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青甘农牧藏区的雪灾预防制度与技术

第十二章　雪灾防范的制度与技术——青藏高原东部牧区的人类学观察

内容提要：本章以青藏高原东部牧区的两个村子个案，考察了当地雪灾防范的制度和技术在过去百年间的变化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部落制时代，当地牧民通过强化草场共有属性、严格轮牧制度，充分利用自然赋予来防范雪灾。在人民公社时代（1958～1984年），引进了许多外来新技术，丰富了防范雪灾的技术，然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使牧民对保护草场和缓解雪灾损失缺乏积极性。1984年之后的家庭承包制试图通过明晰产权激发牧民的经营理性，然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草场退化、人口大幅增长等因素影响，牧民的雪灾风险呈上升趋势，所幸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政府财力增长对开展灾害救助等公共服务提供了条件。雪灾防范的制度和技术受到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自身社会发展理念不断演进的影响。尽管政府和当地居民做出了不懈努力，提高和完善防范雪灾的能力仍然是当地政府和牧民面临的重大挑战。

Abstract：Observations of pastureland in the Eastern Qinghai－Tibet Plateau（the He’nan County and Zeku County in the southeast Qinghai Province）show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must meet when snowfall will surely cause disaster．Firstly，the herbage height is insufficient．Besides natural factors，this is chiefly resulted from the improper usage of the pastureland for winter，so that when the herbage is covered by snow，the live－stock are starved to death because of the deficiency of food．Secondly，it is severely cold after snow．Coldness not only freezes weak livestock to death but also starves healthy livestock owing to the accumulated snow．Thirdly，the government’s ability such as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relief is weak，which makes the livestock have no way to gain food outside the grazing land．Therefore，it can be seen that herdsman’s snow disaster risk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using system of pastureland and public service level of the government．The snow disaster risk varies with the different owning systems of pastureland and public service level of the government under these different systems．This risk not only depends on natural factors but also on artificial factors；rational system and perfect public service are also crucial to reduce disaster risk．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被称为地球的第三极。受到高海拔和特殊气象条件的共同影响，降雪是青藏高原上一年四季均可见到的天气现象。然而，在冬季和春季，这里的降雪不仅量大，还往往伴有剧烈的降温，致使降雪久积不化。积雪长久覆盖牧草，造成家畜采食困难，许多牲畜因不堪饥寒而衰病死亡，牧民家庭因此而蒙受巨大财产损失。千百年来雪灾始终是当地牧民生产生活中的最大威胁。为了防范和化解雪灾造成的损失，当地牧民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性的生产制度安排、防灾减灾技术推广等，试图在人类尚难以对自然气候实施干预的条件下，通过调整自身行为来最大限度地适应特殊的生存环境。事实上，系统考察高原游牧民的经济生活方式，不难发现蕴涵在其中的灾害忧患意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游牧民特有的经济生活方式是建立在这种忧患意识之上的。然而，这也并不是说这些制度安排和技术具有某种铁的法则，千年不变，相反，这些制度和技术是不断变化的。这不仅因为自然环境是不断变化着的，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藏高原的气候和生态环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同时它还受到人类自身社会发展理念不断演进的影响，比如在20世纪的百年历史中，中国社会发展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一系列变化对青藏高原游牧民防范雪灾的制度和技术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具兴味的是同样为了应对雪灾威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会采用近乎相反的手段和措施。必须指出的是，尽管人们一直在不懈努力，迄今当地牧民有效化解雪灾风险的能力仍然十分有限，许多牧民常常因雪灾损失而陷入贫困，不得不依靠国家和社会的救助。因此，要促进青藏高原游牧业的发展，改善当地牧民的生活，就要继续探索完善防灾减灾机制之策。而梳理百年来的制度变迁，对往昔的各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评估，则应该是这一努力的开始。

由于青藏高原各地自然环境存在差异，藏区各地的社会历史背景也各有不同，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民主改革之前，藏区各地的社会制度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人们防范雪灾的制度和技术也相殊相异。作为一项初步的研究，在本章中笔者并不打算对各地区进行全面的讨论，而只以青藏高原东部牧区的两个牧业村——玛尔村和格日村，作为个案进行考察和分析。玛尔村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北部，村民都是蒙古族。他们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生活在新疆的厄鲁特蒙古，17世纪时他们进入青海，并逐步南迁来到本地。20世纪50年代之前，玛尔村归当地世袭的河南蒙古亲王管辖。由于与周围的藏族部落交往密切，又信奉藏传佛教，经过200多年的历史演变，当地的蒙古族已经完全接受了藏族文化，成为操藏语的蒙古族，其社会文化与基层组织已与周围的藏族部落大体相似。格日村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西部。历史上属于世袭的和日千户下属的红科（dpon－‘khor）部落，村民都为藏族。他们的先族曾经生活在热贡地区（今黄南州同仁县），经营农业，后来部落分化，部分人向南迁往草原地区成为牧民。玛尔村和格日村（两个村空间直线距离约120公里）同属于青藏高原东部、黄河上游地区的湿润草原区，正常年份牧草长势优良，多数地区草株高达15～25厘米，温度和水分条件较好的草场牧草甚至高达40厘米，这与青藏高原中西部地区牧草低矮稀疏的情景截然不同。但受到来自南方暖湿气流的影响，这里又是强降雪最为多发的地区，^[1]据相关统计，1956～1994年的38年间，包括河南县和泽库县在内的青海省南部牧区共有15个年份发生雪灾，几率为39%。^[2]因此，以该地区作为研究雪灾问题的样本是较为理想的。

本章的资料来源于文献和田野访谈两个方面。关于20世纪上半期即当地传统的部落制度时代的资料主要依靠屈指可数的文献资料，比如美国学者艾克瓦尔（R．B．Ekvall）以在青藏高原东部牧区的田野调研为核心内容所著的《蹄上生涯》（Fields on the Hoof，1968），该著作反映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地区游牧民的基本情况。中国学者俞湘文所著的《西北游牧藏区之社会调查》（1948）则记载了作者1942年夏秋在河南县和泽库县南部毗邻地区（甘、青、川交界的夏河、阿坝、果洛等地）的调查研究，其中的信息对于本章也有间接的参考价值。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根据国家部署，对包括河南县和泽库县在内的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社会历史调查，随后陆续出版的调查报告对当地历史进行了回忆式描述，也属较为详细、准确的记述。又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相关资料则较为丰富，既有2006年冬季在两村的田野调查资料，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料，比如《河南县志》、《泽库县志》、当地档案馆的历史资料以及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青海日报》等。另外，像美国学者戈尔斯坦（M．Goldstein）反映藏北牧民生活的《藏西牧民》等有关其他藏区牧民生活的著述也是我们进行比较研究的有益资料。

