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观研究：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较量

三、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作艰苦斗争

马克思主义党性特点决定着它每前进一步都十分不易，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荆棘。正如列宁所总结的：“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径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³⁷⁾马克思恩格斯曾战胜过蒲鲁东社会主义、真正社会主义、杜林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到了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受到的挑战最大、攻击最猛然的就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很显然，伯恩施坦本人是不喜欢“修正主义”这个名称的，因为他认为当“修正主义”流行起来时，这一名称主要或专门被用来称呼通过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些思潮，“修正主义者”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者。⁽³⁸⁾客观真实情况并不因伯恩施坦主观辩解而能改变，第二国际时期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潮就是各种假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向前发展，保持科学性，一是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我自觉更新，二是靠战胜各种假马克思主义及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通过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争论、批驳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来解释、传播、创新马克思主义，这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理论活动的一大特色。

爱德华·伯恩施坦于1850年1月6日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血统家庭，父亲雅科布·伯恩施坦原是一个手工业行会中的白铁匠，后来当了火车司机。母亲是家庭妇女。伯父阿隆·伯恩施坦是著名学者，《柏林人民报》的创刊人，对伯恩施坦有过影响。少年时，伯恩施坦体弱多病。学生时代开始思考政治，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青年，曾和一些倾向自由主义的朋友创立“乌托邦”讨论俱乐部。1866年，16岁的伯恩施坦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进入柏林银行当职员，辗转银行界12年。1872年正式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这时他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理论上还不很成熟，仍带有浓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色彩，是拉萨尔主义的追随者，称拉萨尔为“导师”和“闪烁着真正金光的明星”。当然，他更尊敬两位革命导师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杜林体系出笼后，伯恩施坦大肆推销杜林学说，认为杜林“用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也可以说继续了马克思”。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³⁹⁾伯恩施坦不仅自己不能理解杜林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攻击，而且他的鼓吹给党内思想造成极大混乱。伯恩施坦的思维特点很好解释了他何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弄得支离破碎。伯恩施坦回忆自己的思维特点时指出：“我基本上是一个擅长分析的人，而且是相当片面地只会分析。综合性的思维与总结对我来说是困难的。”⁽⁴⁰⁾1874年7月18－21日，伯恩施坦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科堡代表大会，会上他赞同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并参与写作《哥达纲领》。1877年1月－7月，恩格斯在德国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上连续发表一系列批判杜林的文章，1878年将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反杜林论》，这本书对伯恩施坦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伯恩施坦“在个人关系上就和他疏远起来，并且对他此后的文章也失去了兴趣”。⁽⁴¹⁾1878年夏，伯恩施坦辞去了银行职务，应邀去当青年社会主义者卡尔·赫希柏格私人秘书。当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颁布实施《反社会主义非党法令》后，伯恩施坦逃离德国到瑞士。在那里，他和赫希伯格、施拉姆组成所谓“苏黎世三人集团”，鼓吹改良主义。1880年12月，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到伦敦访问马克思、恩格斯，这次访问使得伯恩施坦能长期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关怀。⁽⁴²⁾从1880年起，伯恩施坦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直到1890年该刊停办为止。他还担任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驻伦敦记者和《新时代》理论杂志的常任撰稿人。正是在恩格斯的关怀、帮助、指导下，从1880年到1890年，伯恩施坦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作了大量有益工作，赢得了“党的理论家”的称号，成为恩格斯生前指定的遗嘱的执行人之一。这一时期的伯恩施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890年4月，伯恩施坦以《礁石》为总标题，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三篇文章（后来以《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为题），宣扬议会民主的主张：“走向完全政治自由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开议会制度。”