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河套边防演变：永乐朝的探索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章永乐朝河套边防的演变朱元璋死后，其个人对中央集权施加的巨大控制力迅速消失。穿过历史事件，我们能够看到永乐朝在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下，对洪武朝的边防体系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重大调整。这在客观上也构成了永乐朝初年边防制度改变的重要原因。所以，永乐初年包括边防在内对全国军事力量的再次调整中，他们能够迅速取代原有将领，实现朱棣对全国控制的意图。

第六章　永乐朝河套边防的演变

朱元璋死后，其个人对中央集权施加的巨大控制力迅速消失。明朝政治马上从干强枝弱变化为枝强干弱，原有皇帝与诸王间的政治平衡关系被打破。数年后，当那种平衡关系被再次重建的时候，其间发生的变化不仅仅是埋葬了一个建文年号和一个年轻皇帝那样简单，也不仅仅是三年内战的破坏那样直观。穿过历史事件，我们能够看到永乐朝在打着“恢复祖制”的旗号下，对洪武朝的边防体系进行了从形式到内容的重大调整。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于“靖难之变”获胜，登上帝位之后，打着恢复太祖旧制的旗号大规模调整建文朝各项制度。实际上，从其措施的内容来看，许多包括边防制度在内的措置与其说是恢复，不如说是制度的创立更为恰当。在某些地方甚至是对洪武朝旧制的反动，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在西北边境以制度化的“镇守总兵官制”彻底取代朱元璋着力维持的“塞王守边制”。导致永乐朝边防制度改变的原因，概括地说应与以下条件有关：

首先，在“靖难之变”内战期间，为了与南京的中央政府相对抗，朱棣仅仅依靠其控制下的原有军力显然不能够满足战争的需要。于是，他在清除了北平都司中央政府的官员后，还必须想方设法将辽东以及大宁都司的军队收归麾下。建文初年，朱棣北上挟裹了镇守大宁都司的宁王权及其军队南下，以充实自己的反叛力量。据《明史》所载，宁王权掌握着“带甲八万，革车六千”^[1]的庞大军事力量，其中还含有为数不少的蒙古军人，战斗力强。这一系列举动实际上造成了洪武末年以来北边防线东部原有军事部署迅速改变，当然客观上也迫使朱棣于战后不得不在这一基础上安排边防布局。特别是大宁都司原为北平都司的北部屏障，大宁军力空虚将北平都司直接暴露在北方蒙古兀良哈面前，严重影响北平的边防安全。因此，永乐初年的军力配备调整可以说是对建文初年边军内撤这一既成事实的补救。(www.chuimin.cn)

其次，建文朝的“削藩”政策已经对“塞王守边制”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建文朝伊始，中央即着手削弱手握重兵的血亲宗王，相继有齐、周二王被禁锢，代王被废，辽王植入朝，肃王内徙兰州脱离陕西行都司辖区^[2]。其中有的被取消了领有护卫的军权，有的甚至被夺爵，“削藩”政策本身是雷厉风行的。但是前面提到，从洪武朝“塞王守边制”的实际作用看，多数塞王没有具备强大到能与中央相抗衡，甚至真正具有抵制中央的能力，唯一的例外是燕王朱棣。因此，尽管政治上的扰动很大，多数被处理的亲王只能听凭建文帝集团的摆布。建文帝的削藩之举虽然成为朱棣起兵的导火线，但是削藩的目的和实际进程却在战后被朱棣同样继承了下来。这在客观上也构成了永乐朝初年边防制度改变的重要原因。朱棣登基后，根本不打算恢复严重威胁中央集权的“塞王守边制”，必须以另一制度代替它。

第三，新军事贵族有望在新朝廷的边防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靖难之变”战争后，朱棣的亲附部将和内战中归附朱棣的将领均被派往各地替换原来的地方军事主官。新军事贵族们在洪武朝随朱棣北征蒙古以及建文朝内战中都受到了多次军事实践的历练，与朱棣个人间也结成了牢固的政治依附关系。所以，永乐初年包括边防在内对全国军事力量的再次调整中，他们能够迅速取代原有将领，实现朱棣对全国控制的意图。当然，对那些能迅速归命朱棣的原各地将领，他也以加官晋爵的手段利诱笼络，以安其心，确保其能够听命于新政权。这一新崛起的军事贵族仰仗朱棣政治军事冒险的胜利，而成为既得利益者，反过来，他们又为朱棣边防制度的改变充当了有力的工具。

第四，北方蒙古政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其原根据地靠近西北边境的鬼力赤称汗以后，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蒙古人活动于西北边外的可能性增加了。原有甘肃总兵官统领西北边务的安排不能满足变化了的边防形势要求，朱棣也必须立即增设镇边主将以强化西北边防。

明初河套边防演变：永乐朝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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