一、积雪、低温：危险的冬、春季节

青藏高原雪灾问题的重要性使它长期以来备受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几十年来，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对防灾减灾技术的探索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通过文献检索不难发现，前人有关雪灾问题的研究偏重于气象和生态角度的探讨，这种研究取向显然存在偏颇之处，因为它忽略了人类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在那些被认为是自然原因造成的灾害中，往往可以找得到使这些自然因素发生作用的人为、社会因素。有人甚至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一切灾害都是人为灾害。尽管如此，这些研究对于我们认识雪灾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恶劣的气象过程是雪灾发生的根本原因，对当地气候特征的观察与把握是防灾减灾制度设计和技术措施的基础。

相关研究指出，青藏高原东部地区的雪灾可以分为前冬雪灾（10月中旬至12月）和后冬雪灾（1～3月），雪灾发生呈现双峰特征，而12月是两个峰值之间相对的低谷期。^[3]这种气候特点对当地牧民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常见的初冬强降雪对牧民来说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冬季来临之时及时地迁回到温暖而海拔较低的冬季牧场，因为继续留在海拔较高且寒冷的夏秋季牧场是危险的。如果初冬降雪伴随着剧烈的降温，对牧民来说则无疑是噩梦的开始，因为天气将越来越冷，积雪可能长期不化，家畜可能在饥饿寒冷之中陆续死亡。与冬季相比，春季的危险性更高。春季的强降雪比冬季更为频繁。^[4]而与冬季相比，春季的牧草情况则大大地恶化了，经过牲畜一个冬天的采食，枯草已被啃到根上了，即使有枯草可食，其营养价值也极其低微，^[5]牲畜经过冬天已经瘦得皮包骨了，抵抗力很弱。这时“一次春雪把草原盖起来两三天，就意味着有几十只弱畜会死亡，一次大的风暴可以消灭整个畜群，使牧民一无所有”。^[6]

初冬和春末常见强降雪天气，这使牧民既不敢冒险延迟进入冬季牧场，也对提前搬离冬季牧场心存恐惧。这种特殊的气候条件决定了牧民必须在冬春季草场至少要生活6～8个月，这就必然造成因为牲畜长时间滞留冬季草场从而牧草短缺的困境。

冬、春降雪季节的真正威胁来自高厚度积雪（降雪量）和极端低温，这是诸多雪灾发生因素中最为根本的两个因素。高厚度积雪的危害性在于，如果积雪覆盖牧草，就会使牲畜因无法采食而饥饿死亡。相关研究指出，如果牲畜完全吃不到草，“第五天老弱病畜开始死亡，第七天一般牲畜开始死亡，第十天大部分牲畜开始死亡”。^[7]极端低温的危害性不仅在于阻碍积雪融化，低温本身也会对牲畜造成伤害，因为在低温条件下，牲畜必须依靠分解体内脂肪来保持畜体的热量平衡，严寒会造成牲畜体热大量消耗，从而导致牲畜膘情迅速下降，那些膘情不良的牲畜几天之内就可能衰弱死亡。

如何克服冬、春季节的降雪与低温，或者说如何解决雪后牲畜食物匮乏以及雪后降温对畜体的伤害，是决定防灾体系是否有效、灾害防范能否成功的关键。高原游牧民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防范雪灾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措施都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考虑。

二、传统部落制时代：强化草场共有属性

部落是传统藏族游牧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部落既是政治单位又兼具经济组织性质（部落成员共同占有和分享固定的草场），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方式。部落一般下辖若干“帐圈”（ru－skor），作为经济生产和社会互助的基层组织。与传统小农社会在所有制形式上的高度私有化不同，部落制社会中，部落成员虽然分户经营私有的畜群，但是作为最重要生产资料的草场却是由部落成员集体占有的（个别部落存在部落首领占有私人草场的情况）。因此，传统游牧部落的经济生产活动既有家户分散经营的一面，又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组织化。

对于这种在已经延续了上千年的社会经济制度下的生产经营模式，艾克瓦尔在《蹄上生涯》中曾经做过细致的描绘：牧民在春季草场开始返青时，离开冬季草场，开始每年重复的周期性迁徙过程。实际上，各地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游牧民的生产生活特别是周期性的迁移模式都不尽相同，牧民会根据对所处环境的观察与认识灵活地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

玛尔村在部落制时代分为5个“帐圈”。他们把草场分为三季牧场：即冬春季牧场、夏季牧场和介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牧场（玛尔村称为秋季牧场，实际上春天也使用此牧场）。每年藏历4月底5月初，当天气转暖、冬春季草场已经返青，最重要的是过渡牧场的牧草也已开始发芽，牲畜有草可食时，他们开始离开已经生活了6月有余的冬春季草场，向北迁移30～60公里到达过渡牧场，在那里生活近2个月。7月初再继续向北20公里迁往夏季牧场。2个月后，再次回到过渡牧场。9月20日前后回到冬春季牧场，此后便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第二年牧草发芽。格日村的迁移模式与玛尔村大体类似，其区别在于格日村的各季牧场之间在海拔上差异更大，因此他们对季节气候的差异感受更深。这种年复一年的往返迁移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所谓“逐水草而居”——不断寻求水草丰美的牧场——是根本不同的。牧民离开冬春季牧场前往过渡牧场或夏季牧场完全不是因为那里草场更为优良，相反几乎所有的夏季牧场都相对高寒，条件更为艰苦。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玛尔村和格日村牧民的迁移理解为是暂时地离开冬春季牧场。而这一切的核心目的是为保障降雪季节（冬季和春季）的经济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即避免扰乱冬春季牧场的牧草生长，使其在生长期内得到最充分的恢复，用以防范冬、春季节的雪灾。

上文已经论及，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积雪覆盖牧草，使牲畜不能采食。饲草缺乏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应对措施是事先储备饲草或饲料。然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普遍缺乏储备草料的传统，这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惰性使然。事实上，对于多数地方的牧民来说，刈割牧草进行储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高原上的牧草不仅生长稀疏，而且高度也不足，^[8]因此不便刈割。玛尔村和格日村在那个时代牧草长势优良，人们经常用“草高可达马腹”来描述牧草的丰美程度。然而，两村的老牧人都指出，他们没有刈割牧草进行储备的习惯，原因是那时牲畜较少，不需要付出这样的劳动。然而考虑到灾后的高死亡率，这种观点的说服力显然不足。艾克瓦尔对此做了另一种解释，他说，割草是一种扰乱自然放牧的活动，许多牧民并不愿意自己干这种活。而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割草涉及了有关土地使用的初步的家庭占有权，这与部落成员共同占有草场和共同放牧的思想观念发生冲突。^[9]也许是为了维护这种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的草场公有制，牧民对割草行为采取了抑制。而储备谷类饲料对于牧民来说则更为困难，因为连他们自己的口粮都要远距离从农区用牦牛驮运来，从农区购买饲料对于牧民来说成本过高。

