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河套周边官马制度的建立

三、永乐朝西北官马制度的建立

在明初的一系列内外战争中，军马的损失极为严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不争的事实。朱棣上台以后立即对国家马政表现出积极姿态，建文四年七月甲辰就“复设牧马千户所”^[93]。对于“靖难之变”结束后，明朝国有马匹的储备情况，通过朱棣本人与刘儁的对话可以略窥端倪：

上问兵部尚书刘儁曰：今天下蓄马几何？儁对曰：比年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万三千七百余匹。上曰：古者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我朝置太仆，专理马政，各军卫皆令孳牧。虽建文不君，耗损者多，然亦考牧无法。卿等宜循洪武故事，严督所司用心孳牧，庶几有蕃息之效。^[94]

从中我们看到，建文四年明朝掌握的马匹数量仅23700匹，这一数字距离洪武三十年的100000匹军马，相比减少了76%以上，因此朱棣急切地想要解决军马短缺与强化武备的内在矛盾。在北边边境，军马缺少的情况十分严重，建文四年十一月宁夏总兵官何福奏“边警不时，而堪战之马少，无以应猝。遽命河南都司于属卫选千五百匹给之”^[95]。实现军马数量的增加必须两条腿走路，一是增加从境外购进马匹；二是在境内建立和拓展国家牧马机构，实现北边边境地区马匹增殖。

1．马匹的购进

与北边其他各处相比，西北地区马匹的输入来源有西域各族（回回）、北边外的鞑靼和瓦剌（蒙古）以及西番（藏族），在河套周边地区则主要是回回和鞑靼、瓦剌。早在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癸亥，遣其使至甘肃，谕都督宋晟、刘真曰：凡西番、回回来互市者，止于甘肃城外三十里，不许入城。先是，尝遣回回使西域诸国，留其家属居于西凉，逗留五年不还。其余回回居边上者，又数为劫掠，为边将所获，事闻。上以回回王使者朝贡往来，恐因其生边衅。命徙居扬州，既而复有愿挈家还本地者。上始疑其为觇我中国。至是，命晟等：自今西番、回回来互市者，毋令入城。若朝贡之使，欲入城者听”^[96]。

其后，西域回回不断要求进一步深入西北地区贸易。建文四年九月，“陕西行都司奏：回回可古思於宁夏市马，请官市之，以资边用。上从之，命有司偿其直，上马每匹给绢四匹、布六匹；中马绢三匹、布五匹；下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军民私市者禁之”^[97]。同年十月辛未朝廷又“勑福曰……回回有来市马者听，须立官市於城外，定其价，官与收买，为长久之法”^[98]。面向西域所开的马市被指定在宁夏，由政府全面控制绢马交易，官方定价，不允许私人贸易。这是自洪武朝以来，西域向中原输入马匹交易的延续和发展，自永乐初年以后，西域和蒙古马匹入明的规模不断扩大。出于边防的考虑，永乐六年，朝廷再次将交易规模和地点联系起来，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史称，“勅甘肃总兵官［《校勘记》广本抱本官下有都督二字，是也］何福曰：凡回回、鞑靼来鬻马者，若三五百匹，止令鬻於甘州、凉州；如及千匹则听于黄河迤西兰州、宁夏等处交易，勿令过河。凡来进马者，令人带乘马一匹、路费马一匹，俟至京师，乘马准例给价”^[99]。来自境外马匹通过绢马贸易方式持续进入内地，对缓解明朝边军军马匮乏现象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

