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东胜诸卫与沿河戍守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三个千户所属于守御千户所，它们被设在内地，直属后军都督府统辖，应与原东胜左右卫并无直接关系。河套内部的边防要地在陕北东北方向的神木县，自从设立东胜卫之后，东胜“又在神木之外，遂罢神木戍兵”。这样又恢复了洪武年间东胜未设卫之前的冬季守河的旧例。

三、东胜诸卫与“沿河戍守”

我们曾探讨过洪武二十五年（1392）大规模开置山西行都司边卫，扩大防区的情况，并强调这一趋势一直保持到建文初年。“靖难之役”爆发后，大同守将站在朝廷一方，极大地牵制了朱棣南进的步伐，迫使朱棣在延长战争进程的同时，不得不分兵对付这一项背之敌。在此窘况下，据说朱棣在对待蒙古可汗的态度上保持低调，甚至颇为恭顺。一俟战争结束，对大同军事防区的整顿就变得迫在眉睫。朱棣从内战的经验教训中发现由皇帝本人直接掌握军队的重要性。因此只把宁王的军队纳入掌控之中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镇边军卫、南京军卫等处调集军队，拱卫朱棣心中的新首都——北京。皇帝坐守重兵驻扎的京城才能起到震慑全国、进而威胁蒙古的巨大作用。为此，在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九月，朱棣调整北方大宁、大同地区的边防军主力向北京地区集结，未来京师的防务成为重中之重。

于是，朱棣放弃了乃父精心构建的大同、大宁新防区，边防线向南千里收缩于北京附近，形成了天子坐拥重兵，进可攻，退可守，游刃有余的战略优势。“靖难之变”之后，由于此前大宁都司旗军已随朱棣南下，北平地区（原燕王辖区）失去了北部捍蔽；加之朱棣早有迁都之意，所以，确保北平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势所必然。在战后大批南方卫所北迁的同时，朱棣于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命都督陈用、孙岳、陈贤以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官军于北平之地设卫，移屯种，云川卫于雄县、玉林卫于定州、高山卫于保定府、东胜左卫于永平府、东胜右卫于遵化县、镇朔卫于蓟州、镇虏卫于涿州、定边卫于通州。其天城、阳和、宣府前三卫仍复原处”^[10]。此举将东胜左右等八卫全部移往北平地区，减少了山西行都司属卫数的30%，新迁入内地的卫所被并归后军都督府管辖。^[11]

东胜左右卫撤防后，永乐元年（1403）三月，明朝又“复设东胜中前后三千户所於怀仁等处守御”^[12]。三个千户所属于守御千户所，它们被设在内地，直属后军都督府统辖，应与原东胜左右卫并无直接关系。但永乐十年（1412）“宣府总兵官武安侯郑亨等请调大同前卫带管东胜卫中左所、中前所，阳和卫带管东胜卫前前所俱於大同左卫增益守备。从之”^[13]。可见在永乐元年至永乐十年间，东胜诸守御千户所已经分属于大同前卫和阳和卫带管，三个千户所的旗军也应当被调往大同防区驻防了。

卫所迁出之后，实际上形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原来宁夏与大同间河套北部的战略呼应关系被大为削弱；二是河套东北部地区丧失了河外保障。相应的补救措施则是一方面增加宁夏备御军数，另一方面是重新弥补大同西部至黄河沿岸的防御料敌前哨。

1．宁夏、陕北等河套西南方面的防御调整

朱棣在宁夏方面采取的措施有：建文四年年底从宁夏的“屯田鞑军内选骁勇者，免征其租，令操习听调”^[14]；重新“简阅”陕西二都司操备军、屯军，裁汰部分操备军，以屯军精锐补充^[15]；增调外地备御军，派专人负责守御陕北，“宁夏总兵官左都督何福奏，请调河南都指挥高山领骑千五百赴宁夏听用；陕西都指挥李智来领马李庸提督屯种，守宁夏；都指挥吴杰往守绥德。从之”^[16]。到永乐三年（1405）四月“庚午，升都指挥同知王俶、胡原俱为都指挥使，守宁夏、延安”^[17]。

