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邦奇哲学思想：从人道到天道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韩邦奇认为，《西铭》主要是讲天道，而张载的目的是使“学者心于天道”；另外张载还著有《东铭》，主要是讲人道，张载更欲使学者心于人道。

二、实现途径：由人道而天道

《正蒙拾遗》结尾处，韩邦奇在解释完《东铭》之后有一段重要的总结，表明他对《东铭》的重视，并明确他先《东铭》后《西铭》、由人道而天道，即由人而天“推而大之”的哲学途径，如下：

《西铭》是规模之阔大处言天道也，《东铭》是工夫之谨密处言人道也。先《东》后《西》，由人道而天道，可造矣。朱子独取《西铭》，失横渠之旨矣。圣贤之学，言其小极于戏言戏动过言过动之际，无不曲致自谨，推而大之则乾坤父母而子处其中，盖与天地一般大也。此《西铭》、《东铭》之旨。（《正蒙拾遗·乾称篇》）

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三方面的信息：首先是韩邦奇对“天人之际”的认识启发自《东铭》和《西铭》，与已往其他学者不一样的是，他置《东铭》于与《西铭》同等的位置上；其次是他直接地批判了朱熹独取《西铭》的错误方法，认为此举有失张载之旨；再次，他明确了自己由人道而天道的哲学途径。

首先，韩邦奇对“天人之际”的认识启发自《东铭》和《西铭》。

《西铭》和《东铭》分别是张载《正蒙·乾称篇》首尾的部分，实际上两篇都早出于《正蒙》。宋熙宁三年（1070年），张载退居故里并从事于讲学，于是作铭文两篇，书于学堂双牖，一篇名为《砭愚》，一篇名为《订顽》，后来这两篇被编入《正蒙》。经程颢提议，《砭愚》和《订顽》分别改名为《东铭》和《西铭》。后来学者对两铭（或者更可以说对《西铭》）的重视胜过《正蒙》。明代吕柟作《张子抄释》，直接以《西铭》作为首篇，以《东铭》为次，以《正蒙》为再次，将其对《西铭》、《东铭》的重视从分解《正蒙》中凸显出来。

由于二程及朱熹对《西铭》的独钟，历史上对《西铭》的注解不断，其关注度远远超过《东铭》。然而不同的是，韩邦奇却对《东铭》极其重视，使其与《西铭》有同等的地位，甚至提出“先《东》后《西》，由人道而天道，可造矣”，《东铭》不可或缺，所以韩邦奇对其关注有过而无不及。韩邦奇认为，《西铭》主要讲天道，是反映宇宙自然阔大之规模，而《东铭》主要讲人道，是反映人生修养谨密之工夫。明代湛若水学生葛涧也有“《西铭》大而理，《东铭》迩而恪”^[8]之说。所以韩邦奇认为，《东铭》与《西铭》，人道与天道，人与天，构成了宇宙之整体，这也是张载之本义，独取《东铭》还是《西铭》都是不全面、不完善的。

其次，批判朱熹独取《西铭》的错误方法。

韩邦奇主要批判朱熹独取《西铭》而与张载原意有违，而朱熹对《西铭》的推崇主要源于二程。二程重《西铭》而轻《正蒙》，且首推《西铭》至极高的地位。程颢说：“《订顽》一篇，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认为孟子之后，未有人及此。程颐也说：“《订顽》之言，极纯无杂，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9]朱熹更是亲自作《西铭解》，以反驳陆九渊等对《西铭》的贬低。

二程推崇《西铭》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西铭》讲出了“明理一而分殊”^[10]的道理。朱熹也同样表明：“《西铭》自首至末，皆是‘理一而分殊’。”^[11]那么，《西铭》是如何被诠释为“理一分殊”，且他为何取《西铭》而舍《东铭》，朱熹都有很详细的说明：

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牿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12]

东、西铭虽同出于一时之作，然其辞义之所指，气象之所及，浅深广狭，迥然不同。是以程门专以《西铭》开示学者，而于《东铭》，则未之尝言。盖学者诚于《西铭》之言反复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则心广理明，意味自别。若《东铭》，则虽分别长傲遂非之失于豪厘之间，所以开警后学亦不为不切，然意味有穷，而于下学功夫盖犹有未尽者，又安得与《西铭》彻上彻下、一以贯之之旨同日而语哉！……即《西铭》之书，而所谓一原无间之实已瞭然心目之间矣，亦何俟于《东铭》而后足耶？若俟《东铭》而后足，则是体用显微判然二物，必各为一书，然后可以发明之也。^[13]

朱熹集成了二程的思想，认为《西铭》已经把“理一分殊”的道理完备无遗地表达了出来，这也是张载所要表达的意思。理虽为一，而万殊则避免了兼爱之弊；物有万殊，而理一则避免了为我之私。《西铭》表明了理一分殊、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旨，其理论已经很完备，“彻上彻下，一以贯之”。而《东铭》“于下学工夫盖犹有未尽者”，加之则体用、显微判然二物，故而舍之。所以杨时所认为的《西铭》“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言体而不及用”^[14]，这在朱熹看来是不正确的。针对朱熹对《东铭》论断，韩邦奇批评说：“此章（按：指《东铭》）言，恶虽小而不可为，过无损而所当改，兼言行而言也。朱子以故误言之，其警学者深矣。”（《正蒙拾遗·乾称篇》）

