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青甘农牧藏区：突破贫困陷阱案例研究

第一章　导　言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目的

减少贫穷，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政府和公众关注的一个主题。自1982年起，中央政府就在西北地区实施扶贫计划。此后又针对市场化进程中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推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与此同时，还以贫困县里的农村贫困人口为目标群体，实行了“八七扶贫计划”，社会公众的扶贫行动也不断强化。按照国家扶贫标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7年年底的1479万人，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1]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按照每人每日平均消费（或收入）1美元的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发生率自1990年以来已经下降一半，提前完成了千年发展目标。^[2]

不过，就消除贫穷的目标而言，中国依然任重道远，更何况贫困标准的变化还会带来不同的统计结果。最近，世界银行根据2005年的平价购买力重新换算国际贫困标准，计算结果为每人每日平均消费（或收入）1．25美元。据此估算，同年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26%，城镇贫困发生率为2．2%；2006年，二者分别降至24．5%和1．4%。^[3]就贫困人口的分布来看，全国一半以上的贫困人口居住在西部山区；在山区居民当中，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历经20多年的农村扶贫行动，西部山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少数民族人口，当属贫困程度深重的长期贫困群体。聚居在青藏高原的藏族贫困农牧民，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前，即使在贫困人口总数变化不显著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结构也在变动之中。在市场化进程加快而乡村人口风险防范能力脆弱的条件下，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价格变动、劳力损失等天灾人祸，都可能使非贫困人口处于暂时贫困的境地。暂时贫困人口若不能及时而有效地脱困，则很可能陷入长期贫穷。至于那些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附近的人，则在“脱贫”与“返贫”状态之间频繁变换。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政府的扶贫投资规模逐渐增大。截至2009年年底，国家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近2000亿元，财政贴息贷款达2000多亿元。政府投资的重点，是有助于在贫困地区建立“造血机制”的项目。近年来，一些国际性的扶贫专题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改革初期的农业发展和此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以往成功实现大规模减贫的主要推动力。以促进“造血机制”为特色的扶贫项目，实质上也是经济增长导向的政策措施。然而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即使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很难惠及所有的穷人。例如，贫困人口当中的老幼病残等劳动能力低下或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几乎难以参与经济增长进程，因而也就难以直接分享增长的好处。对于这样的群体，缓解贫困的有效措施是社会救助、营养健康干预和生活照料服务，而非生产项目投资。又例如，在贫困程度深重的群体当中，即使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也难获得扶贫计划中的商品生产项目投资。笔者在最近20年的农村调查中注意到，在中国的扶贫实践中，优先获得此类投资的往往是贫困地区的非贫困人口，或是贫困程度较轻的穷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现存的社会排斥。在扶贫资源分配过程中，非贫困群体比贫困群体有更大的发言权。二是出于扶贫机构对项目成功的预期。贫困程度深重的群体由于在居住区位、信息获得、观念开放、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劳动技巧和经营能力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即便获得市场取向的生产投资项目，失败的风险也远远高于其他群体。因此，缓解这一群体的贫困，需要采取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措施，除了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还需要物质基础设施投资、信息供给、技能培训、市场组织建设、技术支持及其他社会服务供给，等等。

进一步讲，在致贫因素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有必要以减少现时的贫困和预防未来的贫困为目标，重新审视现有的减贫战略和政策，以便及时做出调整，改善公共扶贫行动的效率。为了继续有效地缓解贫困，必须对贫困人口加以细分，针对不同类型的穷人面临的困境，采用不同的政策组合来施加干预。这就不仅要确认谁是穷人、居住何方，而且要弄清楚他们属于哪一类型的穷人；不仅要了解不同类型的穷人为何贫困，而且要弄清楚多种致贫因素的相互作用；不仅要确认穷人是否受益于扶贫项目，而且要弄清楚他们是否还得到其他来源的帮助；不仅要确认受益者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而且要弄清楚他们亟需哪些帮助；不仅要关注贫困人口的收入变化，而且要关注他们的知识、健康和社会参与现状；不仅要关注贫困发生率的变化，而且要探究贫困程度和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

