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人民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历史》跋

《大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1]跋

我从1980年接触大连人民反帝斗争史的材料。开始时，我专事工人运动史资料的收集和编纂，先后出版了《大连工人运动史》（专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大连工运著名人物》（总纂，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大连工会要略》（总纂，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大连市工会志》（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大连市志·工会志》（主编，大连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近10本书。

在征编大连工人运动史料过程中，我常常被那些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在大连的土地上同异族侵略者出生入死、勇猛战斗、前仆后继、壮烈牺牲的革命先烈的事迹材料所感动。虽然是些零散的，有的还是被侵略者肆意歪曲了的文字，但经过考证、核准，它们在我的脑海中聚集在一起，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呈现在我的面前。先烈们爱国反帝的拳拳丹心，铮铮铁骨和光辉形象，使我神牵梦绕，有时竟夜不能寐，构思着怎样把他们写出来，将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献给故乡的人民，特别是献给青少年一代，让先烈的精神发扬光大，但因时间关系一直未能如愿。

前年，大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提出在建市百年之际编纂出版一套《帝国主义侵略大连史》丛书，并将《人民斗争卷》的写作交给我，这与我多年的心愿不谋而合，便承担下这项任务。刚准备动笔，赶上大连工人大学搬迁（从中山区解放街2号迁至西岗区同仁街67号），我作为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校长，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不得不放弃写作计划，直到去年暑假才拿起笔，从全书的篇目设计到渐次写完15章和附录，两易其稿，历时几近一年，除大学日常工作之外，没有8小时工作日和休假日的概念。或大汗淋漓，赤膊伏案，挥笔疾书；或披衣端坐，苦思冥索，探究一堆故纸的真伪及其个中联系。及至全书付梓，直觉比“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尚有过之。

本书的结构颇费思忖。现代史书多以历史时期为单元和名篇，但若这样结构《大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则“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的一章占全书五分之二的篇幅（不含“附录”），与其他各章之间的篇幅比例失调，违背“结构匀称”的谋篇布局的原则；更加难办的是，这种结构无法充分表现出大革命时期大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情景（革命高潮时期的斗争），也无法充分表现出抗日战争时期大连人民英勇的反法西斯斗争的情景（革命低潮时期的斗争）。因此，我决定本书不使用以历史时期为单元名篇的轻车熟路的结构方式。

若不以历史分期谋篇布局，则与现代史书似已约定俗成的以时为序的纵向结构的惯例不合。怎样使本书的结构科学合理而又不违现代史书通行的结构方式呢？根据形式服从内容，为表现内容服务，内容影响并决定形式，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我采取了“以线串珠”的结构形式。“线”就是时间顺序，即全书在大体上以历史时期为章的单元，纵向记述，但不完全囿于历史分期，有的历史时期（如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组织和重大事件（如大连中华工学会、五卅运动、“四二七”反日大罢工和抗日谋略团、庄河大地上的抗日烽火等）独立成章，以充分表现出大连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斗争风貌和巨大贡献。这些章如同串在线上的珍珠，既独成一体，又不离主线，前后的时序把它们固定在那个位置上，使之不能挪移，而只能在“线”上闪亮。这种结构形式的好处是历史进程的脉络清晰，重点突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当然本书是否实现了这一点，需由读者评说。

本书记事的时间，上自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下迄1945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获得最后胜利；记事的地域，以成书时的大连市行政区划为范围，以时系事，以事系人，记境内之事，叙境内之人，凡在此时此地进行反帝斗争活动的人，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均在记叙范围之内。本地人在大连境外的抗日活动，因不便插入各章之中叙述，故附于卷后，是亦为全书的组成部分。

作为凡例，关于地域有两点说明。一是人物活动的地点，当时属今大连市县区名下，而现已划归邻市，按理不应记叙，但为把人物活动的线索表现清楚，本书个别地方不得不“越境而书”。如记叙庄河民众抗日武装斗争时，偶涉今丹东市和东港市。二是对路过大连但其反帝活动不在大连境内的革命人物不记。如1928年春，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从上海乘船经大连，换乘火车北上，赴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2年初，车向忱、宋黎等人受“东北民众救国会”的派遣，从北京出发，在塘沽乘坐日本轮船“天潮丸”抵大连，奔赴东北各地，联络抗日义勇军对日军作战。因他们从大连境外来，到大连境外去，仅是路过大连，类似的人和事本书不予记载。

本书记叙的内容，即对大连人民反帝斗争的反映，力求全面性和系统性，确保准确性。

全面性，即全面反映大连工农商学士各阶层人民包括统治阶级下层官员的反帝斗争事迹和爱国精神。

系统性，即系统地将1894～1945年间大连人民的反帝斗争以时为序，条理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准确性，即准确地记述史实。资料的使用以“信”为度，必欲核准。凡存疑的材料不用；无疑，而因果关系不彰的材料不用；时间、地点、情节不清的材料不用；不关宏旨，无足轻重的材料不用。

