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贸易救济措施研究：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1.2　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1.2.1　贸易救济理论研究

对贸易救济进行理论层面的研究，罗良文、杨艳红（2008）认为国际贸易救济是指贸易当事国的一方基于某些理由，采取或意图采取某些措施，而引起贸易当事国之间由于贸易利益上的冲突而产生的摩擦或纷争等事态。这些措施通常与保护主义措施相同，因而国际贸易救济通常表现为贸易保护主义⁽²⁾。

徐泉（2007）认为贸易救济是国家或地区间贸易利益冲突的结果与表征。由于各国经济景气、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贸易利益分配的两极化、区域性贸易的排它性、政治经济制度的对撞等因素，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贸易救济的高发期，其突出的特点是经济贸易救济的复杂化、综合化和常态化⁽³⁾。

对于国际贸易救济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提法。《辞海》曾对贸易救济做出如下界定：所谓贸易救济是指资本主义国家间剧烈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为了独占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经常在贸易上进行剧烈斗争。如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商品输出，在本国设置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限制进口，对出口商给予各种补贴和奖励，通过货币贬值增加本国出口商的竞争能力等。在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危机时期，垄断资本为了转嫁危机，贸易救济越演越剧烈。王厚双（2002）在其著作《贸易战：离中国有多远？》中定义贸易战（贸易救济）为经济战的一种表现形式。他认为，“经济战的实质是发展机会与生存空间的争夺战，因而贸易战是指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本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需要，为争夺商品销售市场而展开的限制进口和扩大出口的激烈对抗。⁽⁴⁾赵瑾（2002）在《全球化与经济摩擦——日美经济摩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中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她也认为贸易救济是经济摩擦的一种形式，特指其中的微观经济摩擦，即不同产业的摩擦。⁽⁵⁾鉴于目前国内外对国际贸易救济的系统研究局限性，关于此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2.2　贸易救济的原因研究

宋秀峰（2007）认为国外频频向中国发起贸易救济是由于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出口秩序和出口产品的结构不合理等因素引起，这是中国出口步入竞争扩张期的必然结果。⁽⁶⁾

Thomas J.Prusa（托马斯・杰・鲁萨）和Susan Skeath（苏珊・斯克丝）研究了反倾销中的经济和战略动机。他们利用过去二十年的数据对全球范围内的反倾销案例及这种趋势进行了批判性研究。他们的研究试图说明最近反倾销层出不穷是否由于经济和战略意图而导致。利用非参数方法，对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动机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反倾销政策中，战略关注具有很强的驱动作用。因此，不能仅仅把各国反倾销政策的强化仅仅归因于不公平贸易实践⁽⁷⁾。

1.2.3　贸易救济的影响研究

孙云辉、张旭勤（2006）分析了贸易救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认为贸易救济严重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一国的贸易救济容易引起国际贸易救济连锁反应；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范围不断扩大，损失金额不断增加；传统行业损失惨重⁽⁸⁾。1.2.4　贸易救济解决之道研究

孙云辉、张旭勤（2006）认为出口企业和行业应主动积极地应对贸易救济；建立和完善贸易救济预警和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出台完善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并积极培养国际化的专业人才；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技术标准体系⁽⁹⁾。

1.2.5　从应对机制层面对贸易救济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徐泉（2007）就法律层面的贸易救济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基于对中国反倾销贸易救济的视角，就WTO成员对中国贸易救济新趋势及应对策略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和出口的大幅度增长，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救济进入了高发期。国外对中国贸易救济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中国正面临着来自两类成员的双重贸易救济格局的压力，发展中成员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构建中国应对贸易救济的法律对策是消弭当前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所在⁽¹⁰⁾。吴勤堂（2004）认为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救济，惟有健全应对贸易救济的快速反应机制，加快与贸易救济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构建以企业和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应对贸易救济的新机制，积极降低摩擦系数，才能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¹¹⁾。魏浩（2007）对新形势下中国面临的贸易救济进行了分析，认为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景气、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恐慌、中国实施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外贸政策、贸易保护手段的多样化等原因，中国进入了面临国际贸易救济的新时代。因此，中国应该从国际经济政策、国内经济政策、外贸战略、企业战略等四个方面进行经济政策调整，以确保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¹²⁾。

