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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3
二、北方军阀割据局面与混战
农民战争暴露了元末统治危机的深重,特别表现在政府军备的废弛、军队战斗力下降和政治军事领导层的腐化无能上。地方武装崛起得到朝廷认可后,多少具有正统性和号召力。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与农民军一样也是元朝治下滋生的异己势力,但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在对付农民军一事上的一致性是他们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半独立性的地方军事力量在与农民军的不断斗争中壮大起来,终于形成了新的庞大的军阀集团。如果不考虑所谓性质的差异,仅从表面上观察,实际上,新军阀集团与南方的各类割据集团(包括红巾军)一样,都对元朝的统治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瓦解作用。而且,元廷利用军阀集团打击农民军多少有些饮鸩止渴的味道,当然,这也是当时条件下的唯一选择。
从军阀集团的起源看,最主要的就是察罕帖木儿和答失八都鲁两人。他们两人正是日后肆虐于北方晋、陕各地几乎所有军阀武装的鼻祖[5]。答失八都鲁于至正十二年(1352)拥有个人武装,至正十七年(1357)年底在与红巾军对峙时死于军前,由子孛罗帖木儿代领其众。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诏孛罗帖木儿移兵镇大同,以为京师捍蔽”[6]。从至正二十年(1360)起,孛罗帖木儿为扩大地盘,取得更多的军队给养,与察罕帖木儿在山西境内展开了争夺。双方大致以石岭关(今山忻县南)为界,即沿岚州(今山西岚县北)、兴州(今山西兴县)、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县)、石岭关一线形成两个军阀集团在山西境内的势力划分线,从而使冀宁路(今山西太原市)主体仍归察罕帖木儿掌握。南下冀宁受阻以后,孛罗帖木儿转而西向寻找扩张空间,至正二十一年(1361),孛罗帖木儿部将脱列伯占领了延安(即延安路),从陕北方面威胁察罕帖木儿的大后方。孛罗帖木儿集团中汇集了一批重要的将领,他们包括方脱脱、保保、殷兴祖、竹贞(1363年投降扩廓帖木儿)、高脱因、脱列伯、张良弼(1362年起接受孛罗节制)、孔兴等人,其中后三个成为孛罗帖木儿死后反扩廓帖木儿集团中很有实力的三个军阀(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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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元末北方军阀系统示意图
察罕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两人的战争主要在山西境内[7],在陕西却分别由他们各自的同盟进行着另外的争夺,那就是察罕一系的李思齐和孛罗一系的张良弼之间斗争。至正二十二年(1362)正月元廷诏命完者帖木儿再次出任陕西行省左丞相,取代张良弼的靠山——帖里帖木儿;同时命令察罕在陕西屯种,要求李思齐、张良弼“各以兵自效”,实际上承认了李思齐对原张良弼辖区的占领和察罕集团在陕西的优势地位。察罕集团势力的迅速膨胀,已成尾大之势,朝廷的疑虑进一步加深。为对此有所遏制,同年三月,元廷加封孛罗帖木儿,命张良弼归孛罗节制,这最终明确了张氏在两大军阀集团的归属。同月张良弼在武功(今陕西武功县)大败李思齐的进攻,确立了察罕集团李思齐控制关中西部、渭水中上游地区;张良弼控制陇东、关中东部的割据格局。此后张良弼与李思齐之间互有征伐,战争状态持续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底。战争集中在关中平原地区,双方在其他地方的活动少见记载。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为围攻孛罗帖木儿,皇太子曾“命甘肃行省平章政事多儿只班以岐王阿剌乞儿[《校勘记》:‘儿’当作‘巴’]军马,会平章政事臧卜(Bzangpo)、李思齐,各以兵守宁夏”[8],这说明李思齐在宁夏也是驻有军队的。另,《明太祖实录》曾提到李思齐养子赵琦在明军进入关中后,劝说其养父西窜临洮之事,并附记说“琦,狄道人,一名脱脱帖木儿(Toqtohatemür),时呼为赵脱儿,世为元土官云”[9]。元朝的临洮赵氏是当地著名土司,起源于宋代的吐蕃部众,获赐姓为“赵”。这一段记载虽属追述性质,但证明了李思齐在降明前实际控制的地盘中应当还包括由其养子控制的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地区,又从一个方面暗示了李思齐在经营关陇时与当地土司业已结成很深的关系。所以说,在至正二十五年以后,李思齐占领的地区向西部扩展很多,已经到达了洮河流域;而在西北方向上至少也达到了宁夏的黄河南岸地区。
至正二十二年(1362)六月察罕帖木儿被杀以后,察罕集团的领袖成了扩廓帖木儿(Köketemür),原察罕阵营高级将领对此极为不满,察罕集团开始走向分裂。扩廓帖木儿很快变成一切矛盾的焦点,他得不到朝廷的信任,不能消除太子爱猷识理达腊(Ayuširidara)的愤怒,激化了与原孛罗集团旧部的矛盾,还面临着内部分裂的现实困境,一句话,从至正二十六年(1366)到二十七年(1367)间,扩廓帖木儿陷入了复杂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在中央与地方看来都认为应当将其消灭。在陕西方面,几方力量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局面,原属察罕的盘踞于陕西的李思齐独立为另一军阀集团,与扩廓帖木儿并立。李思齐停止了与张良弼在陕西的战争,并逐步与扩廓帖木儿的敌人结成了同盟。这一同盟的标志就是至正二十七年陕西四将(李思齐、张良弼、脱列伯、孔兴)的含元殿基会盟,再加上山西境内的关保、貊高,形成了反扩廓的大联合。至于具体的战争过程,这里不作详述,只是有一点必须提及,这一次内战的规模超过了此前讨伐孛罗的程度,而且还是在南方朱元璋逐步消平群雄,准备大举北伐的极端不利局面下展开的。在元朝灭亡的最后关头,如果把失败的主要责任加诸参加内战的任何一方都显得片面,反过来说,所有参加内战的军政集团必须为元朝的败亡集体负责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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