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贫困陷阱：滇青甘农牧藏区义务教育研究

第八章　云南、青海藏区的义务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在整个藏区，一场以普及义务教育为主旨的“两基攻坚”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我们所考察的云南迪庆州和青海玉树、果洛藏区，这项工作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目标责任，因而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运动化特征。在此次以适龄儿童入学率为主的运动中，学校校舍和教学设备等教育的硬件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以师资等为代表的教育软件则严重滞后且未能及时跟进。由于云南和青海藏区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状况各异，导致两地居民在对待适龄子女入学的态度上差异较大，从而造成两地义务教育普及工作难度不一。此外，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社会力量办学和助学的挤出效应，本章基于调研情况给出了成功的案例，并对社会力量与政府办学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最后，本章对藏区义务教育普及工作给出了政策建议。

Abstract：In the Whole Tibetan region，an“Two Bases attacking a fortified position＂movement which object to Universalize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developed．In Diqing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Yunnan province and Yushu and Guoluo autonomous prefecture in Qinghai province，this work was already included in local government’s goal system，thus caused its significant movement feature．In the movement with mainly targeting enrollment of the school－aged，the hardware of education which includes school building and educational equipment was largely improved，while the software such as teachers’quality was far lagged behind．Due to the differences on culture ex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local residents’attitude on children’s enrollment in the two province are quite different，thus caused the various difficulty on universaliz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he two places．Besides，compulsory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caused crowded－out effect on private school and even education assistance．Based on the field study，some successful case are give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trength and the government is briefly analyzed．At the end of the chapter，some policy proposal on universaliza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Tibetan region was provided．

一、义务教育普及运动中的政府和家庭

在藏区，普及义务教育工作根据普及义务教育的年限分别又可以称为“普六”和“普九”。而这个旨在提高学生入学率和教育质量的工作的官方目标是“基本扫除文盲半文盲和基本普及义务教育”，而较为官方的名称是“两基攻坚”，“攻坚”两字一方面透露了普及义务教育的难度；但另一方面又表露出了其运动化特征。即在攻坚之后的事情还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于是造成了“普六”之后并未打扫战场，也没有稳固“普六”的成果，紧接着就开始了“普九”。一个构建在流沙一般“普六”基础上的“普九”，其效果可想而知。

（一）义务教育普及运动中的政府行为

在义务教育普及运动中，作为主要责任者的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对教育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不仅动员机制大量出现，资金投入也是此前在教育领域从没有过的。政府的行为及其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义务教育资金的大量投入用于校舍建设，教学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

此次前往藏区学校进行调研，印象最深刻的是校舍建设。几乎每个调查县都有大量的校舍在建设。这本是件很正常的事情，但为什么也被归入运动的范畴了呢？事实上，通过对多个学校和教育局负责人的访谈，我们不难发现，就教育系统而言，难得地赶上了这样一项领导头上悬剑并格外重视的教育工作，教育系统的人员自当欲从中赶紧获得收益的最大化；校舍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非此关键时刻，学校很难从政府获批建设资金；一旦“两基攻坚”过去，校舍改造和翻新很可能遥遥无期。

2．县里“一把手”主抓，成立具有临时性但专门的县乡村三级机构，动员农牧民适龄子女入学

和其他地区一样，青海和云南藏区的义务教育也是采用一票否决制。与“两基攻坚”中的政府“一把手”负责制规定的不同之处在于，藏区一票否决的对象是政权的“一把手”——党委书记。为此，由县党委书记主抓的方式就不奇怪了。同样的，在多数地区，一般都成立了由县委书记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各相关职能局领导参与，由教育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的“两基攻坚”领导小组。而进一步在乡镇一级，也有类似的机构成立。更形成了工作组深入乡村，督促农牧民适龄子女入学。这些在青海和云南藏区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但在青海和云南藏区，义务教育的“两基攻坚”工作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比之初期的只重数量，不管来源的动员方式，当前藏区义务教育在动员子女入学的监督机制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从以往的下放入学指标可以顶替上学发展到现在按个人姓名入学的方式，逃避入学变得越来越难了。在达日县建设乡我们就听到了这样的故事（见案例8－1）。

案例8－1　索扎子女的上学问题

索扎对送子女上学的事情持反对态度，主要是上学的孩子错过了学习放牧的最佳时机，所以他的长子去寺院做了僧人，次子则弃学在家放牧。本来3年前次子应当上学的，但他没送孩子去上学。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县里说不能顶替上学，但社会上已经形成了顶替上学的风气，而乡里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放到村里的是根据人口数量制定的几个上学指标，只要指标达到了，上面就没人管了。他所在的村子的指标是，每年最少3人，多时9人。在目前9个上学的孩子中，只有5个是自己送去上学的，其他4个都是顶替上学的。

此前几年，邻近的特合土地区义务教育管理不严，所以他们都去邻近的特合土借人顶替上学，索扎也不例外。他的孩子9岁，3年前就应当入学，但他花了4000元钱从特合土雇人上学，据说多的要花7000～8000元。他认为，同样是一个人受教育，反正有个人上学就行了呗。现在只要是适龄儿童都必须送去上学，而以前雇人上学的各家都已经付出了代价，至今，他们仍然想不通，所以在送子女上学的问题上一直拖着不去。

