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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周边地区军粮解运的特殊性研究

【摘要】:而陕西略有不同,它解运部分的军粮多数来自于河南,但是史料中的记载谈及明初军粮解运陕北情况时反映出并无常例,均属临时性的调拨征发,由各布政司巡抚协商解决。洪武朝西北边地的军粮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仰仗于来自内地的馈运,特别是在经过元末明初大规模战争波及的边疆地区尤其如此。

二、河套周边地区军粮解运的特殊性

解运作为军粮供应方式出现的最早,也最为常用。在洪武元年(1368)徐达明军攻入山西和洪武二年(1369)明军进军陇上之时都曾有由军队负责解运军粮的记载出现,这一方式正是战争过程中后勤保障的基本形式。至于边军常规驻防时期的解运记录,史载:洪武四年(1371)二月

丙辰,大同卫都指挥使耿忠言:大同地边沙漠,元季孛罗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等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土地荒残,累年租税不入。军士粮饷欲于山东转运则道里险远,民力艰难。请以太原、北平、保定[《校勘记》:各本定作安]等处税粮拨付大同输纳为便。廷议於山东所积粮储量拨十一万石运至平定州,山西行省转至太和岭,大同接运至本府,及以附近太原、保定诸州县税粮拨付大同,以为储偫[《校勘记》:嘉本作军储]之备。[38]

这里详细记载了大同地区军粮解运的路线和粮食筹集区的范围,非常明确。而陕西略有不同,它解运部分的军粮多数来自于河南,但是史料中的记载谈及明初军粮解运陕北情况时反映出并无常例,均属临时性的调拨征发,由各布政司巡抚协商解决。洪武朝陕北驻军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就近解运则是提供军粮的最直接方式,即由延安府税粮中拨出部分供应驻军。然而洪武朝早期延安府周边战乱频仍,户口耗减,生产衰退,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不得不将陕北边民迁入内地。史称:

临江侯陈德、巩昌侯郭子兴、都督佥事叶升等奏:绥德、庆阳之境,胡寇出没无常,民多惊溃。请迁入内地,听其耕种,有胁从诖误者招抚之。诏可。[39]

编户内徙造成相应的地方行政机构降低级别,“改延安府葭州为葭县,并吴堡县俱隶绥德州,二县各减丞一员”[40]。到了洪武十年(1377)五月甚至“革绥德州,以其地益延安府”[41]。在这种情况下,依靠陕北地方税粮供给边军显然并不现实。这也就是洪武初年在陕北大力推行开中的原因。随着陕北紧张局势的逐步缓解,洪武十年以后,原来被撤销的多数地方行政建制都得到了恢复和提升,表明编户民的数量正在回升,生产也在恢复之中,边军粮食就近供应才变得较有保障了。

还应强调,同一布政司内部的粮食调拨可以说是解运的主要形式,如洪武十一年(1378)十月的材料说“是月,命陕西布政使司转运本处仓粮一十二万石于宁夏、河州”[42]。它在为解运能就近解决军粮供应提供侧证的同时,也发出这样的信号,即宁夏地区在洪武朝早期军屯的效果的确不理想。(www.chuimin.cn)

洪武朝西北边地的军粮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仰仗于来自内地的馈运,特别是在经过元末明初大规模战争波及的边疆地区尤其如此。史称“其西北边则浚开封漕河饷陕西,自陕西转饷宁夏、河州……于时各路皆就近输,得利便矣”[43]。由于陕西农业生产的恢复短期内难有保障,陕西都司、行都司所辖大批军卫的粮食供应仅仅依靠当地供应显得捉襟见肘,所以西北边地不得不通过来自中原地区的粮食转输方式弥补军粮缺口,甚至在朱元璋大兴边地军屯之后,民运仍然是主要的粮食供给渠道。

解运的物资除了粮食这一主项之外,还有马草。当然,这一定在解运中增大了民众的负担。因为解运本身必须要将运输费用——脚值、运输损耗等因素计算在内,在许多情况下,额外的粮草负担竟超过规定输送量达一倍之多。解运的确是粮草筹集方式中浪费最大、效率最差、负担最重的方式,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很快做出反应,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运输者的重负。洪武七年(1374)四月

监察御史邢雄巡按山西言:大同诸处人民岁输粮草,饷给边士,供亿劳苦。上恻然谓中书省臣曰:军士戍边,道路险远,民人供亿诚艰,宜少纾其劳。乃命停岁纳马草,若乏用,则给直市之。寻诏山西、陕西、北平诸卫,令军士依时芟取刍草,以为储蓄,免至劳民。[44]

此外,洪武二十九年(1396)六月

癸亥,监察御史蔡民玉按视陕西还,言:诸府州县民以转输边郡道远,苦之。宜于驿道有军民处置仓,令各处民夫就近地,计程接递运至边卫给军为便。从之。[45]

很显然,直到洪武末年,解运体制的完善进程仍在进行之中。解运作为边军粮食供应主要方式的艰难处境由此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