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类与种以及其他的范畴皆存在于个体的实体。此则为《范畴篇》与《形而上学》在范畴说上所同,而共异于柏拉图的学说的。然而亚里斯多德在实体论上与柏拉图的差别,虽在《范畴篇》已见其端倪,其彻底对立,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才甚显著。对于一般性的理念,柏拉图之称为形式者,虽早认为不能独立有其存在,然在《范畴篇》一书中,柏拉图的影响尚未彻底予以清除。所以说亚氏之范畴说应以《形而上学》为定论。......
2023-11-08
明朝开国初期,由于统治者的治国需要和大力提倡,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儒学大兴。明太祖朱元璋崇尚儒学,多次诏示宗朱子之书,令学者读五经孔孟之书、讲濂洛关闽之学,并把程朱对四书五经的注释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以程朱理学教化天下。
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解缙(1369-1415年)上奏疏《大庖西封事》,向朱元璋提出由官方整理修纂儒家经典的建议。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由明成祖朱棣亲自主持,由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人纂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书颁行天下。三部大全作为钦定教本,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其基本内容以程朱理学的著作和学说为主,使程朱理学的官方正统地位得以确立。
明初学者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墨守程朱理学学说,他们主要从实践功夫上躬践力行,或格物致知、博学多识,或居敬存诚、涵养心性,而理论上没有太大的创获。时人多认为“经自程、朱后不必再注,只遵闻行知”[2],所以“谨绳墨”、“笃践履”便成为当时学术的主要特点。张学智先生于《明代哲学史》中有一番评说,如下:
明初理学,以朱熹学说为依归。学者由对朱熹“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为学纲领的不同侧重,分为致知与躬行两派。前者以格物致知、博学多识为功夫进路,后者则重在居敬存诚,涵养心性。功夫途径皆不出朱学范围,理论上创获不大。[3]
正因为如此,故而《明史·儒林传》对曹端、胡居仁有“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的评说。
曹端(1376-1434年)乃明初北方之大儒,学宗程朱。《明史·曹端传》说:“洎明兴三十余载,而端起崤、渑间,倡明绝学,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4]他的著作不多,《太极图说述解》、《通书述解》等主要是对宋儒的著作和学说进行述解和褒扬,而他的一生则以笃实躬行为务。薛瑄(1389-1464年)是明代前期朱学的主要代表,是明代学术中河东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学一本程朱,恪守宋人矩矱,他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5]薛瑄之学以“复性”为宗,居敬穷理为要,并对其学说身体力行,检点言行。胡居仁(1434-1484年)之学以“居敬”为特色,黄宗羲称其“一生得力于敬”[6]。他同样重视躬行践履,极力推崇朱熹之居敬穷理功夫,说:“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7]一方面以敬涵养心体,另一方面则博学穷理。
读孔孟之书,讲朱子之学,正是由于明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强制推行,其时程朱理学的发展达到了极至。黄宗羲说:“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8]清人朱彝尊《道传录序》记载说:(www.chuimin.cn)
世之治举业者,以《四书》为先务,视《六经》可缓。以言《诗》、《易》,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也;以言《礼》,非朱子之家礼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尚书》、言《春秋》,非朱子所授,则朱子所与也。……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9]
程朱理学在科举制度的强化中确立了官方学术的正统地位,朱子学说也成为当时学术的惟一标准。
然而,程朱理学一时的繁荣景象实际上潜伏着极大的学术危机。科举盛而儒术微,时人治举业者大多不是为了学术或真理,而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而达到谋取官职的目的。顾炎武总结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10]他把学术危机归结为八股文的盛行和三部《大全》的推出。王廷相也说:
历代以来,人主教养人材,盖图以治理天下云尔。故学者读书,当以经国济世为务,其习作文义,不过为入仕之媒也。今之父兄师友,以训教期待子弟者,遂以习作文词,进取科第为要事。其教之体验扩充,以达经济之术者,百无一二焉。呜呼,良可哀矣![11]
王廷相指出,读书的主要目的是经国济世,习作文词只不过是入仕而治理天下的手段。时人之弊病在于以习作文词、进取科举为要事,全然将经济之术抛之云霄。顾炎武更是直接地指出“弃实学”之时弊,他说:“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12]时人重文词科举而轻经济之术,这违背了历代以来教养人材以图治理天下之社会责任。可见,程朱理学已成为时人猎取功名的知识工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终将成为社会批判对象并为有识之士所抛弃。
学术上,心性论逐渐代替理气论成为思想家的学说重心。宋元明时期的学术思潮以理学为主,南宋之后学术的主要趋势是和会朱陆,这种趋势一直延续至元明时期。由于明初理学家墨守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在理论上已经非常完备,没有进一步讨论和解释的必要,只需遵闻行知便可。在践行功夫上,即物穷理仍有烦琐支离之弊,涵养心性之功夫途径被普遍接受。所以,探究万物终极实在的理气论思考逐渐淡化,而具有价值意义的心性论成为思想家的学说重心,关于人的本质以及人与宇宙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则成为学术讨论的主要问题。这为心学的兴起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因此,朱子学说逐渐式微,心学逐渐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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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类与种以及其他的范畴皆存在于个体的实体。此则为《范畴篇》与《形而上学》在范畴说上所同,而共异于柏拉图的学说的。然而亚里斯多德在实体论上与柏拉图的差别,虽在《范畴篇》已见其端倪,其彻底对立,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才甚显著。对于一般性的理念,柏拉图之称为形式者,虽早认为不能独立有其存在,然在《范畴篇》一书中,柏拉图的影响尚未彻底予以清除。所以说亚氏之范畴说应以《形而上学》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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