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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搬家运动”
1946年8月24日,一场大雨过后,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大连北岗子贫民窟,290余户工人群众及其家属在工会干部的热情帮助下,几乎不约而同地从低矮、阴暗、潮湿、漏雨的偏厦子住房里搬出,喜气洋洋地迁到锦华街一带原日本人居住区。人民警察带领浩浩荡荡的车队,敲锣打鼓,把工人们请进洋楼里居住。中共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大连市副市长陈云涛亲自到这里看望新迁来的居民。韩光对大家说:“今天,老百姓搬家,我来给你们贺喜。可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民主政府,穷人也是不能搬家的。我们民主政府的这种作风,是从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那里学来的。”这是大连住宅调整运动,俗称“搬家运动”中的一个场景。
大连解放前,有房产14289处,总面积5747408平方米。约占市内人口1/3的日本人占居65.49%的住房,而约占人口2/3的中国人只占有34.6%的住房。中国人住房,除去汉奸、走狗和社会上层人物的宅院,大连工人基本上都住在“苦力窝棚”和“风来能刮跑,雨来能漂走”的简易木板房,即所谓的“马架子”里。远近闻名的市内的大贫民窟就有4个:东有以码头工人为主的寺儿沟“红房子”华工收容所附近的穷汉岭贫民窟,西有以筑路工人为主的香炉礁贫民窟,南有以零散工人为主的石道街贫民窟,还有不东不西不南不北的若狭町(今中山区昆明街道的南山、自卫、昆明3个居民委处)以人力车夫为主的小车大院贫民窟。这4个大贫民窟里居住着数万名工人,仅“红房子”东边铁丝网外面的“穷汉岭”,在不到1平方公里的沟渠地带,就聚居着2000多户1万多名工人和贫民。其住房面积平均每人不足1平方米,多数人住的是屋顶一面坡的偏厦子。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连的日本人仍然居住在今黄河路以南的日治时期名称伏见台、花园町、谭家宅一带,地处绿山、大佛山、白云山脚下,群山环抱,腹地宽敞,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交通方便。而中国工人仍然住在寺儿沟、西岗子、香炉礁一带的贫民窟。因此大连工会积极要求政府解决工人住房问题。1946年5月31日,大连市参议会议长、大连职工总会主席唐韵超及参议会驻委会的部分常驻委员,市政府各局和县、区政府负责人组成的大连居民住宅调整委员会总会成立,总会下设各区分会;各区职工会主席为该区居民住宅调整委员会分会的当然委员。
1946年7月7日,中共旅大地委作出《关于开展大连市住宅调整运动的决定》。《决定》指出,改善住宅状况是中国市民,特别是中国工人与贫民的迫切要求,他们的绝大多数住在大连市边缘区的粪沟猪圈之旁,其中一部分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可能。而日本人的房子全在市内繁华区与风景区,多具有舒适与豪华的设备,他们占据住宅的情况必须改变。因此,把日本人多余的住房合理地分配给中国市民,便成为发动与争取群众的重要问题之一。《决定》规定:腾房子的对象是日本战争罪犯、军警宪兵、官吏、大商人、高级职员,对日本工人、贫民、技术人员等予以适当照顾。房屋分配的对象是在业工人、失业工人、城市贫民、民主联军家属、贫苦警士家属、中小学教职员、中下级公务人员及其他无房及少房的市民,重点必须放在劳苦工人与城市贫民等基本群众身上。8月13日,中共旅大地委作出《关于住宅调整中党员纪律的决定》,规定住宅调整的搬家次序以贫苦工人、教职员为先,在各区工人和城市贫民尚未迁入住宅之前,各级政府公务人员、各群众团体领导机关和干部一律不准迁入。8月27日,大连职工总会主席唐韵超到寺儿沟住宅调整工作队宿舍,奖慰全体工作人员,向他们宣传中共旅大地委作出的《关于开展大连住宅调整运动的决定》和《关于住宅调整中党员纪律的决定》,要求他们切实做好住宅调整工作。
1947年5月12日,市内各区从贫民窟中迁出工人数量最多的西岗区,根据大连市政府《关于市民享受住宅权利的具体规定》,在第九完小(今大连市第一中学)召开“颁发房契群众大会”。大连市副市长任仲夷到会讲话,他说:“今天参加会的都是靠卖力气吃饭的。过去没有房屋,租人家的房子住,下雨漏,刮风透,交不起租子就抽房子,现在政府把房屋给了大家。”“这些东西是日本人压榨的中国老百姓血汗,现在政府又把这些官产归还原主了。”工人和贫民群众为表达对党和民主政府的感激和热爱之情,于1947年6月3日,派出代表20多人,将他们筹款制作的上面镌刻着“人民的靠山”5个大字的8尺长匾敬献给大连市政府。(www.chuimin.cn)
改善大连工人和贫苦市民居住条件的“搬家运动”,从1946年5月开始,到1947年7月结束,历时一年有余。其间共进行了三次住宅调整,总计有15895户居民搬进了过去的日本人的住宅。他们基本上都是从贫民窟中迁出的工人。昔日无处栖身的穷“苦力”住进了“洋房”,屋里亮堂堂的,拧一下水龙头,自来水哗哗响,再也不用怕刮风下雨了,主人翁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有人编了歌谣唱道:
民主政府调房有方,
穷人从地狱登天堂,
如今房契捧在手啊,
俺们的心里喜洋洋!
“搬家运动”温暖民心,是对大连人民特别是对大连工人群众进行的一次实际的翻身教育运动。它切实地帮助大连工人和贫民解决了几十年来的住房困难,激励大连工人群众干劲倍增地投入到新大连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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