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要确保边军生产的粮食不受突然性入侵的掳掠,为此必须就边境防御提出新的举措。自永乐初年以来,大同明军年年在上述地区巡守,原有的城池正可为巡守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失捏干出现在河套内部,客观上分别从侧翼和正面对宁夏、陕北的边防构成了威胁。......
2023-11-28
一、边防制度的重大调整——镇守总兵制的确立
镇守总兵在洪武朝即已出现,早期多为临时征调性质,事毕即罢,并非常制。洪武朝后期,随着九塞王纷纷就藩,对镇边藩王的辅佐显得极为突出。由于藩王辖区与都司、行都司辖区以及布政司行政区并不重合,在一定情况下,需要某种程度的配合与协调。此外,洪武后期,朱元璋心目中的骄兵悍将已被其清除殆尽,皇权彻底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此时在边境重要地区安排后起的二线将领长期镇守边境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
消除“靖难之变”的消极影响,迅速将国内政治引入正轨,恢复社会安定,必须以边防的加强和边境的稳定为前提。建文四年七月到永乐元年三月间的九个月内,朱棣先后四次任命内战之后受到重用的三名高级武官赴西北地区整顿边务。
第一次是建文四年(《太宗实录》作洪武三十五年,1402)七月“命江阴侯吴高往河南、陕西二都司整肃兵备,安抚军民,俟军民宁谧,就镇守陕西”[3]。从吴高此行接受的任务来看,是以“整肃兵备,安抚军民”为首要工作,为的是尽快使上述地区在内战后恢复社会安定为目的。第二项任务则是“镇守陕西”,坐镇西北边境腹地。(www.chuimin.cn)
第二次任命在同年的八月,即一个月后,朱棣马上“命右军都督府左都督何福佩征虏前将军印,充总兵官,往镇陕西、宁夏等处,节制陕西都司、行都司、山西都司、行都司、河南都司官军”[4]。对何福的任命中赋予其极大的兵权(节制五都司)和广阔的控制区域,完全是空前的举措。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是:一、由此正式确立挂印镇守总兵制,这一制度此后一直延续到明亡。镇守官或为都督府都督,或为侯、伯勋爵,均属得到朱棣信任的高级武将,都具备作战统兵的实际经验。他们位高权重,专制一方,甚至连王府护卫都受其节制。二、何福的任职实际上可以算作宁夏、甘肃、大同三边镇守官正式确立的标志。
第三次是永乐元年正月“乙酉,命后军左都督宋晟佩平羌将军印,充总兵官,镇甘肃”[5]。自洪武朝起,宋晟久镇甘肃,对宋晟的任命维持了甘肃镇原有边防格局。
第四次是永乐元年三月“庚辰,命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寇,节制山西行都司诸卫”[6]。鉴于何福防御范围过于辽远,兵权太重,既不利于处理边务,又要防止边将擅权。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必须将何福防区进一步分割。这样到永乐元年三月,在甘肃、宁夏、大同的西北边区正式形成了三大镇守官防区。其中,宁夏总兵官与大同镇守官对河套边防的影响最为重要。至此,河套边防完全转入了镇守总兵官制的边防制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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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经过此次整合,遂使陕北塞王守边制名存实亡,边将的作用无可替代。通过洪武二十五年到二十八年间的不断调整,加上庆王的因素,在河套南缘形成了宁夏卫与庆阳、延安、绥德三卫构成一体,以宁夏统领陕北的边防新格局。明初延绥两卫的中心在延安府,延安遂成为陕北边防的核心。......
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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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在缺少相关地志明证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对《明实录》中有关记载的辨析进行探讨。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若文本本身无误,则此处“四川”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四川地区,它和船城一样都应位于宁夏境内黄河沿岸。诚如这一解释,那么梁埜僊帖木儿的建议就成为解决“塔滩”地望的突破口。......
2023-11-28
因此,对明代北边的进一步区域分割研究自有其学术诉求和必要。因此对于有明一代河套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北地方史与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双重性质。......
2023-11-28
三个千户所属于守御千户所,它们被设在内地,直属后军都督府统辖,应与原东胜左右卫并无直接关系。河套内部的边防要地在陕北东北方向的神木县,自从设立东胜卫之后,东胜“又在神木之外,遂罢神木戍兵”。这样又恢复了洪武年间东胜未设卫之前的冬季守河的旧例。......
202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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