在传统社会，牧民采用了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即通过保持自然牧草的高度来避免积雪覆盖。经验和观察使牧民早已深刻认识到一定量的积雪厚度是否会导致灾害，与牧草的高度是直接相关的。同样厚度的积雪，在不同的牧草高度条件下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在牧草较低的地方积雪可能完全覆盖了牧草，使牲畜不能采食；而在牧草较高的地方草尖仍露在积雪之上，牲畜只要能吃到草尖就足以维持生命，而完全断食则对牲畜有很大的危害。可见，牧草高度与雪灾风险直接相关。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察，牧民在安排草场时将气候较为温暖、牧草长势优良的地区作为冬春季草场，而将海拔较高、气候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作为过渡牧场或夏季牧场。而他们的牧场使用制度——严格的游牧制度或曰牧场轮牧制度——就是为冬、春多雪季节保留一块在夏季得到充分生长、未经牲畜采食、保持着牧草生长高度的牧场（即所谓的冬春季牧场）。在牧草的生长期，牧民离开冬春季牧场，主要在夏季牧场和过渡牧场活动，避免干扰冬春季牧场的牧草生长。这样，当冬季来临时，他们不仅“自然地”拥有充足的牧草，也可以利用牧草的自然生长高度，最大限度地防范积雪覆盖牧草问题的发生。

为了达到上述预期目的，牧民在实践中强化了牧场的集体属性，并确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

首先，部落成员在季节性迁移中遵循统一行动的原则。一般来说，与夏季牧场相比，冬春季牧场海拔较低、气候温暖，生活条件更为舒适，因此，总有人期望延迟迁离而尽早返回。特别对于老人、小孩来说，冬春季牧场更值得留恋，而对于病弱的老人来说，搬往高海拔的夏季牧场意味着生命安全会受到威胁。然而留人就意味着还必须留下若干为其提供生活必需的牲畜，比如代步用的马匹、产奶的牦牛，等等，这些牲畜必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冬春季牧场的休养。而此举更坏的结果是可能造成“骨牌效应”，引发其他人的效法，因为大部分人家都可能有老人和孩童。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玛尔村和格日村都有集体或牧民代表协商的制度，以决定牧场的分配、迁移的时间、是否允许在冬春季牧场留人等问题。在玛尔村，这些事宜是由5位经选举产生的“帐圈”头人开会协商。在格日村，这些事宜由红阔部落下属的4个“帐圈”的牧民代表组成的专门组织——“秋得合”（khyigs－bdag）决定。协商的结果一般都不会同意在冬春季牧场留人。有些牧民指出，由于那时匪盗猖獗，人们也不敢离开自己的“帐圈”单独留在冬春季牧场。迁移时规定全体人员必须在规定的日子（2～3天）统一行动，不得随意延缓。玛尔村的冬春季草场有蒙古亲王专派草场管理人员前来巡视，如果藏历5月4日之后冬春季牧场仍发现有牲畜（表明有仍逗留冬春季牧场的牧户），则要对牧户进行处罚，比如宰杀该户的牛或羊等。

其次，牧场巡视制度。部落制度在政治上具有互不统属的特征，加上上级政府的权威裁判缺失，各部落虽然对内管理严格，然而对外经常发生互相侵夺的行为，越境放牧等行为时有发生。为了确保本部落牧场的充分休养，各部落都有定期巡视牧场的制度，即派人到本部落牧场的边缘地带巡视，驱赶越境放牧者。在一些非常时期比如与相邻部落发生牧场纠纷时则扩大巡视队伍，每户出一名成年男性代表，因故不能参加巡视的人家则要支付相应的费用。

牧民应对严寒危害的方法大体上可从分为两种：①尽可能对牲畜采取保暖措施。传统上，牧民的保暖方式主要是将冬季定居点选择在背风向阳的山坡上或山凹里。玛尔村的牧民没有修筑畜棚的习惯，这不仅因为草原上缺乏建房用的木料，而且因为牧民缺乏土木建筑的技术。因此，除了一些富裕户请农区来的农民帮助修筑之外，多数牧民家里缺乏保暖用的畜棚。更为主要的是，为了体现牧场利用的公平性，各“帐圈”的驻扎营地在每次迁移时都通过抽签决定，这样“帐圈”每年的驻扎地点是不固定的。因此，牧民一般不会为修筑畜棚而投资。为了抵御寒风，他们只是简单地用土块或草皮垒墙作为畜圈，以抵御寒风（事实上，绵羊经常只是用一根绳围起来，防止它们夜间走失）。但是这类畜圈都是露天的，抵御低温的效果有限，许多牲畜都不堪夜间寒冷而得病甚至死亡。②通过精心的牧养，提高、保持牲畜的膘情，使它们具有理想的防寒能力。勤勉的牧民有一套牧养牲畜的技术，最为基本的如每天让牲畜“吃三饱、饮两水”（即吃饱3次，饮水2次）；经常轮换牧点，避免连续数天在同一地点；夏秋季节延长牲畜的进食时间，早出晚归，特别是秋季牧草籽成熟，富含营养，对提高膘情极有助益，在这个季节牲畜的进食时间长达16小时。^[10]而晚秋之后，霜情一天天加重，早晚气温骤降，霜冻和严寒会消耗牲畜的体能，容易造成掉膘，于是牧民不再赶早放牧，而是等到日出霜化之后才放牲畜出圈。“雨天赶早放羊，雪天（霜天）推迟放羊”的谚语，就是对不同天气条件下应采取不同的放牧技术的总结。有经验的牧人还会定期为牲畜补充盐分，他们知道哪里有牲畜喜欢的碱土。回到冬季牧场他们会尽量遵循“先远后近，先阴坡、后阳坡，先沟后滩，先山后滩”的原则，其目的也是为了把降雪后最易融雪的阳坡、滩地以及“帐圈”附近的牧场留到最艰难的时节。总之，经过夏秋季节的突击进食和寒冬时节的精心照料，那些勤勉的牧人的畜群一般都膘情良好。灾害中的受损程度总是与牧人的勤勉努力和经验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牧民经常把家畜死亡数量作为衡量牧人是否勤劳的标准。

总之，牧场资源的集体占有，有利于牧场的统一管理，基层组织内全体成员共同制定牧场使用规则，并进行集体监督，避免了对冬季牧场的随意侵扰。牲畜的私人占有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牧民养护牲畜的积极性，保证牲畜以最好的膘情进入冬季。这是一套利用自然本身的力量来防范雪灾的方法。此外，部落之间有接纳灾民的惯例，当局部发生灾情时，牧民可以迁往海拔较低或未遭雪灾的邻近部落。牧民充分利用自然的赋予，配合符合自身条件的技术，能够抵御中等程度的降雪。但是，由于牧民没有储备饲草的传统，又不能获得外部的援助比如政府的救助等，因此，牧民的抗灾能力是有限度的。当降雪和降温超过一定的限度后，他们完全束手无策。比如在1954年冬，当地连续降雪1个多月，平均积雪30～50厘米，并伴有大风和降温，积雪连续多日覆盖草场，刚刚成立的河南县政府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进行救灾干预，暴雪导致大量牲畜冻死、饿死，死亡率达50%，传统防灾方法的局限性暴露无遗。