从长期的、程度深重的贫困现象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处于这种状态的个人或家庭总是遭遇接踵而来的困难。例如，食品无保障导致儿童营养不足和发育不良。儿童健康不佳，必然影响其知识和技能学习效果。这样的儿童成人后则极可能工作能力低下，并因此而收入微薄，甚至食品营养无保障。如此这般，又把类似的循环传递给下一代，这种现象即为“贫穷的代际传递”。事实上，在新陈代谢、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演进过程中，穷人在每一个环节上遭遇的困难，最终都显现为加重贫困的负面因素。这些因素相互影响，恶性循环，以至于个人或家庭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Partha Dasgupta把这种呈现为“逆向反馈机制”的动态过程称为“贫困陷阱”^[5]。他认为，以往的减贫政策之所以对长期性贫困失灵，正是因为对引致不同群体陷入贫困的路径缺乏具体分析，未能采取适宜的战略措施，帮助这些群体找到走出贫困陷阱的突破口。例如，为忍饥挨饿的贫困儿童提供教室，甚至再加上优质教师，也未见得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创造。只有实施相互补充的援助政策，即将营养干预、健康照料和教育服务供给等措施相结合，才有可能实现人力资源投资的目标。

我们认为，若要缓解中国西部山区少数民族人口的高贫困率现象乃至逐渐消除那里的贫穷，需要弄清如下焦点问题：第一，当地贫困人口最迫切的生存和发展需求是什么？他们最需要得到哪些帮助？第二，现有的扶贫和地区发展政策对那里的贫困人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三，在实施减贫和发展计划中，这些地区已经发生了哪些有助于穷人突破贫困陷阱和阻断贫穷代际传递的制度创新？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藏区发展研究课题组自2006年始，以《西北高寒山区的减贫与发展政策研究》为题，在青海、甘肃和云南展开第四阶段的农牧藏区考察和研究。此前，课题组曾以《后发地区的发展路径选择》为题，于2000～2001年对云南藏区做案例研究；2002～2004年，以《市场化与基层公共服务》为题，在西藏部分地区做过发展研究；继而于2004～2005年，以《排除发展的障碍》为题，探讨四川藏区和西藏昌都地区农牧民突破发展障碍的途径。几个阶段的研究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目的都在于，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改善西部开发和扶贫项目实施机制以及制定藏族聚居区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与此同时，尝试对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理论升华，从而丰富发展问题的研究，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社会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材料。

二、研究路径

本课题组由具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接受过不同专业训练的科研人员组成，在本阶段研究中，继续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学科学者合作的优势，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分别从经济学、人口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收集第一手资料，并综合探讨每一专题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与贫穷的联系。在本阶段研究中，课题组不但一如既往地强调将历史文献回顾、宏观社会经济统计和微观案例研讨相结合，而且还突出了与以往3个阶段性研究的连续性。第一，2007年对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做回访性调研。这与前次调研相隔7年，为的是观察部分调研乡村的变化及其决定因素。第二，2006年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调研，顺便考察该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农村。目的在于，对那些在西藏和青海从事经贸活动的回族商人家庭做追踪调查。此前，课题组还在四川大邑县，对一些在西藏经营建筑业的工程承包商和建筑工以及从事住宿餐饮业的经理和服务员的家庭做过追踪访谈。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在2003年西藏调研时，曾对这些商贸人员和建筑工人做过详细的访谈。通过追踪调查，课题组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对减少贫穷的作用。第三，课题组走访的对象，依然是调研地区各级政府部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构和其他国有单位，村委会成员，农牧民家庭成员，寺院僧人和居士，以及本地和外来企业家、做工者和商人。

