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对哲学和辩证法的涉足

二、对哲学和辩证法的涉足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理论活动中，梅林反对新康德主义者的行动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他在同新康德主义者的争论中非常重视研究康德哲学的历史地位。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梅林中肯地论述了康德哲学的历史根源、社会内容和阶级局限，他丝毫没有贬低康德的突出的思想成就。他这样做，是为了揭露整个“回到康德那里去”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动性，为了指出新康德主义就其客观本质来说是企图摧毁历史唯物主义。梅林认为，康德哲学是德国18世纪后10年经济上衰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能、封建分散和缺乏大的文化中心而发展特别落后的产物。他指出，从天国的伟大唯物论开始的康德，正是在这种狭隘关系的严重影响下，后来创立了作为反对唯物主义的直接武器和为宗教开了后门的关于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的学说。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是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大倒退”。梅林指出，康德使用不可认识性，是为了用《实践理性批判》来恢复他用《纯粹理论批判》刚刚消灭掉的上帝、灵魂不死和意志自由。康德是普鲁士专制制度这一窒息人的条件之下的资产阶级启蒙者。梅林对修正主义者把康德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康德的伦理学之上的企图，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他指出，正是在伦理学上康德对当时德国的落后状况丝毫没有表示赞许。虽然这方面康德在理论上已经彻底地表达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要求，但在实践上他却远远落后于这些要求。梅林认为康德关于“人是目的，人是手段”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个错觉，在他看来，康德“把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解体完全说成是为工人的解放，而不认为是封建的剥削方式变成为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这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一个普遍的错觉，这种错觉不论它是出于故意还是出于天真而被制造出来，但毕竟是一种错觉，因为它善于巧妙地掩饰现实中最残酷的事实”。⁽⁶⁴⁾在实践上，康德的伦理学不承认帮工、短工、仆役和佃农这些劳动者有资格做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并且进一步倒退到中世纪，就如同法国革命的宪法及其剥夺法国雇佣工人的选举权一样。梅林说：“康德的伦理学在其出现时就或多或少地已经在历史上过时了。对当时来说，只要指出下列这一点就够了：康德伦理学的狭隘的小小的尺度远远不能符合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伟大道德要求。”⁽⁶⁵⁾他进一步指出，当时康德的伦理学在历史上起了反动的作用，“因为它为垂死的神学建立了新的支柱”，康德伦理学不仅仅在伦理学领域得到复活，而且新康德主义者还将之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从而造成经济学领域的混乱。虽然梅林反对修正主义复活康德伦理学的论战存在一定的妥协倾向，缺乏必要的原则性，在一段时间内他曾对某些新康德主义者积极发展工人运动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总体上，梅林在政治立场上是十分坚定的。

在哲学上，梅林在同新康德主义者的争论中驳斥了这样一种企图：他们不仅把康德和马克思混在一起，而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把费希特和黑格尔作为“死狗”来对待。他着重指出，费希特和黑格尔在这方面的巨大贡献在于，他们用历史材料充实了哲学并且强调黑格尔用自己的辩证法学说丰富了历史科学，而这是康德哲学完全做不到的。梅林的这一看法直接涉及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其思想来源的关系问题。无疑马克思是经过黑格尔的，但他并非停留在黑格尔那里，否则马克思就不可能成为后来的马克思。马克思的辩证法正是扬弃黑格尔辩证法而创立的。在对待这个理论问题上，梅林对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意义的认识不够充分。一方面，梅林十分肯定唯物辩证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家乃至所有历史学家都必须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学习与研究，因为唯物辩证法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梅林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学说所引起的思想变革并非足够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盛行将唯物辩证法简单化，梅林也跟了这股风。他简单化理解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头足倒置”的意义所在。梅林更多地认为“头足倒置”只是一种独创性的思想方式。事实上，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并非只是理论思维上的“一蹴而就”，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复杂又艰苦的过程：通过研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自发的工人运动，通过同这一切现象进行批判争论，依据经历的事实而走向“发现”辩证法，结果得出一种与黑格尔相异质的方法。梅林更多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意义理解为它的阶级观念。梅林强调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先前学说的在于它诉诸新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责备梅林不懂得在自己的历史研究著作中运用唯物辩证法，那是不符合实际的。梅林本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善于运用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是不太难学会的方法论技巧，而不是需要全面研究、宣传和进一步充实的科学。列宁在评价普列汉诺夫时指出，普列汉诺夫大约写了近一千页的东西，但是关于“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本身”却一字不提。列宁的这一评价大致也适用于梅林。在所有梅林著作中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唯有《补遗》中的一系列文章值得关注，这些文章是他在伯恩施坦同考茨基之间的《新时代》上进行争论之后为反对修正主义而在1899年发表的。在这些著作中，梅林强调掌握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他写道：“正是也必须学习辩证法的思想，谁懂得辩证法的思想规律，谁就会探究到现实的辩证关系，完全不像有的人那样，在没有采取多少彻底的方法探出事实究竟怎样相关联以前，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长期碰得头破血流。”⁽⁶⁶⁾梅林说，伯恩施坦所以反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观点，是由于他不能弄清辩证法的过程，而“正是这个过程使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困化的工人阶级从自己的贫困中奋起，并长此下去必然战胜资本主义”。⁽⁶⁷⁾