⁽⁴³⁾1890－1892年间，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舒尔采·格弗尼茨、沃尔夫等人发表了《论社会和平》等著作，恶毒攻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宣扬无产阶级生活已经得到改善，否认阶级斗争学说。1891年2月受《新时代》委托，伯恩施坦写了《卡莱尔和英国的社会政治发展》一文，虽然他对舒尔采·格弗尼茨的反动观点作了批评，但是他更多的是鼓吹改良主义主张。伯恩施坦认为，英国工人“争得普选权对于他们也仅仅是短短几年的问题，他们可以用这些权利如此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意向”。⁽⁴⁴⁾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开始全面攻击马克思主义。从1896－1898年，伯恩施坦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用“个人的观点和传统的观点”作为副标题，在《社会主义问题》的总标题下发表了6篇文章即《空想主义和折中主义》、《英国农业状况的发展》、《空间的数字在社会政策上的意义》、《区域理论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德国工业发展的现状》和《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进行公开的批判与否定。1898年1月发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一文，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口号。伯恩施坦指出：“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⁴⁵⁾1899年3月，他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进行全面的系统的修正。这本书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纲领。列宁指出，这部“最平凡的作品，却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它成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宣言”。⁽⁴⁶⁾1901年2月初，伯恩施坦踏上返回阔别22年的祖国的旅途。1901年秋天创办月刊《社会主义文献》。1910年，他当选为柏林郊区什恩柏尔克名誉参议。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恩施坦公开支持这次战争。1921年春，伯恩施坦在柏林大学进行特约讲学，以“社会主义过去和现在的争论问题”为题举办公开讲座，讲稿于1921年底由柏林《前进报》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社会主义的过去和现在》。1924年发表自传《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叙述了从他的幼年时代到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主要活动和思想发展过程。1925年春，编辑出版《恩格斯致伯恩施坦书信集》。1926年，出版回忆录《从1850年至1872年。幼年时代和青年时代》一书。1928年，出版回忆录《在社会民主党内的学习时代》。从1901年起，伯恩施坦多次发表其他演讲小册子，如《科学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吗？》（柏林1901）、《什么是社会主义？》（柏林1922）、《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柏林1924）、《德国的罢工和同盟歇业，它们的力量、权利和结果》（布鲁塞尔1908）、《国际联盟》（巴塞尔1919）、《企业的社会化》（巴塞尔1919）、《社会民主党要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原则和政策。》（柏林1920）。直到晚年，伯恩施坦都在为兜售他的反动学说而奔走着。1932年12月18日，伯恩施坦死于柏林。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全面系统地攻击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方面，伯恩施坦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提出以康德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历史观，攻击革命的辩证法，宣扬庸俗的“进化论”，反对根据客观历史必然性论证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并不取决于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主张必须“回到康德那里去”。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反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反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理论，反对马克思关于工人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理论。总之，伯恩施坦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切基本原理。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提出社会主义的新概念。伯恩施坦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⁴⁷⁾他认为，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步。伯恩施坦提出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反对暴力，主张民主，要求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转换为改良的社会民主党。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种国际思潮，在社会民主党内和国际上都有很多的追随者。修正主义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表现形式，在德国是新康德主义，在俄国是经济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在法国是修正主义实践者——米勒兰，等等。在伯恩施坦周围聚集众多的支持者、追随者，如海涅、福尔马尔、大卫等，他们为其极力辩护、摇旗呐喊。沃尔夫写道：“对于他（指伯恩施坦——引者注）的议论的重要性，是怎样评价也不能算高的。这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当头一棒，是对它的公开宣战。”⁽⁴⁸⁾