在2006～2007年期间，课题组选择的调研地域共3省9县。除了在省城访问政府部门以外，调研重点分布在如下调研县：其一，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县和卓尼县，以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夏县与和政县；其二，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香格里拉县；其三，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沁县和达日县，以及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县和称多县。这几个调研县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发生率较高。其中，甘肃省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均居全国首位。2008年，全省贫困发生率达21．3%（年人均纯收入785元为贫困线）；返贫率一般为20%～30%，逢灾即可达45%左右。^[6]临夏县与和政县属于回族聚居区，那里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区，气候干旱、人多地少。因此，有相当数量的男性劳动者外出经商，青海和西藏是他们从事商贸活动的重点领域。夏河县和卓尼县是农牧相间的藏族聚居区，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当地居民为了满足日益增加的粮食需求，曾一度开垦草地种粮，引起生态环境恶化。

青海省的调研县地处“三江源”（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果洛和玉树两个藏族自治州的平均海拔高度分别为4200米和4400米，大多数居民常年以草原牧业为生。果洛州府大武镇与省会西宁相距440公里，玉树州府结古镇距离西宁800多公里，但果洛的路况远不如玉树。高寒的环境、频发的天灾、偏僻的区位和困难的交通，既是这一地区的显著特征，又是导致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于全国乃至青海省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据青海省统计局提供的信息，牧区的绝对贫困线设定为年人均纯收入800元，低收入线为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2006年，果洛州总人口约为15．4万人，贫困发生率为12．5%（不包括低收入人口14348人）；^[7]玉树州总人口约为30．3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14．8%（不包括低收入人口39337人）。^[8]

在我们考察过的藏族聚居区，长期贫困人口多为农牧民。重点援助他们走出贫困陷阱，无论是从改善民生的角度，还是从维护民族团结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况且，正因为这里与汉族聚居的地区相比，在地理、历史、社会、经济、人口和族群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殊性，针对这种特殊性确认贫困的根源，弄清以往的减贫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并从中探寻突破贫困陷阱的路径，对于地区发展和减贫问题研究而言，尤其富有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出于这种理解，课题组拟根据不同藏区的发展和减贫经验比较探讨如何改善现有的扶贫和地区发展政策。近年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在减少贫穷方面成就斐然，我们在那里回访的重点，是州属香格里拉县（原称中甸县）的农区。在此后的比较研究中，试图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系，确认适宜于藏族贫困人口的减贫政策工具。

三、主要研究发现

本书共分12章，除了第一章导言之外，其余各章均为专题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发现以及从第二章起的篇章逻辑架构如下：

在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形势下，贫困农牧户突破贫困陷阱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提高生产经营和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入的能力。然而他们的居住区位一般远离城镇，基础设施薄弱，可供交易的农林牧产品的市场风险大。仅仅依赖市场机制，这一群体实则难以排除进入市场的障碍。因此，需要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市场组织建设。我们课题组在以往的研究中，对藏区的乡村道路、饮水和农牧业基础设施投资问题已经做过专题分析。因此，在本阶段的研究中着重从微观层面讨论，农牧户如何适应市场化的社会经济环境，改善资源配置，进入市场并提高收入。本书第二章从理论上探讨了足以导致农牧民观念变化的条件，并质疑有关贫困人口“观念落后”的说法。作者杨春学认为，那些看起来足以印证农牧民观念落后的行为，实质上来自个人对风险的厌恶，或者来自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性，或者出自他们能力的限制，但都是理性的行为。改变这些行为的前提，是提供良好的制度，提高农牧民寻找和获得机会的能力。第三章研究调研地区的市场结构以及农牧民参与市场的状况。作者朱恒鹏注意到，当地市场规模很小，农牧民出售的农林牧产品均处于相关产业链的底端，价格波动剧烈。单个农牧民市场谈判能力低下，销售收入不稳定。传统手工业吸纳的劳动力极为有限，进入零售、餐饮和食宿等服务业的农牧民数量也不多。在服务业当中，除了外来人口建立的小型商贸企业以外，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本地市场参与者，是寺院兴办的企业。寺院的比较优势在于，相对严密的组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僧人以及与本地消费者相对密切的联系。当前，增强农牧民市场谈判能力的一个办法，是促进他们之间的合作。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合作社也是小农获得规模经济并与大企业竞争的组织资源。农牧藏区传统的互助方式，可以作为其在走向现代市场经济过程中的销售和信贷合作组织基础。

