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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邦奇哲学思想:探索天人万物的本一体

【摘要】:宋代道学家张载是第一个正式提出“天人合一”观点的人。张载“天人合一”思想有两层涵义:一为天人一体;二为天人同性。天人一体就是认为天人同质,同源于气,故天与人本来就是一体的。尽管韩邦奇从《正蒙》中明白了“天人万物本一体”的原理,然而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照搬张载的思想,而是有所吸收和取舍。

一、目标:天人万物本一体

韩邦奇自作《正蒙拾遗序》,阐明《正蒙》被诸注所遗之本旨,同时也提出了合一天人万物的哲学目标。《正蒙拾遗序》开篇即道:

学不足以一天人、合万物,不足以言学。吾读《正蒙》,知天人万物本一体也。(《正蒙拾遗序》,《苑洛集》卷一)

由此表明了两点:其一是学要以合一天人万物为目标,此处之学既是认识也是涵养,从认识方面是要合理解答天人万物为何合为一体的问题,从涵养方面是要解决天人万物如何合为一体的问题;其二是韩邦奇在张载《正蒙》中找到了“天人万物本一体”的原理,认为此乃张子之真知灼见,发先贤之未发。既然合一天人万物思想已经具备,无须它求,因此可以进一步推知,韩邦奇所说的学习目标是找到并正确解读《正蒙》中之“天人合一”思想,于是他有《正蒙拾遗》之作。“天人合一”思想既是韩邦奇哲学思想体系构建的目标,也是他哲学思考的起点。

因此,《正蒙拾遗》所要阐发的就是张载“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现在的问题是,韩邦奇通过《正蒙拾遗》所阐发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什么?而张载哲学思想中真正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本章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解答有利于考察韩邦奇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哲学讨论的基本问题。古代学者在“究天人之际”的过程中,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基本理念。张岱年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他说:“中国哲学之天人关系论中所谓天人合一,有二意义:一天人相通,二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的观念,发端于孟子,大成于宋代道学。天人相类,则是汉代董仲舒的思想。”[2]

先秦时代没有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说法,但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却并不新鲜。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3]这段话表明,人性根于心而受于天,尽心就可以知性,知性就可以知天,天和人通过人性实现了相通。汉代董仲舒于《春秋繁露》中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4],他所说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天与人在形体性质上之相似相类,它是以“人副天数”、“天人感应”为基础的。

宋代道学家张载是第一个正式提出“天人合一”观点的人。他说:

释氏语实际,乃知道者所谓诚也,天德也。其语到实际,则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遂厌而不有,遗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诚而恶明者也。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易所谓不遗、不流、不过者也。[5]

由此可知,张载“天人合一”思想是在批判佛教“以人生为幻妄,以有为为疣赘,以世界为荫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佛教以空为宗,以死是归真为诚为天德,而现实世界以至于人生本身是人的妄念所产生的一种幻觉,所以人只有舍弃人伦,通过悟求佛性才能达到返本归真,张载认为这是“诚而恶明”,得天而遗人。他因而提出“天人合一”思想,凡人通过学习可以成圣,诚与明、天与人在同一层次上合而为一。

张载“天人合一”思想有两层涵义:一为天人一体;二为天人同性。

天人一体就是认为天人同质,同源于气,故天与人本来就是一体的。张载《西铭》一开始便表述如下:(www.chuimin.cn)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6]

天地就如父母一样,而我只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万物都是由气聚合而成,我也是气之聚合所生成。天地变化之统帅,落实到我身上就成了我的本性。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伴侣。所以,天与人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天人同性就是认为天道与人性相通,也就是人性使天和人实现了合一,所以天地之性亦人之性,人只要尽性就可以知天。如前面《西铭》所说的“天地之帅,吾其性”,天之本性存在于人的心性中,故而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张载说:

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

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

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7]

张载始终强调的是,人的作用亦为天的作用,知人就可以知天,故人的本性与天道是统一的。天道落实到人就是人性,故而人性亦天道,天道亦人性。所以人性并不为人所私有,它和天道合而为一,成为万物之源。

这是我们现在对张载“天人合一”思想的总结和阐述。尽管韩邦奇从《正蒙》中明白了“天人万物本一体”的原理,然而他并没有完完全全照搬张载的思想,而是有所吸收和取舍。所以对于天人万物为何为一体的问题,韩邦奇的解答并不完全和张载一样。

有关天与人,韩邦奇首先表明:“天人之际,鬼神之理,非深造君子未易言也。”(《苑洛集》卷十八)天与人的关系复杂而深邃,君子深造而后才能有所得。反过来说,他对天人关系、天人合一思想的阐发不是轻易下的结论,而是他经过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从韩邦奇对《正蒙》的多次解释和修正也正表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经典经过历代之注、疏、正义、说解等形式被诠释,从而呈现出思想传承和嬗变的过程。诠释者往往认为自己已得经典之本义原旨,而诠释的魅力并不在于经典原本思想的传承,更在于在经典思想的基础上对经典的创发。也正是通过对《正蒙》的传承和创发,韩邦奇实现了其性道哲学体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