成为一个有力的武器，因为工人们开始学会如何使用它了”，但他过分乐观地预言，“再过几年以后，工人党将合法地、和平地执行公共权力”，他甚至把1893年后举行的省议会选举看作“接近最后的胜利”的时机。⁽⁵⁹⁾随后发生的“米勒兰事件”对拉法格震动很大。这一事件使他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虚伪本质和党内议会迷的危害性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同米勒兰改良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批判了米勒兰的背叛行为，捍卫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由拉法格等人签署的《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党宣言》指出，社会党“作为一个阶级的政党”，“不应该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国家在资产阶级手中不过是维护他们的统治和社会压迫的工具。社会党的使命就在于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并把它变成谋求解放和进行社会革命的工具”。“我们只能以敌人的身份把我们自己的人派进议会和其他经选举产生的代议机构，其目的是反对敌对阶级和他们形形色色的政治代表”。⁽⁶⁰⁾此后，他在1908年召开的法国统一社会党图卢兹代表大会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议会制是资本家实行社会专政的政治形式，自由主义则是掩盖这个粗暴统治的假面具”，“议会制是适用于资产阶级的政治形式，它把国家的财产收入、武装力量、司法力量和政治力量统统交到资本家阶级的手里”。⁽⁶¹⁾拉法格在议会民主问题上越发接近马克思主义立场。

机会主义者认为，人们无法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了客观必然性，从而把革命排除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之外，他们断言：暴力已不再是现代历史的一个因素。饶勒斯认为，合法行动是无产阶级能够使用的唯一方法，将工人群众的日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作的意义全盘否定，甚至将之与无产阶级革命对立起来。卢森堡批判了机会主义者企图将暴力手段与合法斗争对立起来的观点。卢森堡认为，工人群众的日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它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准备。卢森堡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认为暴力行动不是由社会民主党人随心所欲地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受自然力的支配，暴力“完全是自发的、以自然的强制力量贯彻的社会现象，其来源在于现代社会改变”，⁽⁶²⁾当无产阶级革命形势来临时，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就是服从这一革命法则，担当起领导工人群众从事革命的任务。暴力并没有因为议会政治而失去了它的作用。它在今天正像在从前的任何时代一样也是现行政治制度的基础。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大量事实无不证明资本主义正是以“合法性”的名义采取着暴力行动。卢森堡批驳了资产阶级法学关于“法律正义”的虚假性。在资产阶级法学家看来，法律制度是“正义”独立自主创造出来的，而国家的强制性暴力仅仅是法律的一个后果，是法律的“制裁行为”。卢森堡向我们道出了事实的真相：“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以及议会政治作为发展之中的合法性）本身只是来源于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政权的一定的社会表现形式。”⁽⁶³⁾资产阶级的暴力正是通过合法性被确定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准则、一种社会准则。资产阶级政治议会也是资产阶级实现统治的阵地。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议会政治作用的大小最终还是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暴力手段强度如何。因此，议会政治发展的客观历史必然性告诉我们：无论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还是无产阶级的合法性均是以暴力作为后盾的。“把议会政治看作使工人阶级得救的唯一的政治斗争手段，是空想，而且归根到底是反动的，正如同把总罢工或街垒看作唯一使它得救的手段一样。”⁽⁶⁴⁾卢森堡的最后结论：“一旦社会民主党真的要像机会主义者们向它建议的那样始终拒绝使用暴力，并且使工人群众一味相信资产阶级的合法性，那么，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议会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斗争本身迟早就会遭到可耻的失败，并且给反动派不受限制的暴力统治让出阵地。”⁽⁶⁵⁾卢森堡把暴力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它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统治地位合法性的需要。卢森堡说明了暴力的经济根源，她为如何消灭暴力指明了途径。