应当指出的是，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最初出笼的时候，并没有引起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的足够的重视，他们也没有立刻认识到其危险性。李卜克内西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智力的发展过程，是“儿童的愚蠢”和无害的“哲学邪说”，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去批判它。拉法格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理智的疲劳过度”的结果。梅林在写作《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时，只花费了很少的笔墨谈到修正主义，认为“修正主义从来不过是一种思潮而已”，并指出：“修正主义在工人群众中从来未能站稳脚跟，它对工人群众的实际运动根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十分顽强，不会由于单纯的思潮而停止不前。”⁽⁴⁹⁾考茨基和梅林都认为，修正主义对党并不意味着是一种严重的危险。时任《新时代》主编的党的理论权威考茨基，起初只许可刊登伯恩施坦贩卖修正主义的论文，不允许发表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普列汉诺夫在要不要马上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问题上，也表现得谨小慎微、犹豫不决。拉法格起初也认为伯恩施坦的堕落是一种“生理现象”，是“多年来精神过度疲劳的结果”。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对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最初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大大增加了后来战胜这一派别的困难。正如当代德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修正主义危险的估计后来产生了极端恶劣的后果。”⁽⁵⁰⁾

随后不久，第二国际便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旷日持久的讨伐运动。

普列汉诺夫是比较早地充分认识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本质及与之斗争的重要性的。⁽⁵¹⁾他在1898年5月20日给考茨基的信中说：“假如伯恩施坦的批评的尝试是正确的，那末，我们可以问：从我们的导师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中还剩下了什么？从社会主义中还剩下了什么？而实在只有回答说：不多。或者更正确些说：是一点东西也没有。”⁽⁵²⁾在同一天给柳·伊·阿克雪里罗德的信中又认为伯恩施坦文章中的“庸俗议论是那样多，简直使人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宣告：“战争了！战争了！Vive le materi‐aliste！（唯物主义者万岁！）”⁽⁵³⁾普列汉诺夫于1898年5月30日又给考茨基写了一封信，再次严正指出，伯恩施坦和他的信徒康拉德·施米特⁽⁵⁴⁾“这些先生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恶毒的敌人；所以我在谈及他们慢慢孵出来的东西（‘辛苦的劳作’）时不能没有愤怒”。尽管伯恩施坦问题使普列汉诺夫极度难过和悲痛，但对于是否马上站出来批判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还是充分考虑到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之间的深厚交情，再三征求考茨基的意见。他在同一封信中说：“如果您对于允许我在《新时代》上攻击伯恩施坦哪怕是有一点点（不愉快）的话，那我不能这样做。……而且是极尊重您和伯恩施坦之间的深交的。”⁽⁵⁵⁾考茨基的回信打消了普列汉诺夫的顾虑，考茨基表示要想办法刊载普列汉诺夫的文章，但希望主要批判伯恩施坦的经济理论。终于，在1898年春末夏初，普列汉诺夫先后在日内瓦和意大利等地作了《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讲演，第一次正式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公开宣战。根据《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的讲演稿的第一部分写成的《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一文，刊登在1898年7月30日第16年卷第11册第44期《新时代》杂志上。这是出现在欧洲社会主义刊物上的第一篇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文。接着在1898年10月29日第17年卷第1册第5期《新时代》杂志又发表了普列汉诺夫根据讲演稿第二部分改写成的《康拉德·施米特反对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还写过其他关于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文章，如《唯物主义还是康德主义》（1899）、《Cant反对康德，或伯恩施坦先生的精神遗嘱》（1901）、《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1906）等著名文章，从理论上有力地摧毁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体系，同时普列汉诺夫认为社会民主党与伯恩施坦的斗争是关涉到“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⁵⁶⁾所以，鉴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普列汉诺夫坚持要求把伯恩施坦开除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1898年10月，普列汉诺夫在致考茨基的公开信中提出：“我们的党毋宁说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他们在党受到严重考验的时辰到来之前离开党的队伍”，“如果伯恩施坦本人不再纠缠我们的时候，我们自然还更快乐些。”⁽⁵⁷⁾列宁高度评价普列汉诺夫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中的出色表现。1908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充分肯定了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列宁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大肆散播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⁵⁸⁾列宁甚至这样夸奖说：“伯恩施坦主义是被普列汉诺夫摧毁的。”⁽⁵⁹⁾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这场斗争中，卢森堡无疑也是走在最前列的。1897年下半年，卢森堡去德国，在德累斯顿短期逗留。不过一个外国人要想在德国公开从事政治活动是很困难的，为此，卢森堡和吕贝克实行假婚，⁽⁶⁰⁾以取得德国国籍。1898年5月，卢森堡以罗莎利亚·吕贝克夫人的身份迁居柏林。此时在德国只有帕尔乌斯于1898年春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写过一篇反驳伯恩施坦的文章，继之比较有分量的文章就算普列汉诺夫同年7月发表在《新时代》的《伯恩施坦和唯物主义》，而这两个人都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当卢森堡完成选举工作后，立即投身于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卢森堡充分察觉到伯恩施坦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有关社会民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1898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将在斯图加特召开党代表大会，卢森堡决定力争出席大会，以便在会上批判伯恩施坦。按照大会规定，作为新人的卢森堡必须持有委托书，方能出席大会。能否在大会召开之前发表有分量的文章，对取得委托书有很大关系。为了拿到委托书以便参加会议，卢森堡写了题为《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伯恩施坦的一组文章：社会主义问题》。此文从1898年9月21－28日陆续刊载于《莱比锡人民报》。卢森堡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不少人给以高度评价。该报主编休恩朗克称这篇文章为“辩证法的杰作”。⁽⁶¹⁾蔡特金写信给休恩朗克热情称赞说：“勇敢的罗莎，她狠狠地敲了伯恩施坦一顿，敲得厚厚的粉末满天飞，伯恩施坦学派的假发都一根根从头上竖了起来，因为他们没有粉可敷了。”⁽⁶²⁾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卢森堡为了敦促党的领导人能在大会上把伯恩施坦问题提出来辩论，她写了《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这篇文章强调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言论已经给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认为仅仅以个人名义在报刊上讨论是不够的。文章认为，必须在党代表大会上深入开展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

