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甲午战争：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30年文选成果

2023-11-28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李鸿章与甲午战争》[1]跋去年，我在《大连日报》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旅顺、大连的近代化城市发端历史的文章，得到很好的社会评价。其中《李鸿章与旅顺的开发》一文反响尤佳。这种想法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所处地位的认识。李鸿章之于甲午战争，实际上就是中国与日本的甲午之战的缩影。

《李鸿章与甲午战争》^[1]跋

去年，我在《大连日报》上发表了两篇关于旅顺、大连的近代化城市发端历史的文章，得到很好的社会评价。其中《李鸿章与旅顺的开发》一文反响尤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委员会因此约我为他们准备编纂的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的文集撰稿；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和了解，我没有推辞。

但那时我正忙于主编《大连市工会志》。这是一部140万字的大书，统稿、修改、校对、出版要在一年内完成，必欲于当年12月2日献给大连工会建会70周年，时间相当紧迫，我实在无暇去考虑甲午战争100周年的纪念文章。及至《大连市工会志》如期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公开发行时，又逢大连市工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为此我又编纂了《大连市工会代表大会文献》一书。原以为这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干起来后才知道，要把从1946年大连市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1989年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文献编纂成书，姑且不论收集齐资料之难，但就校注而言，难题丛生，特别是对其必须加以注释的名词、术语的阐发，难度相当大，颇费时间，竟把我甲戌年春节的假日都搭了进去，才好不容易将35万字的《大连市工会代表大会文献》交大连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献给大连市工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在我编纂上述两本书期间，旅顺口区政协的两位主席先后两次登门落实我答应为他们撰写的甲午战争100周年的稿子。我因迟迟没有动笔，甚感抱歉，并深为其诚意所打动。我表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无论如何，也要完成这一任务。甲戌年春节之后总算抽出几天时间，把过去收集的有关甲午战争的史料整理了一遍，又到大连市图书馆查阅了一些有关的资料。当结束史料收集工作时，我头脑中可以写出的东西已不只是一篇文章，而足可成为一本有价值的书。当然，我得首先完成应允旅顺口区政协的文章，于是我抓紧完成了《李鸿章与甲午中日金旅之战》一文，约1.5万字，比较全面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李鸿章与甲午旅顺之战的联系和关系，算是对旅顺口区政协的同志交了差。

在查阅中日甲午战争史料的同时，我了解到国内外对甲午战争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而对李鸿章这个甲午战争中国方面最重要人物却缺乏研究，虽已有人论及，但很不全面不系统，且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非历史的政治标签化的倾向。这有碍于甲午战争研究的深入，我遂决定从这个方面拓展甲午战争研究的领域和深度。

这种想法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对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所处地位的认识。

一方面，李鸿章是晚清位列阁首的大员。他“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参与了甲午战争的全过程，并且是清廷从出兵朝鲜到割地乞和所有重大决策的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梁启超曾在其所著《李鸿章》一书中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言虽过头，但却足证李鸿章是甲午之战清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清军在战场上的失败与其有很大关系；他又是中日议和全权大臣，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者，清廷在谈判桌上的失败与其关系更为密切。李鸿章之于甲午战争，实际上就是中国与日本的甲午之战的缩影。从这一角度加以透视，可以真实地浓缩地再现甲午战争的全貌。

另一方面，李鸿章不是清廷的最高统治者，但他却是与清廷最高统治者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物。清廷对其信任有加，长期委以重任，却不予以枢密大权，仅以“外臣”用之。他在大清帝国的君主专制之下，名为首席大学士，被称为“傅相”、“李相”，实“总督兼官，非真相”；他从未进入军机处，从未进入枢臣之列，即使在洋务运动最兴盛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更不用说掌管总理衙门了。而被李鸿章私下认为“庸鄙无远识”的恭亲王奕诉等王大臣却长期充任首席军机大臣和首席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在这样的政治处境中，很早就从“外臣”即地方官的地位发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叹，自叹“有倡无和”。对他最为赏识和器重的慈禧太后也不过是用其才而已。日军攻占旅顺后，清廷多有李鸿章误国请斩之以谢天下之奏，慈禧太后对李鸿章也大为不满。据翁同和日记载：1894年11月28日，慈禧召见翁同和等枢臣，“论兵事，斥李相贻误，深虑淮军难驭，以为暂不可动”。可见她对李鸿章也并非完全信任。因此，在甲午战争中，李鸿章既掌管大权，又不能不时时受制于主战与主和的帝后两党的牵制，对圣旨和懿旨都得唯命是从，这又恰好反映出清廷最高统治者与甲午战争的联系。

李鸿章作为中介人把上述两个方面联系在一起，所以，搞清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活动，就是一部甲午战争史，至少可以把甲午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基本过程及其战争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但尚没有人从这个方面系统地加以研究。因此我便循甲午战争的进程，作起读史札记。首为《李鸿章与甲午清军出兵朝鲜始末》，继则为《李鸿章与甲午中日辽东及辽阳南路之战》，又为参加大连市纪念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将《李鸿章与甲午中日金旅之战》分为《李鸿章与甲午中日金湾之战》和《李鸿章与甲午中日旅顺之战》两篇，再成《李鸿章与甲午中日威海之战》、《李鸿章与甲午战争中的北洋水师》，最后完成《李鸿章与马关和议详陈》，共为7篇。本来还准备写出《李鸿章与甲午清廷近畿防务》和《李鸿章与割让台湾》等两篇，讵料五一国际劳动节后，我被任命为大连工人大学副校长兼大连市总工会干部学校副校长。一大摊子新接手的工作，把我的甲午战争100年读史札记的写作时间冲击得荡然无存，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复记了，又不甘放弃，便乘暑假未到校议事的几天空闲时间，将几篇稿子清出，结集为这本小册子。其中各篇亦可独立，但联为一体的意义超出各篇内容之和。