议会制度的确立为工人阶级争得政治权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到了19世纪90年代，差不多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有了合法的社会主义政党。工人阶级利用资产阶级的合法规定，加入了各地方由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也加入了议会，以便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工人阶级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成绩，充分反映了各国工人阶级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不断增长，影响在逐步扩大。而统治阶级用“糖饼政策”代替了“鞭子政策”，目的也在于分化无产阶级的队伍，通过缓和阶级矛盾以加强自己的统治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统治阶级已经放弃了暴力手段，他们随时都会寻找借口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但是，在资产阶级法律的限度内所取得的斗争成就，却给第二国际理论家打上了合法的烙印，产生了种种夸大议会作用，不同程度地存在否认用革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幻想，认为只要通过选举的合法手段就可以夺取政权。随着新的危机和战争时代的到来，无产阶级已由积蓄力量转变为直接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已由掌握群众转变为直接付诸实践，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已日益摆到了首位。但是，由于思想上的僵化，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仅仅看作革命的一个具体形式和策略，并不认为它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普列汉诺夫曾借口时机不成熟而反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⁶⁶⁾考茨基在《今后怎样呢？》一文中认为，革命形势的成熟是采取革命行动的重要前提，任何急躁冒进都是愚蠢的。考茨基反对用“推翻战略”。所谓“推翻战略”就是力图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从而推翻他们。考茨基认为，巴黎公社表明这一战略已经过时。考茨基主张用“疲劳战略”。所谓“疲劳战略”就是应尽量避免决战，而是采取迂回机动的方式，迫使敌人处于经常的紧张状态，使之疲劳不堪、士气沮丧，从而可以不经过大决战而取胜。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要在议会的基础上开展斗争，通过无数次议会的小战斗逐渐削弱统治阶级的力量，迫使他们作出一个又一个让步，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因此，如果说考茨基善于利用议会斗争的话，那么当新的革命形势到来时，他显得难以应对。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理论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但不懂得善于利用议会民主的重要性。即便在后来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卢森堡强调民主的重要意义，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但她仍然是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来谈民主的意义，因此，民主服从于专政，而且是在党与群众相互关系框架内来谈论民主。而考茨基则过分强调民主的意义。布拉戈耶夫对于考茨基这一态度作了批评。布拉戈耶夫指出，考茨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这样就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抵触了。他说：“考茨基以及所有现在在保卫‘民主’的幌子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其他社会主义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帮助反革命分子，力求阻挡正在争取自己以及一切被压迫被奴役阶级和人民从资本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前进。”⁽⁶⁷⁾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议会民主课题的任务不够明朗时，议会民主是第二国际时期向第二国际理论家提出的崭新实践课题，通过对卢森堡、拉法格、考茨基、布拉戈耶夫等观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议会民主问题确实是极其复杂的现实课题。正是它在实践上的复杂性才导致第二国际理论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较大分歧与强烈争论。总的说来，第二国际理论家没有根据无产阶级斗争新形势和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无产阶级策略，没有有效地将民主与革命两手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们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一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排斥议会民主的作用，要么一味诉诸议会民主而丢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法宝。这一实践态度反映到理论上就是要么坚守马克思主义原有结论而跌入教条主义泥潭，要么就走向改良主义而离马克思主义轨道越走越远。

【注释】

(1)亚历山大米·埃蒂耶纳·米勒兰（1859－1943），法国社会党右派领袖之一，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律系，1882年后，长期当律师。1885年起，多次当选过议员，并担任过工商部长、陆军部长、总理等职。米勒兰于1898年参加组织法国独立社会党人联合会，1899年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政府。

(2)茹尔·盖得（1845－1922），法国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的著名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建者，第二国际的组织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3)德雷福斯为犹太族青年军官。法国军队中反动的君主派和教权派，为了在群众中煽起反德、反犹太人的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借1894年发生的军事泄密事件，唆使参谋总部情报处长伪造文件逮捕德雷福斯，并以间谍罪将其判处无期徒刑。这一事件史称德雷福斯案件。

(4)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第123－126页。

(5)1901年6月12日，革命社会主义党、法国工人党、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和一些自治联合会组成了革命社会主义统一体。同年11月3日，革命社会主义统一体在塞纳河畔伊夫里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建立法兰西社会党的组织方案。在1902年9月举行的科芒特里代表大会上，法兰西社会党P．S．D．F正式宣布成立。另一个为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即可能派、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即阿列曼派、独立社会党人联盟即饶勒斯派、一些自治联合会以及少数过去的工人党党员如德莱萨尔、卡莱特组成了法国社会党P．S．F。前者强调革命党性质，而后者强调议会党的作用。1904年1月，法国社会党塞纳省联合会才将米勒兰开除出党。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136页。