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的先锋号角激发了社会民主党与之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8年（斯图加特）、1899年（汉诺威）、1901年（卢卑克）、1902年（慕尼黑）、1903年（德累斯顿）五次代表大会均就伯恩施坦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⁶³⁾1898年斯图加特大会虽然没有把伯恩施坦问题单独列入议程，但是在讨论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时，围绕“运动和最终目的”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伯恩施坦给大会寄去了一封书面声明，为自己的修正主义言论辩护，公然攻击《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奥艾尔、福尔马尔、沃尔夫冈、海涅等发言支持伯恩施坦。卢森堡在大会期间的发言中阐明了关于最终目的与日常斗争的关系问题。卢森堡指出，最终目的不是一个艰深的学术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革命的政党、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没有比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更加实际的问题了”。⁽⁶⁴⁾同时还指出：“同最终目的没有关系的运动本身、作为目的本身的运动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最终目的对我们说来就是一切。”⁽⁶⁵⁾考茨基在会议中认为，伯恩施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广泛讨论。他在这次会议上表示出模糊的态度。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进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但是我们不想按照他向我们建议的道路斗争，我们要按照条件为我们规定的道路斗争，那时我们就会胜利。”⁽⁶⁶⁾考茨基之所以有如此表现，是基于如下原因：一是他与伯恩施坦具有十分深厚的个人感情。二是伯恩施坦提出的问题正合考茨基本人的意思。考茨基也认为，今天的生活毕竟同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不同，因此马克思主义必然要被重新修正。所以，当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等人责备考茨基迟迟未出击伯恩施坦时，他作了这样的申明：“我们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在最近20年来已经开始显示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在我们的基本著作、特别是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写作时还只是潜在的。由于这些新的事实，我们有必要重新检验和修正我们的观点……谁也没有像伯恩施坦那样迫切地促使我们思考这个问题。”⁽⁶⁷⁾考茨基的态度是合情合理的。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蔡特金在会上都作了重要发言，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作了批评。斯图加特大会的讨论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没有把伯恩施坦问题提到应有的高度，没有揭露他的言论的阶级实质，没有从思想上和理论上给以彻底的批判，更不用说从组织上同他划清界限。

在1898年10月底和11月初，考茨基提出了让伯恩施坦写一本书来全面阐述他的观点的建议。为了保证伯恩施坦写作，考茨基决定《新时代》暂时停止发表和伯恩施坦论战的文章。按照考茨基的建议，伯恩施坦将先前发表的论文整理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该书于1899年1月写成，同年3月正式发行。而此时卢森堡也完成了第二组批判伯恩施坦的文章：《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谈谈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该书分节刊登在4月4－8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也就在这个月，两部分文章汇合一起成为著名的小册子《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同时把《民军和军国主义》一文作为附录收入，由《莱比锡人民报》的出版机构出版。此书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许多家书店都纷纷向出版负责人古斯塔夫·海里施订购。卢森堡将一册书题上献词寄给梅林。梅林回信致谢，并称道：“在反击伯恩施坦的人中，您站在最前列。”⁽⁶⁸⁾《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无疑是当时批判伯恩施坦最有力的论战著作。文章指出：“伯恩施坦要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是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不逊色。”⁽⁶⁹⁾她尖锐地指出，同伯恩施坦的大论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同时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式的辩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全部实质，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是以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为目的”。卢森堡的立场促成了倍倍尔在1899年10月的汉诺威党代表大会上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坚定决心。1899年10月9－1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把伯恩施坦问题列为第五项议程：“对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立场的攻击”，这是大会的中心议题。倍倍尔就这个问题作了长达6小时的报告，用令人信服的材料谴责伯恩施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基础。直到这次代表大会，考茨基对待伯恩施坦问题的态度还不是十分明朗、坚定。他仍然不想反对伯恩施坦，主张党内要以友好的态度，他说：“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不想反对伯恩施坦，因为要是我说，我们大家还承认伯恩施坦是同志，他曾站在我们一边斗争了几十年之久，当他发表了可能把党引入歧途的观点时，人们必须反对他，但是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使他痛苦。”⁽⁷⁰⁾大会经过4天的讨论，以216票赞成、21票反对、1票弃权通过了倍倍尔的决议案。

