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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革命实践与马克思恩格斯教诲

【摘要】:在这一阶段,他在保加利亚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基本著作。事实上,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得益于同恩格斯的联系。从此拉法格同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密切交往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拉法格经过长期痛苦的努力,纠正了其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迷误。

二、在革命实践中和在马克思恩格斯教诲下接受马克思主义

第二国际理论家是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而成长起来的。他们大多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同马克思恩格斯有过密切交往。

布拉戈耶夫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91-1903年。1891年是保加利亚工人社会民主党建党的一年;1903年是这个党清除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年。在第一阶段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布拉戈耶夫深受普列汉诺夫思想的直接影响。在这一阶段,他在保加利亚翻译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基本著作。在第二个阶段里,布拉戈耶夫阅读了列宁的某些著作。他逐渐从普列汉诺夫思想转向列宁主义。这个过程基本上结束于1914年,这一年他发表了《大人先生的主张》一文,第一次公开批判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在第三个阶段里,布拉戈耶夫接受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克服了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影响。布拉戈耶夫创建和培育的党,在1919年改称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他是第二国际主要创始人之一。

考茨基于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随后又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参加社会民主党之前,考茨基主要是信奉斯宾塞实证主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路易·勃朗、朗格、拉萨尔和杜林等人的思想也对考茨基有过深刻的影响,这些思想促成他形成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当时,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还是格格不入的。据他自己说,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期,“极不同情马克思的理论”,“对于马克思理论曾采取批评和不信任的态度”。(1)考茨基本人也明白地说出了自己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路线。他认为自己的出发点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是从黑格尔出发的,而他本人是从达尔文出发的。他所研究的首先是达尔文,后来才是马克思;首先是有机体的发展,后来才是经济的发展;首先是物种的生存斗争,后来才是阶级斗争。1880年,考茨基大学毕业后,应赫希伯格的邀请从维也纳迁居苏黎世,与伯恩施坦一起从事《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政治经济论丛》的撰稿和出版工作。此后,他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主义活动家,开始较多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资本论》和《反杜林论》(2)对他启发很大,促进他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1881年,在倍倍尔的陪同下,考茨基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担任了恩格斯的私人秘书。1883-1917年,考茨基一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主编。理论界对于考茨基的评价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3)纵观考茨基的一生,列宁对考茨基的评价是很公正的。关于考茨基的理论意义,列宁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我们从考茨基的很多著作中知道,他是善于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虽然他后来成了叛徒,他的那些著作始终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财富。”(4)我们既要客观地肯定考茨基捍卫、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功绩,又要揭示其堕落机会主义泥潭的行径。

拉布里奥拉不仅是一位严肃的理论家,也是意大利的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就参加了工人小组的活动。他在集会、课堂和工人组织中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参加并组织领导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拉布里奥拉最初在政治上是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哲学上是个左派黑格尔主义者,在70年代末转向空想社会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艰苦探索从黑格尔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他经历了复杂的思想道路,只是到了成年时期才转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他在八九十年代之间积极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与革命实践活动:给工人讲课,帮助失业者开展斗争,组织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为创建意大利社会党(1892)而做了准备工作。1889年,拉布里奥拉给罗马工人学习社会科学小组作了《论社会主义》报告,这个杰出的艺术演说就是一个好的事例。事实上,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理解得益于同恩格斯的联系。在拉布里奥拉写成《唯物主义历史观概念》(1895-1898)前,拉布里奥拉已与恩格斯通信长达5年之久了。1893年,在第二国际苏黎世大会上,拉布里奥拉亲自见到了恩格斯,此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从拉布里奥拉与恩格斯以及其他一些人的通信中,我们看到他是怎样“以教授式的认真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不满足于掌握这一理论的结论,而是细致地对原著进行了梳理,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拉布里奥拉为了找到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时期发表的著作而寻遍了整个欧洲,《神圣家族》这本书,是恩格斯为他从美国订购的。”(5)恩格斯在1893年12月30日致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谈到拉布里奥拉时说:“罗马的拉布里奥拉教授,几年来我和他一直在通信,而且在苏黎世见过他,正在大学里讲授马克思理论产生的历史。他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6)拉布里奥拉曾一度和恩格斯建立了频繁的书信联系。

