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胜卫在明初边防中的作用

二、东胜卫在明初边防中的作用

1.东胜诸卫的设置起到了屏障河套腹地的作用

从历史沿革来看，河套之中自古形成了众多的城镇堡垒，明朝就有人不断在边论中引证这一现象作为以实兵占据达到控制河套的目的。终明一朝，虽议者频频，朝廷始终未在套中旧址驻兵屯守的原因，除了实际困难之外，再有则是明初明朝在河套的控制线已越出套中，达到河外。从宁夏沿黄河到东胜一带均有守军，即使力量不强，在明初国势鼎盛的背景下，其防卫作用依旧存在。顾祖禹有“是时自东胜迤西，路通宁夏，皆有墩台墙堑”^[36]的说法，其依据正是成化朝兵部尚书王复曾经追述的情况：“洪武间，东胜以西路通宁夏，墩台基址尚存。永乐初，残胡远遁，始将守备军马移入延绥，弃河不守”^[37]。王复提到的墩台指的就是明初在者者口之类的地方所设的防御设施。对此，顾祖禹载：“者者口，在河套北，北敌入套之冲也。明初，置墩四十於黄河南，列障者者口，以为守御。又有加塔剌马安赤步等口，俱为守御处云。”^[38]者者口的具体地望根据《钦定大清一统志》所说为者者渡，“在（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北二百四十里，巴汉土尔根河入黄河处。”^[39]所谓“者者渡”就是“者者口”。巴汉土尔根河，汉译为“小黑河”，在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240里，东流入黄河，其地约当今毛卜剌昆兑河。其余守御处位置与者者口情况类似，都是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一些流入黄河南岸的短小河流的河口，同时也是渡口的地方。

原在河套内活动的北元残余历经近十年的战争，力量损失很大，他们向南无法深入宁、庆、延、绥，向北又有沿河边堡制约，相度形势，唯有归降明朝。在洪武朝，陕北、河套全为内地，加之沿河戍兵，边患极少。那么东胜卫本身作为这一新边防线的主要支撑点，其所发挥的作用就非常重要。梁份评价：“其地平衍，登望台瞭望，则一人匹马可见。夷皆远去，莫敢近者。盖东胜虽在山西偏头之西，实当河套之东北，河套既有三面黄河之阻，且有东胜为之重捍，故居腹里矣！”^[40]

2.东胜诸卫东连宣府、开平，西与宁夏遥相呼应，在洪武朝整个北边防线中处于关键性的支撑地位

东胜诸卫的地理位置连接了洪武朝北边防线的东西两段。在朱元璋洪武二十五年的规划中原本指望在大同、东胜两个区域分别驻扎五卫（28000人）防军。出于军粮运输条件的限制，更多地考虑到对东北方向开平卫突出部的策应，明朝在此年对军卫分布格局做了较大的调整，减少东胜地区的军卫数，增加到大同以东地区。洪武后期，随着其余北方边境线不断向北推移，终于形成有明一代蒙明界线中最有利于明朝的防线。对此明人颇为自诩，宣称“我国家驱逐胡元，混一寰宇，东至辽海，西至酒泉，延袤万里。中间渔阳、上谷、云中、朔、代，以至上郡、北地、灵武、皋兰、河西，山川联络，列镇屯兵，带甲四十万，据大险以制诸夷，全盛极矣”^[41]。这一段话中虽全用秦汉旧名，但洪武朝边境线的全貌勾画得还是比较清楚。明人把新的边界线描述为“于是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42]。在边防中，东胜卫非常重要，被认为是“大虏之警，守在东胜”^[43]。明人对东胜的军事地位极为重视，除了增置军卫，扩建城垣，调军戍守屯田外，更向东胜守军配备了火器——碗口铳、地雷等加强其防御能力^[44]。东胜的重要性亦由此可见。

3.东胜卫的建立、添置与内迁过程反映了洪武时期明朝对北元边防态势的演变，也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双方的力量消长