（根据作者2007年7月8日访谈记录整理）

3．相当部分县政府举债以支持义务教育普及工作，资金来源有了一定的保证

由于“两基攻坚”的重点放在了入学率方面，造成了青海和云南藏区适龄儿童入学率大幅度提高，即义务教育的需求大幅度提高了。随之而来的是供给方的问题，因为此前的学校校舍规划与建设都是基于未充分入学的状况设计的，大量的学生入学随即带来的问题是学校教室不够和校舍不足。^[1]为此，大规模的学校校舍建设变得极为急迫。在我们所调研的地区，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校舍建设工地。

校舍建设的“瓶颈”主要在资金，尽管全国义务教育工程资金已经大幅度向西部地区、特别是藏区倾斜，但仍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为完成“两基攻坚”的任务，藏区的很多县政府都通过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借债以弥补资金缺口。面对“两基攻坚”的压力，这种举债方式当然是必须的。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很难看到县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有还款的能力；另一方面各地的人大似乎对能否还款以及如何还款在一定程度上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而各地的领导人对人大在政府举债方面的意见也完全地忽视了。

4．“两免一补”的具体落实和实施，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入学率

“两免一补”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主要内容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项政策从2001年开始实施，其中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到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享受到了“两免一补”政策。

“两免一补”在其他西部地区的成效是显著的，对于其他西部地区而言，农民大多愿意送子女入学，只是由于上学相关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以及家庭经济困难等原因造成了适龄儿童辍学问题，而“两免一补”恰好在这些方面提供了一定的支持。藏区的情况则有些不同，主要是藏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自身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方面，藏区儿童很早就开始从事生产活动，往往5～6岁起就从事放牧工作，义务教育与当地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冲突。另一方面，藏区，特别是青海的玉树、果洛地区，宗教气氛浓厚，普通家庭都有送子为僧的习俗，也与义务教育产生了冲突。这却是“两免一补”所不能解决的。因而，尽管“两免一补”有一定的功效，但在藏区总体而言，“两免一补”的功效不如其他西部地区显著，它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藏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

5．各种义务教育的检查工作，特别关注入学率的考察

既然是一项运动，来自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自是少不了的。在我们所调查的各县中，经常可见写有“欢迎上级领导来我县检查‘两基攻坚’”字样的条幅。可见，检查工作是较为频繁的，这也有助于督促下级机构认真执行上级指示。只是，这种检查也有着显著的运动化特征：“两基攻坚”时期监督检查工作较多，而之前和之后这种检查工作便销声匿迹了。另外，在“两基攻坚”的初级阶段，藏区义务教育检查工作主要集中在对适龄儿童入学率的检查上，顺带会涉及校舍的容量和质量问题。至于教学质量等教育中存在的软件问题则大多不在检查之列。

（二）需方的回应

面对着义务教育运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反应。有的地区仍坚守着过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不愿意让子女入学接受教育，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农牧民子女的入学率稳步提高。前者的情形我们在青海的玉树和果洛地区经常见到，而后者则出现在云南的香格里拉地区。

为什么同在藏区，同样的宗教文化，在对义务教育的态度方面却出现了这么明显的差异呢？以下是本章的原因分析：

1．就业前景决定了需方对义务教育的不同态度

云南和青海藏区的一个显然的不同之处在于就业前景的差异。根据经济学原理，人力资本的积累与其就业的预期相关。云南和青海藏区的差异正说明了这样的状况。

云南迪庆地区历经多年的宣传推广，如今已成为全国旅游的热点地区。受旅游的带动，当地藏族居民与外来人口的交流日益加深。大量的旅游人口则带动了当地的餐饮服务业，而服务业等行业的兴旺反过来又形成了大量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些具备一定文化程度且具有良好汉语听说能力的劳动力因而有了非农就业的机会，并获得了比以往的农牧业就业收益更高的工作机会，因而当地居民学习的积极性大涨。

以迪庆州的碧塔海旅游景点为例。该景点最初只雇用100多人，而后来雇用了1000多人。迪庆州政府颁布了本地人优先的招工政策，但当地人受文化程度等影响，却仍无法满足招工的需要。例如，当地观光车公司要招聘5～10名司机，但符合条件的只有2人；城市环卫招聘临时工，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等等。因此在迪庆州，只要文化程度符合要求，就业渠道还是相当宽阔的。应当看到，在玉树和果洛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就业前景。

2．当地的生产方式制约了“普六”和“普九”的进度

玉树和果洛地区的农牧民在子女上学问题上大多持抵触的态度；同样，在开发旅游业之前的迪庆州，农牧民子女上学比例也不高。究其根本，还是生产方式的制约。无论是迪庆州还是玉树和果洛地区，农牧民大多是半农半牧或纯牧业，生产技能要求较低，但技能的培养和放牧的习惯都需要从小学习。当地农牧民子女学习生产技能的时间段与义务教育所覆盖的时间段相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对义务教育的积极性不高。

