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成果发布

地方工运史专著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辽宁省总工会第七次工运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1989年3月29日

这里就《大连工人运动史》（1879-1949）著述过程中遇到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谈一谈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一、地方工运史专著的首要理论问题是中国工运史学科的研究对象问题

地方工运史（指大区、省、市、县的工人运动史和地方产业工人运动史）是中国工人运动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对象规定了地方工运史专著的内容，即地方工运史写什么，必须按中国工运史学科概念的内涵来加以确定，因此地方工运史专著的首要的理论问题是中国工运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失去中国工运史学科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地方工运史的编写就没有科学的依据和制约，或者不着边际，或者挂一漏万，有很大的盲目性，势必影响专著的质量。目前，中国工运史学科发展还不够完善，学科理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学科概念还没有公认的统一的表述，但通史体和通史断代体的专著已经出了几本，探讨中国工运史的研究对象和学科理论的文章已经有了几篇，虽然观点不尽统一，却也渐趋一致。综合前人的专著实践和理论探讨，我认为中国工运史学科概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5个方面：

1.工人队伍的发展史

中国工运史是一门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历史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主体是中国工人阶级，因此中国工人阶级的发展史就成为中国工运史学科概念的首要内涵；同样的道理，地方工人队伍的发展史也就成了地方工运史专著的首要内容。

作为地方工运史专著中的工人队伍发展史都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以为主要是：（1）地方工人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2）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由被统治阶级到统治阶级的伟大历史转变过程。（3）自身结构和素质的变化，等等。这里应注意工人队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一下子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不是孤立地生活在真空里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从经济方面而言，记述地方工人队伍的发展史，不能离开对地方工业发展历史的把握。如要写出一个地方工人队伍的形成，就必须搞清这个地方的近代化大机器生产是何时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上出现的。要写好一个地方工人队伍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就必须搞清这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进程及其城市的产业特色。从政治方面而言，记述地方工人阶级队伍的两个伟大转变的实现，不能离开对地方党史的把握，如要写出一个地方的工人群体怎样由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就必须搞清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与这个地方的工人队伍是怎样发生联系的。要写好一个地方的工人群体怎样由被统治阶级上升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就必须搞清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了什么领导作用。从文化方面而言，记述地方工人队伍的结构和素质，不能离开对这个地方的工人生活状况和群体文化水平的把握，包括工人群众的衣食住行和传统思想、民族意识、群体心态、文化程度、科技知识水平，等等。没有对这些情况的了解，就很难对地方工人队伍的结构和素质作出科学的表述。

地方工运史专著离不开上述地方工人队伍发展史的主要内容。但仅有这些内容还不够，如果缺少与上述主要内容相关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就会出现“天马行空”、令人莫明其妙的现象。我在写《大连工人运动史》之初，对大连工人阶级自身以外的内容，一律舍而不取，想以此跳出党史和近、现代史的框架结构，动机是好的。但由于缺少必要的社会背景，大连工人阶级成了“独来独往”的“天马”，没有表现出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及其成为领导阶级的历史必然性。初稿没有厚度，没有容量，影响了质量。二稿和三稿下了很大的工夫，既注意工运史与党史和近、现代史的区别，又适当地表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初稿中的大连工人阶级“天马行空”的情况得到改变。

在这个问题上还应注意，地方工人队伍发展史的社会背景材料不可没有，但也不可过多。没有则无以显现工人阶级这个主体，过多则会淹没工人阶级这个主体，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2.工人群众的组织史

主要是记述工人群众组织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活动的历史。其大体脉络是：（1）封建色彩的行帮组织：行会、帮口、秘密结社。（2）资产阶级的工会：资产阶级革命家、资产阶级政客、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官办的工会。（3）工人自己的工会：工人自发成立的工会——早期共产主义者创建的工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包括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会）。

工人群众的组织史应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主体，但不能局限于此，还应包括传统的中国工人组织和中国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建立的各种工会组织，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出现的“工代会”之类的有工人群众参加的组织，都应成为地方工运史专著中的工人群众组织史的内容。当然后者不应占有很大的篇幅，可以点到为止，无则不完全，多则主次不分，恰到好处，才是完美。