(6)《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第131页。

(7)《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第131页。

(8)《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第118页。

(9)《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85页。

(10)［德］费雷德·厄斯纳著，孔固、李度译：《卢森堡评传》，第17页。

(11)《卢森堡文选》上卷，第228页。

(12)［德］费雷德·厄斯纳著，孔固、李度译：《卢森堡评传》，第17页。

(13)《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2辑，136页。

(14)《列宁全集》第8卷，第268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第296页。

(16)《考茨基言论》，第52页。

(17)《考茨基言论》，第52页。

(18)《考茨基言论》，第52页。

(19)《考茨基言论》，第58页。

(20)《考茨基言论》，第62页。

(21)《考茨基言论》，第64页。

(22)《考茨基言论》，第66页。

(23)《考茨基言论》，第66页。

(24)《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13页。

(25)《卢森堡文选》上卷，第315页。

(26)参见［德］维纳·洛赫著《德国史》，第310页，三联书店，1984。

(27)摩里茨·里廷豪森（1814－1890），德国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84年前曾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28)参见《考茨基言论》，第20页。

(29)《考茨基言论》，第20页。

(30)［德］卢森堡著：《卢森堡全集》第3卷，第59－60页。转引自［美］保罗·斯威齐著，陈观烈、秦亚男译《资本主义发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75－276页。

(31)拉法格1892年10月14日致盖得的信，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167页。(www.chuimin.cn)

(32)拉法格1892年9月11日在《社会主义者》发表的文章，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167页。

(33)拉法格1893年9月21日致考茨基的信，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167页。

(34)［法］拉法格著：《资产者的胡说八道》，转引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5辑，第167页。

(35)《考茨基言论》，第20页。

(36)《考茨基言论》，第24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

(38)《考茨基言论》，第24页。

(39)《考茨基言论》，第23页。

(40)在西方，民主德国历史学家围绕如何评价这部著作展开了一场争论。在争论中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盖尔特·伊尔利茨为代表；另一种意见以安奈利斯·拉希察为代表。前者认为，这一著作既是考茨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最高峰，同时也包含着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的他的中派主义阶段的哲学前提，考茨基的“革命的形式主义”同实践上的“无为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后者则认为，这本小册子不仅表达了他个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前提的看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存在的关于革命的观念的反映。考茨基的观点当时得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国左派的支持并在理论上对后者有很大影响。这本小册子是反对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观点的。拉希察认为，从这本书的总的结构、思想内容和反机会主义的基本倾向来看，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正确阐明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重要问题，它体现了考茨基关于国家理论和革命理论的观念的长处和缺陷。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回答自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来所提出的取得政权的具体道路问题。它降低了这本书对于党从理论上和策略上为即将到来的反帝国主义斗争高潮做好准备的直接意义。我国学者则认为，1909－1910年，是考茨基一生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对这本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考茨基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的演变过程及其思想根源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把它同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第57－59页。

(41)参见［德］考茨基著，刘磊译《取得政权的道路》，第2页。

(42)《列宁全集》第31卷，第106页。

(43)［德］考茨基著，刘磊译：《取得政权的道路》，第61页。

(44)［德］考茨基著，刘磊译：《取得政权的道路》，第21页。

(45)［德］考茨基著，何江、孙小青译：《社会革命》，第8页。

(46)［德］考茨基著，何江、孙小青译：《社会革命》，第10页。

(47)参见［德］考茨基著，何江、孙小青译《社会革命》，第15－16页。

(48)参见［德］考茨基著，何江、孙小青译《社会革命》，第17页。

(49)参见［德］考茨基著，何江、孙小青译《社会革命》，第26页。

(50)参见［德］考茨基著，何江、孙小青译《社会革命》，第29－33页。

(51)［德］考茨基著，何江、孙小青译：《社会革命》，第39页。

(52)《考茨基言论》，第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