正如上文所述，在迪庆州，旅游开发为接受教育的人口提供了就业前景，从而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而在玉树和果洛，接受教育的就业前景仍不清晰，乃至当地流传着那些上过学的青年“放牧不如老子，种地不如嫂子”的说法。而在当地由于就业岗位的缺乏，也确实存在一些已经结束学业的青少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现象，这进一步强化了当地农牧民对义务教育的偏见。

3．寺院的学经制度及其与义务教育的冲突

藏区的藏族家庭有送幼年子女入寺为僧尼的习俗。而传统上，藏传佛教传经制度也要求僧人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入寺为僧，以便学习经文和适应寺院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义务教育普及条件下，当地的传经制度与义务教育发生了冲突。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云南迪庆州，这种影响相对较弱，但在宗教氛围浓厚的青海玉树、果洛地区，两者的冲突尤为明显。

在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和当地宗教习俗冲突的情况下，青海玉树和果洛的地方政府采取了较为开明也比较务实的政策措施：首先根据义务教育法的要求，规定所有学龄儿童必须来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考虑到当地僧人一旦入寺就不能还俗的习惯，当地政府特别允许已入寺的儿童着僧衣来学校学习。

4．双语的困境在于：学汉语在当地几乎用不上，学藏语将来没什么用

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教育方式，在藏区双语教育是指藏语和汉语教育并举。但事实上，除极少数县城和学校之外，双语教育基本成为了单语教育。多数情况下，在乡村小学，完全是藏语教育，而在绝大多数的县城中，单一的汉语教育成为主流。而只在县民族中学等少数学校中保持着藏语教育。

双语教育固然是与其他民族沟通以及本民族文化留存兼顾的产物，但实际上双语教育对受教育者而言增加了学习的负担。其实双语教育本身并没有什么巨大的阻碍，如在印度，双语教育就是很普遍的，而且效果也还过得去。但在藏区，一方面双语教育变成了单一语言环境下的教育；另一方面课程的衔接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农牧民子女小学大多在村小或乡镇小学读书，以藏文为主，而进入初中以后，所学物理、化学各科则没有藏文版本，只能在汉语语境下学习物理、化学等科目，受累于语言环境，这些科目的学习受到了严重影响。而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即便分别学习并掌握了其中一种语言，也仍然存在问题。对于那些生活在广大乡村中的农牧民子女而言，学会了汉语却很少有使用的机会，而学会了藏语又面临外出障碍以及阅读资料的匮乏。

迪庆州由于地处藏族聚居区的边缘，加之旅游开发，当地人与其他民族的交往较多，这也大大培养了他们汉语的使用能力，反倒是藏语学习不够好。而玉树和果洛地处藏区的核心地带，与讲汉语的人交流不多，藏语学习环境较好，而汉语学习的环境较为缺乏。因而两地在汉藏双语教育中各有缺陷。表8－1是云南藏区和玉树果洛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比较。

表8－1　云南和玉树、果洛藏区比较

二、公立学校的硬件和软件

在云南和青海藏区，作为义务教育供给方的公立学校的发展也是值得关注的。在义务教育普及的过程中，学校的表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为教育的供求双方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均衡才会有助于教育的普及工作。本节将着重讨论作为义务教育支点的公立学校。

1．校舍建设如火如荼：学生大量增加的结果

在藏区考察义务教育普及工作的过程中，给人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就是如火如荼的校舍建设。而一些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则更直言不讳地认为，需要通过“两基攻坚”运动来改善办学条件，否则很可能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

正如前面提到的，由于“两基攻坚”的重点在于入学率，学生数量大幅度增加，而在新增加的这些学生中，需要住宿的学生比例很高。这造成了学校住校学生数量的激增，并因此产生了校舍建设的需求。为应对这种新情况，各地政府配合“两基攻坚”大量投资于学校建设就不奇怪了。

2．学校的教学配套设备逐步提高：电脑、乐器、体育器材等

在“两基攻坚”的过程中，除去校舍建设以外，另外一个显著的变化在于校内相应的教学配套设备方面。在藏区，随着“两基攻坚”运动的深入，一些新的设备被投放，因而在很多学校都看到了电脑、远程电化教育的接收设备、各种乐器以及体育器材，等等。这些器材大多很新，甚至有的还未开包。这些设备的使用将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但目前看来，设备的使用率较低，闲置现象多有发生。

3．教师职位争夺激烈：公务员之外的主要正规就业

在广大贫困地区，教师职位是人们争相追求的，它是这些地区除公务员以外最重要的正规就业，藏区的状况也不例外。在青海玉树、果洛所调查的几个县中，由于教师职位已满，很多4～5年前毕业的大专和师范生尚处于等待就业的状态。其中一个县正在招收教师，结果2个岗位引来七八十名求职者，最后只有通过考试来解决问题。尽管通过进门考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新教师的基本素质，但教师职位既没有退出机制也缺乏有效监督，造成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并不太高。