3.工人阶级的斗争史

记述工人群众以各种方式开展斗争的历史。其大体脉络是：（1）原始的自发的反抗和斗争（1840-1919）　——从“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到附属于其他阶级的反抗活动。（2）作为独立阶级的被统治被压迫者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1919.5-1949.9）　——从罢工这所“工人学习军事的学校”到走上社会政治大舞台的激烈搏斗。（3）作为国家“主人翁”的社会主义时期的罢工现象和劳动争议（1949.10至今）——工人阶级内部的或与官僚主义、腐败现象的矛盾和斗争。

工人阶级的斗争史应以罢工为主线，但不应局限于罢工，还应包括工人群众的怠工、请愿、示威、暴动和各种形式的劳动争议。社会主义时期，工人阶级参加“镇反”、“三反”、“五反”及反腐败等政治斗争的内容亦为题中必不可缺少的内涵。

4.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史

这是指工人阶级在人民民主政权建设中的实践活动。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以社会主义时期为主，但也含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某些内容，如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建设。以大连为例，在解放战争时期，工人阶级为大连的民主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作出巨大的历史贡献，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5.工人阶级与国内和国际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史

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总是与国内及国际各个阶级、阶层有着这种或那种、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与国际资本有着广泛的联系，与各国工人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接触较多，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有着特殊的共同利益关系。地方工运史专著应该重视这一方面的内容。忽视这一点，往往会抹杀地方工运史的特色，《大连工人运动史》初稿就是这样。后来考虑到大连曾遭受半个世纪的日、俄帝国主义统治的特点，增添了这一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大连工人运动的特色；史稿显得生动多了。

上述工人阶级的发展史（成长史）、组织史（工会史）、斗争史（罢工史）、建设史（经济、社会）、关系史（国内、国际）构成了中国工运史学科研究对象的主体。因为中国工运史学科研究对象是中国工人阶级，所以中国工运史不能不研究中国工人队伍的发展，不能不把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史作为其研究内容的第一项。中国工人群众经过最初的个别的分散的自发的斗争，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团体，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工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有人把中国工运史称为中国工会史，这固然不妥（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但却不能否认中国工会史是中国工运史的主线和主要部分。在掌握政权之前，罢工是工人斗争的主要形式，工人群众谋求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最直接的有效行动便是举行罢工。把工运史写成罢工史，有失偏颇，但这却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罢工斗争在工运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工人罢工史便成为中国工运史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在中国工人阶级成为国家主人之前，它的最大的历史任务便是推翻旧政权，打碎旧社会。在成为国家主人之后，“建设”职能成为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的主要社会职责之一，这样工人阶级的“建设”史，便是中国工运史的至关重要的内容之一。从工人运动的总体上来看，中国工运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有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同时与国际工人运动有着密切联系，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与国内和国际各个阶级、阶层的关系史，也是中国工运史不可缺少的内容。

地方工运史作为中国工运史的一个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当囊括以上5个方面的内容。这5个方面或谓5条线索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关联的有机整体。5个方面从头到尾地交织在一起，便构成了地方工运史的纵览，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上的交结点，便形成了地方工运史的横断面。因而它可以成为地方工运史专著的结构原则（《大连工人运动史》就是这样结构的）。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工运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地方工运史专著的首要理论问题，其道理就在这里。

二、地方工运史专著的首要实践问题是“历史的事实”使用问题

地方工运史专著涉及许多理论的和实践的问题，首要的实践问题便是李大钊所说的解喻“历史的事实”。

1.关于把“实在的事实”同“历史的事实”相区别的问题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说：“有实在的事实，有历史的事实：实在的事实，虽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是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1]李大钊把“实在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加以明确的界定，指出了二者的显著区别。“实在的事实”是指历史事件本身，“历史的事实”则是“实在的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理解。前者是第一性的东西，是存在；后者是第二性的东西，是意识。