尹翔硕、李春顶、孙磊（2007）从贸易救济的类型、产生的原因、经济效应以及化解路径等四个方面对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重点是近年的国外文献⁽¹³⁾。

1.2.6　从原因入手提出解决贸易救济的策略

朱廷珺（2006）认为消除贸易壁垒和贸易救济的不利影响，关键在于提高本国的工业化水平。只有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高出口产品中的熟练劳动和知识技术要素的密集程度，才能摆脱在低档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上与他国的过度竞争和贸易救济增多的局面，逐步改变长期以来在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¹⁴⁾。

1.2.7　从贸易创新的角度分析贸易救济

徐丽华、冯宗宪（2006）从贸易救济中分析贸易创新，认为贸易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方位、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包括贸易理论创新、贸易市场创新、贸易方式创新、贸易管理体制创新、贸易政策创新、贸易手段和工具的创新以及对贸易理论和贸易行为的分析方法上的创新，例如，对于不断频频出现的贸易救济和争端，其发生的原因和理由也在随世界经贸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充分体现了贸易救济中所蕴含的贸易创新。以挑起贸易争端作为占领国际市场的新手段；以贸易救济遏制竞争对手的国际竞争力；贸易救济中法律、政策的创新等。中国只有从贸易创新的角度构建完善的贸易救济解决机制，才能有效应对各种贸易救济。加强政策法规创新，提高有关贸易法规立法层次，加强贸易管理手段创新，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以科技创新避开贸易救济，加强贸易模式创新。在当前极不平衡的国际贸易格局下，在WTO成员间经贸发展水平依然存在很大差距的情况下，各国随时都有可能运用世贸条款及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条款，发起对中国贸易调查或诉讼。只有积极地参与贸易创新，在产品研发、经营模式、预警机制和立法等方面不断改进和完善，才能真正有效应对各种国际贸易争端⁽¹⁵⁾。

1.2.8　从企业层面分析应对发达国家贸易救济的策略

齐雅平、张秀娥（2006）对出口企业如何应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应该吃透国外的贸易规则；化解文化差异形成的贸易保护；学会打好国际官司；以开放的姿态面对贸易救济；政府要给出口企业创造更好环境。在全球自由贸易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从战略高度对待贸易救济，在保护本国企业公平竞争的条件下，立足长远，加强合作，共同发展，走互利共赢的道路，促进中国企业在出口贸易方面展示更加强劲的竞争力⁽¹⁶⁾。

1.2.9　利用博弈论对贸易救济进行分析与研究

罗良文、杨艳红（2008）认为在多边贸易谈判中，GATT／WTO成员签署了许多贸易自由化协议。然而，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有些国家想修改或中止部分承诺以实施贸易保护措施，并引发国际贸易救济。WTO订立例外条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未来的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变化，各国政府未预料到各种政治经济冲击会影响着一国公众、选民和利益集团的偏好，进而要求保护国内市场的政治压力增强，每个成员在签署贸易协议时都不知道未来的政治经济情况如何变化，也不知道其他成员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这种未来的不确定性为WTO例外条款的启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发起贸易救济可以降低一国在一定时期内面临的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并改变该国短期利益与长期合作利益的平衡。但这容易造成贸易自由化的“囚犯困境”问题⁽¹⁷⁾。

杨仕辉、樊海云（2006）从WTO争端解决博弈规则、WTO争端博弈方的统计分析、WTO争端解决的策略选择、各国政府在WTO争端解决博弈中的策略选择等方面入手，利用博弈理论对WTO成员间的贸易争端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1.2.10　专门就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救济进行研究

专门就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救济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只是在具体研究中提到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救济。例如，尹翔硕、李春顶、孙磊（2007）在对贸易救济的类型、产生的原因、经济效应以及化解路径的国内外文献进行综述和评价时提到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传统产品（包括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市场竞争性强，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标准比较统一，因此发展中国家会更多地采取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措施或者反倾销、反补贴等直接贸易措施进行保护⁽¹⁸⁾。魏浩（2007）在论述中国进入国际贸易救济新时代时提到：近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救济急剧增加，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保护调查日益增加。目前，对中国实施贸易救济的主体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中国国际贸易救济的主体⁽¹⁹⁾。(www.chuimin.cn)