总之，梅林是坚决捍卫哲学唯物主义，反对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和揭露反动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大而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捍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他在历史著作、政论著作和文学史著作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它。但是，梅林在哲学领域中的缺点不应被忽视。他不能摆脱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盛行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创立自己的哲学。结果，他忽视认识论问题，对进一步研究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梅林在哲学上的贡献既没有赶上普列汉诺夫的水平，更没有达到列宁的水平。梅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足正是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总体情况的一个反映。

拉法格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优良传统，赋予哲学这门科学以特别重要的意义，认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尖锐地批判了实用主义、实证论和庸俗经验论。他们轻视哲学思维，把哲学贬损为世俗的神学，是纯粹假定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材料既不能为实验和实践所证实，也不能被推翻。拉法格清楚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人不但企图破坏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企图破坏一切进步哲学流派的威信。他们把神秘的唯心主义经院哲学的特征强加在进步哲学的头上。拉法格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首先在于它正确地再现了现实世界，它深入到事物过程的实质之中，揭示了存在和认识的最一般规律。拉法格完全赞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行动的哲学，这种哲学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僵化，反对空想的高谈阔论和软弱无力的幻想。由此看来，拉法格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这一点比梅林要前进一步。但是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不够深入。

在第二国际理论家当中，要算普列汉诺夫最关注并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列汉诺夫主张要认真研究哲学。18世纪和19世纪的哲学，他都比较深入地研究过。普列汉诺夫可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研究和贡献最大。第一，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第二国际时期的许多理论家都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他们往往将其归结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而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更是声称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哲学上的论证，以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哲学基础的存在，进而达到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性的目的。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是唯物主义的坚决拥护者。唯物主义是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⁶⁸⁾他认为，现代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它是统一的科学世界观，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相互割裂开来。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无论是在自然界或是在历史方面，这种世界观‘都是本质上辩证性的’。”⁽⁶⁹⁾这样，普列汉诺夫就找到了一种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路径。第二，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唯物主义哲学，而且是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在他看来，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的灵魂，是这个学说观察自然界、人类历史以及人们精神生活的最基本的方法论。在分析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关系时，普列汉诺夫道出了两者的本质区别：马克思辩证法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科学统一，“唯物主义使辩证法‘脚踏实地’地站起来，从而揭去了黑格尔给它穿上的神秘外衣。这样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就显露出来了”。⁽⁷⁰⁾普列汉诺夫凸显了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地位。这样，普列汉诺夫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同唯心主义相区别开来，而且将之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相区别开来。

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理解。因为是否承认哲学与辩证法的存在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根本问题。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正是抓住了这点来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为此，彻底战胜修正主义及其一切反动学说、捍卫马克思主义就取决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哲学素养如何。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知识水平和哲学素质各有差异，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在程度上各有深浅。总的说来，他们并没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原则界限，普遍忽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口头上虽然也承认辩证法，但实际上却从来没有把辩证法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去加以理解，从来没有把它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进行研究。特别是，他们墨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对“和平”时期所形成的一套陈旧的观念，不懂得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去研究当时已经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更谈不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辩证法创造性地应用于革命的实践。正如列宁所说，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革命的辩证法是一窍不通的，而辩证法却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由于考茨基等人遗忘或轻视辩证法，他们就不能不受到历史辩证法的惩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与解决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出的实践问题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解决新的问题，要求进一步发展哲学并使之系统化，这个艰巨任务落到第二国际理论家们的肩上。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对于他们来说十分艰难。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其他理论家的观点，是在制定和确立社会民主党的总的原则、传播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而当各种历史事件把直接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就表明它们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问题是不仅需要解释世界，而且要回答如何在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对世界进行实际改造。辩证法是思考和解决新时代重要问题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论，它同时是根据革命运动的新经验，资本主义世界本身的变化和自然科学中的革命来加以研究的理论。正是由于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也不理解”，⁽⁷¹⁾所以运用辩证法分析正在来临的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工人阶级斗争的政策和策略，是第二国际理论家面临的重大挑战。他们为此作了一些有益的理论讨论，而在实践上最终导致破产，究其原因，就是他们缺乏很好驾驭辩证法的能力。第二国际理论家未竟的事业终究后继有人。列宁则认真地研究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并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经验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将它用于指导革命实践，完成了十月革命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根本转变，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1)保尔·巴尔特（1858－1922），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1890年起为莱比锡大学教授。

