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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胜地区:明初河套周边边政研究结果

【摘要】:这一定是由于金朝兴夺取东胜州之后,战线过长,李文忠东路军又在应昌一带,远水难就近渴,改由徐达所部右副副将军汤和横扫鄂尔多斯,跨河东征东胜、大同地区。

二、大同东胜地区

1.明军对大同东胜控制的初步确立

洪武元年(1368)年底,扩廓帖木儿太原战役大败,北奔大同,留部将竹贞镇守,自己逃奔甘肃。洪武二年正月,明“副将军常遇春率师至大同。故元守将竹贞等弃城走,官军追至黑浦,擒知院眼子陈等八十余人,获军士七千六百余人,马一千三百九十余匹。”[23]大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军占领大同后,立即部署大同防务,史称洪武二年二月,“大将军徐达令忻州运粮八千石,崞州七千石,代州七千石,坚州五千石,台州三千五百石,并刍豆俱赴大同……大将军徐达遣都督同知张兴祖将宣武、振武、昆山三卫士卒守大同。”[24]由于常遇春很快南下与徐达会合,准备进攻陕西关中。所以肃清大同以北元朝残余的军事行动就由郭英等人负责实施。此事《明实录》不载,《明史·郭英传》说:

从徐达定中原,又从常遇春攻太原,走扩廓,下兴州、大同。至沙净州渡河。取西安、凤翔、巩昌、庆阳,追败贺宗哲於乱山,迁本卫指挥副使。[25]

《国朝献征录》又谓:

下兴州、大同,至沙净州,生擒伪将竹平章。渡河取鹿台、西安、凤翔、巩昌。追败贼将贺宗哲於乱山。[26]

两处材料大体一致,只有在擒获“竹平章”一事上有异。笔者考虑竹贞当时并未被俘,而是窜奔上都附近察罕脑儿一带,洪武三年(1370)为李文忠所擒,《郭英神道碑》误系此事于洪武二年。这里需要注意:大同既然为扩廓帖木儿部将所据,扩廓本人为何还要向西远遁甘肃。这是因为大同以西地区掌握在脱列伯、孔兴等人的手中,他们与扩廓长期不和,扩廓自然也无法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帮助,选择西逃甘肃是不得已之举。扩廓从此就活动在甘肃宁夏等地,组织对抗明朝的斗争了。洪武二年年中,张良臣以庆阳叛明,吸引了几乎所有的陕西明军,扩廓也在积极地发动对明军的反击。为配合陕西的军事行动,恢复故都,元顺帝[27]命脱列伯、孔兴领兵进攻大同。这一过程《明实录》记载极为详尽生动:

洪武二年(1369)八月

元兵攻大同,平章李文忠率师击败之,擒其将脱列伯。时庆阳未下,上诏李文忠自北平往合师攻之,师至太原,闻大同受敌。文忠顾谓左丞赵庸等曰:吾与若等受命而来,阃外之事有利于国者,专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候进止,岂不失机。众皆诺,遂由代出雁门,至马邑。敌游骑数千奄至,猝遇,我师与战,败之,擒其平章刘帖木[《校勘记》:广本帖下有儿字],进至白杨门[《校勘记》:嘉本杨作阳。广本门下有‘又檎黠虏四大王’七字]。时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数骑入山察视之。前军已驻营,去敌十五里。文忠至,遽命徙五里,营于馒头[《校勘记》:广本作‘迁之复前,至五十里,营於漫地。’嘉本馒作img6],其地阻水。先遣人由间道达大同城中,使知之。元将脱列伯悉锐来攻。文忠令将士秣马蓐食,闭营不出,先以两营诱敌[《校勘记》:敌下有督令死战四字],自寅至辰,前营报数至,文忠不为动。顷之,度其饥疲,乃分军为左右翼,身当前锋奋击,大败之,生擒脱列伯,降其众万余,获马匹辎重甚众。缚脱列伯诣军门,文忠命解其缚,与之共食。遂进兵东胜州,至莽[《校勘记》:旧校改作莽]哥仓而还。先是,元主北走,屯盖里泊[28],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攻大同,欲图恢复。至是,脱列伯被擒,孔兴走绥德,其部将复斩之来降。元主知事不济,无复南向矣。[29]

这一大段引文显示出:

第一,与脱列伯的激战发生在大同附近,并且脱列伯战败的原因中有一点并未指出的是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没有得到孔兴的有力支援,从而导致了合击大同战略部署落空。大同战役的失败从心理上彻底击垮了元顺帝。因为顺帝与扩廓帖木儿旧有怨隙,隔阂较深,在顺帝看来,随着他所能依靠的将领和军队的纷纷败亡,复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第二,脱列伯的全军覆没是继前一年底太原战役后,元军在山西的又一次重大失败。孔兴没有参加大同会战的原因,很可能与两个多月前其陕北部下的叛逃行为有关。动荡的陕北形势牵制了孔兴的军事行动。反过来由于缺乏孔兴有效参与而导致的脱列伯兵败更加激化了孔兴军队的内部矛盾,最后导致了“其部将复斩之来降”的悲剧结局[30]。至此陕西四将遭到了彻底灭亡。

第三,明军在大同之战中消灭脱列伯、孔兴意味着大同西侧的军事威胁大大减小了。明军得以继续向西扩展战果,于是东胜州首次被明军夺取。不论出于何种考虑,明军当时并未留军驻守东胜,旋为元军所据。

洪武三年(1370)年初,朱元璋命令徐达和李文忠分别率领西路、东路两支大军进攻元军。二月“乙酉,指挥金朝兴取东胜州,获元平章荆麟[《校勘记》:嘉本麟作邻]等十八人”[31],才最终占领了这一战略要地。东胜州位于今内蒙古托克托县,靠近黄河,州南君子津自古以来就是漠北通向河套的交通要冲。金朝兴夺取东胜州的行动看起来更像是一次孤立的行动[32],此时盘踞套中元军残余势力也未被肃清,所以史书记载在汤和等人敉平了察罕脑儿的元军后,更立下了“定东胜、大同、宣府,皆以劳先诸将”[33]的战功。这一定是由于金朝兴夺取东胜州之后,战线过长,李文忠东路军又在应昌一带,远水难就近渴,改由徐达所部右副副将军汤和横扫鄂尔多斯,跨河东征东胜、大同地区。据此可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草原地区的元军主力应当在此时被消灭了。同年十二月份,明朝在陕北延绥等地驻军向其东北方向的元军也发起攻击。于是至迟在洪武三年年底,明军已经清除了东胜州附近主要的元军残余,初步巩固了东胜周边局势。作为进一步进攻的立足点和保卫边界的前哨,东胜州地位的重要性立即突显出来,因此明朝有必要在当地设立相应的机构进行管理,这是东胜设卫的客观要求。

2.洪武四年东胜第一次置卫(www.chuimin.cn)

《明史·地理志三》提到东胜州于“洪武四年正月,州废,置卫……领千户所五,失宝赤千户所、五花城千户所、幹鲁忽奴千户所、燕只千户所、瓮吉剌千户所,俱洪武四年正月置”[34]。尽管史籍所载言之凿凿,但吴缉华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些资料,都说明了在洪武四年东胜卫已经设置,而实际上则颇可疑”[35]。吴文的依据是以史籍中尚存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和二十六年置东胜卫的记载,进而怀疑洪武四年置卫的真实性。吴文之所以产生疑惑,源自对相关史料钩稽不足和对现有史料的分析不同所致。吴文认为从洪武四年东胜置卫到洪武二十五、二十六年的置东胜卫之间,史料中再未见到关于东胜卫的直接记载,于是产生了上述认识。笔者对这一判断的意见有所保留,仍认为《明史·地理志》所记洪武四年立东胜卫不误,理由如下:

其一,《明史·地理志》所载史实本于《明实录》,这是东胜置卫问题的基本依据。对洪武四年(1371)正月置卫一事,《明实录》记载详细,谓“故元枢密都连帖木儿等自东胜州来降。诏置失宝赤千户所一,百户所十一;五花城千户所一,百户所五;幹鲁忽奴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燕只千户所一,百户所十;瓮吉剌千户所一,领百户所六。以都连帖木儿、刘朵儿只、丑的为千户,给三所印……复遣侍仪司通事舍人马哈麻赍燕只、瓮吉剌千户所印二,往东胜州命伯颜帖木儿、答海马里卜兰歹也里沙朵列图阔阔歹为千户”[36]。史料中具体涉及置卫的过程和方式,胪列了大量的人名、地名、部族名、建置数量,绝非捕风捉影,整体是可信的。

其二,明朝东胜卫的主要军事主官一开始就是朝廷派出的将领,而非以单纯安置北元降人为目的的羁縻举措。《明实录》洪武四年正月“升东胜卫指挥佥事程暹为巩昌卫指挥使”[37]就是佐证。这一方面说明东胜卫在当时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也证实了东胜卫与五千户所均被纳入明朝正常的卫所军事制度中,受明军统一管理、指挥,与明朝在东北、西北、西南地区广泛设立的羁縻卫所不可同日而语。