吕博（2006）对中国应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救济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产品所遭遇的贸易救济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虽然也有，但总体来说还不突出。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遭遇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救济不断增加。印度是针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土耳其是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急先锋”，阿根廷、南非、墨西哥、秘鲁和巴西等国也都是针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大户。反倾销是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贸易救济的主要方式，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是引发反倾销的重要原因，中国企业之间存在恶性竞争和发案后应诉不力进一步加剧了国外反倾销。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健全、贸易不规范，以及中国方面的谦让和消极态度，加大了解决贸易救济的难度。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商为了逃避关税，经常要求出口商低开发票，而中国一些出口商为了成交生意也经常迎合进口商的要求。这种行为引发国外反倾销的案例也比较多。发展中国家同中国贸易救济相对集中于一小部分国家，只有个别国家的问题比较突出。在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应加强政府间贸易磋商与协调，重点解决同几个反倾销大户之间的贸易救济，敦促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政府和商会协会要引导、鼓励和支持企业积极应对国外反倾销（包括资金支持），商会和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作用。加强自我约束，鼓励对外投资，缓减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贸易救济，努力实现双赢⁽²⁰⁾。

尤宏兵、王正娟、曹明园（2006）针对目前中国与发展中国之间贸易救济不断增多的形势，全面分析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救济发生的现状，并从经济层面剖析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贸易救济爆发的原因与其影响，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救济的外部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市场依赖程度大和发展中国家角色转变；内部原因是中国对世界原有利益格局的冲击和外贸依存度过大，出口商品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相似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指控的应诉率低⁽²¹⁾。1.2.11　对WTO成员处理多边贸易救济选择行为进行研究

田丰（2006）从如何选择申诉对象、如何选择解决争端的方式以及如何选择解决争端的法庭这三个方面对WTO成员处理多边贸易救济的选择行为进行了研究，发现：经济动机和策略动机共同决定了WTO成员对申诉对象的选择；策略性因素和规范性力量影响着WTO成员对争端解决手段的选择；出口市场的重要性、经济实力和经济自由化程度的对比关系决定了WTO成员具体选择哪一个法庭⁽²²⁾来解决与贸易伙伴间的摩擦⁽²³⁾。

1.2.12　专门针对某一产业所面临的贸易救济进行研究

孙芳（2006）从国际纺织品贸易体制的形成及发展，中国纺织工业的现状及国际竞争力，加入WTO对中国纺织业的影响及对策等方面，对2005年1月1日纺织品配额取消后（“后配额时代”）的中国纺织品贸易救济进行了研究，认为近在2008年以前，远在2013年以前，纺织品贸易救济不会消停。但无论如何，不应再回到配额时代。为此，我们应该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订，主动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主动倡导国际产业链、贸易链的建设，积极进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沟通，应该学习如何在现有国际体系框架中维护本国根本利益⁽²⁴⁾。吴勤堂（2004）认为，在产品方面，经贸摩擦已从个别产品的倾销与反倾销阶段，逐步向多产业贸易救济和结构性贸易救济方向升级；在救济涉及的领域方面，已从单纯货物贸易救济向与贸易相关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全方位的经贸摩擦升级；在国别方面，已从欧美贸易救济，发展到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摩擦；在手段上，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已逐渐成为贸易救济的主要方式⁽²⁵⁾。

1.2.13　专门针对中国与某贸易伙伴的贸易救济进行研究

戚骥（2006）对中美贸易救济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21世纪初，中美关系将围绕“贸易与汇率问题”这一核心展开。随着中国对美贸易规模扩大，巨额的贸易顺差引起了美国的注意，2003年下半年中美贸易救济升级，而且美国还将中美贸易问题与人民币汇率扯在了一起。这标志着中美经贸关系进入新的层面，充满更多变数。贸易与汇率的内在机理，决定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复杂性。通过分析中美关系中“贸易与汇率问题”的原因，采取应变对策，争取中国对外发展的国际空间⁽²⁶⁾。