4．教师的教学质量仍存在欠缺

教师的教学质量是学校教育的核心，但这个问题却或多或少没有进入此次义务教育普及运动的核心议程。虽然曾经对教师队伍和教学质量产生过怀疑，但一经证实还是感到吃惊。比如在与某县一名志愿者聊天时了解到，该县县中的老师竟然不会写教案，当然对于备课也较为不在行。另外，从教学效果来看，笔者在玉树和果洛地区发现，多数学校的学生学习成绩较为糟糕。这样一个面向全国的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在内地的大中城市被认为是过于容易了，但对于藏区的学生而言却显得艰难无比。这其中，除去学生家庭和自身的因素外，教师的教学质量只怕也是存在问题的。而有关研究显示，藏区教育存在重文轻理现象，造成藏区教师中藏文教师过多，而理科教师不足的现象，多有藏文教师教授理科课程的现象，因而导致了藏区理科教育的滞后。

5．入学时间有早有晚，学生质量有高有低，给教学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强调入学率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大量的从没上过学的适龄儿童甚至青少年同时拥进了校园，造成在刚刚开始学习的学生中，既有刚刚到达学龄的儿童，也有十几岁但从未上过学的青少年。对于那些从没有上过学或辍学已久的学生而言，建立学习习惯是很困难的。不仅如此，他们的课堂表现还会影响同班的其他学生，有鉴于此，多数学校将新入学的年长学生单独分班以免影响正常的课堂秩序。可以说这是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在特殊条件下的权宜之计，但教学效果就说不上了。

6．在编教师与不在编教师的工资水准天差地别

受编制的限制，一所学校在拥有一定数量的在编教师之外，还往往会雇用部分临时的代课教师，造成了在同一所学校中，领取正常工资的在编教师与领取临时工工资的不在编教师并存的局面。两者同样授课，尽管可能存在水平上的差异，但就其工作性质而言是没有区别的，这样在一所学校内出现了显著的同工不同酬现象。

在编的教师收入高、工作稳定，他们大多拥有大学本、专科文凭或师范学校毕业，其中有相当比例的汉族教师。而不在编的教师，或者有相应的文凭或者没有相应的文凭，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来自当地，因而几乎都是藏族。这样一来，在编不在编教师并存的一校两制进而被转化为民族矛盾，这是需要着手解决的。

案例8－2　流传到国外的一校两制及其理解

去年笔者前往印度进行学术交流，在印度南部的一所大学里，一位印度的藏学研究者向笔者出示了一张简略的统计图表。图表显示：藏族老师的月工资收入只有400元，而汉族老师的月工资收入为4000元，两者的工资收入之比为1∶10。该学者向我询问为何藏、汉教师的工资收入差异如此悬殊。笔者根据藏区调研的情况作了解释，即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固定职位的教师还是临时代课教师，前者与后者的工资收入之比确实大约达到了10∶1，而后者大多由当地藏族居民构成，从而给人的印象是藏、汉民族的差异。但事实上，在固定职位的教师中，多数教师也同样是藏族。所以，这主要是水平差异导致的，而不是民族差异。

三、社会力量与义务教育

在藏区，民间力量一直以来是不可忽视的。在教育方面，民间力量与政府办学也一直共同并存。民间力量在教育方面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办学和捐资助学。民间力量办学是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普遍较为排斥的；而捐资助学的状况要好一些，至少相当多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此抱有欢迎的态度。在“两基攻坚”运动大范围开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义务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摆在了藏区地方政府的面前。

（一）社会力量办学的优劣

除公立学校以外，藏区还存在一些社会力量创办的学校。这种社会力量办学在我们调研的青海和云南藏区都存在。作为公立教育的补充，社会力量办学在当地的义务教育普及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社会力量办学受到限制，主要基于政治上的考虑

社会力量办学在藏区大多受到某种限制，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由社会力量创办的学校并没有获得教育部门的批准，即处于非法办学的状态。事实上，当地教育部门对于这种情况也比较头痛，主要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因为这些学校教授的课程没有纳入教育部门的管理范畴，其教授内容也大多不得而知。

2．社会力量办学的内容与义务教育大纲存在冲突

此外，社会力量办学的教学内容往往与义务教育大纲相冲突，与义务教育普及的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其学生在接受一定年限的教育以后是否达到了教学大纲的要求也不得而知。此外，在一些教育主管部门的眼中，义务教育只能由政府来完成。如在某县教育局副局长这样说：“由老百姓和活佛举办的藏文学校也应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义务教育应当由政府办。”另外，他也反映“有些不按照教学大纲开设课程”。

3．教育主管部门对社会力量办学的负面看法：不稳定

社会力量办学的另外一重困境是学校开设的不稳定性。与内地大多由教育部门出身的人创办的学校不同，多数情况下，藏区的私人学校大多由活佛或当地的居民举办，他们往往缺乏教育的经验，对于现代条件下的办学理解易出现偏差，从而造成所办学校不够稳定的印象。当地教育部门则以此为由反对社会力量办学。