例如：王芸生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云：1894年11月，日军旅顺大屠杀时，“日本军官进入旅顺和顺大戏院，杀死班主王滨夫妇，强迫演员演戏，武生张铁腿演武松，忽灯灭刀飞，直砍敌人头，血溅和顺院”。董志正编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旅大史话》云：“日军窜到旅顺戏院，杀了班主，强迫演员为其演戏，当演武戏时，演员张某（绰号张铁腿）突然灭灯，飞刀直取日寇的脑袋，演了一场真刀真枪的铁公鸡。”张本义、吴青云主编，大连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甲午旅大文献》云：“日军一路来到‘和顺大戏园’，杀死班主王滨，逼迫艺人为其演戏。演了文戏演武戏，演武松的武生‘张铁腿’飞刀直取鬼子头，然后从后门逃走。”

上述材料，见诸多种公开出版的史书和未刊资料，似乎确凿无疑。但我综合日军旅顺大屠杀时正在现场的英国人詹姆斯·艾伦根据亲眼所见写成的《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中的记述、当地当年幸存者的亲眼所见材料和曾参与大屠杀的日兵战后公布的日记等史料，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的日兵都杀红了眼，到处抢掠，奸淫妇女，疯狂已极，“强迫演员为其演戏”，与当时的情境不合。换句话说，依当时的情境，这件事的发生几无可能。即或曾有过此事，亦当在战后某日（战后日军赖在旅顺1年时间）。正如不少史料中所叙的大连中华工学会在1926年“四二七”大罢工中举行记者招待会，其实是在1925年末大连机械工人罢工期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之误一样，笔者并不是凭主观臆断而否定此事的存在，只是疑其时间有误，既存疑，则不论其资料有多少，多么权威，绝不人云亦云。此本书一不用之材料也，类似事例，不一一列举。

庄河高阳、长海石城岛一带广泛流传肖顺武枪杀日本警察事件。

肖顺武在伪满洲国建立后曾任石城岛伪警察分驻所副所长、代所长。石城岛伪村长杨忠堂为巴结他，送给他一支二八匣子枪。伪庄河县警察署长王子康得知此事，带领司法警长福田、司法警士滨田等日本警察到石城岛查问，威胁肖顺武：“你私藏枪支，如不交代，就交日本人审讯你！”还强令肖顺武跟随他们上船，前往庄河县城走一趟。途中，肖顺武取出随身携带的二八匣子枪，击毙正在睡觉的福田、滨田和王子康，让船夫王清连把船连夜摇回石城岛。他到石城岛伪警察分驻所，将墙上挂着的步枪枪栓全部卸下，回家把才出生8天的婴儿送给邻居，领着老婆和4岁的孩子乘船离开石城岛。翌晨，他们在庄河县高阳小港张虾网下船，躲进树林里。驻庄河日军讨伐队得知肖顺武枪杀日本警察，立即张下罗网搜捕他。1936年7月23日下午，将肖顺武包围于郑下村后岗张莹大树林里。包围圈越来越小，肖顺武料到自己决难脱身，“但誓死不作俘虏的决心已定，频频举枪还击与讨伐队周旋。终因枪单势孤，力不抵众，眼见讨伐队步步围逼上来，他毅然先开枪打死了老婆和孩子，撕毁携带的伪币和衣物，然后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门，”^[2]开枪自杀。24日，大连的《泰东日报》和伪满洲国的《盛京时报》报道了肖顺武枪杀两名日本警察和伪庄河县警察署长的消息，震惊东北政界。如何认识肖顺武枪杀日本警察事件？从情节上可以看出肖顺武没有精神不正常的因素，头脑清醒。他对伪庄河县警察署长的强烈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不满是敌人内部的狗咬狗，还是出于民族仇恨？因笔者掌握的资料有限，难于对此做出准确判断。这种因果关系不彰的材料，即本书二不用也。类似事件不见于本书，皆因其故。(www.chuimin.cn)

有一些大连籍国民党人抗日救国的材料，原拟写入书中。如赵庸（原名赵祥光），1907年生于庄河青堆镇，1928年考入冯庸大学，有投笔从戎抗日报国之志，因而他于1930年考入杭州笕桥空军航校，1934年12月毕业，被编入中华民国政府军空军第八大队第三十队。他刻苦训练，驾机水平高超，尤善于驾驶大型轰炸机和新式飞机，在当时中国空军中颇负声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满怀爱国激情，投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参加了名震一时的“8·14空战”，多次参加轰炸日本运输舰队和轰炸上海附近侵华日军的战斗。同年，他还驾驶马丁·139W C型轰炸机，飞往长崎、福冈、佐贺等地散发传单，多次胜利完成远征日本的任务，不幸牺牲。1947年，国民政府南京航空委员会曾函告庄河县政府：赵庸“为抗日烈士”。1985～1987年修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的墓碑上镌刻着赵庸的名字，可以认定，赵庸牺牲于1937年，但其牺牲的具体时间、地点、情节，目前说法不一。