三、人民公社时代：引进新技术

1949年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1954年分别成立了泽库县、河南县人民政府。新政权的成立特别是全国统一的基层管理体系的建立，彻底打破了原先游牧部落封闭和孤立的状态，使其成为中央政府通过科层制政府控制和管理的地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当地基层组织也有了全新的改变。在经过短暂的互助组、生产合作社时期（1954～1958年）之后，1958年开始全面实行了人民公社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原先的部落、帐圈组织被公社或生产队取代，不仅草场归集体占有，而且原先各部落成员所有的牲畜也统归集体所有（后期允许牧民保留少量私有家畜），牲畜进行整合后再按畜种、公母、年龄大小实行分群放牧，牧民生产不再分户经营，家庭不再是核算的单位，而是由生产队统一安排生产和核算，牧民负责完成集体安排的劳动，所有劳动转化为量化指标（工分）记录在案，年底根据集体的总收入进行分红。这种所有制形式在河南县和泽库县延续了27年，直到1984年进行改革。

新制度在经济所有制上有了改变，但是，草原游牧业的生产方式依然延续着过去的传统，甚至生产队基本上就是由原先的“帐圈”或部落转变而成，牧民也仍然在原先的牧场上放牧，传统的防灾技术也同样得到继承。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前，数十年战乱对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全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产品短缺的状态，因此，国家在完成以消除贫富差距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后，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增加产品总量成为工作的核心目标。这种对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在牧区主要表现为对扩大牲畜总量、增加畜产品的追求。自然地，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冬、春季节牲畜的高死亡率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地方政府期望在灾害损失面前变得更为积极主动。这些积极的举措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①借鉴、综合原先存在于民间的有效技术，通过组织化的手段进行推广。②积极地引进外部技术，主要是开荒种草以及修筑“草库伦”。

1．传统技术的推广：修筑畜圈、畜棚

在传统社会，尽管人们都知道修筑畜圈、畜棚，改善牲畜的过冬、过夜条件，有利于提高畜群的抗灾能力，但是只有富裕户才有能力修筑像样的畜棚。修筑畜圈、畜棚不仅受到技术、材料方面的限制，还受到劳动力方面的限制，需要多人合作，这在传统社会中难以满足。而公社时期畜群的整合和分群式的放牧方式，使生产队出现了劳动力的富余。在传统社会中每户至少需要两个劳动力，分别负责牛群和羊群，而实际上有些人家的畜群规模很小，劳动者的劳动量并不充分。进行集体整合之后，畜群规模扩大（母羊一般200～250只一群、羯羊和周岁羔羊400～500只一群、马40～50匹一群、2～3岁牛犊80～100头一群、母牛60～75头一群、牛犊50～60头一群^[11]），于是出现富余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恰好可以投入到上述两项活动。由于牲畜归集体所有，牧民不必对驻牧地点斤斤计较，一切都根据集体的需要和安排，因此驻扎营地逐渐固定下来。此外，国家的支持政策，不仅允许牧民到附近的林区砍伐修建畜棚用的树木，有时候还直接提供原材料。畜圈、畜棚建设的推广，对于牲畜越冬和抵御雪后的严寒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2．新技术的引进：开荒种草以及修筑“草库伦”

无论冬、春季节的“自然死亡”还是雪灾死亡，既然问题的核心在于饲料牧草的缺乏和保温措施的欠缺，就应该通过针对性的措施来加以解决。最先被引进推广的是农业生产中常见的技术，比如人工种植、割草储备等。引进农业社会的各种技术来解决牧业生产中的问题，与新兴的地方管理阶层的身份背景有关。为了在短期内完成对当地社会的一系列改造，建立新型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向当地派出了许多管理人员。这些肩负使命的干部大多来自以经营农业为主的中国内地（包括文职人员和军队）或是来自农区的藏族，农村出身的身份背景使他们对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带有天然的偏好。在他们看来，传统的游牧生活过于艰苦，没有固定的住所使牧区的许多社会事业比如办学、医疗等难以开展起来。同时他们认为牧民对待雪灾过于消极、被动，应该通过开荒种植牧草的办法积极防范雪灾。牧民定居和开荒种植一直被认为是牧区发展和牧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

玛尔村的牧民嘉措对那个时代做了这样的回忆：

大约从1958年开始，动员各乡、村种植牧草和发展农业。玛尔村由于地势较高，不利于庄稼生长。当时，县里在黄河边上的柯生乡办农场，我们村也抽调人去种田。后来由于地方寒冷种粮不成功，农场撤了，我们的人也回来了。但是，割草和盖畜棚、打畜圈的活动一直延续下来。村里还开垦了80多亩地种植燕麦。那时基本上每年到秋天时要割草1个月左右，割草主要在冬季牧场，秋季牧场也有一点。我们生产队约有15个人专门干这活。这些为防范灾害准备的青草，大部分都让干部们喂了自己骑的马，有时候牛群还可以吃到一点，羊群基本上沾不到边，因此，割草对畜群抗灾的帮助并不明显。修建畜圈、畜棚是那时候常干的活，队长每年会检查各家的畜圈、畜棚，并安排劳力去修复破损。为了改善草原，根据政府的号召，我们也兴修水利，比如打井、引水、修渠等，所用材料和设备很多都是政府提供的。水利建设方便了人畜饮水，但是，那时人们不知道爱惜，那些水渠坏了以后没人维修，逐渐那些水利设施也就不能用了。总之，那些年我们虽然是牧民，但是经常手拿铁锹和镰刀，干的活跟农民差不多。