4．社会力量办学的空间：资金、师资、教育资源分布、职业教育

社会力量办学在资金方面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与内地民办教育不同，藏区的民办教育大多是非营利性的，其资金来源多来自于各种捐款。这种捐款的来源并不稳定，造成了捐款的数量不稳定，笔者关注的一所藏区的民办学校就曾发生过资金问题。师资不稳定是民办教育的另一大弊端，藏区师资的不稳定性则更强，这支队伍中包含了太多的民间志愿者，而长期稳定的教师队伍则几乎不存在。

社会力量办学的优点也不能不提：它一方面有助于改善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另一方面则在职业教育的方向上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在藏区展开义务教育普及工作的同时，合并村小学成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该措施在相对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问题，因为藏区居住分散，有些很小的孩子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从而影响了当地居民送子女入学的积极性。而如果允许社会力量在这些较为偏远的区域办学，则有助于提高藏区儿童的受教育比率。另外，藏区的社会力量办学大多与职业教育相衔接，在民办学校中大多开设了绘画、传统藏族手工艺品制作、传统服装制作等职业教育。这种就业指向性的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因应了当地居民的教育需求，也是公立教育应适当借鉴的。(www.chuimin.cn)

5．社会力量办学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青海果洛的吉美坚赞学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案例8－3　吉美坚赞的学校

在青海，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办学僧人，他就是果洛州玛沁县拉加寺的僧人吉美坚赞。

吉美坚赞，果洛州人，出生在一个牧区家庭，11岁才进入学校学习，小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秀考入青海民族学院附中学习，在初二时辍学，进入塔尔寺为僧学习佛学，之后又辗转进入拉卜楞寺学习，而后回到家乡的拉加寺，负责僧人的学习。之后，他又先后进入青海佛学院和北京的中国佛学院学习。

在中国佛学院毕业前夕，拉加寺的阿佐活佛找到吉美坚赞，希望他能够回到拉加寺。尽管当时吉美坚赞也有可能留在中国佛学院教书，但出于对家乡牧民子女学习的关注，他同意回拉加寺为僧，但向活佛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为农牧民的孩子兴办学校。阿佐活佛答应了他的要求。

才回来，吉美坚赞就在寺院对僧人进行培训，办了两期藏文培训班。此时他进一步想到办一所学校。尽管吉美坚赞的愿望很美好，但真到了申请办学的时候，他才发现办学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当时青海全省并没有一所民办学校，申请办学的难度可想而知。好在州里的一些领导还对办学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再加上省里的相关部门支持，学校终于办起来了。

依靠着寺院的支持，第一排的教室修建了起来。但学生住宿的校舍还没有着落。于是吉美坚赞发动学生家长，采取了建设僧舍的方式，由入学学生的家庭负责修建校舍供学生使用。这样修建起来的房屋有60多间。后来，由于一些资助的到位、资金的相对充裕以及一家一户建校舍的不协调，他开始全面规划学校建设，先后建起了几列房屋。现在的福利学校已经相当有规模了。在校学生达到600多人。

玛多县政府是赞助者之一，听说该学校教学质量比较好，玛多县送来了大批的学生，为此玛多县政府投资修建了一排校舍，并投入了部分资金。随后，看到该学校确实教学质量不俗，玛多县又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吉美坚赞福利学校，由吉美坚赞担任校长，以其独特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吉美坚赞福利学校在教学方面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其突出特点在于将藏族寺院教学和现代基础教育的教学方法相结合，并进行改进。这种教学方法很大程度上与吉美坚赞自身的经历有关。吉美坚赞既接受过现代教育又经过了寺院教育乃至佛学院教育，所以对两种体系都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他举了自己的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1岁上学以后曾经多年学习藏语文，但进入寺院才发现，自己的藏文水平竟然不如才入寺1年左右的僧人，这使他很受刺激也激励他去思考藏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最终他发现，目前义务教育中的藏语教育存在将藏语文教育分割开来的问题，即重点学习字母、单字，分段教授藏文语法。这是典型地将汉语教学的方法移植到藏语文教学中来。而藏文强调整体性，需要尽快跨过语法关。所以，吉美坚赞的方法就是在一学期的时间里，让学生学会所有的藏语文语法，迅速形成阅读能力。再通过阅读能力提高单词量。在具备了较好的阅读能力之后，学生学什么课程都会变得很快。

另外，不得不承认，这套方法或多或少是逼出来的。因为他的学校中有很多超龄学生，所以必须加快教学进度，以便使这些人能够尽快完成所学课程。

此外，其教育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改进是将传统寺院教育中的辩经方式引入学校的教育之中，在每天下午，根据当天甚至以前的学习内容，组织学生进行辩论，辩论的方式就如同寺院的辩经，以此加深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而且，辩论的结果是学生对学习更加热爱了，因此，学校取消了学生的作业。他的学生在从头儿学习3年藏语文之后就能够写诗，青海某藏文报纸所刊登的文章中有大部分为该学校学生的习作，达到每刊有3～4篇来自该学校学生，以至于该报纸编辑不得不要求该学校学生在工作或学习单位一项中使用自己家乡所在地来代替吉美坚赞福利学校。

