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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东胜卫的放弃与边民的内迁

【摘要】:边民内迁客观上消除了元军南下掳掠的物质诱因,降低经济损失,减少防卫任务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元人与边民的联系,有利于防止元军“窥边”。此外尚有一个难题就是关于东胜所属五千户所的结局。其间,由于东胜卫已内迁大同,原东胜地区的民户亦迁往安徽。因此,东胜遂成为境外弃地。本属东胜卫担负的防御职责也不得不向南转嫁至河曲县承担。

一、东胜卫的放弃与边民的内迁

鉴于大同都卫(后改行都司)边区是新近占领的地区,塞外仍有元军虎视眈眈,边防形势相当严峻,洪武四年三月,“命中书省臣曰:山北口外东胜、蔚、朔、武、丰、云、应等州皆极边沙漠,宜各设千百户统帅士卒,无事则耕种,有事则出战,所储粮草就给本营,不必再设有司,重扰于民”[86]。明军连续几年对北元战争均占上风,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分兵三路,大举北伐

中路徐达于二月到达山西,三月于土剌河战役获胜,五月初在岭北战败。这就表明直到五年五月份之前的两三个月内,明中路北伐军处于优势,必定也给北元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至少在一定程度挫伤了元朝君臣图谋复兴的信心。再看洪武五年四月“庚子,故元赵王汪古图、左丞钱友德来降”[87]这条记载,暗示了中路军行军路线穿越了元汪古部赵王的辖区。换言之,徐达所部应该是出大同西北,逾大青山,经砂、净等州,进入漠北的。也唯有此解释方能更好地说明由于直接遭到明军打击,汪古部赵王不得已投降明朝

然而,到五月初,漠北战事急转直下,徐达军遭扩廓帖木儿、贺宗哲的联合进攻,死伤惨重,大败而归。虽然明人声称“达固垒而收之,故彻侯功臣无死者,虏亦不敢入塞”[88],但实际上,漠北元军极有可能尾随而至。因为同年七月“丙辰,中山侯汤和等兵至断头山,遇虏兵,与战不利,平阳左卫指挥同知章存道死之”[89]。这里提到的断头山,明代史籍中多次出现,其具体位置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宁夏东北方向[90];一种认为在东胜州地区[91],本文倾向于后者。据张鼎彝考订,将断头山置于今昆都仑河西侧的乌拉山[92];《图书编·大同边图》将断头山标注于赤山以西,且与之相连,倾向于今呼和浩特西北的大青山麓。无论如何,洪武五年的失败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利于明朝的结果,而且其影响更为深远。明太祖放弃了大军远征漠北,以武力彻底消灭北元的想法,改为利用有利的地形,保塞固守的防御策略;落实在东胜地区就是如范济所言将东胜卫迁往大同。

从洪武三年二月明朝正式占领东胜州,到洪武五年(1372)七月以后东胜卫迁往大同,明朝对东胜的控制维持了两年多一点时间。虽然明军岭北惨败,边卫内迁,北元仍无力发动类似于几年前规模的反击也是事实。陷于内部纷争的北元残余力量中仍有人陆续投降明朝,其中也包括来自于东胜地区的降人,如洪武五年十月,“丁酉,鞑靼五千九百余人自东胜来降,命居临濠,月以薪米给之”[93]。正是由于明朝放弃了以全面军事进攻消灭北元的战略构想,遂使明朝当时在东胜地区既没有行政机构,也没有军事机构的存在。限于自身力量的制约,北元方面也无法对本地区实施有效统治,东胜成为明与北元共同影响但均缺少有效管理的特殊地带。于是在处理这批降人时,明朝只能采取迁入内地的做法。此外,边境地区大量居住的人口难以有效控制,对于当地人的人心向背,明朝也没有把握,于是只好将边民也一股脑儿迁入内地。洪武六年十月,“丙子,上以山西弘州、蔚州、定、安、武、朔、天城、白登、东胜、沣[《校勘记》‘应作丰’]、云内等州县北边沙漠,屡为胡寇掠,乃命指挥江文徙其民居于中立府,凡八千二百三十八户,计口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九,官给驴、牛、车辆,户赐钱三千六百,及盐布衣衾有差”[94]。这次大规模的边民内迁,目的地在凤阳,所迁之民中除了边地汉人外,肯定包括了蒙古降户。边民内迁客观上消除了元军南下掳掠的物质诱因,降低经济损失,减少防卫任务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元人与边民的联系,有利于防止元军“窥边”。