新技术的引进有助于改善防灾抗灾能力，然而由于实施中不考虑当地客观条件，在许多并不适宜种植农作物的草原上开垦，对草原造成了破坏。据一份官方的材料称：“1958～1960年，（青海省）牧业区共开荒572万亩，牧业区六州，凡是平坦较好的冬季草场基本开完了，牲畜在冬、春普遍严重缺草，瘦弱死亡大大增加。”^[12]河南县在1959～1962年，共计开荒20多万亩，占全县可利用牧场的2．02%，破坏了大片优良牧场，这些牧场在弃农还牧20年后，仍不能恢复原状。^[13]但是，新技术的引进也有成功的地方，在泽库县的西部离格日村不远的巴河两岸就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那里是全县海拔较低的地区，有很好的灌溉条件。人工种草（包括当年生草和多年生草）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牧草产量，且便于收割和储藏，明显提高了当地牧民的抗灾能力。^[14]因此，在后来纠正草原开荒错误时，那里的开荒种草不仅没有停止，相反得到鼓励，种植面积逐步扩大，并对格日村的牧业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牧民们对这些新技术的看法，显得颇为复杂。修建畜圈、畜棚的做法源自于他们的生产生活，被证明是有效的抗灾措施，而储备饲草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然而在他们的记忆中生产队牲畜的膘情并不理想，甚至不如从前，冬、春季节的死亡率依然很高。人们把这一切归咎于集体所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因为在集体所有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下，牧民对草场和牲畜的经营管理缺乏积极性，牧民保护草场、经营畜群的努力与他们的收益没有直接关联。牧民们不再严格遵守尽可能推迟进入冬季牧场的做法，而是早早地在条件相对舒适的冬季草场生活，这造成冬季草场的抗灾能力明显降低。比如，牧民多杰负责500只3岁的羯羊，由于这个年龄段的羊是体力上相对好的，因此，队里要求他的羊群只能在最边缘、高寒的牧场上，并要求年终的成活率在98%。如果达标即可获得满分；如果死亡率超标，则相应扣工分。但是，实际上多杰常常找借口将羊群赶回到冬窝子。这样他的畜群实际上占用了母畜和羊羔的牧场。此外，连年累月的政治文件学习、阶级斗争批判会、牧工诉苦会等活动也影响到了牧民的按时迁移，“许多牲畜没有到夏窝子去，破坏了冬季牧场和（轮牧）制度”。^[15]牧民久迈说：“当时是集体所有制，损失也是集体的，与每个家庭关系不大。对于减轻雪灾损失，大家的责任心并不强。牧民的传统是先到条件差的牧场，最后才到条件好的地方，并且要留有余地，因为你不知道暴雪何时降临。而那时对牧场的安排比较混乱，什么地方草好就到什么地方放牧，只要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其他就不管了。”

此外，分群放牧造成牧民对牲畜个体情况的陌生，原先那种牧民与家畜之间微妙的感情联系不存在了，因为一个牧民今年放母羊，明年放两岁羊，后年放牛犊，社员放牧只不过是完成安排的劳动任务。牧民对牲畜的个性不熟悉，陌生使牧民不能针对性地对牲畜给予照料。在牧民看来那时的牧业生产安排也比较混乱，“社员一切都要听从公社和大队的安排。而公社和大队的负责人要么是外地来的，根本不熟悉牧业生产，要么是热衷政治斗争上台的，真正勤勉的牧人在那个年代难以成为领导”。

总之，缺乏精心照料的牲畜因为膘情欠佳而增加了雪后死亡的风险。然而，幸运的是1954年之后的10多年间青藏高原东部地区一直未遭受暴雪袭击。直到1970年春天，持续的降雪终于使这种脆弱性暴露无遗。1970年3月，河南县连续降雪14天，积雪达13厘米，15天未能融化，造成7万只成畜死亡，占牲畜总量的12．89%；当年泽库县牧畜死亡15．4万只，占牲畜总量的21．4%。

1974年冬和1975年春再次遭到持续降雪。1974年10月24～28日，两县同时遭遇暴雪，积雪厚度为11～13厘米，随之降温，积雪持续128天，泽库县牲畜死亡13万只，而河南县死亡9．5万只，占13．43%。牧民华多回忆：“那年我负责300只两岁的羔羊。从藏历10月15日开始，降雪一直持续到新年，我的羊群只剩下30只。”

1970年、1974～1975年的两次雪灾暴露出多年来被高调宣扬的抗灾体系的不足。而青海省作为全国“五大牧场”之一，是畜产品的重要产地，那里畜牧业的发展与安全（抗灾能力）事关全国的畜产品供应，改进和提高牧民的畜牧生产技术事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国家对各主要畜产品产地之间防灾减灾技术的交流十分重视，这扩大了防灾经验借鉴的地理范围。

再次引进的外部经验是来自内蒙古草原的“草库伦”技术。“库伦”是蒙古语，意为“营地”，“草库伦”是指围起来的草场。所谓“草库伦”建设就是将部分草场用围墙（各地墙体材料存在差异，有石墙、土墙、草皮墙以及铁丝网等，高1～2米）围住，进行封闭式的育草。据称这种措施在内蒙古草原起到了良好的抗灾效果。官方媒体称“草库伦”有四大优点：“①天然草场经过封育，四周用土墙（或用草皮垒墙等办法）圈围之后，既可防止牲畜践踏，又可较快地恢复植被。②草长高后，可以打贮一些青干草，也可以采集一些草籽。③有条件的地方，经过灌溉施肥，可以种植一些饲料或优良饲草，逐步做到草料结合。④冬、春季节可以补饲瘦弱牲畜，有利于抗灾保畜。”^[16]格日村所在的泽库县从1974年开始推广“草库伦”技术。1975年9～10月召开的有关青海省牧业发展的会议上，提出兴建“草库伦”“是草原建设的主攻方向”，^[17]建设目标是每头（只）牲畜达到1亩。随后，玛尔村所在的河南县学习泽库县的经验，也开始推广。牧民回忆说：“如果管理得好，草库伦对保护草场有很好的作用，但是那个时候再好的措施也很难搞好。草库伦是用草皮垒砌而成的，很容易遭到风雨侵蚀，也挡不住山羊、绵羊等善于攀爬的牲畜。另外，只要有一个缺口，牲畜都会跑进去。主要是管理、维修不善。因此，虽然付出了繁重的劳动，破坏了不少的草场，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玛尔村先后共围6万亩草场。格日村所在的泽库县，共围建8．2万公顷，畜均占有1．16亩。

“草库伦”建设虽然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个别地方的成功给了政府主管部门一些启示：①围墙封育有助于草场的恢复和提高产草量，这对冬、春季节的抗灾也有较好效果，这直接成为后来“抗灾保畜”草场的来源。②在草库伦内引种多年生牧草的成功，提高了政府改造草场的信心。