通过这样的学习方法，该学校大大地缩短了教学的时间。在最初，该学校学制为小学4年，初中2年，结果在这里初中毕业的学生中有5人参加高考，竟然全部考入大学，从此震惊了果洛州，而州教委也认为这个方法很科学。之后每年都有学生参加高考并考入大学，省政协曾经进行检查，也认为这是一种教学的创新形式。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认为，因为教学中采取了辩经的方式，有人就上告说吉美坚赞是在进行宗教教育。而一些寺院的僧人也对向僧人提供现代教育提出了不同看法。曾经吉美坚赞觉得很困惑，但他还是坚持下来。

逐渐地，政府也接受了他的这一整套教学方法，而且前不久，香港乐施会听说了他的教学方法，提供了60万元资金，准备在6所学校进行吉美坚赞教学方法的教学改革实验。

僧俗同学既有好处，如僧人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并能够开阔视野，而俗人则可以从僧人那里学到一些良好的道德观，又有许多问题，如俗家生活的多样性难免会对僧人的修行带来干扰，另外，俗家学生对僧人做功课也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由于学校的事务繁忙，吉美坚赞校长的几乎全部生活都围绕着教学转。他吃住都在学校。每天只能利用早晨起床后的一段时间以及晚上睡前的一点儿时间做做功课。而相当长的时间，他必须在寺外和相关政府机构打交道。他的这些举动也招致了寺内一些僧人的意见，他们认为他的这些行为某种程度上违反了寺院的清规戒律。吉美坚赞为此也或多或少感到一些无奈，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苦修固然可以增强自身的修养，但还不足以达到普度众生的目的。而办一所学校，其建立的功德恐怕还是要比自身修行要多得多。

（根据作者2007年7月访谈记录整理）

（二）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的空间

除社会力量办学之外，在藏区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民间和准官方的捐资助学活动，这些捐资助学活动大多比较活跃，也对当地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相对于民间办学，教育主管部门对于社会力量捐资助学则宽容了许多。无论是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还是校方，对捐资助学大多持比较欢迎的态度。

从目前情况看，捐资助学主要来自4个方面：

（1）希望工程等准官方渠道的捐资助学。在藏区，除部分直接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对教育的投资以外，还存在大量来自其他准官方渠道的教育投资，或称捐资助学。在青海和云南藏区大量存在着希望工程捐款的希望工程学校、各中央和其他省区政府捐资建设的学校以及一些大中型企业捐赠的校舍。这是准官方渠道捐资助学的主要投向。此外，希望工程等官方基金会的结对助学也具备一定的规模。

（2）来自国际社会的捐资助学。和官方的捐资助学渠道类似，来自国际上各种非政府组织对藏区教育的援助也同样体现在校舍方面。

（3）来自海外藏胞的捐资助学同样大多投向了校舍建设和改造方向。这两项资金的投向简介证明了藏区学生激增之后大量增加的对校舍的需求。

（4）来自国内民间非政府组织的捐资助学和上述渠道不尽相同。这是由国内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决定的，一方面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资金量有限，无力投向校舍建设等高投入项目；另一方面，它们又相对较为了解藏区的需求，从而制定较为切合实际的助学方向，根据我们的了解，它们的捐款主要用于资金需求不高但藏区又比较急需的图书室捐赠、课桌椅捐赠以及结对助学等。

在藏区义务教育普及过程中，由于来自政府财政的大量投入，民间助学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其作用也受到了限制。如何既保证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又不过分挤出民间助学的空间是藏区教育主管部门应适度考虑的事情了。

（三）挑战还是机遇：教育主管部门对于社会力量的态度

即便同属于藏族聚居区，每个地区（州）、县所面临的形势有所不同，其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也各有差异，面对普及义务教育带来的巨大压力和可能存在的巨大资金缺口，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对社会力量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尽管在社会力量办学问题上，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多持否定和负面的态度，但在捐资助学的问题上，却又大多持比较开明的态度。但也有细微的差别：

1．反分裂的任务也很艰巨，不能为小利而忘大义

这种态度主要出现在地方财政相对比较宽裕的地区和那些矛盾比较突出的地区，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对社会力量持全面的反对态度。如某地的教育局长这样看待民办藏文学校：“有些藏文学校涉及反分裂问题……另外，非政府组织活动非常活跃，不能因为小恩小惠把民心拉过去。”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样的地区，也并非每个教育主管、每个学校校长都这样认为。所以还是难以阻止社会资金进入。在上段中提及的教育局长管辖的区域中，我们一样看到了国外投资的校舍建设，也看到了民办的藏文学校，也有非政府组织的支教和捐资助学活动。所以这种态度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官方的表态，并不能全面禁止社会力量。

2．对社会力量助学有选择性

这是多数藏族聚居区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如在某县访谈时，该县的一位教育系统主管是这样看待与社会力量的合作办学的：“合作时有一个底线：如果来投资建校舍、捐助设备还是持欢迎态度的。但对于支教和上课不是那么地欢迎。”这些地区在义务教育普及过程中大多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在无力自行弥补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当地主管部门不得不放开了对社会力量捐资助学的限制。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一些助学效果不那么太好的助学活动则表达了拒绝的态度。而在这样表态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教育主管部门往往对那些不需要严格监督的或对自己不造成较多麻烦的投资项目持欢迎态度，而对于那些无利可图的或需要严格监督的项目持较为排斥的态度。