关于宁夏总兵官辖区的陕北方面，何福曾说：“陕西神木县在绥德卫之外七百余里，盖极边冲要之地，虏之所常窥伺者。……后设东胜卫，又在神木之外，遂罢神木戍兵。今东胜卫卒调永平、遵化，神木虽如旧戍守，然兵少不足以制寇。”于是“上从其言，命于绥德卫再调一千户所往戍守”^[18]。根据这一建议，每年冬季神木的守河明军数量从洪武朝的一千人，增加到两千人，加强了陕北与山西沿黄的防御兵力。正如兵部尚书王复回顾这一事件时所言：“永乐初，残胡远遁，始将守备军马移入延绥，弃河不守”^[19]。

河套内部的边防要地在陕北东北方向的神木县，自从设立东胜卫之后，东胜“又在神木之外，遂罢神木戍兵”。永乐四年（1406）五月宁夏总兵官何福提议“神木虽如旧戍守，然兵少不足以制寇。且县治在平地，四山高峻，寇至凭高射城中，难为捍卫。县城东山有古城，颇险峻，且城隍坚完，请移县治於彼，益兵戍守为便。上从其言，命於绥德卫再调一千户往戍守”^[20]。这样又恢复了洪武年间东胜未设卫之前的冬季守河的旧例。

虽然如此，永乐时期，蒙古内部斗争极为激烈，战乱频仍，无法形成威胁明朝的统一力量，收缩防线的措施并没有呈现出什么严重弊病，甚至永乐七年（1409）八月，永乐帝在给吴高的敕旨中还说“闻塞外有径道，自甘肃七昼夜可达北京。即遣人踏至宁夏，又自大同踏至北京，果自几程。果若近便，今后驿使只于此路往来”^[21]。而在此前大约是横跨河套，如永乐六年十二月，甘肃总兵官何福上奏称“官马进北京者，请俟草茂之时，由宁夏、绥德前去。……斡儿朵之地水草便利，宜令土军百户领军选马孳牧，皆从之”^[22]。“斡儿朵之地”疑为元安西王察罕脑儿宫所在地。河套内部及其以北虽然明朝再未直接派兵驻守，但是这一区域处于明朝控制之下，因此成为联系京师、大同和宁夏、甘肃的塞外通道。明朝在河套地区的控制力由此可见一斑。

2．河套东北大同方面的防御形势(www.chuimin.cn)

东胜左右卫撤出东胜地区后，山西行都司一方面失去了大量边卫旗军，另一方面也使得防线向南部大幅度收缩，放弃对黄河北岸地区的控制，从而将整个河套北部黄河沿线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时，也割裂了山西行都司与宁夏总兵官辖区间的直接联系。所以山西行都司被迫将防御前沿收缩为与西起陕北绥德卫相连的格局，在这一线的北部重新建立防御前哨。

永乐元年（1403）四月“镇守大同江侯［《校勘记》：广本抱本依江阴侯，是也］吴高奏，所辖之地，西北接东胜、黄河，盖湖［《校勘记》：旧校改湖作胡］虏出没之路。宜自下水海北直抵把撒站，皆分戍巡逻，择才干都指挥使更番提督，有警即驰报，庶几斟酌行事，不致失机”^[23]。吴高的话反映了山西行都司边卫内迁后，该都司防区变化的一个侧面。其中，有地名问题需要明确。所谓“下水海”就是今内蒙古的岱海；“把撒站”可能是元代所设的西起宁夏沿黄河东到东胜一带的驿站之一。永乐二年（1404）四月“复设山西孤店儿关。盖其地山西行都司城北十八里。旧尝设关以防虏，后设东胜等卫，而关在其内，遂废。至是，东胜等卫俱调北京，故复之”^[24]。东胜卫内迁后不久，时任宁夏总兵官的何福上奏：“谍报塔滩鞑贼龙秃鲁灰等见在不老山，其众议欲寇宁夏，惟贼帅嵬的哥以资粮不给不从。”永乐帝判断说“朕计此时贼若不出枪杆、野狐二岭及云州之地，必向山西、大同”。结果山西都司奏报“鞑贼五十余人劫掠灰沟村、黄甫川之地”^[25]。尽管入侵的影响和规模无足称道，但是，边卫内迁所造成的边境空虚的后果确是立竿见影。此外收缩后的陕西、山西沿黄河的连接部短时间并未形成策应，出现了防御漏洞。永乐元年十二月，陈旭报告说“延［《校勘记》：广本抱本延作陕，是也］西延安府府谷县灰沟村、黄甫川，虽延安属地，然相离五百余里，猝有缓急，应援不及。比者，虏入其地，杀［《校勘记》：广本抱本杀下有掠字，是也］人畜。山西巡边将士相去仅十五里，乃曰：非吾境内。拥兵不救，请治以［《校勘记》：广本抱本以作其，是也］罪”^[26]。除了边防上推诿扯皮之外，陕北、山西边境连接部的磨合需假以时日也是事实。