地方工运史专著和一切记述历史的写作一样，所使用的材料都是第二性的，都是“实在的事实”的记录，而不是“实在的事实”本身。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些记录与“实在的事实”本身是否完全一致？李大钊指出：“汉唐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与宋明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已竟不同了；宋明时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与现代人们想像中的孔子，又不同了；十年以前，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与今日我自己想像中的孔子，亦不同了。”“前人为孔子作传，必说孔子生时有若何奇异祥瑞的征兆，把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说得天花灿烂；我们若在现今为孔子作传，必要注重产生他这思想的社会背景，而把那些荒诞不经的神话一概删除。”^[2]李大钊的结论是：“只有充分的纪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有二意义：一是说曾经遭遇过的事的纪录是正确的，一是说关于曾经遭遇过的事的解喻是正确的。”他还进一步指出：“纪录是可以终结的，纪人纪录的历史事实则没有终结；纪录是可以完全的（在理论上是可以完全的，在事实上则完全的亦极少），纪人纪录的历史事实，则没有完全的。”^[3]“因为历史的事实，总是在发展中，进步中，没有一个历史是完成的。一个纪录的本身，可以始终于一定的范围作一结束，而其所纪录的史实，则常须随人们的新智识，新发见，加以改正”。^[4]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于历史资料，哪怕是前人的极原始的极完全的记录，也不能照搬照抄，而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上加以“解喻”。“同一历史事实，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对于同一的史实，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对于史实的知识与解喻，日在发展中，日在进步中故”。^[5]李大钊的这些话，对于地方工运史专著如何运用历史的事实，很有指导意义。

有的同志一看见原始的历史记录材料，就以为是“实在的事实”，如获珍宝，拿过来就用。殊不知，这是把历史事件本身同“历史的事实”混为一谈了，忽视了对“实在的事实”的“解喻”，因而往往出现观点上的错误。地方工运史专著须特别注意这一点，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之前的部分，由于使用的材料有些来自敌伪报刊、档案，即使是很原始的很完全的记录，也可能与“实在的事实”相差甚远，不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解喻”，照搬照抄，是万万不行的。

如大连工人运动历史上的“南关岭暴动”。原始的日文资料记载：“关东州工人素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导致了群起抢煤的暴动化的事件发生。”不久前的一个同志整理的材料沿袭这一说法，并认为这个事件没有存史价值。这显然是观点上的错误。因为如果把工人的行为看成是品质问题，那就等于承认日本资本家的门岗搜身制度是合理的，是为了对付中国工人的“小偷小摸”行为。但这不是“实在的事实”。我对这个“历史的事实”解喻是：南关岭挑煤工人的工资极低，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他们不得不把火车站储煤场上的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来的煤炭倒弄出去一些，廉价卖给附近居民，以相互周济生活，不致冻饿而死。1927年年底，为了应付讨上门来的各种债务，度过年关，南关岭火车站储煤场的300余名挑煤工人自发地形成了联合抢煤行动，遭到日本警察的镇压和侮辱，激怒了中国工人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复仇情绪，导致了南关岭暴动事件的发生。这就是说，工人的行动绝不是什么“小偷小摸”的品质问题，而完全是一种为了求生存进行的反抗斗争，具有存史的价值，因此《大连工人运动史》开列一目，对此加以记载。

李大钊在谈到“什么是历史”的时候，深刻地指出：“没有一个历史事实，能有他的完满的历史；即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要不断的改作。这不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材料与特殊的天才，乃是因为历史的事实本身，便是一个新史产生者。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历史观与知识的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6]这是十分中肯的。地方工运史专著的著者面前都摆着这样一个问题：对敌伪时代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的各种事实材料的使用，存在着“解喻”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和中共党内存档的各种事实材料的使用，也存在着“解喻”的问题。如中共党内“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的一些文献及其对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记录与评价，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头文件”、档案，报刊资料，如果不加以“解喻”，拿过来就用，势必歪曲历史。

总之，我们必须把原始的历史记录与“实在的事实”本身加以区别，把“实在的事实”与“历史的事实”加以区别。二者固然是有联系的，但不是一回事。只有用“解喻”这个纽带把历史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把握住历史事件本身的轨迹，才能写出信史。照搬照抄记录材料和主观臆断“实在的事实”是不行的，把历史当做可以随意打扮的女孩，更是不行的。具有深厚的“解喻”的功力，需要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史德史才史学史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既要治史，要写好地方工运史专著，就必须努力做到这一点。