2．西北边区的官方牧场建设

永乐四年起朱棣多次亲自过问并具体提出了西北官方牧场建设方案。当年八月“丁酉，上以甘肃、宁夏、山西皆近边，可蓄马。勑守将西宁侯宋晟、左都督何福、江阴侯吴高等相择牧地，计议以闻。复谕之曰：朕欲马蕃息，思有二策：一欲略如朔漠牧养之法，择水草之地，其外有险阻，只用数人守之而足。纵马其中，顺适其性，至冬寒草枯则聚而饲之。一欲散与军民牧养，设监牧统领之。二策孰善，宜精思条画以闻。朕将择之”^[100]。朱棣对于马匹牧养的情况较为熟悉，他所提出的两种养马方式在明朝均已存在，第一种方法就是在各边降明的北方蒙古人中普遍采用，也为明朝所倚重的方式，兹不赘述。第二种是官方组织的马场，这在洪武朝业已出现，但是在西北地区发展的潜力尚未挖掘。在此背景下，朱棣提出了筹建西北地区马场的构想：

（九月）壬戌，设陕西、甘肃二苑马寺。寺置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一员，正四品；寺丞一员，正六品；首领官主簿一员，从七品。寺统六监，而每寺先设二监，曰祁连、曰甘泉，隶甘肃苑马寺；曰长乐［《校勘记》广本抱本乐下有曰字，是也］、灵武，隶陕西苑马寺。监统四苑，每监先设二苑。西宁、大通隶祁连监；广特［《校勘记》广本抱本特作牧，是也］、麒麟隶甘泉监；开城、安定隶长乐监；清平、万安隶灵武监。监置监正一员，正七品；监副二员，正八品；录事一员，未入流。苑视其地里广狭为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围［《校勘记》广本抱本围作圉，下同，是也］长，从九品，一围长率五十夫，每夫牧马十匹。余八监四十苑，命甘肃总兵官西宁侯宋晟、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度地势次地设置。勑晟等曰：今［《校勘记》广本抱本今下有设字，是也］苑马寺以广孳牧，每寺统六监，监统四苑。寺置卿、少卿、寺丞，监置正副苑，立圉长以率牧马之夫。春月草长，纵马于苑。迨各［《校勘记》广本抱本各作冬，是也］草枯则收饲之。今先设四监，尔处应有［《校勘记》旧校改作牝马，下同］马，宜分配与之。凡回回、鞑靼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马则尽市之，以给四监。其监之未设者，即按视水草便利可立处，遣人以闻。马政重事，其加意精思，有可行者悉宜条奏，毋有所隐。^[101]

首先由政府设立分属陕西、甘肃两个苑马寺的四监八苑。其中与本书相关的是长乐、灵武两监的四苑，在今固原和灵武地区。《读史方舆纪要》称陕西苑马寺署衙在平凉府城东。到正统元年又并入甘肃苑马寺。所以甘肃苑马寺的革除应在正统元年。^[102]

其次，八苑中种马来自于所谓回回、鞑靼贩入明境的牝马。

其三，对未及设立的监苑由各镇守总兵官重新选择相应的地点建立牧场。很快，大同、宁夏将本地区其余设立马场的区域上报了朝廷。

在大同地区，当年九月“大同镇守江阴侯吴高奏言：比奉勑令臣计议蓄马事宜。谨按视所属地方，惟大同东北［《校勘记》广本无北字］猪（疑猪为猫之误）儿庄，西至云内、东胜等处，外有赤山、榆杨、叠白等关隘可守，东西阻险，其内延壕［《校勘记》广本抱本壕作袤，是也］四百余里，水草便利，可以孳牧。若给与军民蓄养，则屯种之地少有空隙，未免妨农，谨上地图，伏惟圣裁。上览而是之”^[103]。大同地区是将猫儿庄以北，西及旧云内州、东胜州的大黑河流域作为牧场。

十一月“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按视陕西所属平凉等府堪牧马之地十有八处。宁夏之察罕脑儿、铁柱泉，平凉府之麻务［《校勘记》广本抱本务下有麻字］川子、策底川、红城川、固原里、白崖、双井，巩昌府之庙山、长小城、芦子沟，凤翔府之小寨、雪白里，陇州之咸宜，西安府之桑家庄、终南里、利翟里，并图上其他，［《校勘记》广本抱本他作地，是也］命吏部各立苑名，设官理之”^[104]。宁夏所属分布广泛，遍及宁夏所属之河东地区、平凉府、巩昌府、凤翔府和陇州等地。