在青藏高原，一些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菌类，成为居住在产地附近的农牧家庭的主要现金收入来源。在迪庆州的高海拔林区，最具代表性的特色野生产品是松茸；在玉树和果洛州的部分草场，高品质的虫草早已声名远扬。季节性的采集和销售活动在这些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借助产业链分析框架，分别考察松茸和虫草采集对农牧户的就业和收入的影响、这一产业链带来的利益和风险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以及围绕这两种特色产品的利润追逐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这两章的作者姚宇指出，在产业链当中，松茸和虫草产地的农牧民都处在收益最低的层面。而且，过量采集对两类资源的可持续性均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虫草采挖季节，每年吸引数十万外来采挖者，车碾足踏加上破坏性采挖，会对高原草场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因此，一方面需要当地政府制定有利于资源保护的制度而非参与其中分利；另一方面需要帮助农牧民寻找新的增收途径从而减轻其对采集业的依赖。

问题是，青藏高原生态脆弱，这是发展任何一种新产业都不得不考虑的环境约束。近几十年来，由于自然气候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在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源头地区，草地大面积退化乃至沙化，冰川、雪山、湖泊、湿地面积不断缩小甚至干涸，水源涵养能力急剧减退。为了保护江河源头的生态，中央和青海省政府投资75亿元，在该地区实施移民和环境保护项目。这其中，生态移民项目是否能为移民家庭融入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并获得持久的收入来源打下基础，关系到项目区牧民的福祉和项目本身的成功。这正是本书第六章讨论的焦点。作者金成武通过对设在果洛州玛沁县的两个移民新村的考察发现，多数移民在失去原有的牧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尚难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在迁入地的市场竞争中，相对于原住民，他们在草场、牲畜和社会组织资源方面处于劣势；相对于外来的商贸人员，他们缺少资金和经营能力。所幸目前还有按户发放的生态移民生活补助金，否则移民户极易陷入贫穷。迫于生计，一些移民户“人移畜不移”，由其他人在迁出地代为放牧，甚至私自返回迁出地放牧，给移民工程的生态保护效果打了折扣。移民迁出地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样会恶化移民户在原地的收入能力，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移民村的现状，为仍在继续实施的生态移民工程留下一串问号：是否应当尽可能地向就业机会较多的地区移民？是否应当使迁出地牧民尽可能地参与移民决策，例如选择迁入地点、迁移时间和迁移方式？是否应当尽可能地在迁入地开展适宜于移民参与的新增经济活动？是否能在培训成年移民的同时，重点培养移民家庭第二代成员的能力，特别是就业能力？等等。

事实上，贫困人口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欠缺就业和创业能力。即使拥有少许资产，往往也因为缺少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而难以摆脱贫穷。因此，改善人力资源，投资于贫困人口的健康、教育和培训，提高这一群体的体质和智力，不仅有助于缓解现时的贫困，而且有助于防范和减少未来的贫困。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在以往几个阶段的研究中，一直把藏区人口的健康和教育列为不可或缺的专题。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以其不同的观察对象和分析视角，与以往的“健康篇”和“教育篇”相区别。而且，第九章还从考察广播电视服务供给和需求状况的角度，探讨农牧民文化生活和信息获得渠道的变化。

