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邦奇哲学思想研究：揭示张载《正蒙》及宋代研究情况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随着《正蒙》一书的流传，后人多有关注和评价。张载及其《正蒙》在其门人甚至关中学者中享誉甚高，范育及宋代学者有所记录如下：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举之，虚者实之，碍者通之，众者一之，合者散之。

一、张载《正蒙》及宋代研究情况

《正蒙》乃宋代关学学派创始人张载晚期“历年致思之所得”，是他晚年对自己哲学思想的总结。他从熙宁三年至熙宁九年，“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2]张载对此作解释说：

吾之作是书也，譬之枯株，根本枝叶，莫不悉备，充荣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盘示儿，百物具在，顾取者如何尔。^[3]

可见，《正蒙》是张载一生立言之精华，其中没有多余的词句和枝叶修饰，而是简明扼要地阐明天人大道之原理。它所示于人的主要是大要发端，就如枯树一样，根本枝叶已经具备，没有无关紧要的充荣的部分。而天人大道之原理无不悉备，如晬盘示之，任由选取。

随着《正蒙》一书的流传，后人多有关注和评价。根据目前的材料，如今现存最早的《正蒙》注解存在于南宋熊节撰、熊刚大注的《性理群书句解》中。但是，对《正蒙》的评价和解释自其开始传播起就没有间断过。虽然很多注解是否曾经结集成书，或只是片言只语，到今天很多已经无法考辨清楚。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散的材料中寻找到他们对《正蒙》的态度和认识。下面分别从三个线索来考察宋代学者对《正蒙》的三种态度和评价。

首先，张载门人。

今日所见的《正蒙》并非张载亲手所编定，而是在张载去逝后由其门人苏昞在原本《正蒙》的基础上重新编排、另一门人范育为之作序而成。《范育序》中对当时的情况有所描述：

（按：张载）殁于骊山之下，门人遂出其书，传者浸广，至其疑义独无从取正，十有三年於兹矣。痛乎微言之将绝也！

友人苏子季明离其书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书盖未尝离也，故有“枯株晬盘”之说，然斯言也，岂待好之者充且择欤？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离而为书，以推明夫子之道，质万世之传，予无加损焉尔。^[4]

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秋，张载自京师西归途中殁于骊山之下，门人遂出其书，此时所出的《正蒙》乃其原本，没有经过任何有目的的编排。可以说，从张载去逝后最初几年，学者中所传的《正蒙》是张载写成时的原型，其中没有编排的次序，没有将同一讨论的问题加以归整，所以当时传播的情况是“传者浸广，至其疑义独无从取正”。

因此，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为了“推明夫子之道，质万世之传”，张载门人苏昞“辄就其编，会归义例，略效《论语》、《孟子》，篇次章句，以类相从”^[5]，将《正蒙》厘定为十七篇。三年后，范育为之作序。至此，由苏昞编定的《正蒙》以及由范育为之所作的序一同以张载《正蒙》的身份流传于世，也是今日学者所见的张载《正蒙》的样子。

张载及其《正蒙》在其门人甚至关中学者中享誉甚高，范育及宋代学者有所记录如下：

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举之，虚者实之，碍者通之，众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推而放诸有形而准，推而放诸无形而准，推而放诸至动而准，推而放诸至静而准，无不包矣，无不尽矣，无大可过矣，无细可遗矣，言若是乎其极矣，道若是乎其至矣，圣人复起，无有间乎斯文矣。^[6]

《正蒙》之书，关中学者尊信之与《论语》等，其徒未尝轻以示人，盖恐未信者不惟无益，徒增其鄙慢尔。^[7]

（按：张载）知礼成性，道义之出，粹然有光，关中学者尊之，信如见夫子而亲炙之也。^[8]

张载被其门人甚至关中学者尊称为“夫子”，而《正蒙》也被推上与《论语》同等的尊位，苏昞在厘定《正蒙》时就是以《论语》、《孟子》为参考。在范育看来，《正蒙》之言已经完美极致、无所不包，它准确地反映了有形无形、至动至静的道理，这个道理是完美、永恒的，因此不会为后来学者的新观点所轻易更替。如此尊信之书，当然不能妄加注解评说，也不能随意增加或者减少，所以范育小心翼翼，表明自己“无加损焉尔”。苏昞将其厘定为十七篇，乃出于“推明夫子之道，质万世之传”的不得以。所以，《正蒙》被张载门人所小心珍藏，且不轻易拿出示人，唯恐持不同观点之人对其不敬。

其次，二程、杨时、朱熹一系。

程颐重《西铭》而轻《正蒙》，在他的影响下，杨时、朱熹都有这种倾向。《西铭》又称《订顽》，与《东铭》（又称《砭愚》）分别被录于横渠学堂之西东牖而得名，又同样被编入《乾称篇》，成为《正蒙》的一部分。

