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在辽东租借地的主要活动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及其在辽东租借地的主要活动

20世纪20年代上半叶，马克思主义与“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在大连的传播，中共早期派遣大连的党员活动，五卅运动在大连形成的革命高潮，共青团大连地委的建立及其组织的发展壮大，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1月15日，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建立后组织力量迅速发展壮大。1927年7月，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由1个支部9名党员发展到23个支部230多名党员。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从辽东租借地的实际出发，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大连人民把反帝反军阀斗争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中共大连地方史和大连近现代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三次遭到日本统治当局的破坏，先后有20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下狱，多人英勇牺牲；另一方面，连续三次遭受统治全党的“左”倾错误的危害，党、团、工会的组织发展和大连人民的革命斗争受到严重影响。但中共满洲省委没有放弃大连的工作，先后数次派遣干部到大连恢复党的组织，领导大连人民开展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共大连市委领导和影响下的抗日斗争一度蓬勃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伊始，大连地方党组织遭到日本彻底破坏。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共胶东大连支部担负起领导大连人民抗日斗争的重担。胶东海外各界抗日同盟总会大连分会中的党组织，及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等多头派遣的抗日情报站、国际反法西斯情报组织在大连活动时间较长，工作很有成绩，为大连的解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历史贡献。

一、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建立的社会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传播，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受五四运动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大连中华青年会的教育救国活动和大连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组织各界民众开展的爱国反帝斗争，客观上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思想文化基础和广大的群众基础。罗章龙、李震瀛、陈为人、邓中夏等中共早期派遣大连的党员活动，尤其是他们在工会和工人群众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五卅运动把五四运动以后逐步形成的大连人民爱国反帝斗争推向高潮，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地方组织迅速发展成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预备队。总而言之，1925年末，在有20余万人口近10万产业工人的大连，已经具备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组织基础。

1.马克思主义与“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在大连最初的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大连传播。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1881～1945年），首先在报纸上登载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赞颂社会主义，讴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大连传播的嚆矢。

1918年8月11日，傅立鱼先生在《泰东日报》上登载署名华林的论文，指出：俄国革命爆发，“必发生一种极大之变动，为社会之革命”。8月14日，他在《泰东日报》上发表题为《俄政府之态度与远东未来之风云》的社论，称赞“博尔希维基党（即“布尔什维克党”——笔者注）以实行社会主义为职志……列宁造社会学之极诣，明人生幸福之策源”。1919年3月4日，他在《泰东日报》上登载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一文，宣传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

在傅立鱼先生的推动下，五四运动前后，歌颂社会主义，赞扬马克思、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远景的文章，在大连报刊上经常出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陈望道、施存统、李达、李汉俊、恽代英、向警予等人的文章，出现在这一时期傅立鱼编辑出版的大连报刊上。这些文章不是一般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而是侧重于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阐发革命的政治主张，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略。如瞿秋白在《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界的不平，完全是资本家的专横压迫出来的”（1919年12月11日）。施存统在文章中号召青年“创造无限的快乐，惟有从事于根本改造去。破坏现实，建设理想”（1920年7月15日）。陈独秀在文章中指明“要达到革命之目的，只有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科学的暴动……才能使革命的新势力有建设新秩序来代替旧秩序的可能”，并主张“联合各弱小民族与苏联，来一致反抗帝国主义”（1923年3月4日）。这些文章给大连人民指明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正确道路。

傅立鱼先生创办的“大中印书馆”，曾销售《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 《资本论浅说》、《第三国际决议案及宣言》、《社会科学概论》等书籍和《共产党》、《向导》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刊物。书肆坐落在大连市内最繁华的浪速町（今址天津街）街面上，光顾的读者很多，引起一些知识分子和识字工人的注意。这些大连最早出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因此不胫而走，流传开来。傅立鱼先生是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还谈不上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但他推祟列宁，真诚地希望从列宁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学说中汲其政治营养，改良中国社会，客观上对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传播，还有一个一直未被世人关注的重要途径——“十月革命”后从苏俄回国华工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皇俄国从我国山东、华北等地招募了大批华工。“十月革命”爆发时，在俄国各地的华工有50多万人，其中有5万工人参加了红军，^[1]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冲锋陷阵，立下不朽的功勋，许多人英勇牺牲。“十月革命”胜利后，旅俄华工工会组织积极参加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受到苏维埃政府的高度重视。列宁曾亲自接见刘绍周等华工工会的领导人，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向他们指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4万多名华工陆续回国。这些华工大多是山东省的黄县人和掖县人。他们从山东黄县、掖县等地渡海北上，取道大连赴俄，回国后又途经大连，南下返回原籍，或留在大连就业。他们中的一些人，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参加了赤色工会组织，带回一些宣传“十月革命”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他们把这些新鲜事和在苏俄“工人国”的所见所闻讲给大连工友听，形成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途径。