一说：1937年的一天赵庸驾机飞往东京，执行向日本民众散发反战传单的任务，由于尽力多带了一些宣传品，飞机超负荷飞行。他为加大散发传单的数量和范围，在东京上空越过日本飞机的狙击和地面炮火的射击，盘旋数次才返航，以致耗油过多，飞机返回中国江西南昌附近上空时，机内燃料全部耗尽。在这关键时刻，他不肯跳伞，而冒险采取滑翔着陆的办法，试图为国家保住这驾轰炸机，但不幸飞机触山坠毁，赵庸壮烈牺牲。^[3]另一说：1937年10月15日，空军八大队两架大型轰炸机机组人员接受轰炸上海附近侵华日军任务，编队起飞时，因其中一架轰炸机上的炸弹爆炸，波及另一架轰炸机，导致两架飞机都机毁人亡。“赵庸是机上轰炸员，故以身殉国”。^[4]

以上两说均出于“知情者”之口，但出入颇大，孰是孰非？难于认定，故我未将赵庸烈土收入书中，非因其是国民党空军人员（抗日救国不应有党派偏见），实因其牺牲时间、地点、情节的材料不清之故，此本书三不用也。类似者，不乏其例，以一概括之。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国民党在东北各主要城市建立了抗战组织，其中包括大连地方组织。

在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的领导下，1941年，刘克德开始在金县（今大连市金州区）进行抗日活动，后由刘启华建立“自觉社”。1942年，王荫林在复县（今大连市辖瓦房店市）建立国民党外围组织“中华青年团”，旨在抗日救国。同年11月，国民党中央撤销东北党务办事处，分设辽、吉、黑三省党部。辽宁省党部主任李光忱（1944年4月15日在奉天被捕，被日本判处死刑）将全省划分为9个督导区。1943年，汪渔洋、戚作臣在大连建立“爱国社”等抗战团体，刘任山在庄河建立“团体抗日同盟”。1944年9月，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在西岗一带散发传单，内容是《蒋委员长告东北同胞书》，1945年5月德国投降后，他们进行了以“德国投降与日本必败之理由”为题的抗日宣传。同年5月末，辽宁境域的国民党组织遭到日伪严重破坏，322人被逮捕，其中复县有3人被捕。经过这次浩劫，国民党人在大连境内的抗日活动就基本停止了。

国民党在大连的抗日活动作为全民族抗战的组成部分，是应予肯定的，原拟写入书中，后掂分量，认为它在大连人民半个世纪的反帝斗争中无足轻重，不关大体，故终未收入，此本书材料四不用也。

综上所述，本书使用的大连人民反帝斗争史料，旨在全面，不求全部。全面，是主流、本质、全貌的反映，全部是事无巨细，一一罗列，本书取前者，不取后者。我可以肯定地说：本书第一次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了甲午战争失败后至抗日战争胜利的半个世纪的大连人民的反帝斗争。

本书的出版得到大连市总工会的帮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鞠文华为本书作序。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主任王彦静将42万字书稿誊清，并为本书编写了《组织（单位）名称索引》，郑品毅为本书编写了《人名索引》，赵杰为本书校对一遍。

大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王胜利及傅敏女士、庄河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于志龙等人为本书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史料。孙榆蔚先生为本书提供照片（使用两幅，位于卷前），顾明义先生对本书的写作给予热情的鼓励。

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参阅了大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和庄河市、长海县、旅顺口区、西岗区等县、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及《庄河市志》、《长海县志》、《新金县志》、《瓦房店市志》、《金县志》、《甘井子区志》等大连市的县、区志书，还参阅了百余种公开出版、内部出版、未刊稿的史料。我在引用这些史料时，基本上都一一标明出处，但个别地方可能疏于注释，在此谨向这些资料的作者、上述为本书提供资料（照片）和帮助本书出版的所有同志及本书责任编辑宋军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大连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史》（1894-1945）：刘功成著，大连出版社，1999。

[2]邵涤生：《肖顺武枪杀日本警察和伪县警察署长》，《长海文史资料》第一辑，第94页，1994。

[3]陈知、康德一：《抗日空军志士赵祥光》，孙邦主编：《伪满洲国史料丛书·抗日救亡》，第760-761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4]同上书，第7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