第七章的研究重点，是中青年已婚农牧妇女的保健。这一群体既是农牧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又肩负照料家庭的重担，还要养育下一代。但由于现实中存在着社会性别歧视，她们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卫生信息和服务的获得上，均处于不利地位。作者朱玲借助统计资料和案例扼要说明，农牧妇女面临的传染病、妇科疾病和孕产期照料不足的问题，多与贫穷相联系。妇女健康服务，恰恰是藏区发展和扶贫计划实施中的薄弱环节。一方面，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系统缺少足够的运行经费、性别平衡的乡村服务网络、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良好的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多数农牧妇女及其家庭成员既欠缺必要的健康知识和信息，又不具备基本的卫生习惯。此外，由于财务和时间的限制，现有的卫生服务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这在相当一部分家庭，导致了贫穷和疾病之间的恶性循环，并进而造成贫穷的代际传递。因此，需要中央和省级政府采取蕴涵性别视角的干预措施，增加公共卫生投资，促进适宜农牧藏区特点的初级卫生保健制度的创新，强化县乡政府、社区、住户和个人对健康促进活动的参与。同时，在地方扶贫和发展计划中，强调将医疗手段和扶贫措施相结合，改善农牧民居住环境，加强对贫困妇女的医疗救助。

第八章的主题实际上是青少年人力资源投资。作者魏众将迪庆和玉树、果洛义务教育的供需状况加以比较，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近年来这些地区的义务教育普及工作总体是成功的。首先，藏区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大幅度提高，这无疑将有助于提升当地的人口素质。其次，学校的硬件设施大为增强，为藏区学生提供的学习条件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当前的义务教育普及工作是运动式的，短期效果虽然良好，但是学生的出路问题没有解决，资金的可持续性还存在问题。这反映在玉树、果洛，便是教育需求明显不足。因此，开展与当地情况相关的职业教育势在必行。尤其需要决策机构考虑的是，如何围绕培育市场人才的目标，调整初等和中等教育计划，以读书有用的现实，吸引农牧民支持子女接受学校教育。鉴于可供当地使用的教育资金极为有限，在严格审查的前提下接受社会力量办学或捐资助学，不失为一个扩大教育供给和促进教学质量竞争的办法。在农牧藏区师资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近年来官方和非官方的志愿者支教活动迅速开展。不过魏众的案例调查表明，两类支教活动均未达到预期效果。有效提高藏区师资水平的出路，在于强化当地师资的培训，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开拓藏区教师的视野并加强与内地学校的交流。

除了学校教育以外，图书、广播和电视是民众提高文化水平的另一种方式，也是任何一个国家潜移默化地推广通用语言、主流观念和国家认同感的有效手段。第九章的作者周济在本课题组的前一阶段研究项目中，对藏区图书供给和消费做过专题调研；在本阶段，其研究焦点变换为广播电视对农牧民文化生活的影响。他注意到，自1998年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以来，听广播看电视已成为藏区农牧民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尤其是，电视由于其视听结合的特点而对农牧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电视的普及，不但使农牧住户较快地了解国家和当地的时政要闻，而且还使部分青少年通过看武侠片就获得了汉语交流能力；使部分女性通过电视剧人物的示范，开始追逐时装。特别是，部分好奇心浓重的中青年农牧民，喜欢通过中央电视台第7频道的农业科技节目，了解增加收入的门路。问题是，“村村通”工程的后续投资不足，一些地域重新陷入广播电视盲区。即使在能够看电视的地方，农牧民喜闻乐见的节目却供给不足。更重要的是，部分贫困家庭还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实际上处于电子信息世界的边缘。因此，当前有关“村村通”的政策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保整个项目的可持续性。(www.chuimin.cn)