然而，朱熹对《西铭》《东铭》的论说是否符合张载的原意呢？实际上，张载对《西铭》也略有说明：(www.chuimin.cn)

《订顽》之作，只为学者而言，是所以订顽。天地更分甚父母？只欲学者心于天道，若语道则不须如是言。^[15]

此处表明，《西铭》是为学者而作，为帮助学者认识天道、认识天人万物及其之间的关系而作。张载认为，天地万物，一于气而已。因此，“乾父坤母”之旨，不是“理一而分殊”，而是“天人一气，万物同体”，亦即关于世界统一性的“天道”宇宙本体论学说。^[16]

韩邦奇反对朱熹“独取《西铭》”的焦点在于他们对《西铭》之内容理解的不同：朱熹认为《西铭》整体表明了“理一分殊”一以贯之之旨，韩邦奇则认为《西铭》“是规模之阔大处言天道”。韩邦奇认为，《西铭》主要是讲天道，而张载的目的是使“学者心于天道”；另外张载还著有《东铭》，主要是讲人道，张载更欲使学者心于人道。言天道之《西铭》和言人道之《东铭》都是张载言道的重要部分，张载并没有只言天道重《西铭》而弃人道轻《东铭》，而是两者并重。对于“学者”学道来说，天道人道两者更是不可或缺，不能只取《西铭》之天道而舍《东铭》之人道，此学亦非圣贤之学。而朱熹独取《西铭》独钟天道而舍人道，因而“失横渠之旨”。

这里面系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的问题，学道不能独取天道而舍弃人道。由此可知，韩邦奇主要是从学的角度来批判朱熹独取《西铭》的偏颇，即从方法的角度入手，认为朱熹所犯的是方法上的错误。这和韩邦奇接下来提出他的哲学方法是紧密相连的。

最后，韩邦奇提出自己由人道而天道的方法。

无论是讨论《西铭》和《东铭》的内容还是批判朱熹“独取《西铭》”，韩邦奇最终所要说明的是他的由人到天“推而大之”的哲学途径。这为他将张载的性论从主要表述为人之性推为宇宙本根之性提供了方法上的准备和依据。

在韩邦奇看来，圣贤之学要兼天道人道，从方法上应该是“先《东》后《西》，由人道而天道”。《东铭》的内容主要是人道，是下学工夫；《西铭》的内容主要是天道，是上达天命。所以圣贤之学其实体现的是“下学而上达”的工夫和方法。他说：“圣贤之学，言其小极于戏言戏动过言过动之际，无不曲致自谨，推而大之则乾坤父母而子处其中，盖与天地一般大也。”（《正蒙拾遗·乾称篇》）圣贤之学始于极小之言与行，然后“推而大之”，以至与极大之乾坤父母合而为一。这种由人道到天道的圣贤之学其实也折射出韩邦奇由人到天“推而大之”的哲学方法。也正是这种“推而大之”的方法，由人到天也推演为由小到大、由近到远、由已知到未知的方法。

这种“推而大之”的方法在韩邦奇的论说中并不少见。如眼睛所见，人之子象人，牛之子象牛，桃之子象桃，这是千真万确的，由此推知万物，天下万物没有不象其父母的，所以子必象其父在韩邦奇看来就是千真万确。他说：

天下未有子不似父者。人之子必似人，牛之子必似牛，马之子必似马，杏之子必似杏，桃之子必似桃，天下万物岂有二哉？（《正蒙拾遗·太和篇》）

既然子必象其父，而“万物者，天地之子”（《正蒙拾遗·太和篇》），所以天地和万物必然相像，于是反过来由万物也可以推知天地。眼前所见的事物，如动植物，都经历着生、成、老、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都遵循消长以渐的规则，所以也可以推知天地也是同样的，他说：

天地万物，本同一气，其成也，皆小而大，未有陡然而大者。天开一万八百年，而后天始成。地辟一万八百年，而后地始成。又一万八百年，而后万物始成。……且天地亦有老时，自子至午则渐长，自未至亥则渐消，天地混沌亦以渐而没，若陡然如今世界就一时混沌了，亦可伤矣。万物有死时，天地有混沌时，即今巳到未字上，以后渐渐一代不如一代，天地将老，乃欲挽而为唐虞三代正午之治难矣。（《正蒙拾遗·太和篇》）

由于“木之一出便有枝叶花果”是错误的，由种子发芽到生出枝叶、开花结果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并非一蹴即成，这也是生成老死的过程。由此推知天地万物都遵循着逐渐地兴盛衰灭的过程，再而推知人类社会也遵循这样的过程。

韩邦奇也就是通过这个由人而天“推而大之”的方法将“性”由人性推向宇宙本根，为进一步实现了性道哲学体系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准备。

韩邦奇哲学思想：从人道到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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