其三,需要明确东胜卫的内迁和废置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据载,洪熙元年(1425)兴州左屯卫屯田军士范济上书曾言:“洪武五年,太祖皇帝命将出师,肃清沙漠,以粮饷不继旋师,即撤东胜卫于大同,塞山西阳武谷口,训兵练将,清野以待。”[38]范济虽为屯田军士,对其出身,吕震交代得很清楚“其人,故元进士,洪武中以文学为广信知府,因事谪戍兴州,今年已八十有四”[39]。如此说来,范济当生于元顺帝至正元年(1341),到明朝建立时约27岁,谪戍兴州至少有26年以上的时间。此人既是洪武朝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目睹者,又多年在边卫从事军屯,必然对军务非常了解,他的说法是准确的。因此,从洪武五年以后,由于东胜卫内迁大同,原东胜卫地区一方面内迁了人口,一方面取消了军事机构,所以才有了洪武二十五年以后的置卫、筑城等说,实际上与《明史》所载并无矛盾。

3.洪武四年至五年的东胜卫辖区

前述东胜卫所领五千户所的位置目前难以确指。和田清先生对此略做过考证,他认为失宝赤就是锡包沁,后为鄂尔多斯右翼诸部之一。瓮吉剌、幹鲁忽奴、失宝赤、燕只都是蒙古部落名,五花城为地名,它们均在今套中东北部分布。笔者据现有资料重加辨析如下:

瓮吉剌(Onggirad)即元代弘吉剌(Qonggirad),它在漠南有广阔属地。其中心是应昌路城,地在今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西南约2km的达尔罕苏木境内的鲁王城,此地也是元顺帝曾暂住之处。瓮吉剌属地在元末迭经红巾军和明朝远征军的蹂躏,部落必然分散、逃徙,避入邻近的丰州、东胜州地区是自然之选。幹鲁忽奴部也出自弘吉剌,因此当属西迁之部族无疑。

至于“失保赤”,《元史·兵志》载:“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40]“失宝赤”就是“昔宝赤”(Šibahuci),是属于元帝和诸王的猎户,他们分布的范围极为广泛。在元代农牧交错地区的草原、山川地带曾大量设立“昔宝赤”。《元史》载至顺元年(1328)十月,“木纳火失温所居住牧人三千户,黄河所居鹰坊五千户,各赈粮两月”[41]。贾敬颜先生考证木纳火失温就是木纳山嘴,即乌拉山嘴[42]。可见元代乌拉山麓周边地区的黄河沿岸分布了数量较为可观的牧户和鹰户,笔者认为,鹰坊五千户就是黄河昔宝赤,它也是洪武四年投降明朝蒙古五千户之一的昔宝赤千户所,活动地域正在东胜以西。

至于五花城之名早在辽代即已见诸记载,《契丹国志》“云中路控制夏国条”有“置西南面都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43]。类似记录为官修《辽史》、《金史》所无,十分重要,以此可知“五花城”初建的大致时段和渊源。而且在蒙古五千户中也唯有五花城之名见诸图籍标示,如《读史方舆纪要》之《榆林图》、《黄河图》,《边政考》图作武花城。《河套志》则五花城、武花城并见,文字题注云:在沙壕西[44]。其地望仍不够明确,惟诸图将此城标注于河套中东北角,并自东向西依次排列为东古城、金宿城、连城、五花城……这里的金宿城应是辽代的金肃城[45],早年也是重要的驻军之地。[46]连城位于今托克托县黄河南岸,可见五花城在此西或西南部不远。

燕只(Iljiqin)千户所据前考当在今内蒙古大黑河流域。

五蒙古千户所归隶东胜卫就意味着东胜卫在东北方向领有大黑河流域大部,向西延伸到乌拉山一带的黄河沿岸地区,向西南跨黄河管理了河套东北部地区(见表2)。对于明初东胜卫统辖河套的情况,顾祖禹进行过一番探讨,他说:“明初李文忠定大同,西略丰州,遂即胜州城东胜,以统套内之地。”在东胜州领有河套内部部分土地这一问题上没有异议,顾氏主要在东胜所领有地区范围的大小上产生了疑问。他在题注中引《九边考》说:“东胜州统套内独乐、木禾、白土、奢延、皋狼、圁阴、鸿门、圁阳、朔方、窳浑、渠搜、临戎十二县。按诸县俱汉旧名,属上郡、朔方、西河三郡,后代久废。岂明初尝以置城堡欤!”[47]顾氏的辨析颇为有理,引文中县名全为汉代旧称,而明朝从未建置。很明显,东胜卫所领河套之地不可能有12县之广,以至于深入到绥德州境内。

表2 明在东胜河套地区的蒙古千户所设置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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