扶贫计划，援助的对象是有劳动能力的穷人；社会救助措施，扶持的对象是不具备劳动能力和失能的贫困人口（例如鳏寡老人和重度残疾人），以及突遭不幸并难以凭借自身能力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人群。国内外现有的经验表明，为了保证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性，其设计必须针对目标人群：受益者资格一方面取决于所遭受的灾难打击，另一方面与其面临的社会排斥相联系^[9]。基于这一视角，本书末尾的第十章至第十二章分别探讨救济救灾机制的减贫作用。第十章的焦点问题是，失能群体以及贫困程度深重的长期贫困人口如何获得国家救济和民间救助。作者丁赛发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低保）已在调研地区普遍推行，而且深受农牧民拥护。原来享有“五保”待遇的鳏寡老人和重度残疾人，如今纳入了低保制度的救助行列。低保户一般凭借低保金，满足基本的食品需求；依靠医疗救助，部分地解决就医困难。社区其他成员的照料和捐赠，帮助失能的低保人员（包括“五保”人员）维持日常行动能力和获得社会交往。寺院提供的救助，使当地公认的贫困人群在得到物质援助的同时获得精神抚慰。不过，他们当中的失能者依然需要制度化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逐步满足这种需求，正是社会救济政策进一步改善的方向。更值得注意的是，低保制度的覆盖面和救助水平，取决于地方财政能力和财政资源在不同用途的分配^[10]。农牧藏区所在的省和县财政能力薄弱，教育经费和行政经费占了财政支出的“大头”，能够用于其他社会支出特别是社会救助的资源极为有限。在我们的调研县，获得低保救助金的人数，尚不及贫困人口的一半，而且保障水平很低。因此，由中央政府承担更大的救助责任，才有可能保障所有符合救助条件的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

青藏高原灾害频繁，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时常面临干旱、洪涝、冰雹、泥石流、雪灾等灾害袭击。在农区，灾害造成粮食歉收、绝收或短时的生活困难，但是依靠政府的救助和农民的非农就业收入补充，一般不影响第二年的生产能力。但在牧区，一次雪灾就会使部分牧业户沦为“无畜户”或“少畜户”，从而丧失再生产能力。可以说，严重的雪灾足以使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使原有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防范雪灾并实施有效的灾后救助与重建，对于预防和减少牧区贫困可谓举足轻重。鉴于此，本书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作者扎洛从技术和制度变迁的角度，分别针对牧区雪灾防范和救灾及重建中的难题，探寻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冬、春两季，如何解决雪后牲畜食物匮乏问题，以及雪后降温对畜体的伤害问题，是决定防灾体系是否有效、雪灾防范能否成功的关键。扎洛将青海牧区以往百年的雪灾数据作为背景资料，通过对两个牧业村的社会组织、雪灾防范制度和技术变迁的案例分析，逐一展示影响牧民防灾减灾能力的关键因素。他指出，在1949年之前的部落制时代，当地牧民通过强化草场共有属性和严格实行轮牧制度，维护冬季草场的繁茂，以便在中度以下的降雪和低温条件下，依然能保有饲草维持牲畜存活。然而一旦降雪降温严重，传统的防范技术便明显失效。结果是，牲畜大量死亡和人口数量减少，使得此后的人口和牲畜的总量，与草场的茂盛程度达到一种平衡。这种通过周而复始的自然淘汰来实现的平衡，显然十分残酷。在人民公社时代（1958～1984年），青海牧区引进了饲料种植、草场围栏和畜棚保暖等新技术，但在付出草原大规模被毁的代价之后，只有少数低海拔地区的技术引进取得成功。此外，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致使牧民欠缺精细照料牲畜的积极性，故而防灾减灾活动的效果不佳。1970年和1975年的雪灾，曾分别使调研县损失牲畜13%左右，一些羔羊群的死亡率甚至高达90%。自1984年始的家庭承包制，通过明晰牧业户的产权，既刺激了牧民扩大畜群、增加收入的积极性，又激发了他们采取防灾减灾措施的意愿。可是由于人口大幅增长、草原牲畜超载、草场退化，加之全球气候变暖、降雪频率增加等因素，牧民面临的雪灾风险仍然呈上升趋势。雪灾防范，目前依然是个未解的难题。