马克思主义在大连的传播，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

五四运动对大连人民特别是对大连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五四”新文化新思想浪潮的冲击下，大连最著名的知识分子傅立鱼先生于1920年7月1日创建中华青年会。这是大连第一个中国人的社会教育团体。它针对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推行的“奴化”教育和文化侵略政策，通过建立中国人的学校，培养学生树立民族独立的意识；开设“星期讲坛”，启发大连人民的国家观念；举办国庆纪念活动，提高大连人民的爱国热情；开展中国人的体育运动，振奋国人的民族精神；出版《新文化》月刊，抵制日本文化侵略等途径，增强大连人民爱国反帝斗争精神。

“五四”新文化新思想广泛传播的一个显著成果，便是大连人民的觉醒。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建立团体，兴办教育，启迪人们寻求救国富民之路。在新的形势下，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等人认识到：各中华团体“既须谋自身的发展，又宜向共同目的，一致进行，免得步趋纷乱，贻讥外人”。^[2]他们分头联络，于1924年8月31日，召开大连中华青年会、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大连中华增智学校、大连中华觉民学校、大连埠头青年团等七个中华团体领导人联席会议，建立了“大连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这是大连最早建立的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导，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具有反帝统一战线性质的社团。其领导人基本上是进步知识分子，其骨干力量是大连工会组织——中华工学会和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约占会员总人数的一半），中华青年会、中华增智学校等社会教育组织占其团体会员的大多数。这种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优化组合，使这个组织很有战斗力。它通过召开“九七”国耻纪念大会，举办国庆纪念活动，组织关东州各界民众哀悼孙中山先生逝世等爱国反帝斗争，不仅增强了大连人民的爱国观念，而且客观上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思想文化基础和广大的群众基础。

2.中共早期派遣党员在大连的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组织工人阶级斗争与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新阶段。大连工人运动由此得到党的关怀和领导，出现新局面。

1921年末，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人罗章龙从北京出发，取道沟帮子，前往大连。他通过《泰东日报》记者、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刘躬的关系，走访了大连码头、大连火车站和沙河口工场等一些企业，结识了傅景阳等青年工人，向他们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运动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工运方针、政策。傅景阳等大连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得知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有了自己的政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备受鼓舞”。^[3] 1923年12月2日，傅景阳等人发起建立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后改名大连中华工学会）。这是大连第一个中国人的工会组织，揭开了大连工人运动史和大连人民反帝斗争史崭新的一页。

工学会成立不到一个月，中国共产党就找到这个组织。1923年末，受命到东北开辟工作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李震瀛和北京铁路工会负责人陈为人前往工学会，向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关内工人运动的情况，“并说明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革命纲领、路线”。^[4]李震瀛、陈为人还以记者身份访问大连中华青年会、大连中华增智学校、大连中华三一学校等进步团体，了解大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工人运动状况。在向中共中央汇报东北情况时，他们特别列举在大连的社会调查，说明大连工人运动基础较好，只要引导得当，迅速壮大工学会的组织力量，大连很快便会出现革命形势。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听完汇报，认真地研究了大连的情况，当即决定派遣李震瀛再次到大连，促成大连革命形势的出现。

1924年1月末，李震瀛（1896～1937年）第二次到大连。他以中华三一学校英语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秘密活动4个月。除帮助傅景阳对工学会组织机构进行调整，使工学会打破厂际限制和行业限制，走向全市之外，利用大连中华青年会“星期讲坛”等阵地，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他还秘密地发展印刷工人关向应等进步青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关向应（1902-1946年），原名关治祥，出生于奉天省金县大关家屯（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向应乡）一个满族家庭。1920年4月，他从普兰店公学堂毕业，考入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业科，1922年3月毕业，经人介绍到日华兴业株式会社当职员。关向应对这家日本人开设的建筑公司残酷欺压中国工人的行径深恶痛绝，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他只工作不到一个月，便毅然辞职回乡。金州民政署亮甲店会会长巴树声知道关向应是个人才，登门聘他任亮甲店会书记。他断然拒绝，并坚定地对自己的父亲说：巴树声是日本人豢养的一条欺压中国人的走狗，为他做事，等于为他的日本主子效劳。“为日本人做事，挣多少钱咱也不能干！”^[5]

