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国家自主性概念的提出体现了阶级分析的国家理论的一个重大进步,然而因其始终徘徊于“经济还原论”和“阶级还原论”之间而损害了其理论的建设性意义。......
2023-11-29
一、新康德主义的泛滥
卢森堡曾总结了第二国际时期存在着“两个回到”思潮:在哲学上“回到康德那里去”;在经济学上“回到亚当·斯密那里去”。这两股思潮都是要从根本上对抗马克思主义学说。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批判新康德主义就成为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重要任务。为了更清楚地认清“回到康德那里去”口号的实质,有必要对新康德主义思潮的历史演进作一介绍。新康德主义是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在德国露头,并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广泛流行的唯心主义流派。它包含许多在理论上各显特色的支派,这些支派的共同之处是企图通过复活和重新解释康德理论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新康德主义的创始人为奥托·李普曼,(52)他在1865年出版的《批判的论述:康德和模仿者》一书中主张把康德以后的全部哲学当作“模仿的东西”而加以抛弃,而恢复康德本人的观念。他在本书中第一次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新康德主义在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53)那里得到系统化。他在代表作《唯物主义史》中对唯物主义进行了肆意的歪曲和恶毒的攻击,声称唯物主义缺乏理想而倾向于利己主义,认为唯物主义不能应用于科学、艺术和道德等领域。因此唯物主义根本不适合于作为哲学学说,一切哲学最后必然以唯心主义为归宿。另一个与朗格齐名的新康德主义者是赫尔曼·柯亨,(54)他在哲学上标榜反对形而上学,宣称自己的哲学只是一种科学认识论、方法论,他否定“自在之物”的客观实在的意义,否定外部客观世界的存在是认识的基础,否定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原则上的区别,把科学以至全部人类认识都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创造,所以,柯亨的哲学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此外,柯亨主张用伦理社会主义取代唯物主义历史观,他认为,社会主义的问题首先是道德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一种以人为目的的道德进步,康德伦理学特别是其绝对命令第三公式作为这一目的的表达,是社会主义的道德指南和价值源泉。因而康德是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创始人,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思想上必须回到康德那里去。柯亨认为,唯物史观是一种逻辑谬误,所谓逻辑谬误就是指唯物史观把经济力量或经济规律当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从而把道德规律摆在历史图景之外。柯亨的真实企图是要否定社会主义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趋势,在政治上就是反对暴力与革命,而主张诉诸道德请示与改良。与柯亨不同,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从道德角度评价社会关系是认识一个社会的本质的必要步骤和组成部分,对腐朽社会关系作道义谴责是促成革命转变的重要环节。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问题在于道德评价必须以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分析和对社会主义前景的科学预见为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给道德判断提供了科学根据,也为消灭寄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种种不道德行为指明了一条现实途径。柯亨的伦理社会主义思想到其学生卡尔·伏伦德尔(1860-1928)、路德维希·伏尔特曼(1871-1907)和舒尔采·格弗尼茨等那里越发充实。针对新康德主义的错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著作中,尖锐地批判过新康德主义。列宁在1899年就认为“的确需要认真地对付新康德主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著作中对马赫、阿芬那留斯、波格丹诺夫等复活新康德主义的图谋作了有力的反击。(www.chuimin.cn)
新康德主义是一个对工人运动产生过极大毒害的哲学流派。新康德主义者除了以公开的资产阶级自由派身份兜售自己的理论外,还竭力打入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内部来宣扬其反动学说。与此同时,第二国际时期的德、奥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也成为新康德主义的信徒,贩卖新康德主义。伯恩施坦虽然在认识论方面是个“门外汉”,但是直接拿用现成的腐朽学说,他可是内行。新康德主义就是伯恩施坦直接搬用的哲学基础。他在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名为《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一文中说道:“我感谢《前进报》学术副刊上康拉德·施米特的一篇论康德的文章对我的直接启发。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55)《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通篇都渗透着新康德主义哲学。伯恩施坦将马克思主义分为“纯粹理论”和“应用科学”。所谓“纯粹理论”指“凡是在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发展过程的描述中无条件适用、也就是不问民族和地方特点一律适用的一切东西”;所谓“应用科学”指“凡是涉及一时的和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和推测的一切东西、发展的一切特殊形式”。(56)前者是不变部分,后者是可变部分,在这里“变”与“不变”只是条件上的理解。他认为纯粹理论是某一种社会学说的基础,“如果把纯粹科学的任何一个原理去掉,也就随之去掉了基础的一个片断,于是整个建筑的一大部分就失去了支柱,成为摇摇欲坠的了。应用科学的原理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些原理可以取消,却丝毫不致震动其它基础”。(57)他宣布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即构成马克思主义“纯粹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加以评述。同其他第二国际理论家一样,伯恩施坦也注意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马克思学说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但不同的是,他不是以捍卫它而是以修正它为目的。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原理的论述,是夸大了社会存在的作用,是把“存在”和“意识”截然地对立起来,是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还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论断也夸大了客观规律的作用,因而带有宿命论的音调。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是夸大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们的晚期著作便不同了。他认为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以及1895年10月发表在《社会主义大学生》上恩格斯的两封信都强调了“非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叫作最初形态,把其晚期著作叫作成熟形态。伯恩施坦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统一性,而有意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早期马克思恩格斯和晚期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伯恩施坦是恩格斯逝世后第一个制造种种对立的人。伯恩施坦说:“今天应用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人有义务按照成熟的形态而不是按照最初的形态应用它。”(58)伯恩施坦认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除经济因素外,还有非经济因素。在他看来,“非经济因素”对社会生活影响的程度愈大,“经济因素”的支配作用就愈受到限制。随着人们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入和对指导经济发展能力的增强,经济自然力也就相应地从人的主人变成仆人。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经济力量的原始支配作用也就消失。