四、家庭承包责任制时代：明晰产权

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玛尔村和格日村的改革直到1984年才开始。此次改革使生产经营体制再次发生重大改变：牲畜归牧户经营；草场虽然归集体所有，但长期承包到户，牧户对自己承包的草场不仅有使用权，还有转让权。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改变是玛尔村和格日村畜牧业的经营模式出现差异：玛尔村的牧民自1976年开始成为定居牧民，彻底停止了远距离迁移的游牧生活。他们的夏季草场被政府划给了同乡另一个村，而他们则在原先的冬季草场上定居下来。承包时考虑当年每户的人口和牲畜数量分配了全村的草场，此后牧民只在自家的草场上划分季节牧场进行轮牧。而格日村依然延续着古老的迁移经营模式，但他们的草场也根据家庭人口分配给了牧民家庭。^[18]所有制的变革和经营模式的差异，必然影响到牧民防范灾害的措施与手段。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因素对牧民生活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比如：①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玛尔村、格日村在内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出现了明显的草场退化现象，^[19]生态环境持续恶化。②由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社会持续稳定），当地人口数量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迅速增长，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几乎增长了3倍，而牲畜总数也大幅度增加，河南县约增长了4倍，泽库县增长了2倍，这给已经开始退化的草场增加了更大的负担。③由于暖冬的出现，青藏高原东部牧区冬、春季的降雪量显著增加，牧民遭遇雪灾的风险也随之增加。^[20]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制度和技术已经显得力不能及了。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当地政府和牧民就探索新的防灾减灾制度和技术进行各种试验，尽管相关的试验仍在进行之中，经过20多年的探索，基本的框架和思路已露出端倪：①政府通过明晰产权，试图使牧民科学、合理地利用草场，充分地利用自然牧草的高度防范灾害，这显然是对传统思路的继承。同时，引导牧民增加对草场建设、改良的投入，通过增加投入提高草场的产草量。②随着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当地政府逐步具备了对雪灾实施干预（包括前期预防和后期救助）的能力，政府的帮助成为牧民防范雪灾能力的重要补充。

变化并非一蹴而就。改革初期，草场虽然名义上承包到户，但是牧民并没有形成严格的草场产权观念。正如戈尔斯坦在藏西所发现的那样，牧民对新政策的最初感觉首先是传统的全面回归，他们欣喜于又可以自主地安排生产生活，而对草场承包将引起的种种变革并没有深刻的理解。由于家户之间的草场边界并没有严格的物理隔离，因此，牧民并没有将自己的放牧范围严格限定在自家承包的草场范围，经常随意地进入他人的草场，对此草场的主人似乎也无可奈何。此外，家畜的个体所有激发了牧民发展畜群、追求市场效益的积极性，牧户不是根据自家草场的承载量来决定畜群规模，而是寄希望于分享他人的草场，多数牧户的牲畜数量都急剧增长。于是，草畜矛盾尖锐，草场超载引起的退化成为普遍现象，出现了典型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效应。统计数据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雪灾死亡率上升的趋势。在1984～1994年10年间，泽库县每年的成畜平均死亡率在18%，最高的年份达到27．18%，这是有统计记录以来死亡率最高的阶段。^[21]

生态持续恶化和抗雪灾能力降低，使政府意识到没有物理隔离的草场承包是不彻底的，草场名义上承包但实质上并不具有排他性，个体权益无法得到保障，因此牧民也不可能增加投入以保护和改良草场，相反他们不断增加自己的牲畜数量以寻求短期效益最大化，而这致使草场进一步退化。只有在牧户之间的草场界线设置物理隔离，才能真正起到明晰产权的作用。于是，政府进一步深化改革，要求牧民将自家的草场用铁丝网实施隔离，并且出台政策强调承包期延长到不少于100年，以保障牧民对草场的投入有足够的收益时间。由于用于隔离草场所需的铁丝网价格不菲，牧民难以承受，于是政府通过提供补贴、专项贷款等举措进行鼓励。在隔离了户与户之间的草场后，政府还鼓励牧民将自家的草场也进行隔离，以划分出季节草场，实现轮牧轮休。此外，政府还在试验获得良好效果的基础上，要求每户必须留出一块专门用于抵御雪灾的草场——抗灾保畜草场，针对性地解决春季降雪趋多可能带来的危害。玛尔村因为草场相对宽裕，户均抗灾保畜草场的面积达到500亩，而格日村户均只有200亩。该草场的使用受到政府的干预，比如2007年气象预报认为河南县春季降水（雪）偏多，于是政府规定专用草场的使用不得早于3月15日，以防备春末夏初的雪灾。而一般年份也须等到2月才允许使用。对于此项措施，牧民普遍反应积极，玛尔村的牧民认为他们的专用草场可防15厘米厚度的积雪，对防范中等程度的雪灾有良好的效果。

政府还强制性要求牧户种植牧草，进行饲草储备，以备不时之需。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政府一般不允许开垦草地种草，以避免造成对自然植被的破坏，而是要求牧民在迁往（或轮牧）夏季牧场（点）后，在冬季定居点畜圈内种植青稞、燕麦等作物，秋后收割储存。玛尔村所在的河南县要求每户种植面积不得少于5亩，同时要求每户储备精饲料不少于150公斤。在格日村，牧民索南家有羊40只，牛20头，根据政府必须储备20天饲草、饲料的标准，他家2006年储备饲草925公斤、饲料100公斤。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改革的初步成功，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逐步增长。虽然西部内陆地区发展较为滞后，但那里开始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和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财政援助，这使当地政府开始有能力加大对防灾体系建设的投入。最为重要的是对保暖畜棚的建设。自人民公社时代起，畜棚建设持续得到重视，当时主要是土木结构的简易畜棚。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在试验基础上先后扶持推广了三代保温效果更好的畜棚。起初推广塑料板屋顶，以解决草原上木料的不足。后来又用一种更为结实的合成材料替代塑料板。最新式的畜棚是一种夏天可以种植蔬菜，冬天可作保暖畜棚的钢架、砖结构两用房屋。它既可解决牧民传统饮食中维生素摄入量不足的问题，提高牧民生活质量，又可防范严寒对畜体的伤害。据牧民介绍，即使没有牧草可食，如果有封闭式畜棚，绵羊可以存活6天，如果没有封闭式畜棚，绵羊只能存活3～4天。由于畜棚建设需要较多的资金投入，牧户支付能力欠缺，于是政府出台政策，逐年按比例对牧民给予补贴。玛尔村牧民洛桑家200平方米的畜棚，个人出资6700元，政府补贴3000元。由于政府补贴具有配套性质，主体投资依靠牧户，因此许多贫困户还没有享受政府补贴的能力。在笔者调查的2007年时，河南县完成暖棚建设的牧户约50%。此外，政府还增加财政支出比例，储备救灾的草料，遇到雪灾及时向灾区发放，如果没有遭遇灾害，则在4月份以低价向牧民出售。同时，积极改善乡村公路，以保证救灾物资及时输送到灾区。

格日村的部分牧民在新时期走上了另一条颇具代表性的发展道路。为了遏止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启动了“三江（指长江、黄河、澜沧江）源生态保护工程”。搬迁生态关键区域的牧民，使那里的草场得到充分的休养和恢复是众多举措中的一项。格日村地处黄河的支流格日河流域，因而被纳入生态保护、移民搬迁的范围。为了实现减少牧养牲畜数量（主要通过禁牧或轮休）的目的，政府将格日村一半牧户（100户）迁移到交通条件、气候条件相对好的巴河地区，那里是人民公社时期种植牧草最为成功的地区。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住房、畜棚以及一小块草场，每年每户还可从政府经营的牧草种植基地获得近1000公斤牧草，这样政府保证他们依然可以从事小规模的畜牧业。同时，政府鼓励他们发展替代经济。41岁的洛桑夫妇很快适应了新的生活，非畜牧收入已成为他们家庭收入的主体，丈夫参加包工队修路，妻子在家经营短期育肥羊，还种植蔬菜，在公路旁兜售。而老牧民桑杰则利用自家宅院邻近公路的便利，建房出租，收入颇丰。格日村的搬迁户们虽然还在经营畜牧业，但是他们的畜牧业已经逐渐农业化了，舍饲圈养使他们不必再为雪灾担忧。但他们面临着新的挑战，他们必须学会更为精确的成本效益核算，紧紧盯住饲料饲草以及畜产品的市场价格，以寻求足够的利润。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传统游牧业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那种集体间的互助与荣耀和风雪中的迁徙已成为渐渐远逝的历史记忆。