3．欢迎社会力量的捐资助学，并对社会力量参与监督持较为开明的态度

在我们所调研的地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教育主管部门领导持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态度。相应地，捐资助学的社会力量一方也尽其所能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良好配合。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在青海玉树自治州称多县发生的故事，如案例8－4所示。

案例8－4　格桑花

这是一个与其他社会力量助学活动类似的开端：一个可可西里的志愿者洪波出于对藏族聚居区的感情，2005年回到家中与三两好友一同创办了格桑花民间助学组织。该组织在开展工作之初遇到了阻碍，起初选定的助学区域没能达成合作。而就在此时，格桑花的负责人洪波通过在可可西里的老关系与称多县建立了联系，而时任称多县一中校长的智明龙珠与洪波直接接触并敲定了合作的初步意向。在一对一结对助学开展不久，称多遭遇了大雪灾，万般无奈之际，智明龙珠向格桑花发出了援助请求，而格桑花很快组织了一批救灾物资，由西宁起运，安抵称多。从接到求援信号到物资运抵称多，前后不过3日。自此，称多县和格桑花建立了良好的互信关系。到目前为止，格桑花已将助学的内容由简单的一对一结对助学逐步扩展到捐助御寒衣物、学习用具、体育用品、图书室图书等。此外，格桑花还开展了藏区教师培养计划，既有派遣东部的老师到称多进行教师培训，又有选派称多的老师去东部较为长期（一个学期）的培训活动。而同样因为双方的信任，格桑花助学组织的注册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注册地——称多。

（根据作者2007年7月访谈记录整理）

从格桑花和称多教育系统关系案例可以看出：格桑花和称多双方通过偶发事件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而后通过一系列活动进一步构建了稳定的联系。这其中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格桑花助学组织与称多教育部门进行了有效的互动，并各自找到了自己一方在义务教育中的定位，相互帮助，拾遗补缺，从而使该项活动长期化。如格桑花从当地实际出发寻找合适的助学项目，且格桑花也考虑到称多县教育局的立场而从未考虑独立办学之类的问题，而称多教育局则不仅对格桑花的相应助学活动表示欢迎，而且对其活动的后期监督工作尽量提供方便。

总体而言，社会力量办学在这些地区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捐资助学则大多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欢迎。而作为公立教育的一种重要补充，社会力量在藏区的义务教育普及工作中始终处于拾遗补缺的辅助性地位。双方应在良好互信的关系基础上为藏区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共同努力。

四、支援藏区教育的几种方式选择

藏区义务教育普及的一大成效就是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教学楼或教室条件大大改善，相应的课桌椅、食堂和住宿等硬件条件比以往也有了显著的提高。但硬件设施上去以后，学校软件的问题当时凸显了出来，基于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学校的软件中最突出的是教师队伍的素质问题。因而派遣教师前往藏区进行支援的方式已经成为支援藏区教育的重要方式。目前藏区的支教主要有三种方式：官方的支教志愿者、民间的支教志愿者、教师交流与培训。以下就这三种方式分别进行讨论。

1．官方支教志愿者

官方的支教，一般是指共青团中央举行的西部志愿者支教活动。该支教活动是全国性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支教活动弥补西部师资力量不足；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已经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该活动一经举办，好评如潮。然而综合我们在藏区看到的情况，该支教活动未能达到其所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

某校校长对前来支教的西部志愿者的评价是“支教者一是变成了负担，生活能力弱，还要和方方面面打招呼；二是眼高手低，教书质量差，后来就不敢要了；三是这个支教活动初衷很好，但支教者的目的不纯，而我们这里需要奉献精神”。

支教运动的一方是轰轰烈烈地鼓动宣传，而另一方则是唯恐避之不及。供求双方的态度差异如此之大，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经过调查了解，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可分为目的、态度和能力三个方面。首先，这些志愿者来到偏远地区支教是因为支教之后的某些承诺而并非支教本身，所以他们的目的是最终离开支教的学校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因此，他们对于支教工作的态度大多较为消极，往往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态度对待工作。其次，这些支教者中的多数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才来做志愿者的，他们的能力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从供需双方的要求来看，来做志愿者的不一定是师范院校毕业生，他们要成为合格的教师也需要一定的培训，但这一点似乎没有涉及。最后，根据当地学校的反映，也大量存在着派来的老师所学专业在当地的教学工作中用不上的情况。

2．民间支教志愿者

来自官方的支教志愿者并不成功，那么来自非官方的支教志愿者呢？根据我们调研的情况看，也并不乐观。

在云南和青海玉树、果洛等地，也存在着一些民办学校，这些学校大多由一些外来的老师任教，一些是直接从外地招来或从外地前来求职成功的老师，但也有一定数量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大多来自大大小小的民间组织，与官方志愿者不同，他们大多抱有较高的教育热情，他们的目的主要还是来当地支教，态度也是比较认真的，但他们的任职也不太成功。具体分析可以看到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当地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而志愿者大多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其二，志愿者与当地用人单位没有严格的契约关系，随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离职，他们的不稳定性是用人单位最为头痛的。

