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人道之实现:亲亲仁民、忠君敬长,圣人通过修习实现繁荣稳定

人道之实现:亲亲仁民、忠君敬长,圣人通过修习实现繁荣稳定

【摘要】:大的如亲亲仁民、忠君敬长、明体适用等外王事功,小的如一言一动之发、一事一物之处等内圣修养,所有这些都是人道的体现。圣人可以通过内圣外王之功业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稳定和繁荣发展,而造化自然却不能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所以,人道之实现实际上就是人通过不断努力修习以成为圣人。

二、人道之实现

韩邦奇认为,人类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是人道的体现。大的如亲亲仁民、忠君敬长、明体适用等外王事功,小的如一言一动之发、一事一物之处等内圣修养,所有这些都是人道的体现。然而,人道与天道有所不同,人道可以通过人的努力来塑造和改变,天道却不能,韩邦奇说:

修齐治平,圣人之功业也,圣人无虐民之政。生物者,造化之功业也,虺蛇、射工、鲸鲵,造化不能自克也。(《苑洛集》卷十八)

圣人可以通过内圣外王之功业实现人类社会的健康稳定和繁荣发展,而造化自然却不能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

既然圣人可以成就功业、稳定社会政治,那么人就应该以圣人为榜样,成为圣人是人努力的目标、修养的方向。所以,人道之实现实际上就是人通过不断努力修习以成为圣人。

圣人之学是人的涵养功夫程度的最高层次,除此之外还有大贤之学和贤人之学,韩邦奇说:

有圣人之学,有大贤之学,有贤人之学。方念虑未萌时,即戒谨恐惧,自无恶念之发,圣人之学也。汤武反之是也,盖无事于慎独矣。戒谨恐惧矣,而资未极粹,忽然非心萌焉,即遏止之,不使见之于行,大贤之学也。过止在心,无行过也,资又下也。遏之未能,遂见于行,然后悔而改之,此贤人之学也。故学有三等。若尧舜,则不待学也。(《苑洛集》卷十八)

这就是说,涵养功夫有三个由高到低的层次:最高目标是圣人,即戒谨恐惧于念虑未盟时,此时无念,更无恶念;其次是大贤,虽已戒谨恐惧,仍有非心萌发,然而恶念在心里被遏止,行为上还没有受到影响;再次是贤人,虽戒谨恐惧,恶念已见于心并付诸于行,后来能够意识到且能悔改之。成为圣人是修养的最高目标,如果暂时不能达到则降而求其次,成为大贤,大贤如果还是达不到则再降而为贤人,成为贤人是修养的最低、最基本的要求。

贤人之学、大贤之学和圣人之学都是人不断修养以期成为圣人的不同修养层次和方法,故也统称为圣人之学,韩邦奇也称之为“养心之法”或“养心之道”(《苑洛集》卷十八),他进一步说:

人于念虑未发,未应事接物之时,检点日用所为有无违理,即是戒谨恐惧之一端。(《苑洛集》卷十八)

此心应事接物时,及念虑萌动时,此时省察斟酌,使必合乎理,便是养心。事物未来,念虑未萌,敬以持之,亦养心之道也。(《苑洛集》卷十八)

养心之法,无问动静,应接推行之际即省察之,必合道义而后发。(《苑洛集》卷十八)

由此可知,韩邦奇所说的养心之法有三个要点,即戒谨恐惧、无问动静和必合乎理,现分述如下:

首先,戒谨恐惧。

韩邦奇所说的“戒谨恐惧”实出于《中庸》之“戒慎恐惧”, 他说:“《中庸》‘戒慎谨独’,一日行之则一日圣贤,一月行之则一月圣贤,终身行之则终身圣贤。”(《苑洛集·卷十八》)。“戒慎恐惧”是成为圣贤的修养途径,对它的执行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成为圣贤,而谨与慎都有小心、恭敬的意思。

《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朱熹解释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徳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47]朱熹认为,“戒慎恐惧”是喜怒哀乐未发时的涵养功夫,是指在万事未萌芽时便小心谨慎、防于未然,使行为一刻也不离道。