西北地区国家马场的建立为边军骑兵战斗力提供较为切实的保障，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然而，如同整个明朝军事制度的弊端一样，明朝国家马政建设中也长期存在着问题，时人监察御史邓真在他上书所言十事中指出，“凡天下军马多寡虚实皆当一一周知。如某卫某所见在军马若干、欠缺若干、逃往若干，时常点检［《校勘记》广本点检作检点］，具奏整理。今乃尸位素餐，优游度日。兵务废弛，马政不修，军伍有经三五年、十数年空歇不补者。马匹孳生，有三五年拖欠不完者。是致各卫通同［《校勘记》广本抱本同下有作字，是也］弊，互相蒙蔽，贪赃坏法，非止一端，此兵部之弊也”^[105]。可见马政的实效同样不可轻信。

表8　永乐朝西北二苑马寺分布表

【注释】

[1]《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宁王权》。

[2]参见《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相关记载。

[3]《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第0169页。

[4]《明太宗实录》卷一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第0178页。

[5]《明太宗实录》卷一六，永乐元年正月，第0296页。

[6]《明太宗实录》卷一八，永乐元年三月，第0319页。

[7]注：朱棣即位革除建文年号，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

[8]［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〇《中官考一》，第1727～1728页。王世贞认为镇守太监实则于永乐末年应已出现。

[9]［明］胡汝砺编《嘉靖宁夏新志》卷一，第32页。

[10]《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第0201页。

[11]《明太宗实录》卷一七，永乐元年二月辛亥，第0302～0303页，载“以燕山左、燕山右、燕山前、大兴左、济州、济阳、真定、遵化、通州、蓟州、密云中、密云后、永平、山海、万全左、万全右、宣府前、怀安、开平、开平中、兴州左屯、兴州右屯、兴州中屯、兴州前屯、兴州后屯、隆庆、东胜左、东胜右、镇朔、涿鹿、定边、玉林、云川、高山、义勇左右中前后、神武左右中前后、武威左右中前后、忠义左右中前后、武功中、卢龙、镇虏、武清、抚宁、天津右、宁山六十一卫，梁戊、兴和、常山三守御千户所俱隶北平留守行后军都督府”。

[12]《明太宗实录》卷一八，永乐元年三月，第0320页。

[13]《明太宗实录》卷一三三，永乐十年十月，第1629页。

[14]《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第0242页。

[15]《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第0281页，载“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言：陕西都司行都司军士精锐者下屯，疲软者操备，非防边捍敌之道。宜简阅而易置之，庶可适用。且宁夏各卫马军不善骑射者一槩全支月粮，宜简阅依步兵半给。悉从之。”。

[16]《明太宗实录》卷一八，永乐元年三月，第0320页。本条引文中必有衍误错讹之处，但尚不影响文义的理解，暂仍其旧。

[17]《明太宗实录》卷四一，永乐三年四月，第0669页。

[18]《明太宗实录》卷五四，永乐四年五月，第0810页。

[19]《明宪宗实录》卷四〇，成化三年三月丙辰条，第0799页。

[20]《明太宗实录》卷五四，永乐四年五月，第810页。

[21]《明太宗实录》卷九五，永乐七年八月，第1262页。

[22]《明太宗实录》卷八六，永乐六年十二月，第1142页。

[23]《明太宗实录》卷一九，永乐元年四月，第347页。

[24]《明太宗实录》卷三〇，永乐二年四月，第543页。

[25]《明太宗实录》卷二五，永乐元年十一月，第0470～0471页。

[26]《明太宗实录》卷二六，永乐元年十二月，第0485页。

[27]《明太宗实录》卷二一三，永乐十七年六月，第2143～2144页。

[28]《明太宗实录》卷四一，永乐三年四月，第0669页。

[29]《明太宗实录》卷二五二，永乐二十年十月，第2354页。

[30]《明仁宗实录》卷四上，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第0139～0140页。

[31]参见石俊贵《内蒙古出土的明朝初年铁壳地雷纪实》（载《轻兵器》2002年第4期）、韦占彬《明代北部边防中火器应用状况及其局限》（载《石家庄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等文章。