1901年2月，伯恩施坦从英国流亡回到德国。他于1901年5月17日在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上以《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为题发表演讲，公然否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主张用“批判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来代替“科学社会主义”，这又一次引起反对伯恩施坦的愤怒浪潮。9月22－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卢卑克召开代表大会。会上，柏林第四选区、柏林第六选区、图林根以及巴登的党员分别提出了谴责伯恩施坦的提案，要求大会明确拒绝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意图。大会在讨论这些提案时就伯恩施坦问题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大会最后以203票赞成、31票反对通过了倍倍尔提出的指名谴责伯恩施坦的决议案。

1902年9月14－2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举行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本来没有准备讨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但是由于奥艾尔在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到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在营业上有所亏损，因此引起了一场关于《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两杂志的对立的激烈争论，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的继续。⁽⁷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等人认为对《新时代》的抵制和它同《社会主义月刊》的竞争是造成《新时代》亏损的一个重要原因。修正主义者起来反驳，并且企图迫使党承认《社会主义月刊》也是党的正式刊物。这一企图遭到大多数代表的驳斥。在1903年7月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史无前例的胜利，共获得300多万张选票，81个议席，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在这一形势下，伯恩施坦于1903年7月在《社会主义月刊》第7卷第2册第7期发表名为《从帝国议会选举的结果中得出什么结论？》一文。⁽⁷²⁾在该文中，伯恩施坦公然建议党即使在必须承担朝见皇帝的义务的条件下也要争得一个副议长的位置，以加强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福尔马尔立刻响应这一建议。从表面看来，这一问题似乎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它反映了修正主义者通过改变党的策略来逐步改变党的性质的企图，因此在党内和党的报刊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903年7月13－20日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也把党的策略——国会选举、副议长问题、修正主义的意图三个问题列为主要的议程。倍倍尔作了长篇发言，他还和考茨基、辛格尔一起向大会提出关于党的策略问题的决议案，谴责修正主义者改变党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策略并且把革命的党改变成改良政党的企图。最后大会以288票对11票通过了倍倍尔等人的提案。德累斯顿决议，无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上还是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文献。它首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从而把原来德国党内的“伯恩施坦问题”，上升为更高意义上的修正主义问题。这次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高峰。这次大会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再也没有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进行过讨论和批判。

从以上五次代表大会看，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远远没有完全被克服，它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仍在继续活动。正因为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社会民主党最后遭到破产是必然的结果。

梅林十分重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他的批判重心主要放在批判它的哲学基础——新康德主义。在90年代初，梅林就写了一系列批判性文章，如《康德和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者们》、《康德和马克思》、《仿效者》、《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全面揭露新康德主义的实质，批判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修正。梅林指出，新康德主义者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即是（当然，那是纯然幻想而已）绞杀整个社会主义，是一种——幸亏是想象的——想回到18世纪的极其不幸的自欺中去的垂死挣扎；而根本地铲除了这种自欺则正是19世纪的最光荣的功绩之一”。⁽⁷³⁾

考茨基是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权威，他对待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党对待此问题的方向。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都希望这位理论权威能尽快出面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如前所述，在着手批判伯恩施坦的观点以前，考茨基曾长时间地动摇不定，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首先，考茨基与伯恩施坦个人感情深厚，他不愿因此而破坏私人感情。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从前共过事，一起翻译了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共同起草《爱尔福特纲领》，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中的《机器和大工业》一章由伯恩施坦写作。考茨基曾期望当时侨居伦敦的伯恩施坦投身到另一种环境中去，即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发生更加紧密的交往，希望伯恩施坦在这种交往中能恢复以前的观点，但他暂时保留了这种想法，以避免同伯恩施坦的不和。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考茨基只是在辩论结尾时才发表意见，他以普列汉诺夫的名句来结束自己的发言：“伯恩施坦迫使我们思考，为此我们应该感谢他。”考茨基曾拒绝刊载普列汉诺夫反对伯恩施坦的论文，借口是《新时代》杂志的读者对哲学不感兴趣。在和伯恩施坦分手后，考茨基在晚年重和伯恩施坦言归于好，他们俩再度走到了一起。其次，考茨基起初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和根本性错误，他认为伯恩施坦的做法只是恩格斯晚年事业的继续，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他逐渐地认清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本真面目。考茨基对待伯恩施坦的态度由“同情”转向“怀疑”再到“激烈的反对”。同时，党员群众和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考茨基在自传中写道：“从1896年秋季起伯恩施坦开始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对我们迄今为止的各种观点加以批判，我起先对此表示深有同情，把他的这种作法看成是恩格斯和我已经开始的做法的继续。”⁽⁷⁴⁾考茨基是被动起来反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尽管有开头的动摇，但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99年在《新时代》杂志上刊载了考茨基反对伯恩施坦的一些文章：《伯恩施坦和唯物史观》（第27期）、《伯恩施坦和辩证法》（第28期）、《伯恩施坦关于价值和阶级的理论》（第29期）。1899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了考茨基的《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一书，书中同样批判了伯恩施坦的观点。1899年，列宁为考茨基的《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评》写了书评，而1900年在克鲁普斯卡娅的参加下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俄文。列宁在自己的书评中既肯定了此书，也指出考茨基的许多论点的不足，例如：“如果进行批评的人不愿意拘泥于死板的学究气和书呆子气，不愿忽略‘理论理智’同‘实践理智’之间，并且是同处于特殊情况下的居民群体的实践理智，而不是和个别人的实践理智之间，具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那末严肃诚恳的批评应该具备什么条件。”⁽⁷⁵⁾后来，考茨基还发表了许多批评伯恩施坦的观点的著作，如《阶级斗争和伦理学》、《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可疑的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和《伦理和唯物史观》。考茨基批评了伯恩施坦企图把宿命论说成是唯物史观，批驳了他对恩格斯晚期的著作的看法，即恩格斯似乎放弃了历史决定论。考茨基还批判了伯恩施坦反对辩证法的言论。伯恩施坦断言，辩证法似乎只能导致对社会生活的任意解释。与此相反，考茨基强调，倘若不了解辩证法，那么就不可能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成就，因为辩证法是理论研究的“最好的方法”和“最尖锐的武器”，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