韩邦奇“戒谨恐惧”的涵养功夫理论基本上沿袭了朱熹的思想,是指“事物未来,念虑未萌,敬以持之”的涵养功夫,是在念虑未发、未接应事务的时候预防此心,使非念没有萌发的机会。然而,“戒谨恐惧”不仅可以有效防止非念之萌发,即使非念已发也能及时遏止,他说:

无事之时,预防此心,勿使非念之萌。然此心难制,一有非念之萌即遏之,勿使达之事、为之著,便是养心之法。(《苑洛集》卷十八)

念虑未萌,此天理浑全无亏损时,人于此时便能存养,虽有非念之发,遏之较易。若未发时不用工夫,非心之发,如湍水之决,六马之驰,其遏难矣。日用体验自见。(《苑洛集·卷十八》)

学者于此心能戒慎省察,则日用之间,纵使把持不定,小过不及则有之,至于逆天拂经、损人利已之事必无矣。(《苑洛集·卷十八》)

这就是说,“戒谨恐惧”的涵养功夫很重要:它首先可以防止非念之萌发;在防止失效而非念实已萌发之时则能及时将其遏止住,使非念没来得及影响到人的行为举止;即使因为日常修养中把持不定而非念已经导致错误的行为举止,那也只会是小过而必无大逆。

其次,无问动静。

韩邦奇反对“闭目高坐”的佛教修养方法,更批判有世儒之入禅并传与生徒的做法,他说:“世之儒者有默然寂然谓简策为赘物,闭目高坐以示生徒,殆佛氏之传灯耳,殊可笑无弦之琴,误之也。”(《正蒙拾遗·天道篇》)

实际上,韩邦奇所要强调的是,不是“闭目高作”才能修养,修养不分动静,日用之间随时随地都可以。他说:

心之当养,无间动静。里居之日,供耒耜,远服贾,亦养心之时也。临政之时,诘讼狱,裁檄牒,亦养心之时也。于凡应对宾客,盘桓樽俎,莫非养心之时。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此之谓也。(《苑洛集》卷十八)

这就是说,静坐可以修养,接人处事时也可以修养,修养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事情,无论是里居还是为宦,无论是务农还是经商,无论是独处还是迎宾。静坐时可以静下心来回顾检查以往之行为是否得当,不当则可以及时改正,“人于静坐时必点检已行之事,则当否可考。悔心愧心生,庶可补过矣。”(《苑洛集》卷十八)接人处事之时也可以当即省察自己,这样则能保持思想的专一而不涣散,免除思虑之纷乱,“人于匆冗忙廹之时,即自省其心,使勿随事俱忙,亦处事持心之一法也。”(《苑洛集》卷十八)

再次,必合乎理。

人于念虑未发、未应事接物的时候,检点日常所作所为有无与“理”相违背之处,这也是“戒谨恐惧”涵养功夫的一个方面。韩邦奇所说的“必合乎理”实际上包涵着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必合道义”,二是“皆欲合中”。

韩邦奇说:“养心之法,无问动静,应接推行之际即省察之,必合道义而后发。”(《苑洛集》卷十八)“必合道义”就是省察日常之行为举止是否符合道义,所以道义就是日常应事接物的标准,也是上面所说的理。那么,关于道义从何而得,韩邦奇说:

天人之际,鬼神之理,非深造君子未易言也。学者惟笃信孔子之言与行,及五经之旨可也。(《苑洛集》卷十八)

孔子之言行举止以及五经之旨皆体现了宇宙天人之理,皆体现了道义,学者通过学习并以之为标准来指导个人的言行举止,就符合道义。关于如何学习掌握孔子之言行以及五经之旨,韩邦奇说:“内是心,外是耳目。心之明由耳目之闻见、讲习、讨论之类。”(《正蒙拾遗·大心篇》)知识的获得可以通过闻见、讲习和讨论等途径,这也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途径:闻见是人通过感觉器官去感知;讲习是师徒授受已有的经验知识或理性知识的过程;讨论则是分析、辨别、取舍的逻辑过程。在这里,韩邦奇实现了涵养与致知的统一。

韩邦奇说:“日用之间,酬酢万变,初无定体,皆欲合中,非得时措之宜者,非过则不及矣。”(《苑洛集》卷十八)“必合乎理”的另一个要求就是要“合中”,要求日常中之应事接物要适中得宜,过犹不及,他说:

此心最难持,非昏昧则外驰。(《苑洛集》卷十八)

学者养心之法,固不可令其放逸,亦不可太拘,反为心害。(《苑洛集》卷十八)

这里韩邦奇所着重强调的是:日常中之养心,既要避免昏昧,也要防止外驰;既不能太过放逸,也不能拘得太紧。总而言之,适中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参见:冯从吾《关学编》卷四,第50页。

[2]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383页。

[3]苏昞:《苏昞序》,张载《张载集》,第3页。

[4]范育:《范育序》,张载《张载集》,第4页。

[5]苏昞:《苏昞序》,张载《张载集》,第3页。

[6]范育:《范育序》,张载《张载集》,第5-6页。(www.chuimin.cn)

[7]杨时:《答胡康侯》其四,《龟山集》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珍本,第6-7页。

[8]胡宏:《横渠正蒙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62页。

[9]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九,《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609页。

[10]杨时:《答胡康侯》其四,《龟山集》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珍本,第7页。

[11]朱熹:《西铭论》,张载:《张载集》,第411页。

[12]杨时:《与杨仲远》其三,《龟山集》卷十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珍本,第12页。

[13]杨时:《答胡康侯》其四,《龟山集》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珍本,第7页。

[14]朱熹:《西铭论》,张载:《张载集》,第410-411页。

[15]朱熹:《答江元适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8,《朱子全书》第21册,第1704页。

[16]朱熹:《朱子语类》卷九九,《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29页。

[17]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三十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862-863页。

[18]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一,《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89页。

[19]胡宏:《横渠正蒙序》,《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162页。

[20]冯从吾:《苑洛韩先生(弟邦靖附)》,《关学编》卷四,第50页。

[21]按:此段与刘玑《正蒙会稿》(丛书集成初编本)中韩邦奇所作《正蒙会稿序》在文字记录上有所不同,详见附录《韩邦奇年谱简编》第54条。

[22]按:关于《正蒙发微》的作者,待考。此处写为“阑江章先生”,上面材料韩邦奇《正蒙会稿序》(《苑洛集》卷一,清嘉庆七年本)中写为“兰江张子廷式”,而刘玑《正蒙会稿》(丛书集成初编本)中韩邦奇所作《正蒙会稿序》中则写为“兰江章式之”。另《千顷堂书目》卷十一有录明代“童品《续正蒙发微》二卷”,又《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五录有“《正蒙发微》二卷(注:《金华先民传》‘章品著’)”。

[23]按:此即《性理群书句解》,其中卷十二、卷十三是熊节撰、熊刚大注《正蒙》。

[24]熊禾:宋末元初学者。初名鉌,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建阳人,宋咸淳十年进士。

[25]按:以上书目散见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6]按:此处所说《律吕新书》应为《律吕直解》。《律吕新书》是宋代蔡元定所作,载于《性理大全》,韩邦奇据此而作《律吕直解》。

[27]朱熹:《答陆子美》,《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60页。

[28]王植:《正蒙初义·臆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7册,第2页。

[29]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三联书店,2005年,第56页。

[30]张载:《横渠易说·说卦》,《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第235、233页。

[3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二程集》上册,第4页。

[32]程颐:《周易程氏传·易序》,《二程集》下册,第690页。

[33]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63页。

[34]张载:《正蒙·太和篇》,《张载集》,第9页。

[35]张载:《正蒙·诚明篇》,《张载集》,第20页。

[36]张载:《正蒙·神化篇》,《张载集》,第15页。

[3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69页。

[38]张载:《正蒙·乾称篇》,《张载集》,第65页。

[39]张载:《正蒙·天道篇》,《张载集》,第14页。

[40]张载:《横渠易说·系辞上》,《张载集》,第207页。

[4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二程集》上册,第118页。

[4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三,《二程集》上册,第67页。

[43]朱熹:《答黄道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朱子全书》第23册,第2755页。

[44]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71页。

[45]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二程集》上册,第149页。

[46]朱熹:《论语集注》卷五,《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13页。

[47]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