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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邦奇哲学思想研究:先天与后天的义之探讨

【摘要】:认为先天乃《易》中第一义,后天本于先天。[11]这就是说,《周易》有先天之义和后天之义之分。自夫子称相荡而先天之义微微之者,后儒失之也。从太极到八卦的生成是六十四卦生成的基础和根本,这无论是先天之义还是后天之义都是相同的。

第二节 先天之义与后天之义

《周易·说卦传》中有最早的八卦方位明确记载,将八卦配于八方,即震为东方、巽为东南方、离为南方、坤为西南方、兑为西方、乾为西北方、坎为北方、艮为东北方。宋代邵雍开始有先天方位和后天方位之说,认为《说卦传》中之八卦方位说是文王所传的后天方位,先天八卦方位是伏羲所传,即《说卦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所表达的方位。

朱熹继承并扩展了邵雍的这种说法。朱熹在《易学启蒙·原卦画》中通论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综述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认为先天乃《易》中第一义,后天本于先天。《周易·系辞上》之“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伏羲画卦自然之形体,八卦的生成完全出于浑然太极之自然理势。朱熹说:

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者,邵子所谓先天之学也。卦成之后,各因一义推说,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也。

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为作传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易便为伏羲始画之易,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必欲知圣人作易之本,则当考伏羲之画;若只欲知今《易》书文义,则但求之文王之经、孔子之传足矣。[11]

这就是说,《周易》有先天之义和后天之义之分。先天之义就是伏羲所画之易所表达的意思,伏羲有见于法象自然之妙而传《易》,“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从八卦的初始到六十四卦的形成次序和方位,朱熹将此演绎为四图,即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后天之义就是文王所演之易所表达的意思,文王改变了伏羲原有卦图之意,就已成之卦推说八卦的形成次序和方位,作《易经》,朱熹将此演绎为两图,即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孔子根据文王之《易经》作《易传》,就文王之易进行推演,其中所论皆以文王之易为主,即后天之义。(www.chuimin.cn)

先天之义是“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它的生成是以“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为八卦”[12]的方式,即邵雍所说的“加一倍法”,由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一阴一阳相生下去直到六十四卦,其主要特征是出于气象之自然而不是人为安排。后天之义是“卦成之后,各因一义推说”。韩邦奇有见于此,于《启蒙意见原序》说:

夫《易》,理数辞象而已矣:理者,主乎此者也;数者,计乎此者也;辞者,述乎此者也;象者,状乎此者也。图、书者,理之舆也,辞之方也,数之备也,象之显也。是故圣人观象以画卦,因数以命爻,修辞以达义,极深以穷理,《易》以立焉。自夫子称相荡而先天之义微微之者,后儒失之也。夫相荡者,自八而六十四者也。先天者,加一倍者也。其本同其末异,其生异其成同。而汉以下莫能一焉。宋邵康节氏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朱晦庵氏为之本图书,为之原卦画,为之明蓍策,为之考占变,于是乎,《易》之先后始有其序,而理数辞象之功懋矣。(《启蒙意见原序》,《启蒙意见》)

同样,在韩邦奇看来,伏羲所传的先天之义就是邵雍所发现的“加一倍法”,就是“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的六十四卦生成模式,文王所传的后天之义就是孔子所发现的“相荡”模式,就是“自八而六十四”的六十四卦生成模式。

这两种模式虽然分别是先天与后天之义,但是韩邦奇认为“其本同其末异,其生异其成同”,其中本、末、生、成、同、异各有所指。就“其本同其末异”,韩邦奇进一步解释说:“自八卦以上,其本同也;自八卦以下,其末异也。”(《启蒙意见·原卦画第二》)从太极到八卦的生成是六十四卦生成的基础和根本,这无论是先天之义还是后天之义都是相同的。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生成相对于太极到八卦的生成称为末,在这个过程中,先天之义与后天之义是不相同的,所以说其末异。就“其生异其成同”,韩邦奇解释说:“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自三而即六,其生异也;自乾至六十四卦之序无不同,其成同也。”(《启蒙意见·原卦画第二》)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的生成过程不同,先天之义的过程是八卦的三爻慢慢扩展到四爻、五爻、六爻六十四卦形成,后天之义的过程是直接由八卦的三爻相荡而成六爻六十四卦。虽然这两个生成过程不同,但是最后六十四卦的生成次序是相同的,所以说其成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