[32]《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第0862页。

[33]《明宣宗实录》卷五，洪熙元年闰七月，第0141页。

[34]《明太宗实录》卷三三，永乐二年七月，第0592～0593页。

[35]《明太宗实录》卷一一六，永乐九年六月，第1478页。

[36]《明太宗实录》卷一四四，永乐十一年十月，第1709页。

[37]《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二，永乐十三年三月，第1839页。

[38]《明太宗实录》卷一五五，永乐十二年九月，第1792页。

[39]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一，卷一一二，卷一一五。

[40]《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五，第1567页载，永乐十年二月“癸亥，勑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曰：比闻黄羊、野马俱望西行，或是走失捏干、阿鲁台之众向西行，则宁夏、山西不可无备”。又《明宣宗实录》卷一一〇，第2467页载，宣德九年四月“迤北和宁王阿鲁台遣头目土鲁台、薛别孙来奏，言为瓦剌所败，今脱身走，父子兄弟不复相顾。上闻之恻然。遣锦衣卫百户马亮赍勑驰往抚慰，并赐阿鲁台及部属失捏干等彩币表里”。

[41]《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四，永乐十年正月，第1559页。

[42]《明太宗实录》卷一三〇，永乐十年七月，第1608页。

[43]《明太宗实录》卷一九三，永乐十五年十月，第2036～2037页。

[44]《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第0172～0173页。(www.chuimin.cn)

[45]《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第0229页。

[46]《明太宗实录》卷二一九，永乐十七年十二月，（监察御史邓真言十事）第2179～2180页。

[47]《明仁宗实录》卷二下，永乐二十二年十月，第0067页。

[48]《明仁宗实录》卷六下，洪熙元年正月，第0215页。

[49]《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第0246页。

[50]《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第0259页。

[51]《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第0278～0279页。

[52]《明太宗实录》卷九二，永乐七年五月，第1223页。

[53]《明宣宗实录》卷一〇，洪熙元年十月，第0283页。

[54]关于明代班军系统论述，参见彭勇《明代班军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5]《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第1884页。

[56]《明史》卷七七《食货一》，第1885页。

[57]《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上，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第0208～0209页。

[58]《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第1885页。

[59]［明］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中华书局影印本，第5060页。

[60]注：据《嘉靖宁夏新志》载，宁夏左屯卫领有“样田，四顷八十五亩，征粮二十八石八斗”（卷二，第70页）。宁夏前卫领有“样田，四顷八十亩，岁征粮三十八石八斗”（卷二，第73页）。右屯卫领有“样田，四顷八十五亩，每亩纳银九分三厘一毫，共银四十五两一钱五分三厘五毫”（卷二，第77页）。但是，绝不能将《宁夏新志》中记载的数据作为永乐朝宁夏军屯子粒科收的依据。因为，根据志书所载，则每百亩样田岁征粮在5.73～8石／顷，而宁夏地区屯军份地一分为50亩，则样田科收数只有2.87～4石／分，显然不可能成为永乐朝宁夏军屯样田科收子粒数的最初依据。