2.关于把团体活动的历史事实与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相结合的问题

这也是地方工运史专著“历史的事实”材料使用的一个重要问题。

旧的历史著作中，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颇多，占很大的篇幅，像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记载个人活动的史实。今日的历史著作已不那样重视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诚如李大钊所说：“因为团体的生活，在历史上的意义渐次加重了。”但他同时还指出：“有人说，史学是专研究关于团体的生活者，而不涉及个人的生活。是亦不然，个人生活与团体生活，均于其本身有相当的价值。”^[7]他的意见是对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要给予相当的重视。(www.chuimin.cn)

工人运动史是研究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历史的科学。有的同志据此认为地方工运史专著只能表现一个地方工人阶级的集体和工会组织的团体活动，不能去表现个人活动。还有的同志不适当地强调“群众史观”，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若表现个人的活动便是“英雄史观”。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首先，我们在工运史专著中表现的个人，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工人运动的先驱、工会领袖和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所以地方工运史专著中有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是天经地义的。

其次，团体的活动与个人的活动是不可分离的。李大钊指出：“盖个人为构成团体的要素，个人的活动为团体生活的本源，个人在团体的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即亦有其相当的意义，故史学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8]“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这个道理很简单：人是以个体方式而不是以群体方式生存的。既然“人为构成团体的要素，个人活动为团体生活的本源”，那就非得有个人的历史事实，才能有团体活动的历史事实；既然“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那就非得表现个人的活动不可。地方工运史专著当然不能背离这个法则，亦即是说，个人和团体的关系，决定了地方工运史专著必须做到团体活动的历史事实材料与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材料相结合。

最后，从读者心理上看，李大钊曾对一般史学著作读者的心理做过这样的科学分析，他说：“团体生活的荣枯兴衰，固为吾人所急欲知，所急欲解喻者；而个人的经历与命运，又何尝不一样的感有此兴味？此等要求，盖为吾人自然的要求。”^[9]地方工运史专著的读者主要是本地的工人群众。从这一特定读者群的阅读兴趣上看，他们对和自己一样出身的先驱人物，对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先进人物的命运，倍加关心，这样的历史事实材料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在他们中间传为佳话，由衷赞叹。而只有团体活动没有适当的个人活动的地方工运史专著，往往是既死板又乏味，缺乏可读性，失去工人群众这一读者群。

以上三点都说明地方工运史专著必须把团体活动的历史事实材料与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材料结合起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怎样结合，下面联系《大连工人运动史》的著述实践，讲几点做法：

一是把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材料作为团体活动的历史事实材料的一部分，有机地融为一体。如在记述大连最早的工会组织——工学会时，以工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主要领导人傅景阳的活动为主要线索，表现出大连工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及其社会作用。这样使团体活动的历史事实材料与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材料相得益彰。

二是在团体活动的历史事实记述中，采取“凡例”方式，适当突出个人活动的历史事实。《大连工人运动史》在“凡例”上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①立段。就是写到某一团体活动的历史事实和重要事件时，为在其中活动的起到重大影响的个人开列一定的篇幅，专门介绍其自然情况和主要社会经历及其对大连工人运动的突出贡献。有的从生写到死，有的只写其作出突出贡献之前的那一段经历，表现出他的思想基础和成长过程。②注释。就是在写到团体活动的历史事实或重大事件时，把涉及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党史上的著名人物，以脚注的方式，对其个人活动的历史梗概作一简介。

地方工运史专著涉及的历史事实材料的使用问题还有许多方面，如用事与引文，广征与博采，考辨与精用，等等。但以上两个方面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实质，是观点和材料的运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任何著作都是由观点和材料、内容和形式构成的，地方工运史专著也不例外。

三、地方工运史专著必须处理好史与论和文与史的关系，这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史与论和文与史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一方面，因为史与论和文与史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史学界的认识不尽一致；另一方面，因为在地方工运史专著的写作过程中，谁都不能不涉及这个问题。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呢？我的观点和做法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文史辉映，文以史从。