总之，草场围栏（包括抗灾保畜草场）、修建牧民住房、修建牲畜畜棚、种植储备牧草被概括为“四配套建设”，这是新时期由政府主导的牧民防范雪灾的核心措施。与以往相比，新的防灾体系突出了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政府不仅制定相关的规则，还强制性地要求牧民进行自我保险（比如建立抗灾保畜草场），尽可能杜绝因为牧民的侥幸心理而酿成的灾害悲剧。而草场、牲畜的产权明晰，虽然并不必然地产生按照草场承载力来使用资源的效果，但是，产权明晰激发了牧民保护草场和照料牲畜的产权明晰，对于可持续利用草场的期待也迫使他们控制畜群规模，甚至控制人口的增长，这对牧民抗灾能力的提高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是，产权明晰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牧民家户间防范雪灾能力的分化，有一定经营能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牧民不仅具有良好的自我保护能力，在目前的扶持政策（几乎所有的扶贫项目都要求牧民要有资金配套）中还能优先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种种优惠政策，而经营能力较差的贫困户则恰恰相反，存在雪灾风险加剧的危险。这也可能导致草场在不断的市场流转中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结局，从而对追求公正的社会理想提出挑战。

2004年4月29日至5月7日，河南县、泽库县再次遭遇持续降雪，积雪平均厚度达到20厘米，持续7～10天未化。河南县3万只牲畜死亡，约占牲畜的4%；泽库县3．4万只牲畜死亡。尽管牲畜死亡率已经明显降低，但损失仍然巨大。玛尔村牧民华多介绍说，当时他家有260只绵羊，100只羊羔，雪灾中死亡成年羊20只，羊羔60只。而村里损失最重的人家死亡牦牛70只。政府部门经过调查研究认为，造成损失的原因是许多牧民因为经济能力不足，各种有效的防灾措施还未能得到严格执行，而政府的补贴在短期内尚难以大面积覆盖。可见，完善和提高防范雪灾的能力仍将是当地政府和牧民面临的重大挑战。

五、讨论与政策建议

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雪灾风险是游牧民生产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永恒挑战，因此，他们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技术中也必然地包含着应对雪灾风险的内容。

部落制时代的防灾制度和技术突出了草场的共有属性和对自然牧草的充分利用，这是当地牧民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根据当地的社会、自然环境以及缺乏外来干预等综合因素做出的合理选择，防范雪灾的制度与技术融汇在他们延续上千年的游牧文化之中，凝结着高原游牧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和思考。然而，部落制时代的防灾体系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当灾害强度超过承受限度时，重大经济损失甚至人员伤亡在所难免。

人民公社时代的防灾制度带有明显的嵌入性质，尽管这种嵌入付出了代价，但是，新技术的引进丰富了牧民的防灾手段，提高了牧民的抗灾能力，不过此时的制度与原则所带来的负效应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新技术所带来的正效应。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中，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和牲畜规模的迅速扩大，迫使牧民对草场的经营日益精细化，甚至不得不扩大投入以增加产出。幸运的是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政府将防灾减灾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投入的日益增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牧民能力的不足。以保暖畜棚为例，政府决心在未来使补贴覆盖全体牧户，由于畜棚可多年反复利用，因此，对于缓解雪后严寒的危害极有助益。(www.chuimin.cn)

目前，雪灾防范最大的问题是草料不足。正如上文所论及的，传统的利用自然牧草的方法已经由于草场退化、牲畜数量增加等原因而显得力所不及了，而牧民的定居更是让草场雪上加霜，相关部门的研究指出，草场承包和定居化使“放牧区域变小，无法进行合理的轮牧和转场，家畜在固定的草场内长时间反复啃食牧草，践踏草场，形成持续超强度放牧，使牧草失去了再生能力，破坏了原有的草地植被，毒杂草侵入，同时为有害啮齿动物的蔓延创造了条件，草地发生了重度或极度退化”。^[22]草场承包是国家的一项基本的土地制度，明晰土地产权在理论上对草场保护有利，草场承包制同时对化解草场纠纷、保护贫困人群利益等方面有积极作用。而对牧民定居的鼓励主要立足于牧区社会事业比如教育、卫生、文化等发展的需要，分散居住使上述社会事业的发展成本高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的社会发展水平。产权改革必然引发综合反应，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必须统筹兼顾。笔者认为，解决牧民牧草不足的问题以提高他们防范雪灾的能力，无非有两种办法：①恢复草场的自然产草能力。②通过种植牧草增加草场的产出。

依靠草场的自然能力以防范雪灾是最经济的方法，要实现这个目标有两个供选方案：①让已经定居的牧民再次进行游牧。虽然现在的牧民也在自家的草场上实行轮牧，但是经验观察认为，这种碎片化的轮牧仍然对草场恢复具有干扰性，特别容易引发鼠害蔓延。只有草场的大面积轮牧才具有实质上的生态效应。可行的办法是扩大轮牧的面积，通过联户甚至整村的草场联合，恢复季节性迁移游牧。但同时继承承包制的合理因素，保留个体权益，草场作为投入的资本，牲畜作为产出，年终进行核算，多畜户须支付草场利用费。②对于草场严重退化的地方，应首先通过政府购买草场使用权的办法实行禁牧，待草场植被恢复后再次使用。当前的生态移民搬迁就属此类。保护青藏高原生态植被，恢复草场自然产草能力不仅具有防范雪灾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保障东亚和南亚的生态安全，乃至全球气候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目前的人口、牲畜规模以及草场的承载力，仅仅恢复草场的自然能力仍难以满足牧民防范雪灾的需求，必须增加草场产出。可供选择的路径至少有两个：①多年来经验表明，高原牧场大部分地区不适宜开垦种植牧草，盲目的开垦将造成生态灾难。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永远地放弃种植，相反，不破坏原生植被的牧草种植技术应该得到鼓励。事实上相关试验已进行了多年，目前还有诸多的技术难题亟待突破。探寻适应高原气候、植被特点的草种、种植技术以及护养手段，发展技术密集性的草产业是草地畜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②将牧民逐步集中到适宜开垦种植的地区，使他们发展农业化畜牧或者其他替代经济，以提高生产效率。游牧业被农业化畜牧取代被认为是必然性的后果，因为在资源存量给定的前提下，人口的增长必然导致收益递减，而牲畜的增加则会造成资源被过度利用。但笔者认为，在草原游牧区这样的可选地点并不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可能隐含着高昂的社会成本，它可能引起剧烈的文化变迁，牧民文化适应的成功与否将对当地社会的平稳发展产生直接影响。