在当今社会，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不可能坐视草原牧业经由自然淘汰实现资源和人口平衡。因此，政府通过制定规则、继续推广雪灾防范技术和投资于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牧民防灾减灾，例如，实施草场围栏（包括划定抗灾保畜草场）、修建牧民住房、修建保暖畜棚和种植储备牧草的“四配套建设”项目。在少数半农半牧区，还实现了牲畜圈养对畜群放牧的替代。这不仅提高了抗灾能力，而且还意味着传统草原牧业方式的转变。问题是，高海拔地区的牧民却不具备这种转变的条件，雪灾对他们的打击依然沉重。灾害发生期间，政府的救灾行动以优先保障人员安全为原则，几近于杜绝了人员死亡的现象。但救灾饲料供给不足，牲畜安全难保，这就留下灾民家庭经济重建的困难。况且在同一地域内，有一定经营能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牧民不仅具有相对良好的防灾能力，在目前的牧业补贴政策（几乎所有的投资补贴项目都要求牧民提供配套资金）下，还能优先享受政府提供的种种优惠。经营能力较差的贫困户则恰恰相反，防灾能力薄弱，在争取投资补贴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因而雪灾来临时往往受灾程度更为深重。在灾后恢复时期，虽然政府设有专项扶持项目，但由于发放的母畜总量微小，不足以支持受灾户发展最低规模的畜群。相对富裕的牧民还可以动用平日储蓄重建家庭经济，低收入户和贫困户的经济则难以恢复。

如此看来，必须转变政府的牧区救灾和重建思路，才可能缓解因灾致贫的现象：其一，将牧区的雪灾救助原则与农区的灾害救助原则加以区分，因为雪灾造成的生产资料损失（牲畜死亡），需要较长的恢复周期。其二，将灾民救助原则与扶贫原则区分开来，因为有相当一部分灾民具备经营能力，给予他们短期足量的资助，就可使其脱离暂时的贫困，这比长期小额资助更为经济。其三，拓宽救助渠道，激活社区自助机制，通过促进互助合作，增强单个牧民的灾后重建能力。其四，发挥民间组织的救灾功能，通过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合作，整合救灾资源，提高救灾和重建效率。其五，多方筹资，建立雪灾救助基金。

进一步讲，雪灾防范思路也需要在保持原有措施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在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农牧业劳动力及其家庭成员转向其他行业，才能找到逐渐增加收入的门路。留下的农牧人口在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将会主动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作为回应。农牧人口因此而逐渐减少，收入则随着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转变而增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顺应这种趋势，逐步减少草原牧民和牲畜，保证草原休养生息，恢复资源和人口平衡，才是从根本上降低雪灾危害程度的办法。这种做法，通常也是农牧区扶贫计划的重要内容。对于高海拔牧区的居民，这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牧民将不得不承受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变，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变迁。历史的经验表明，任何一种社会经济转型，都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这对相关的政府、民间组织、社区、住户和个人，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因此，为了保证游牧业人口平稳地实现这种转型，需要对转型涉及的地区进行长期的物质和制度基础设施投资，帮助转型人群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此相关，还需要精准地针对转型人群的需求，发展卫生、教育、培训、文化信息等事业。这一逻辑线条，使我们又回到了本项研究的出发点。