1.史论结合 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是史书的特点，是史书与志书的显著区别；论从史出是我国史书的传统，如《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等等，无不如此。目前，中国工运史学科的发展尚处于“记述历史”的幼稚时期，地方工运史专著大致也是这样。但它既为史学之一种，便不能背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如果不是这样，仅仅“存史”而已，史书的“资治”功用和“教化”作用就会大大削弱，“温故知新”和“知史明今”绝难实现，地方工运史专著为现实工会工作服务，为提高工人队伍素质服务，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地方工运史专著怎样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呢？《大连工人运动史》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是随事议论式，二是单元总结式。所谓随事议论式，颇似李大钊说过的：“于特殊史实的确定以外，就特殊事例为推理的考察，以解释之，说明之。”“个个特殊事例，常以同一普遍的形态反复出现。在现实个个特殊的时会，种种事情纷纭缠绕，交感互应，实足以妨碍一般的理法以其单纯的形态以为表现。”如同一时期的几起或十几起罢工，可能由同一原因引起，具有同样的意义，若一事一议，则必臃肿不堪。只有重大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实才宜于使用这种方法，对于一般的众多的具有共性的历史事实，则不宜使用此法。所谓单元总结式，颇似李大钊说过的：“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10]即按类汇总，然后归纳出几条规律性的东西。通行的历史教科书多采用这种方法，其凡例是在一章之后特设一节，加以总结。它的难度是，处理不好会出现史论分离，以偏概全，或重复啰唆的毛病。

工人运动中的历史事实极为复杂。地方工运史专著本身要求把全书的历史事实当成一个互有联系的整体加以考察，于全部的历史事实中间立论。这样史中有论，论不离史，自然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上乘之作。

2.文史辉映 文以史从

古人有文史相通、文史不分家之说。纂著历史的人，大都长于文学。李大钊说：“记述历史的编著，自以历史文学家执笔为宜。因为文学家的笔墨，能美术的描写历史的事实，绘影绘声，期于活现当日的实况。”古人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地方工运史专著属于“记述历史的编著”，需要有文采，需要以文采辉映“历史的事实”，增强其可读性。但须有限度，即以不铺张和不淹没事实为度。“其实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必为文豪，为诗人；而且就史实为科学的研究，与其要诗人狂热的情感，毋宁要科学家冷静的头脑”。^[11] 20世纪80年代的地方工运史专著更应注意朴实无华的科学性，处理好文与史的关系，只能是文以史从，文为史用，文史辉映，绝不可以文代史，因文铺张而花哨史实。在把握住这条准绳的基础上，还有两点须注意：

一是首尾一贯，文风统一。每一个历史事实上的文学色彩的浓淡应大体相同，不可一个史实的辞藻十分华丽，史不够，文来凑；另一个史实的语言则毫无光彩，史有余，文不足，造成全书的语言风格不统一。多人编一本书或把专题材料直接拿进书稿，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是主编统稿，统一裁定。

二是题目凝练，虚实统一。这主要是指章、节、目和细目的立题。题目好比脸上的眼睛，明亮才有精神。地方工运史专著的题目要明亮，一般说来宜实不宜虚，尤其是不宜虚实并出，而应统一于实。即以凝练的文字准确鲜明地概括出题下的历史事实，提纲挈领，照亮中心内容。

以上所谈地方工运史专著的若干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仅是《大连工人运动史》著述的几点体会，抛砖引玉，期望专家、同行和领导赐教。

［原载《工运史志研究》1989年第2期，辽宁省总工会工运史志研究室编］

【注释】

[1]《李大钊文集》下，第717页，人民出版社，1984。

[2]同上书，第718-719页。

[3]《李大钊文集》下，第717页，人民出版社，1984。

[4]同上书，第728页。

[5]同上书，第718页。

[6]《李大钊文集》下，第718页，人民出版社，1984。

[7]同上书，第722页。

[8]同上书，第723页。

[9]同上书，第722-723页。

[10]《李大钊文集》下，第727-728页，人民出版社，1984。

[11]同上书，第7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