张海冰（2006）从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入手，解读了中美贸易救济，认为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在壮大，成为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世界经济的利益格局呈现出新的“三极”格局，凭借要素禀赋优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挑战具有现实可能性；新贸易保护趋势越来越明显，贸易问题政治化和社会化的趋势增强；与贸易有关的国际公共产品的完善和创造，成为发达国家争夺的制度资源。从世界经济新的发展趋势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救济问题将是一个常态性问题，并且有尖锐化的可能。美国国内不少的经济学家和政论家都认为，将美国失业问题、贸易赤字问题与人民币汇率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捆绑在一起，这些都缺乏充足的理由。但是，制裁中国的声音之所以不断高涨，还与中国经济崛起，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有关②。

姚娟娟、胡庆亮（2006）对中欧贸易救济进行了研究，指出随着中国在传统贸易中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日益丧失，中欧之间的贸易战也是愈演愈烈。因此，如何从传统的比较优势中走出来，把握竞争优势，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成为中国外贸的当务之急。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深入，以及欧洲经济结构和产业政策的调整，中欧在市场准入、投资和制度等不同层面也发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摩擦，双方的贸易关系正处于敏感期。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视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相应地大力发展了诸如纺织、鞋类等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当前高新技术产品正日益成为世界贸易的主流，再加上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供过于求，因此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它所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已渐渐由优势转为颓势”。如何跳出过度依赖低级产品出口结构的惯性思维已是势在必行。这种战略调整，不但有助于避免企业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过于强调劳动力成本优势，忽略出口结构中的非价格因素。而且企业要学会如何适应和利用国际规则保护自己，从而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救济损失；培育公平、竞争、有序的统一市场环境，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为企业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增强创新和竞争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实现高新技术向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渗透。要加快传统出口产业的技术改造，应把生物、信息、自动化等高新技术广泛地应用于农业、交通运输、水利、电力、煤炭、油气、冶金、机械等产业，提高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增强其国际竞争力⁽²⁷⁾。

1.2.14　对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救济进行研究为中国提供借鉴

丁启玉（2006）对美国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益增多的贸易救济进行了分析与研究，指出美日同盟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贸易救济迅速“政治化”的过程，经济矛盾的激化与政治、安全关系的强化相互交织，双边关系经历了“U型”的发展模式，认为美日贸易救济不仅是国家间经济利益调整的结果，也是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结构性地位差异，国际体系结构松散或紧密的趋向，双边政治、安全关系以及国内集团政治利益等各种因素互动的结果。美日贸易救济既是一种国际经济现象，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现象，更是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互动下的产物，只有通过多层次、多视角的考察才能使我们获得对美日贸易救济乃至贸易救济所反射的美日关系更加清晰、深刻的理解⁽²⁸⁾。

1.2.15　对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救济的关系的研究

朱廷珺（2006）从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救济的关联、影响入手，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FDI）影响投资母国、东道国贸易规模变化的机理，FDI带动国际产业转移与贸易救济，指出FDI大规模流入、世界制造中心转移到中国的时期，也正是诸如劳工标准、技术标准、环境标准以及反倾销等新型贸易壁垒流行和发挥威力的时期，中国在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并成为世界重要加工基地后，这些新型贸易壁垒也正好针对性地成为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拦路虎”⁽²⁹⁾。

桂霖、龚紫娟（2006）将贸易救济与“走出去”战略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指出所谓“走出去”战略，广义上是指使中国的产品、服务、资本、技术、劳动力、管理，以及中国的企业本身走向国际市场，到国外去开展竞争与合作；狭义上是指到国外投资办厂，将各种生产要素输出到国外，将生产能力向国外延伸和布局。“走出去”战略目的在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强化中国后发优势，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一个在全球化环境中同样能够取得成功的经济体系，可以确保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的发展。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突破国外以反倾销等形式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税并没有像以往一样给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各彩电生产厂家都表示欧盟的反倾销策略对他们造成的影响不大。海尔、康佳、长虹、TCL、海信等企业都已经在海外建立了制造基地，并且在海外广泛设厂；实施了“走出去”战略，从而避开了欧盟的贸易壁垒。政府应采取的措施是加强“走出去”的安全保障工作；向企业下放涉外经营权；加强对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指导；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的鼓励政策。企业应采取的措施是要注意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核心竞争力；要注意充分利用和保护好企业的无形资产，形成品牌与技术优势；企业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国际惯例与规则，以及东道国的有关法律政策；选好市场切入点，从中小城市突破；建立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积极培养跨国经营人才⁽³⁰⁾。