(2)保尔·恩斯特（1866－1933），德国政论家、批评家和剧作家，80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领袖，1891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后来归附法西斯主义。

(3)施米特·康拉德（1863－1932），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曾一度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后来转向修正主义立场。

(4)布洛赫·约瑟夫（1871－1936），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社会主义月刊》编辑。

(5)博古吉乌斯·瓦尔特，德国大学生。

(6)［德］梅林著，樊集译：《马克思传》上，第163页。

(7)参见考茨基著《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分册，第13页。

(8)《历史唯物主义》于1927年用德文出版，原书分一、二两部，由于原书篇幅过长，中译本分作六个分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9)［德］考茨基著：《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分册，第11页。

(10)《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79页。

(11)《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768页。

(12)《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377页。

(1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60页。

(14)《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209页。

(15)《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一卷，第788页。

(16)［德］考茨基著：《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分册，第4页。

(17)［德］考茨基著：《历史唯物主义》第一分册，第5页。

(18)［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第18页。

(19)［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第11页。

(20)［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第36页。

(21)转引自［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译《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26页。

(22)《拉法格文选》下卷，第52页。

(23)《拉法格文选》下卷，第59页。

(24)［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第17－18页。

(25)《拉法格文选》下卷，第64页。

(26)《拉法格文选》下卷，第66页。

(27)［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第13页。

(28)参见《拉法格文选》上卷，第33－38页。

(29)《拉法格文选》上卷，第62页。

(30)参见［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第1－4页。

(31)［法］拉法格著，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第83页。

(32)《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78页。(www.chuimin.cn)

(33)［德］卢森堡、彭尘舜译：《国民经济学入门》，第125页。

(34)《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47页。

(35)《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43页。

(36)《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49页。

(37)《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53页。

(38)《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51页。

(39)《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52页。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5－226页。

(41)《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82－183页。

(42)《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85页。

(43)《拉法格文选》上卷，第195页。

(44)［意大利］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孙魁、朱中龙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56页。

(45)［意大利］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孙魁、朱中龙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54页。

(46)［意大利］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孙魁、朱中龙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57页。

(47)［意大利］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孙魁、朱中龙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58页。

(48)［意大利］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孙魁、朱中龙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58页。

(49)［意大利］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孙魁、朱中龙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62页。

(50)［意大利］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孙魁、朱中龙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63页。

(51)孙伯貹、张一兵著：《走进马克思》，第37页。

(52)奥托·李普曼（1840－1921），德国哲学家。

(53)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1828－1875），新康德主义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曾任苏黎世大学、波恩大学等教授。

(54)赫尔曼·柯亨（1842－1918），德国哲学家，曾任马堡大学教授。

(55)《伯恩施坦言论》，第页。56

(56)［德］伯恩施坦著，殷叙彝译：《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47页。

(57)［德］伯恩施坦著，殷叙彝译：《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48页。

(58)［德］伯恩施坦著，殷叙彝译：《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53页。

(59)［德］伯恩施坦著，殷叙彝译：《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70页。

(60)［德］伯恩施坦著，殷叙彝译：《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70页。

(61)［德］伯恩施坦著，殷叙彝译：《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75页。

(62)［德］伯恩施坦著，殷叙彝译：《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68－69页。

(6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64)《弗·梅林全集》第6卷，第230页，柏林1931年版，转引自［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著《梅林传》，第94页。

(65)［德］梅林著，张才尧译：《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第96页，三联书店，1980。

(66)［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著：《梅林传》，第117页。

(67)［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著：《梅林传》，第117页。

(68)《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377页。

(69)《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311页。

(70)《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第87页。

(71)《列宁选集》第4卷，第7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