从洪武四年首次设立东胜卫到建文四年（1402）的再次内迁，东胜诸卫先后经历了两次建置与内徙的重大变动（见下表4）。东胜卫的初建是明朝全力北击北元、力图以武力彻底消灭元朝政权指导思想下的产物。而岭北惨败后的内迁之举既是服从了明朝战略思想变化的要求，也是北元军事压力短期难以消除被迫寄驻大同的无奈选择。洪武朝后期恢复旧地和增置军卫是朱元璋苦心经营的“塞王守边”策略和巩固新开辟疆土行为的组成部分，很明显，是一种分地防御中较为均衡布置军力的措施。这一系列的变化反映了三十年中明朝对东胜控制方式的反复调整，也印证了北元与明朝双方实力对比此消彼长的发展方向。

表4　明初东胜卫变迁简表

4.建文四年包括东胜诸卫在内的军卫内徙原因和影响

建文四年，朱棣称帝后将原属山西行都司的大批军卫内迁至自己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行在（北京）周边，与大宁都司整体内迁的目的一样，无非是强化以北京为中心的防区，使得军力集中。显然这种大规模放弃洪武朝新拓疆土的举动绝非军事力量捉襟见肘的临时性考虑，而是朱棣采用了一种不同于其父的新边防思想的表现。经过“靖难之变”，洪武朝的塞王守边制名存实亡，朱棣并不打算恢复旧制。一是经过明朝严重内乱争斗以后，塞王守边制尾大不掉的弊病凸显无遗，因此朱棣倾向于以“天子守边”控制下的镇守总兵制代替塞王守边制以消除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二是多年镇守北边的军事实践使得朱棣与其久住南京的父亲在如何应对北方政权问题上的理解必然存在某种差异，即在军力配备、后勤保障、双方作战方式等具体问题上朱棣有更深切的体会。所以调整北边防务，实施军卫内迁正是这种边防思想变化促成的。

客观上，东胜地区属于山西行都司的外围防区，后勤供应补给线过长，军粮转输艰难，损耗巨大，即便采用开中筹措也难以有效解决问题。虽然洪武朝大力推进军屯，企图以军养军，但军屯成效不大则是不争的事实。加之从明代开始，我国进入又一个气候趋于干冷的历史时期^[45]，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胜等地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一点也需要考虑。东胜诸卫的据守成本必然很高，长此以往，更可能成为北边边防的包袱。

从实际影响看，东胜诸卫的内迁并没有像明人不点名批评朱棣那样消极。其一，永乐朝虽然边卫大量内迁，可是蒙古人对边境的袭扰活动却大大减少了。由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北元屡次遭受内乱破坏，政治军事力量日渐分裂，走向衰弱，已无力大犯明边。特别是朱棣屡屡发动战争，“五出三犁”，深入蒙古高原，沉重打击了蒙古政权，因此边境地区军队的内迁并无不良后果。其二，边卫内迁后，缩短了防线，既有利于边境地区凭借山险设防，又可减少大量的军事财政支出，在国力强盛的前提下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图7　河套周边地区明与北元边境线变动示意图

【注释】

[1]耿炳文（1334～1403），濠州人。早年即跟随朱元璋征战。洪武元年从征中原，参加过攻取大同、陕西的战争。战争结束即镇守陕西，其间曾浚修泾阳洪渠十万余丈，后受封为秦王左相都督佥事。洪武三年，封长兴侯。洪武十四年，从大将军出塞，破元平章乃儿不花于北黄河。洪武十九年从傅友德征云南。洪武二十一年从蓝玉北征，至捕鱼儿海。洪武二十五年帅兵平定陕西徽州之乱。三十年以征西将军擒蜀寇高福兴，俘三千人。建文元年，燕王起兵。建文帝命炳文为大将军北伐，采用坚守战术。后朝廷以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为燕王所败。燕王称帝后，耿炳文为人参劾，畏惧自杀。

[2]《明史》卷一三〇《耿炳文传》，第3819页。

[3]《明太祖实录》卷五三，洪武三年六月“命秦王府武相耿炳文兼陕西行省右丞”，第1051页。

[4]参见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载《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科版）》1998年第4期。

[5]《国榷》卷九，第722页。

[6]《陕西通志》卷五《封建》，第103页。

[7]《明太祖实录》卷八二，洪武六年五月，第1477页。

[8]《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洪武十一年三月，第1917页。

[9]《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一，洪武二十五年九月，第3237页。

[10]《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六，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第3178～3179页。

[11]《明太祖实录》卷二一七，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第3187～3188页。

[12]《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四，洪武二十六年正月，第3276页。

[13]《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八，洪武二十八年四月，第3471页。

[14]《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第3477页。

[15]《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洪武十五年八月，第2299页。(www.chuimin.cn)