在前述专题研究中，大多数作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公共投资不足的问题。当前，玉树州的震后重建工程中仅住房建设一项，预算资金就达96亿元。^[11]中共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又确定了一批中央支持西藏的重点建设项目^[12]。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地区性的发展计划，还包括了中央财政对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四省藏区的公共投资。^[13]可以肯定，在未来5～10年，这些支持性计划涉及的领域将会有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此类公共投资固然可以带来特定领域“硬件”装备水平的迅速提高，甚至跨越某些技术应用阶段，例如在未通电话的地方引入移动通信设备，在未通路的地方修建高速公路，等等，但是“软件”的匹配，即制度和管理能力的建设却依然滞后。受援地区农牧人口对“硬件”的消费，仍遭遇诸多短期内难以逾越的障碍。至于改善人力资源和摆脱贫穷，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人力资源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促进演进比跨越的可行性更强。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两度走访印度贫困家庭和扶贫机构时了解到，一个失地农民带领全家进入城市，至少需要3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摆脱贫穷并融入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近30年来，中国的汉族“农民工”进城谋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已广为人知。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农牧民若做出同样的就业选择，还将面临更多的障碍，例如由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乡村迁移人口面临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城镇原有居民对迁移者或多或少的歧视，迁移劳动者就业中遭遇的劳资矛盾，等等，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引发社会冲突。这些问题若涉及不同的族群，则很容易演化为民族冲突。因此，采取渐进式的转型策略，为参与转型过程的不同人群留下充分的时间和机会，以便相互适应、相互学习和共同发展，转型的可持续性实质上优于跨越式的行政推进。这一点，既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所印证，也是本课题组从最近10年的藏区发展研究中得出的一个结论。

（执笔人：朱玲）

【注释】

[1]范小建：《60年，消除贫困、实现总体小康的攻坚战》，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jrzg／2009－10／16／content＿1441422．html，2009年10月16日。他指出，2009年，中国开始实施人均1196元的扶贫新标准，据此测算的扶贫对象达4007万人。

[2]国务院扶贫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期评估政策报告》，2001年8月13日。

[3]数据和信息来源：世行发展研究部尚未发表的报告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9和http：／／web．worldbank．org／WBSITE／EXTERNAL／EXTDEC／EXTRESEARCH／EXTPROGRAMS／EXTPOVRES／EXTPOVCALNET／0，contentMDK：21869523～menuPK：5280556～pagePK：64168445～piPK：64168309～theSitePK：5280443，00．html。

[4]据国务院扶贫办2010年1月提供的信息：“2006～2008年，五个民族自治区加云南、贵州、青海三省的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39．6%……（在）西部地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占46%。”

[5]Partha Dasgupta．“Poverty Traps：Exploring the Complexity of Causation”．2020 Focus Brief on the World’s Poor and Hungry People．Washington，D．C．：IFPRI．http：／／www．ifpri．org／2020Chinaconference／pdf／beijingbrief＿Dasgupta．pdf．／2007．

[6]刘薛梅、杜得华：《甘肃贫困发生率和返贫率均居全国最高，扶贫任务严峻》，中国新闻网，2010年3月15日。

[7]果洛州统计局：《2006年果洛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qh．stats．gov．cn／show．aspx？id＝763＆cid＝47，2007年3月19日。

[8]玉树州统计局：《2006年玉树藏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qh．stats．gov．cn／show．aspx？id＝859＆cid＝47，2007年4月20日。

[9]Burgess，Robin and Nicholas Stern．“Social Secu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hat，Why，Who，and How？”．In．Ehtisham，Ahmad，Jean Dreze，John Hills and Amartya Sen．Social Secu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Oxford：Clarendon Press for Wider，1991．

[10]Ravallion，Martin．“Decentralizing Eligibility for a Federal Antipoverty Program：A Case Study for China”．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9，Vol．23，No．1．

[11]《玉树八问——青海省玉树地震恢复重建领导小组组长骆惠宁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玉树县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qhys．gov．cn／yushuxian／html／451／49289．html，2010年7月24日。

[12]《“两个矛盾”决定西藏必须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新华网，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tibet．news．cn／xwzt／2010－03／21／content＿19360290．htm，2010年3月21日。

[13]《贾庆林要求贯彻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中国广播网，http：／／china．cnr．cn／gdgg／201007／t20100707＿506699096．html，2010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