在清稿过程中，我有些犹豫不决的是，文章的引文过多，想删除一些，但终未舍得大删。一则觉得这些史料大都是原始记录，鲜为人知，具有研究的价值，很可贵；二则觉得即为读史札记，多“札”一点历史记录，似乎亦可说得过去。又曾想将所引文言译为白话，终亦未改。这一则是考虑古文今译不可能完全意同，不如照录原文准确；二则是考虑本书的读者对象不是工农兵大众，而多是历史研究者，具有较厚实的文字功底，对晚清的文字不至于不能自译为今语，当不用我费此力——也许为惰辞，但却是心里话。

或谓即研究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其结论是什么呢？本书似无明言，然若通读全书，亦当会对此了然于胸。特别是我在每篇札记之首所作的该文的内容提要中，分别对李鸿章的所作所为作了简略评价，将它们连贯起来，也就是我对李鸿章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活动的结论。

有人云：甲午之战，中国皆因李鸿章而败，以其一败于战再败于和，终至卖国求荣；然遍翻甲午战争的原始资料，不敢苟同于此论，竟认为究中国甲午之败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系失于清廷改革之未行，致使国力大大弱于日本。(www.chuimin.cn)

李鸿章是19世纪中期中国封建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开拓性人物，对19世纪中国近代化全局发生过重要影响。他是一位呼吁“今当及早变法”的“变法”论者，尤极力主张改变兵制。然阻力重重，举步维艰，终洋务运动时期，清廷除允淮军、湘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建立了新式编制的北洋水师之外，兵制的改革十分有限。

日本早在1868年就“参照欧洲各国兵制进行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建立兵部省，1872年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1873年根据“国民皆兵主义”颁布征兵令，1878年成立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在第一届伊藤内阁期间，日本将以“镇压草寇”为主要目标的“镇台制”改为适应野战和境外作战的“师团制”，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拉开了中日军事力量的差距。与此同时，明治天皇根据伊藤博文所拟政体纲领，于1875年颁布立宪政体诏书，使明治政府朝着“国家立宪政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885年，伊藤博文又提出全面改革政府机构，采取内阁制，“清除了朝蕃体制的残渣，创造了适应制定宪法和开设国会的主体”，提高了政府工作职能和办事效率。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首届国会。而中国，虽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李鸿章便提出“变法度必先易官制”的主张，但清廷对改革官制使政治体制近代化这一历史必然趋势噤若寒蝉。李鸿章面对试图加以修葺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清政府，只能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变？”一个仍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气息奄奄，一个已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气焰方张”。甲午之战，中国之败于日本，不就是这种历史的必然吗！岂是李鸿章个人失误所致？

当然，我并不是说李鸿章对甲午之战中国之败毫无责任，恰恰相反，他难逃干咎。但我们不应把他的军事指挥的失误和其听命于清廷最高统治者的行为说成是“卖国求荣”。关于这一点，我在《李鸿章与马关和议详陈》一文中有所论及，此不赘述。

历史学家的第一责任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然后据此评说和下结论。不以历史事实为据，而从某种政治概念演绎出结论，是我国历史研究工作中极“左”的产物，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远远没有肃清。有鉴于此，本书以记述为主，力图将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活动真实地准确地客观地系统地全面地反映出来，史实较多，评论较少，姑为抛砖引玉之举。这当然也可以算是本书的一个缺欠。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50年间，中国出版的甲午战争研究的专著、资料、论著有20余种。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至今，中国史学工作者发表的研究甲午战争的论文总计已达600余篇。日本在甲午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出版有关著作60多部，在其后的40年时间里，出版关于甲午战争的著作及史料170余种，论文60余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50年间，出版甲午战争研究的著作和资料集60余部，论文和资料近200篇。朝鲜、美国、英国等国家也出版了一些有关中日甲午战争的史料和著作。

这本读史札记涉及了上述中外甲午战争研究成果中的一部分。其主据史料是民国辛酉春合肥李氏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金陵原刊本10帙5集165卷的《李文忠公全集》中的电文、奏稿（原文无句逗，我在引用时添加了标点，并将旧历纪元，包括年、月、日均换算为公历；文中小括号内是添加的注释，中括号内是添补的缺漏的字、词；单书名号内是更正的错别字），及王芸生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多种书籍。同时翻阅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故宫博物院编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及日本出版的河村直等编《日清战争实记》等多种中外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文献、书刊；所引之文，基本上一一标明出处，以便研究者查阅。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易显石教授和大连出版社徐承本、大连市图书馆袁德才、大连新世纪印刷信息产业公司王冶、大连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王彦静、大连工人报社宋之有等同志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谨致谢意。

1994年8月26日于大连

【注释】

[1]《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刘功成著，大连出版社，1994。

李鸿章与甲午战争：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30年文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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