[61]《明太宗实录》卷二七，永乐二年正月，第0495～0497页。

[62]《明太宗实录》卷一七，永乐元年二月，第0314～0315页。

[63]注：同样的情况在甘肃镇同时存在，《明太宗实录》卷二六载（第0478页），永乐元年十二月“工部尚书黄福奏：陕西行都司所属屯田，多缺耕牛、耕具。令准北京例，官市牛给之，耕具于陕西布政司所属铸造。悉从之”。同书卷四〇载（第0667页），永乐三年三月“工部尚书宋礼言：陕西兰州、庆阳、凤翔诸卫新拨屯军缺耕牛，请以百人共牛四十只，官买给之。从之”。

[64]以上数据分别见《明太宗实录》卷二五、卷三二、卷三九、卷四七。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中根据《明实录》整理过明代军屯子粒数的列表（参见该书360～361页），惟梁氏所用之《实录》版本，内容并不完整，笔者重新查阅《明实录》（台北影印本）补足、改定了部分错讹之处，不再具体说明。

[65]［明］叶向高《屯政考》，《明经世文编》卷四六一，第5060页。

[66]《明太宗实录》卷三八，永乐三年正月，第0646～647页。

[67]《明太宗实录》卷三八，永乐三年正月，第0640页。

[68]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美］黄仁宇《十六世纪中国明代的财政和税收》相关论述。

[69]《明太宗实录》卷八二，永乐六年八月，第1101页。

[70]《明太宗实录》卷六六，永乐五年四月，第0927～0928页。

[71]《明太宗实录》卷一六四，永乐十三年五月，第1851页。

[72]《明太宗实录》卷一六一，永乐十三年二月，第1823～1824页。

[73]《明宣宗实录》卷一五，宣德元年三月，第0417～0418页。

[74]《明太宗实录》卷一八，永乐元年三月，第0320～0321页。

[75]《明太宗实录》卷二八，永乐二年二月，第0511页。

[76]《明太宗实录》卷三〇，永乐二年四月，第0552页。

[77]《明太宗实录》卷一一四，永乐九年三月，第1459页。

[78]《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第0242～0243页。

[79]《明宣宗实录》卷一七，宣德元年五月，第0462页。

[80]《明宣宗实录》卷六，洪熙元年闰七月，第0156～0157页。

[81]《明仁宗实录》卷四下，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第0151页。

[82]《明仁宗实录》卷六下，洪熙元年正月丙戌诏，第0214～0215页。

[83]《明宣宗实录》卷五一，宣德四年二月，第1224～1225页。

[84]《明太宗实录》卷一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第0176～0177页。

[85]《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第0249～0250页。

[86]《明太宗实录》卷三一，永乐二年五月，第0556页。

[87]《明太宗实录》卷二二七，永乐十八年七月，第2221页。

[88]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七三，第1022页；卷一二五，第1570页。

[89]《明宣宗实录》卷五五，宣德四年六月，第1313～1314页。

[90]注：赎罪纳米始于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五，第3172～3173页载“辛丑，囿死囚输粟于边。上谓刑部官曰：先王法天，适以修政令。方今春阳发生，万物咸遂其性，而民乃有冒法禁至死者，朕为恻然。若候时处决，则系缧之人死者必多。其先系死囚悉贷其死，令还乡里各备赀输粟北边赎罪。于是重囚得宥死者凡四百四十八人”。

[91]《明太宗实录》卷一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第0183页。

[92]《明宣宗实录》卷一四，宣德元年二月，第0377页。

[93]《明太宗实录》卷一〇下，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第0169页。

[94]《明太宗实录》卷一五，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第0280～0281页。

[95]《明太宗实录》卷一四，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第0261页。

[96]《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第3180～3181页。

[97]《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下，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第0213页。

[98]《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第0242～0243页。

[99]《明太宗实录》卷七七，永乐六年三月，第1046～1047页。

[100]《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第0847页。

[101]《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第0856～0857页。

[102]《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八，第2542页。一说在正统四年。

[103]《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第862页。

[104]《明太宗实录》卷六一，永乐四年十一月，第0885～0886页。

[105]《明太宗实录》卷二一九，永乐十九年十二月，第2177～2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