在进入云南藏区之初，我们曾在某大报的新闻中了解到曾有过某大企业组织到当地支教的活动。恰好我们此次调研就经过了该企业支教的学校，于是笔者就该企业支教问题向校长进行了解，但校长居然笑而不答。之后经思想工作打消了校方的顾虑以及向当地干部侧面打听方知，该企业的支教活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出闹剧：到达之前并未真正了解当地的需求，而支教团到达当地的活动无非是与当地学校的学生进行了一个联欢活动而已，但因为企业影响较大，其支教活动被报纸报道，但深入了解便可得知，这一活动的广告目的和旅游目的远高于其实际效果。

尽管也有任劳任怨、表现出色的官方志愿者，也有一些较为长期而且稳定的民间组织志愿者。但总体而言，前者的士气不令人满意，后者的稳定性让用人单位怀疑。支教者大多只能教授辅助课程而成为当地教育的配角。总体而言，直接任职的支教行为并未获得成功，说明支教需要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派教师进行支教活动。

3．教师的交流与培训

考虑到当地教师的素质存在一定的问题，支教活动应当是需要的，只是需要讨论支教的方式问题。直接派人前去支教的方式既然不够成功，那么应采取怎样的支教方式呢？目前运用较少，但效果还不错的是教师的交流与培训。

在强调适龄儿童入学率的“两基攻坚”运动中，即便明知当地教师的素质存在问题，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却也无暇顾及。尽管名义上，当地教师的培训工作一直都有，但实际上这些培训工作大多流于形式。根据我们从任课教师处获得的信息，一名中小学教师每年会有2次左右的师资培训机会，每次2～3天。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师资培训都是在传达上级有关文件，真正意义上的师资培训却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至于那些在东部学校较多的临近学校之间的观摩学习更是几乎没有。况且，即便有师资培训，在缺乏优秀培训教师的当地，也很难想象这种培训的效果如何。

当地教师交流和培训的匮乏恰恰为支教活动保留了一个空间。从其他地区向藏区派遣培训教师为当地培训师资力量，以及为当地教师提供外出与其他省区教师交流的机会看来是较为可行的。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来自内地的志愿者很难坚持在当地较长时间的任教，而作为任务责任机制的培训教师派遣，时间不长，但需要教师水平较高。内地的支教志愿者可以承担。此外，可以考虑提供机会让藏区教师前往东部地区进行交流活动，感受国内较为先进的教学方式，从而有助于拓展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格桑花助学组织在青海藏区已经有过一些活动，且效果不错。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章对于云南和青海藏区的义务教育普及工作做出的研究结论和提出的政策建议如下：

（1）青海和云南藏区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作，尽管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其运动化特征也使得一些问题被遗留，但总体而言是成功的，这项工作大幅度提高了藏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如能继续坚持下去，将有助于在未来进一步提升当地居民的人员素质，从而为藏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相对较好的人力资源储备。

（2）普及义务教育工作的开展和资金流入大大增强了藏区学校的校舍和设备等硬件设施水平，为藏区学生提供的学习条件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藏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积极性。这些硬件设施水平的提高对于未来云南和青海藏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3）当前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作是运动式的，短期效果良好，但学生的出路问题没有解决，资金的可持续性还存在问题。前者令普及义务教育的指标会随着运动的消失而出现反弹，而后者则会令当地政府因大量借贷而陷入财政的困局。从解决学生出路的视角出发，应在当地开展职业教育。而考虑到地方财政有限的状况，更兼中央义务教育资金拨付的有限性，应在严格审查的同时适度考虑在义务教育框架下接受社会力量办学或捐资助学。

（4）云南和青海藏区的教育师资等仍落后于义务教育普及的需求，因而为藏区提供教育人力的支援是十分必要的。但截至目前，无论官方还是非官方的志愿者支教工作均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而应考虑适当转变思路，增加藏区师资培训工作，请进来，走出去，开拓藏区教师的视野并加强与内地学校的交流工作。

参考文献：

1．陈巍：《实现青海藏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3卷第3期。

2．李臣玲：《青海民族教育近代化的困境与选择》，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姝睿：《传统寺院教育理念与藏区现代教育误区》，《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4．路爱国：《教育发展问题》，载王洛林、朱玲：《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云南藏区案例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

5．马戎、郭志刚：《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

6．梅端智、张和平：《青南地区民族人力资源开发的特殊性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2卷第4期。

7．年次力：《构建适合藏区特点的现代民族教育体系》，《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8．王振岭、丁生东：《青海藏族地区基础教育发展的背景、现状及对策》，《民族教育研究》2007年第18卷第1期。

（执笔人：魏众）

【注释】

[1]藏区由于居住分散，所以需要住宿的学生众多，新增加的学生大多来自更为偏僻的地区，住宿的需求更高，这进一步加剧了校舍与入学学生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