伯恩施坦认为,社会发展进程只有缓慢的进化,没有飞跃。伯恩施坦不仅修正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他还从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入手,否定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他说,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是在1844-1847年间制定的。在那个伟大革命动荡时期,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专制而提出的思想主张远远地超过了它的实际需要。在这个历史时期,黑格尔哲学解体了。从黑格尔哲学解体中出现了以斯蒂纳为代表的黑格尔哲学的激进派,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经在这一流派的魔力圈内度过。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没有进行革命的改造,反而按着黑格尔的辩证法规律,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他甚至说马克思恩格斯“似乎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这一残余”。(59)他以《共产党宣言》为例,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宣布“德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直接序幕”,是犯了“历史的自我欺骗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不仅是对一个政治行动的前途的过高估计,而且是对一种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的成熟程度所作的纯粹思辨的预测”,是把“一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实现的事,竟根据对立面发展的哲学而被看成一次政治革命的直接后果”。(60)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错误正是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残余的产物。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辩证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他说辩证法是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以及其它辩证法妙语,辩证法一再妨碍对事物作出充分的说明。他说:“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61)伯恩施坦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改造辩证法的可能性:“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末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62)伯恩施坦承袭了康拉德·施米特的观点。伯恩施坦认为现代唯物主义与康德哲学相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严厉地批判了新康德主义的实质。恩格斯指出:“如果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而不可知论者企图在英国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没有绝迹),那么,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驳倒,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63)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法的研究,是批判修正主义、彻底战胜新康德主义的需要。
有关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观研究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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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9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5期发表了周晓明、昌切、王又平、邓晓芒四先生批评所谓“新保守主义”的文章,区区拜读之后,未敢苟同,特应编辑先生之约,撰小文就教于四先生和读者诸君。邓君说从五四到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到鲁迅”“以自身为标本对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精神”。......
2023-07-25
1892年5月,法国工人党在市镇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提纲完成后分发给全国各农业地区的社会主义团体和农村的积极分子。为了更好地争取农民,1894年9月14-16日在南特举行的法国工人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了如何修改马赛土地纲领的问题。拉法格提出了土地最终归为国家所有的设想。其中有一部分在别的国家已经实现,其他各条也是不必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受到什么特别损害就可实现。......
2023-11-28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涉及“文化史”批判的篇幅不多,但唯其如此,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相关文字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多被理论界转述。一种是“文化史家”的读法,从中读出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同样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有一处提到了“文化史”,可以和上文的“文化史家”互释。由此可见,马克思上文中“所谓的文化史”,指的主要是同时代德国的文化史学和人类学。......
2023-07-31
b)新康德主义——从科学论立场重新发现康德在六十年代,密尔的《逻辑学》已经广为人知。向康德的回溯,或康德哲学的更新、新康德主义的创立,是在一种完全特定的、科学论的提问方式之下达成的。这一科学论的思考和向康德的回归同时表明,今天的科学论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耽误。对于康德哲学的带有相当明确的科学论成见的再发现,首先集中于一种对康德哲学的实证主义式解释中。......
2023-12-02
2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批判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本身并未完成,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有鉴于此,战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重建一种具有理论连贯性与严密性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但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仅要在方法论上自觉地采取接合方法,重视制度分析,还须采取一种“关系方法”。......
2023-11-29
本雅明《单行道》是一本奇特的走笔随想集。《单行道》既是本雅明在创作上的一次革命,也可视为本雅明由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判的一个标志。通过《单行道》,本雅明从《德国悲剧的起源》此类学院式写作中解放出来,突破之前囿于文学批评领域的创作限制,从此进入了更为广阔的文化批评领域。本雅明对现代生活方式所持的悲观态度,渗透至《单行道》的字里行间。......
2023-07-31
梅林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工作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地位同进化论的意义相比,可以说是赞誉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好方式。考茨基高度称赞第二国际理论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工作。拉布里奥拉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意大利的主要代表,他是第一个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大学教授。考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其巨著《历史唯物主义》。......
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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