拉法格也积极加入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行列，他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对它进行尖锐批判的人。拉法格认为，要想批倒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就必须彻底战胜它的哲学基础——新康德主义。关于新康德主义的性质在后文会较为详细介绍到。所以，拉法格的重点放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上，他于1900年写成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当“经济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意大利流行起来时，拉布里奥拉在批判“经济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反动思潮中，捍卫历史唯物主义。

总之，身为马克思、恩格斯战友和学生的第二国际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完成了的理论体系，他们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的错误思潮为己任。他们的理论水平和熟练程度都是相当高的，尤以考茨基为代表。列宁曾这样写道：“我们不要忘记，考茨基是一个几乎能把马克思著作背得出来的人；从考茨基的一切著作来看，在他的书桌或脑袋里一定有许多木箱，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⁷⁶⁾如果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出现之初，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足够重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的严重性，是导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泛滥的原因的话，那么，后来第二国际理论家普遍投入这场斗争，为什么还没有能够取得这场斗争的最终胜利呢？被恩格斯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的考茨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之时堕落成机会主义头号人物，晚年考茨基再度同伯恩施坦言归于好。大名鼎鼎的曾享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美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⁷⁷⁾，也逃脱不了走到机会主义立场的可悲结局。马克思主义的曲折前进历程告诉我们，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并非易事。必须克服和防止理论与实践的“虚假性统一”。理论与实践的“虚假性统一”是指以理论吞噬实践或以实践溶解理论的倾向。⁽⁷⁸⁾“以理论吞噬实践”的倾向，往往成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假象，我们将这一倾向称为教条主义；而“以实践溶解理论”的倾向往往成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假象，我们将这一倾向称为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不容易，因为这种假马克思主义正是打着“拥护”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旗号。同样，彻底驳倒修正主义也并非轻而易举，因为它正是抓住了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变化特征，造成“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假象。伯恩施坦确实抓住了时代转换中出现的某些新情况、新特点，并由此出发力图对原有的理论作根本的改造。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强调今天的情况和《共产党宣言》作者在写宣言时所面临的情况不同的这一思想，若干年来一直是我的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我想做的事情是：根据实际情况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结论。”⁽⁷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罢了，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主观同客观、理论同实践的分离。实践证明，无论教条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都会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危害和灾难，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而要彻底战胜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唯有靠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注释】

(1)［德］考茨基著：《土地问题》，第9页。

(2)为了彻底清算杜林、捍卫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承担起了反击任务。1876年9月到1878年4月完成了这一任务。恩格斯的哲学编——《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陆续发表在《前进报》的1877年1月到5月；政治经济学编——《欧根·杜林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实行的变革》发表在1877年7月至12月的《前进报》学术附刊和附刊上；社会主义编——《欧根·杜林先生在社会主义中实行的变革》发表在1878年5月至7月的《前进报》附刊上。1877年7月－1878年7月，文章的三编分别在莱比锡出版了单行本。同时，恩格斯把三编汇集在一起出版，书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该书不仅彻底清算了杜林的反动体系，而且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注释第830－831页。该书中译本以《反杜林论》为书名，最早由吴黎平翻译，于1930年11月由上海江南书店出版。参见周尚文主编《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第118－120页。