1.2.16　针对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救济进行研究

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富论》中就有对类似倾销的论述，斯密指出，因为英国政府的出口奖励，商人和制造业者以与竞争者同样或更为低廉的价格在外国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货物。⁽³¹⁾大多数学者认为，1923年瓦伊纳（Viner）在其著作《倾销：国际贸易中的一个问题》中最早给出了倾销的经济学解释。⁽³²⁾瓦伊纳按倾销动机和倾销持续时间将倾销分成突发性的倾销、掠夺性的倾销和连续性的倾销等三类，对倾销的盈利性，倾销对进口国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对反倾销法进行了比较，从而为研究反倾销奠定了基础。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和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的《国际经济学》⁽³³⁾以及海闻和P.林德特的《国际贸易》⁽³⁴⁾为代表的一系列涉及国际贸易方面的著作对倾销和反倾销等贸易壁垒进行了经济学分析。许尔克（Hylke）和格扎维尔（Xavier）用两时期模型显示出，对于一个垂直差异化产业，如果在价格竞争阶段发起反倾销并使用价格承诺保护，则在质量竞争阶段会对国内厂商不利，欧盟的反倾销政策即因此影响了区内的生产者。⁽³⁵⁾戴维斯（Davies）和麦吉尼斯（McGuinness）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竞争会出现低于成本销售的现象。⁽³⁶⁾这些理论研究为本书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

阿拉德纳・艾嘉（Aradhna Aggarwal）研究了宏观因素对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应用反倾销的影响。他通过分析99个国家在1980- 2000年的相关资料认为，发达国家应用反倾销主要是用于阻碍经济不景气时的进口竞争；在发展中国家，反倾销则被政府用来实施开放政策，免受进口产品的渗透，增加应对国外对其反倾销的能力，此时反倾销的司法裁决主要是政治原因而非经济原因。⁽³⁷⁾当局对倾销裁定的因素，布尔萨（Pursa）的研究表明，进口产品数量越多、国内厂商利益损失越大，越容易对该产品裁定倾销。⁽³⁸⁾布罗尼根（Blonigen）和鲍敦（Brown）分析了国外报复威胁对美国产业和反倾销当局发起反倾销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对方有积极的反倾销保护措施且美国产业对该国有相当大的出口量时，美国该产业则很少发起反倾销。⁽³⁹⁾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著作《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⁴⁰⁾中，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论述了全球经济新秩序和各国的贸易体系，并对区域一体化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本课题研究反倾销提供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还有一些学者对国外对中国反倾销进行了国别研究，并对当今世界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对中国与美日欧之间经济摩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这些反映国际经贸摩擦理论前沿的著作和文章，为本课题把握住国际经济形势和动态趋势提供了宏观视角。由江小涓（2003）等编著的《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Ⅲ》总结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对近几年中国对外经贸领域的现实问题、特点、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述，例如对外贸易的动态发展、全球产业分工、中国利用外资的新趋势及中长期影响、服务贸易领域的新进展、加入WTO后外贸政策及管理体制的变化等问题和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⁴¹⁾在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方面，海闻（2001）认为，在国际市场上，企业一般会遇到比国内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而降价，也有部分中国企业因不懂贸易规则而“倾销”。中国企业应该规范经营，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积极应诉。⁽⁴²⁾卢进勇（2004）根据投资替代贸易等理论，提出通过在东道国投资、并购和在第三国投资设厂的策略化解反倾销。⁽⁴³⁾在反倾销预警方面，方勇和张二震（2004）对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的主体、时机进行了分析，并对进口国企业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反倾销预警的方法。⁽⁴⁴⁾