此外尚有一个难题就是关于东胜所属五千户所的结局。表面上看,似乎随着东胜卫内迁大同,五千户所有可能一并进入大同,实际上可能性不大:

一则五千所与东胜卫的关系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卫所从属关系。如前所述,东胜卫下辖各蒙古千户所都是以北元降众就地安置的结果,带有更浓重的羁縻色彩。那么在双方势均力敌的反复争夺中,诸千户所的政治倾向性不可能保持坚定,必然左右动摇。(www.chuimin.cn)

二是洪武四年七月明朝调镇守北平的徐达赴山西练兵筑城。当时朱元璋曾发出诏谕说:“如调遣征进迤西等处,从便行之。其太原、蔚、朔、大同、东胜军马及新附鞑靼官军悉听节制”[95]。这里提到的“东胜军马及新附鞑靼官军”肯定就是东胜所辖之蒙古五千户军队。他们极有可能参加了洪武五年征讨漠北的那次失败的战役,损失惨重,以至于无法继续维持原有建置。

三是五千户所的设立本身就是依据了都连帖木儿所属部众的地域分布建立的,集中在以东胜卫为中心的河套内外。如果内迁,涉及的人数不会很小,史料中也当有蛛丝马迹的反映。这样考虑只有一种结果,就是随着明军战败消息的传出,五千户所很可能脱离了明的控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明朝放弃了对五千户所的管理。无论哪一种结果,东胜卫内迁大同后与五千户所的关系中止了。

四是从当时的形势看,洪武六年仅在河套南部的陕北、陇东地区,就遭脱脱帖木儿、失剌罕的侵扰,一直持续到洪武七年(1374)才告一段落。为此明朝被迫将绥德、庆阳等地的民户迁入内地,进而撤并了延安府的部分州县,局势之紧张可见一斑。在如此困难的局面中还要维持对东胜五蒙古千户所的控制岂非缘木求鱼?同一时期明朝对元朝的态度比较缓和,专注于以招诱的方式瓦解边境敌对军事压力。洪武八年八月扩廓帖木儿死于漠北,元朝丧失了最重要的抗明将领。或许出于对明朝趁机进攻漠北的担心,元军改守为攻,主动出击,在扩廓死后反而展开对明边的侵扰。

实际上,像原蒙古五千户所中的燕只斤地区此时已成为北元军活动的地区。洪武九年三月在燕只斤地方驻扎的元军遭到明军攻击,史载“都指挥使常守道率兵击之,获达官阿剌木等及马驼牛羊凡二千八百余,其众溃去”[96],反证了蒙古千户所丧失的事实。因此,在边境局势持续动荡,明朝攻势乏力的情况下,五千户脱离明朝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洪武十一年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死后直至洪武二十二年间,明朝坚持固守边境的做法,长时间未向漠北大举用兵。其间,由于东胜卫已内迁大同,原东胜地区的民户亦迁往安徽。因此,东胜遂成为境外弃地。本属东胜卫担负的防御职责也不得不向南转嫁至河曲县承担。于是洪武十五年,镇西卫要求将原来戍守保德的本卫军士改戍河曲,原因正是“其太原府河曲县接连东胜,乃险要之地,无兵屯守”[97]。河曲县北距东胜距离尚远,从中可以窥见东胜卫内迁以后明朝边界向内收缩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