程颐在《答杨时论西铭书》中认为：“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他并不完全认同《正蒙》中有关太虚与气的论述。对于《西铭》，他极力推崇，且将此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等论功，主要是因为他从中解读到“理一分殊”的道理。杨时开始认为《西铭》所阐述的道理与《墨子》相同，程颐反对这种说法，说：(www.chuimin.cn)

《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9]

杨时在与程颐讨论后也赞同程颐重《西铭》的观点。他说：“如《西铭》一篇，伊川谓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皆前圣所未发也。详味之，乃见其用意之深。”^[10]他受程颐所启发，在对《西铭》经过一番细品之后，方知其中之用意，说：“《西铭》

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11]同样，他并没有特别看中《正蒙》，说：“《正蒙》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卒陷于浮图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12]将《正蒙》有关太虚与万象的论说贬同于佛教的论说。不过，他对其中有关“性命”的论述又极为推崇，说：“（按：《正蒙》）性命之说，虽扬雄犹未能造其藩篱，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见其妄也。”^[13]批评世儒对其妄加评说。

朱熹同样有重《西铭》而轻《正蒙》的倾向。由于世儒对《西铭》有所议论，朱熹无法忍受他们“未尝通其文义而妄肆诋诃”的状况，所以特意出其所作《西铭论》，表明他完全赞同程颐以“理一分殊”来解《西铭》的观点，他说：

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於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14]

朱熹对《正蒙》有赞同也有不赞同。他说：“近世为精义之说，莫详于《正蒙》之书。”^[15]但他始终以“理”为其哲学本体，所以不赞同《正蒙》中对太虚与气的论说，他说：

《正蒙》说“道体”处，如“太和”、“太虚”、“虚空”云者，止是说气。说聚散处，其流乃是个大轮回。^[16]

所以，从以上程颐、杨时、朱熹的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对《正蒙》和《西铭》的几乎相同的态度，即重《西铭》而轻《正蒙》。

再次，胡安国、胡宏一系。

胡安国、胡宏不是张载的门人弟子，所以没有对《正蒙》尊信至极；他们也不像程颐、朱熹那样出于申明自己理论的需要，所以重《西铭》而轻《正蒙》。当时学者对《正蒙》的引用和评论已经很普遍，胡安国和胡宏也不例外，在此不必征引，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对《正蒙》有所注解和整理。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之《经籍考》录有“《正蒙书》十卷”，其中引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如下：

晁氏曰：皇朝张载子厚撰。张舜民尝乞追赠载于朝，…此书是也。初无篇次，其后门人苏昞等区别成十七篇，又为前后序。又有胡安国所传，编为一卷，末有行状一卷。^[17]

由此可见，胡安国为《正蒙》作过传，并流传于世。此传并非分散附于正文之下，而是作为书中一卷附编于张载《正蒙》书之后。此书现已失传，所以胡安国所传的具体情况便不可得而知。

胡宏对《正蒙》极为仰崇。《朱子语录》中记录了吕祖谦和朱熹这样的对话：“东莱云：‘《知言》胜似《正蒙》。’先生曰：‘盖后出者巧也。’”^[18]《知言》是胡宏所作，吕祖谦以《知言》与《正蒙》作比较，认为两者极为相似，因此《知言》有模仿《正蒙》的嫌疑。朱熹所谓“后出者巧”，更说明后出者当是以前出者为基础，可见胡宏《知言》成书当以《正蒙》为参照。

胡宏不赞同张载门人苏昞对《正蒙》的厘定结果，因此，他冒着得罪张载门人的风险对《正蒙》进行重新厘定。并作《横渠正蒙序》，将其中情况作交代如下：

斯文施设乎二帝三王之政，笔削于孔子、孟轲之书，其教亦备矣。……著书数万言，极天地阴阳之本，穷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说而正人心，故自号其书曰《正蒙》。其志大，其虑深且远矣。而诸家所编，乃有分章析句、指意不复闳深者，错出乎其间，使人读之无亹亹不倦之心，望以传久，不亦难乎！今就其编剔摘为《内书》五卷、《外书》五卷，传之同志，庶几先生立大本、斥异学之志远而益彰。虽得罪于先生之门人，亦所不辞也。^[19]

胡宏通过对《正蒙》进行“剔摘”，其结果跟苏昞大不一样，不但总体结构不同，分为内书和外书，而且内容的前后顺序也有所变化。胡宏厘定本与上面所说的附有胡安国传的《正蒙》传本也不同，后者的正文为苏昞厘定本。这次厘定对苏昞厘定传本进行大幅度调整，已经完全改变《正蒙》原来的样子，然此书已佚，所以其中具体情况也不可得而知。

韩邦奇哲学思想研究：揭示张载《正蒙》及宋代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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