[16]《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七，第2495页。

[17]《嘉靖陕西通志》卷一〇《河套西域》。

[18]《明太宗实录》卷五四，永乐四年五月，何福的奏折中说“陕西神木县在绥德卫之外七百余里，盖极边冲要之地，虏之所常窥伺者。洪武中，每岁河冻，调绥德卫官军一千往戍。”

[19]引文全文见本书第100～101页，下同。

[20]《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第3228页

[21]《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第3224～3225页。

[22]《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三，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第3264～3265页。比较上述两条史料联系大同新军卫实际落实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应当提出：八月条中籍兵将领里有两人不见于十二月条材料，他们一是被派往平阳的都督陈俊，一是被派往太原的都督谢熊。在十二月条中，代替这两人出现的是东平侯韩勋与东莞伯何荣。这就存在两种可能，或是仅仅由于人事变动的临时变化；或是置卫数量变化导致实际遣将数量增加，而史书漏记所致。根据八月条所说“东胜立五卫、大同在城立五卫、大同以东立六卫”，原计划是16卫；计算十二月条籍卫数也是16个，这样笔者倾向于临时性变动这种解释。

[23]《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第3228页。

[24]明代军队的来源主要有四类，即从征、归附、谪发与垛集四种。洪武二十五年征兵采用的方式应该属于“籍选”，或者叫“垛集”，针对民户。“谪发”成军者被称为“恩军”或“长生军”，“恩军”一词最早出现于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本文这里使用“恩军”主要是为了强调军队来源的性质。参见吴晗《明代的军兵》（《读史札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和陈文石《明代卫所的军》（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8本第二分册，台北，1977）。

[25]《明太祖实录》卷二二四，第3278页。

[26]《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五，第3295页。按：《实录》此处所载置卫的方位似有误。《国榷》卷10所载为“辛巳，置大同、阳和、天城、怀安、万全左右、东胜左右、宣府左右、镇朔、定边、玉林、镇虏、宣德等卫，皆城守。”可参考。

[27]《明史》卷四一《地理志》，第973页。

[28]《明史》卷九一《兵志三》，第2236页，“东胜州”误作“河州”。

[29]《国榷》卷六，第541页。

[30]赵毅、胡凡《论明代洪武时期的北部边防建设》。

[31]《国榷》卷一〇，第738页。

[32]《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二，第3387页。按：这次筑东胜城的时间表述与《明史》所记有两年的差别。《明史》卷九一谓“（洪武）二十五年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受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笔者认为，应以《实录》所载为准。洪武二十五年到二十六年山西行都司军卫的增置过程中，颇多改易，东胜置左右二卫即是这种调整的结果。原洪武四年初置东胜卫时的旧城，长宽各250m左右，增置军卫后显然必须扩建。那么，仅仅依靠左右两卫的军士短时间难以卒成其功，所以才会有二十七年明朝加派山西军士筑城之举。新城东西2km，南北2.5km的规模只能是这次筑城行动后形成的。《明史》受体例所限，笼统地将置卫与筑城一并记述，是就东胜增置军卫一事的整体而言，自然不及《实录》准确，今从《实录》。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明史》的这一记载，其来源并非《实录》，似乎另有所本；而且“河州”之名显系错误，当另考证。

[33]《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六，第3445页。

[34]《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一，第3641页。

[35]《明史》卷一一七《诸王二·宁王权》，第3591页。

[36]《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榆林镇》，第2653页。

[37]《明宪宗实录》卷四〇，第799页。参见王复《处置番夷疏》，《明经世文编》卷九四，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828页。

[38]《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一《榆林镇》，第2681页。

[39]《钦定大清一统志》卷四〇八《鄂尔多斯·山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张穆《蒙古游牧记》卷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点校本，第132页）载：“又（鄂尔多斯左翼后）旗西二百四十里巴哈土尔根河入黄河处，土名遮遮渡。”

[40]［清］梁份《秦边纪略》卷六《河套》，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页。

[41]［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据明嘉靖刻本影印。

[42]《皇明九边考》卷一《镇戍通考》。

[43]《皇明九边考》卷一《经略总考》。

[44]石俊贵《内蒙古出土的明朝初年铁壳地雷纪实》，载《轻兵器》2002年第4期。

[45]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载《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