(3)对考茨基的评价主要有三种观点。考茨基的拥护者和追随者认为，从80年代开始直到他逝世，他都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者和忠实的学生。现代资产阶级马克思学家完全否认考茨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性质，认为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还有一种观点将考茨基的整个活动分为三个时期，分时期进行评价。笔者认为第三种评价是公正的。

(4)《列宁全集》第28卷，第249页。

(5)［苏］И．C．纳尔斯基等编写，金顺福、贾泽林等译：《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第289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3页。

(7)［南］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著，嘉恩等译：《马克思主义史》第1册，第28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8页。

(9)《列宁全集》第20卷，第38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9 7页。

(11)《列宁全集》第14卷，第3 76页。

(12)《列宁全集》第39卷，第369页。

(13)《列宁全集》第35卷，第44 7页。

(14)《列宁全集》第35卷，第443页。

(15)《列宁全集》第42卷，第454页。

(16)1895年初，列宁将彼得堡的20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统一起来，建立“工人解放斗争协会”，这一协会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广大工人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并参与对工人罢工斗争的政治领导。

(17)孙伯貹、侯惠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第355页。

(18)关于卢森堡的诞生期，至今未完全搞清，原因是她的出生证和身份证没有能保存下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1870年12月25日、1871年、1870年3月5日。多数学者认为她的出生日是1870年3月5日。参见［苏］罗·叶夫泽罗夫、英·亚日鲍罗夫斯卡娅著，汪秋珊译《罗莎·卢森堡传》，第2页。

(19)参见孙伯貹、侯惠勤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第367页。

(20)［意大利］拉布里奥拉著，杨启潾、孙魁、朱中龙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49页。

(21)［德］李卜克内西著，舒昌善译：《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第362页。

(22)参见《倍倍尔文选》，序言第11页。

(23)张汉清、孔寒冰编著：《克拉拉·蔡特金年谱》，第61－62页。

(24)参见周尚文主编《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第11 7－118页。

(25)张汉清、孔寒冰编著：《克拉拉·蔡特金年谱》，第59－60页。

(26)参见《卢森堡文选》下卷，第15页。

(27)1903年11月1日，鉴于普列汉诺夫公开转到孟什维克立场，列宁退出《火星报》编辑部，以便巩固中央委员会的阵地，并从这个阵地打击机会主义者。1903年11月26日，普列汉诺夫擅自把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波特列索夫等补选进《火星报》编辑部。《火星报》从第52号开始成为孟什维克机关报。该报亦称《新火星报》。参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事记》第1卷，第130页。

(28)张汉清、孔寒冰编著：《克拉拉·蔡特金年谱》，第49页。

(29)参见张汉清、孔寒冰编著《克拉拉·蔡特金年谱》，第6页。

(30)张汉清、孔寒冰编著：《克拉拉·蔡特金年谱》，第112页。(www.chuimin.cn)

(31)苏黎世大会有三点主张：第一，通过各国的中央工会协议，按不同行业，成立工会国际联合会，以使各国工会合而为一；第二，在条件成熟时，成立包括各行业的国际工会；第三，为传递情况，交流经验，决定按布鲁塞尔大会的要求成立各国工会书记处。这些主张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赞成，最后以6票反对、12票同意而通过。苏黎世大会的决定又为伦敦大会所重申。参见周海乐著《第二国际史》，第144页。

(32)参见周海乐著《第二国际史》，第144－145页。

(33)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4辑，第29页。

(34)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4辑，第30－31页。

(35)《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5辑，第184页。

(36)《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2卷，第22页，转自高放、高敬增著《普列汉诺夫评传》，第56页。

(37)《列宁选集》第2卷，第1页。

(38)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早使用“修正主义”词儿的是在1895年布勒斯劳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由布鲁诺·什恩朗克（布鲁诺·什恩朗克，也有译成布鲁诺·休恩朗克（1859－190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曾任《前进报》代理主编和《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博士提出的。参见伯恩施坦著，史集译《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第3页。至于“修正主义者”名称由谁第一个提出的，存在分歧：伯恩施坦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阿尔弗勒德·诺西希（1864－？，波兰和德国作家，写过许多剧本、诗和评论，1901－1902年在柏林发表了他的两卷本）博士于1901年在《社会主义的修正》一书中提出；埃雷卡·雷克利认为是考茨基；我国学者认为是卢森堡。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辑，第204－207页。笔者认为伯恩施坦的说法更可信些，因为伯恩施坦明确提出的是“修正主义者”这一名称的由来。