虽然山西行都司西部沿黄地区已经没有固定的边卫机构，但是原边卫的辖区也不是完全弃置不顾的，除了东胜地区修建墩台、城垣事之外，甚至连前元沙净州一带的地区也还有明军活动开矿，如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时有这样的记载：“初，山西行都司军士采石青於沙净州旧塘，用工多而所得少。忽见青蛇，随所往二百余步，失之，发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视旧塘产者益鲜明。至是，都指挥李谦绘图来进。”^[27]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永乐时代山西行都司边卫内迁对于当时边防效果影响并不是很大。

在增置军器方面，明朝除了以一般的武器装备军队之外，还不断以火器武装边军，增强战斗力。永乐三年四月“已巳，命工部以火药兵器给宁夏、甘肃总兵官为戍守之备”^[28]。永乐二十年（1422）十月，英国公张辅言“山西大同、天城、阳和、朔州等卫地临边徼，宜给神机铳炮为守备。从之”^[29]。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一月，“上虑其定边之地切临外境，命兵部简都指挥一人，给神铳三百，率大同右卫兵往备御。大同总兵官武安侯郑亨奏：边城孤旷，守兵不足，乞仍以前所调高山、玉林、镇虏、云川四卫兵之在保定、定州、涿州、维县者相兼屯守。从之。命所司俟春暖遣行”^[30]。实际上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洪武朝明政府就已经向边军提供火器^[31]。永乐朝，明政府继续以火器充实加强边军的防御实力。

3．东胜等卫复置旧地之议

宁夏总兵官何福从河套边防的角度考虑，仍然建议重新恢复东胜卫。永乐四年九月，朱棣在给何福的敕谕中说“尔奏欲立东胜卫，此策甚善。须俟镇虏、定边诸卫皆定，然后立之，则永远无虞”^[32]。实际上拒绝这一建议。尽管永乐朝一直未能恢复东胜卫，但根据前面的分析，明朝山西沿黄一线的防御还是处于不断加强的状态之中。

及至永乐末年，朱棣的多次北征已经沉重打击了以阿鲁台为代表的东蒙古势力，阿鲁台失去了对漠北的控制。随着瓦剌的步步紧逼，阿鲁台不得不艰难地周旋于漠南地区，在依托兀良哈的图谋失败后，被迫转入靠近明边的河套北侧地区。在这一背景下，东胜诸卫复移回原地之说被再次提出，洪熙元年（1425）闰七月

朔州卫军士白荣言：大同、蔚、朔，古云中地，西北皆沙漠。国朝设行都司於大同，又设东胜、高山等十卫缘边守御。建文中，诸卫皆入内地，惟留安东中卫於朔州。乞以高山等十卫仍旧守边，则虏寇不敢窥伺。上谓行在兵部臣曰：天下无事，边防正当严饬，况西北尤为切要。但军士安居既久，一旦遽迁，恐人情不便，其会五府六部官计议以闻。^[33]

永乐帝建立的大同防区边防格局，在整个永乐朝的边防实践中经受过考验，东胜等卫的内迁在当时也并未对明朝北边边防态势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所以不论是永乐帝本人，还是宣德帝都对东胜等十卫复归大同防区的建议不予赞同。边卫内调经过二十多年后，事实上早已变为腹里卫所，因之“仍旧守边”的倡议，会因“军士安居既久，一旦遽迁，恐人情不便”的现实困难而变得难以实施。

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东胜诸卫与沿河戍守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