附录　两县牲畜死亡率统计

附表1　泽库县1970～1995年成畜死亡统计

续表

资料来源：泽库县志编纂委员会：《泽库县志》，中国县镇年鉴出版社，2005年版。

附表2　河南县1952～2000年牲畜死亡统计

续表

续表

资料来源：河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河南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参考文献：

1．河南县志编纂委员会：《河南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牛宏瑞：《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秦宁生：《青海省历史气候资料的重建及气候变化研究》，气象出版社，2006年版。

4．《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5．《青海日报》1949～2007年。

6．史国枢：《青海自然灾害》，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7．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青海卷》，气象出版社，2007年版。

8．肖怀远：《雪灾·反思·发展》，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泽库县志编纂委员会：《泽库县志》，中国县镇年鉴出版社，2005年版。

10．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青藏高原资源·环境·发展——中国》，1992年。

11．Harding 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In：Hardin and J．Banden，ed．Managing the Commons．New York：W．H．Freeman and Company，1977．

12．Melvyn C．Goldstein and Cynthia M．Beall．“Nomads of Western Tibetthe Survival of A Way of Life”．Hong Kong：Odyssey Productions Ltd，1990．

（执笔人：扎洛）

【注释】

[1]董文杰等指出，青藏高原大体上有3个大面积积雪区域，但是东部地区积雪年际变化大，是高原上大范围雪灾的主要发生地（见董文杰：《青藏高原东部牧区雪灾的气候特征分析》，《高原气象》2001年第4期）。

[2]孙武林、吴永森：《青南高原雪灾序列年表与气候统计特征》，《青海气象》1996年第1期。

[3]根据降雪量和积雪日数因素对1967～1996年雪灾统计显示，11月、2月、3月是一年之中的3个雪灾高发月（见董文杰等：《青藏高原东部牧区雪灾的气候特征分析》，《高原气象》2001年第4期）。

[4]据对河南县1959～1980年降雪日数的统计，河南县境内平均每年降雪53天，其中1～5月降雪34～36天，占全年的65%（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王启基等指出枯草期（11月至翌年4月）牧草中的粗蛋白含量平均值为5．59%，而6月份牧草中的粗蛋白含量可达14．07%（见王启基等：《青藏高原草地畜牧业特点及对策研究》，载《青藏高原资源·环境·发展——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6]艾克瓦尔：《蹄上生涯》，李有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8年油印本。

[7]宫德吉、郝慕玲根据在内蒙古地区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见宫德吉、郝慕玲：《白灾成灾综合指数的研究》，《应用气象学报》1998年9月）。周陆生等认为此结论与他们在青海省的调查结果比较接近（见周陆生等：《青藏高原东部牧区大——暴雪过程及雪灾分布的基本特征》，《高原气象》2000年第4期）。

[8]青藏高原牧草生长虽然较为低矮，但是，相关研究指出青藏高原上的主体牧草禾本科和莎草科草，草质细嫩，适口性好，具有粗蛋白质高、粗脂肪高、无氮浸出物高以及粗纤维含量低的特点，属于品质较为优良的牧草，牲畜采食后容易上膘（见张谊光：《青藏高原农业气候资源的特点与功能》，载《青藏高原资源·环境·发展——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9]艾克瓦尔（R．B．Ekvall）：《蹄上生涯》，李有义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8年油印本。

[10]梅尔文·C．戈尔斯坦、辛西娅·M．比尔：《今日西藏牧民》，肃文译，上海翻译出版社，1991年版。根据戈尔斯坦在西藏西部的观察，那里的牧民在秋季转移牧场，完全是为了在冬季来临前的三个月到一年里从未放牧过的草场，给牲畜提供足够的牧草食物，促使牲畜储备足够的脂肪。

[11]《关于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实施办法（草案）》，1961年5月12日，载泽库县志编纂委员会：《泽库县志》，中国县镇年鉴出版社，2005年版。

[12]牛宏瑞：《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南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4]泽库县志编纂委员会：《泽库县志》，中国县镇年鉴出版社，2005年版。根据1980年的统计，巴河两岸种草基地平均亩产鲜草864．8公斤，比天然草场高6．6倍。随着种植面积的扩大，那里的牧草为周围三个乡一个国有牧场提供足够的冬、春饲料饲草。

[15]牛宏瑞：《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黄南州记者站：《泽库县“草库伦”建设取得新成绩》，《青海日报》1974年10月1日。

[17]牛宏瑞：《青海农牧区合作经济史料》，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草场承包的一般方法如下：首先将草场按产草量多少划分为等级，将不同的等级折合为系数，再进行平均分配。比如在泽库县，平均每公顷可食鲜草产量在3000公斤以上为一级草地，折合系数为1；平均每公顷可食鲜草产量在2250～3000公斤以上为二级草地，折合系数为0．9；每公顷可食鲜草产量在750～2250公斤以上为三级草地，折合系数为0．8；每公顷可食鲜草产量在750公斤以上为等外草地，折合系数为0．6。有的乡考虑当年的人口和牲畜两个因素，有的乡只考虑人口因素。

[19]张国胜等：《青南高原气候变化及其对高寒草甸牧草生长影响的研究》，《草业学报》1999年第3期。张国胜等人的研究指出，1961～1996年来的气象站观测资料显示，青海南部高原的总降水量虽保持平衡，但冬春季降水增多，夏季降水减少，造成夏季干旱加剧，冬、春季雪灾增多；对气温资料的研究显示，那里牧草返青期气温回升速度逐年减缓，而牧草枯黄期气温降低速度在逐年增大，从而延缓了牧草返青速度，并加快了牧草枯黄速度，进而降低了牧草生长阶段的有效积温，缩短了牧草的有效生长季，对牧草长势和产量均造成不利影响。而对1988～1997年天然牧草观测资料显示，这几年间青南高原牧草生产高度普遍下降30%～50%，天然牧草产草量大幅下降。

[20]任克景：《暖冬与黄南南部春季雪灾关系的分析》，《青海气象》1996年第3期。任克景对1958～1994年间泽库县气象站资料的研究指出，该地区春季雪灾与暖冬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而6次暖冬都集中在1987～1994年间，说明气候变化使该地区发生雪灾的几率增大。

[21]《泽库县1970～1995年成畜死亡统计表》，载泽库县志编纂委员会：《泽库县志》，中国县镇年鉴出版社，2005年版。

[22]马海云等：《泽库县天然草地全部实现承包到户》，《青海草业》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