拉法格刚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时,受到蒲鲁东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1865年1月,拉法格加入了新成立的国际工人协会巴黎支部。1865年2月,受巴黎支部委托前往伦敦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报告法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在那里首次见到了马克思。这次会面对拉法格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马克思的几次谈话,使这个思想活跃、热情奔放的人对历史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并使他的思想发展出现了深刻的转变”。(7)拉法格从青年时代起,当政治浪潮席卷整个法国时,就积极投身于反政府的学生运动;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组成之后,拉法格是其积极的领导成员之一。从此拉法格同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密切交往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拉法格经过长期痛苦的努力,纠正了其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迷误。拉法格回到法国之后由于参加革命活动而被大学开除。此后不久,他就移居伦敦并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忘我革命斗争中的最亲密的学生和助手。1868年4月,娶马克思的女儿劳拉为妻。1868年回到法国以后,拉法格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漩涡。1870年4月18日,他协助瓦尔兰等人创建了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并迁居波尔多,重建了那里的国际支部,任支部书记。他积极参加了建立巴黎公社的斗争,巴黎公社失败后,拉法格逃离法国,去西班牙、葡萄牙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880年返回法国,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积极地投身于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对机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成为第二国际的创立者与组织者之一。19世纪90年代初,拉法格代表工人阶级进入了议会,当选为法国国会议员。拉法格为法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恩格斯称赞拉法格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是“我们当中最好的著作家”。(8)列宁认为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9)(www.chuimin.cn)

1869年起,梅林担任由左翼资产阶级民主派编辑出版的《未来》半月刊和《天平》周刊撰稿和编辑工作,以此为标志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他以满腔的热情和犀利的文笔投入了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但这时他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并深受拉萨尔主义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梅林在直接参加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活动中,由于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世界观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科学认识社会生活现象这一愿望又促使梅林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86年1月,梅林担任《人民报》主编。1891年,他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梅林入党以后,担任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机关报《新时代》杂志的编辑。他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和评论所发生的重大政治问题。他的这些文章,深受恩格斯的赞扬。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他为《新时代》撰写的社论确实是十分精彩的,我们每次都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待这些社论。绝不能让这样一支犀利的笔销声匿迹,或者浪费在对一些鄙俗的小说家的批评上。”(10)1915年,他同卢森堡一起组织编辑反战杂志《国际》,1916年初参与组成“斯巴达克同盟”,1918年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的活动。梅林是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理论家和革命战士。列宁对梅林的一生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世界闻名的领袖和工人阶级忠诚的保卫者”,“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11)

卢森堡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参加了波兰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在侨居瑞士时,结识了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得、维·查苏利奇等一群著名俄国社会主义者。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后,卢森堡回到波兰,领导波兰起义。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了党校,卢森堡同梅林等一起担任教员,教授政治经济学。卢森堡担任过主编和参加编辑过《工人事业》、《萨克森工人报》、《莱比锡人民报》等报刊。1919年初,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害。尽管列宁指出卢森堡在波兰独立问题、资本积累问题上等方面存在错误,但列宁对卢森堡肯定性评价也是极高的。列宁称赞卢森堡是“无产阶级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12)、“令人难忘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领袖”(13)、“伟大的共产党人”(14),列宁还强调指出:“不但纪念卢森堡对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永远是有意义的,而且她的传记和她的全集(德国共产党人很不应该地迟迟不出版她的传记和全集,由于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只能部分地原谅他们)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将是极其有益的。”(15)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卢森堡享有着显著的历史地位。所以,至今关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的国际性研究方兴未艾。

普列汉诺夫于1876年第一次参加工人示威游行,并发表演说。此后至1880年,他一直同彼得堡的工人组织在一起。1880年普列汉诺夫被迫流亡国外,来到瑞士的日内瓦。在这里他接触到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解了西欧的工人运动。他在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后,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883年,他与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等人一起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普列汉诺夫经过1882-1883年的理论和实践的磨炼,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参与了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工作。他于1900-1903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和《曙光》杂志。1903年10月他和列宁共同主持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党的总委员会主席及《火星报》三个编委之一。他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895年5月列宁作为“工人解放斗争协会”(16)的领导人来到日内瓦,会见普列汉诺夫。双方协定建立两社的密切联系,这一举动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性工人运动牢牢地、经常地结合起来。1903年11月,普列汉诺夫发表了《不该这么办》一文,这是他陷入机会主义的起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普列汉诺夫彻底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站在沙皇政府一边,支持帝国主义战争,鼓吹保卫资产阶级祖国,从而陷入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泥潭。

希法亭早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期间,便参与组织了社会主义大学生小组,并开始了他的社会主义活动,1920年,他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