国内对反倾销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中国遭遇反倾销方面的问题。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中国企业为何倾销、为何遭遇反倾销的法律解释、国外对中国反倾销的歧视性原因、中国的对外贸易和面临的经济摩擦、如何应对反倾销以及反倾销预警系统的建立等角度去分析。骆祚炎（2004）对倾销和反倾销对进口国和出口国的经济效应以及反倾销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和分析。⁽⁴⁵⁾尤宏兵和刘卓林（2004）编著的《中国应对倾销与反倾销》介绍了倾销、反倾销的含义以及各国的反倾销法；⁽⁴⁶⁾于永达和戴天宇（2004）撰写的《反倾销理论与实务》及相应的反倾销系列丛书和文章，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和之后国际经贸摩擦以及倾销与反倾销问题进行了分析，较全面地进行了倾销与反倾销的经济学分析和法律分析，论述了国外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以及如何预防与应对国外反倾销等问题。⁽⁴⁷⁾该丛书还提供了相应的反倾销经典案例，使得理论和现实相结合。博弈论的引入无疑给反倾销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杨仕辉（2000）等学者介绍了国内外对倾销与反倾销博弈的研究动态，分析了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反倾销博弈，构建了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反倾销博弈模型；研究了WTO反倾销博弈规则与吉诺-纳什（Cournot-Nash）均衡，对国外对中国反倾销的逆向选择进行了分析。⁽⁴⁸⁾

陈燕和、李新忠（2005）在其文章《美中反倾销预警模型分析》⁽⁴⁹⁾中，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红黄绿灯预警信号系统推导出了美中反倾销预警模型；卓俊、胡丹婷、单晓菁（2002）在其文章《发达国家对华反倾销预警系统的警兆指针探讨》⁽⁵⁰⁾中，在对发达国家对中国反倾销指控的主要原因进行充分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收集专家意见，并利用专家评分法将定性研究定量化，从而提出了发达国家对中国反倾销预警系统的警兆指针；李锋、张仁俊（2003）在其文章《应对国外对华反倾销预警机制的缺陷》⁽⁵¹⁾中，探讨了中国反倾销应对体系在信息预警、法律预警、制度预警、体制预警方面的缺陷；卓俊、胡丹婷、单晓菁（2003）在其文章《欧盟对华反倾销统计预警模型研究》⁽⁵²⁾中，通过时差相关分析选择警兆指针，并通过预警效果检验，建立了欧盟反倾销统计预警模型和预测模型，为政府和企业制订和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周江（2006）对出口企业遭遇反补贴贸易救济的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产品遭受反补贴调查有增多趋势，也有可能成为反补贴的受害大国，原因是随着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增多，这些国家有可能对中国发起反补贴诉讼调查并实施反补贴保护措施，从而导致更多国家对中国产品的反补贴调查；个别国家对反补贴法规的修改，也使得对中国实施反补贴调查更为便捷；与发达国家贸易顺差所造成的压力、中国地方政府的优惠补贴政策与WTO规定的冲突也是中国企业遭受反补贴贸易救济增多的重要原因。该学者认为应该调整中国的补贴政策，对各项补贴分别对待；完善中国的反补贴立法及相关制度；关注目标市场国内产业现状；分散受补贴出口商品的市场投向；积极应对反补贴起诉，有效应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培育专门人才应对反补贴诉讼，关注其他成员国的补贴措施⁽⁵³⁾。

1.2.17　对贸易救济的新特点和未来趋势进行研究

孙云辉、张旭勤（2006）对当前贸易救济的新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贸易救济方式正由传统向新型转变；贸易救济手段从“显性”开始走向“隐性”，涉及的领域从微观上升到宏观；实施贸易救济的主体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⁵⁴⁾

党军、冯宗宪（2006）指出当前的国际贸易救济具有数量居高不下，从传统市场扩散到新兴市场，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壁垒成为国际贸易救济的三个新动向等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相关国家经济和战略意图，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国际产业结构不协调等；应对国际贸易救济应把握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济与贸易发展战略，熟悉和掌握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建立和完善中国的贸易救济体系，建立国际贸易救济预警机制，提供全面的国际贸易咨询服务⁽⁵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