(39)［德］伯恩施坦著，史集译：《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15页。

(40)［德］伯恩施坦著，史集译：《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11页。

(41)［德］伯恩施坦著，史集译：《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16页。

(42)伯恩施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联系方式是书信，马克思是通过委托恩格斯写信来关怀伯恩施坦的。参见［德］伯恩施坦著，史集译：《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第18页。从可查的文献看，从18 79年至1895年间恩格斯与伯恩施坦通信共计1 74封，差不多平均每月一封，可见他们通信频繁，体现恩格斯对伯恩施坦的关爱和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社会民主党人报》、《前进报》、《新时代》等报刊工作的关心。参见《恩格斯与伯恩施坦通信集》。

(43)《伯恩施坦言论》，第6页。

(44)《伯恩施坦言论》，第11页。

(45)《伯恩施坦言论》，第40页。

(46)《列宁全集》第20卷，第115页。

(47)《伯恩施坦言论》，第388页。

(48)转引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93页。

(49)［德］梅林著，青载繁译：《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第34 7页。

(50)［民主德国］约·施拉夫斯坦著，邓仁娥、董荣卿等译：《梅林传》，第313页。

(51)在1898年1月到3月的《萨克森工人报》，第一个向伯恩施坦发起进攻的是帕尔乌斯，也有译作帕瓦斯（原名格尔方德，186 7－1924，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曾任《萨克森工人报》主编），他写了《实践的机会主义》。参见［英］戴维·麦克莱伦著，赵常林等译：《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54页。其实《实践的机会主义》一文发表于1901年8月－9月，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86－412页。1898年1月28日至3月6日，帕尔乌斯在《萨克森工人报》上连续发表了题为《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的变革》的一组文章，3月9日发表文章《伯恩施坦的翻滚》，3月11日又发表《伯恩施坦是“可怜的托马”》一文。这是他最早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文章。参见《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2辑，第145－151页。

(52)［俄］普列汉诺夫著，刘若水译：《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第449页。

(53)［俄］普列汉诺夫著，刘若水译：《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第452页。

(54)康拉德·施米特（1863－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新康德主义者。

(55)［俄］普列汉诺夫著，刘若水译：《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第451页。

(56)《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98页。

(57)《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417页、879页，注释439。

(58)《列宁选集》第2卷，第3页。

(59)《列宁文集》第5卷，第87页，苏联列宁研究院1929年俄文版。转引自高放、高敬增著《普列汉诺夫评传》，第191页。

(60)古斯达夫·吕贝克——德国新闻记者和作家、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吕贝克夫妇本是卢森堡的朋友。这一假婚于1903年解除。

(61)《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第135页。

(62)《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第135页。

(63)1900年美因兹代表大会没有涉及伯恩施坦问题，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世界政策和交通政策等，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帝国主义世界政策和反对出兵中国的决议，还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新的组织章程。

(64)《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26页。

(65)《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8页。

(66)《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50页。

(67)《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99页。

(68)《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第139页。

(69)《卢森堡文选》上卷，第101页。

(70)《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250页。

(71)《社会主义月刊》的前身是《社会主义大学生》，1895年由私人出资创办，在当时是一个对社会主义各个流派都开放的刊物。1897年，该报改名《社会主义月刊》，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党员约瑟夫·布洛赫任编辑。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争论以后，伯恩施坦和他的追随者感到在《新时代》上不能畅所欲言，于是伯恩施坦从1900年4月起不再担任《新时代》的固定撰稿人，其他的修正主义者也逐渐拒绝给《新时代》撰稿，转而专门为《社会主义月刊》撰稿，从此《社会主义月刊》就成为修正主义派别的刊物。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50页。

(72)参见《伯恩施坦言论》，第300－303页。

(73)［德］梅林著，吉洪译：《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06页。

(74)［德］考茨基著，叶至译：《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第21页。

(75)《列宁全集》第4卷，第169页。

(76)《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4页。

(77)奥托·鲍威尔（1881－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后成为机会主义理论家。曾任国民议会议员。

(78)参见侯惠勤《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反思》，《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79)《伯恩施坦言论》，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