为摆脱巴树声的纠缠，关向应于1922年8月再次到大连，进入《泰东日报》社做工。他与《泰东日报》印刷工人住在一起，向他们学习排版、拣字等业务，同他们一起学习《新青年》等报刊上的反帝斗争文章，议论国内外时局，探讨救中国的道路。1923年冬，他应朋友邀请到奉天省铁岭办《铁岭日报》，1924年初，因《铁岭日报》停办，重回大连。此时，第二次到大连开展革命活动的李震瀛从老同学、《泰东日报》记者刘躬那里听说了关向应的事情，遂找到关向应，询问了他的身世、志向，称赞他的爱国抱负，并向他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鼓励他：要把大连印刷工人组织起来，抱成团体，同日本资本家斗争才能有力量。在李震瀛的指导下，关向应与《泰东日报》社工人赵悟尘等进步青年在老虎花园（今址劳动公园）秘密召开会议，筹划建立大连印刷工人的工会组织。会后，他们分头到全市印刷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1924年4月28日，建立了东北地区最早的地方产业工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同年5月，李震瀛受到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严密监视，以至被沙河口警察署拘留，无法开展工作，被迫离连回沪。关向应不顾父母已经为他安排好了的婚事，毅然决然地跟随李震瀛到上海，投身革命，后来成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李震瀛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大连工人阶级状况。中共中央工会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主任邓中夏听了汇报，认为大连的工会基础好，应该成为东北工人运动基地，并与全国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为此，1924年6月初，邓中夏亲自到大连巡视和指导工会工作。

邓中夏（1880-1933年）住在大连中华工学会楼下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接待室里。白天，他出去搞社会调查，到夜班工人家里访问。晚上，他在工学会办公室里，同前来参加工会活动的工人谈话，亲切地询问工人的生活情况，“总是把中国当前的革命运动同当前的工人生活和政治地位实际情况相结合着谈，使工人领会到革命运动对本身的生活命运有着密切的好坏关系，并使工人了解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是站在领导的地位，增强了工人阶级的责任感”。^[6]

邓中夏在大连一个星期，作了大量社会调查。离开大连的前一天晚上，他在工学会干部会议上讲话，分析日本统治下的大连社会政治形势，提出：“大连工会的工作方针”：“根据当地的政治环境，应当是：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在工人中多作阶级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启发国际主义意识，反对狭隘的民族优越感。在斗争中不应急于直接的政治斗争，而要尽可能地逐步地做些经济斗争，使工人生活得到局部的改善和逐步提高，使工人增加对工会的信任和感情”，自觉地参加工会，把大连建成东北工人运动基地，最终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7]这些高屋建领的指示和富有鼓动力量的号召，对后来的大连工人运动起到积极的影响。

邓中夏对大连的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高度重视，寄厚望于大连工人阶级和大连青年。1924年12月末，他再次到大连，了解和指导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回沪后，他分别向党、团中央作了报告。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邓中夏关于大连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告，在决议案中特别提出：应注意指导“大连”等地的“职工运动”。大连工人阶级不负邓中夏的厚望，以大连中华工学会为基础，向北发展壮大组织，建立了南满铁路工会，很快把大连建成东北工人运动基地。这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坚实的阶级基础。

3.大连地方团组织的建立及其早期发展

1924年4月，第二次到大连开展革命工作的李震瀛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团小组。关向应为组长。同年6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正式建立，书记（秘书）董秀峰，工运委员傅景阳，团员有赵悟尘、张云峰、梅（门）向阳等；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此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团员罗思维从武昌到瓦房店开辟工作。罗思维以复县公署科员的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了复县公署教育科科员孙祥鳞为团员，直属团中央领导。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建立后，董秀峰等团支部负责人积极发展壮大组织力量，至1924年10月，共发展团员24名。

董秀峰（1898-1943年），原名董永久，曾用名董雨青，化名高永宽，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八里镇王家坎子村。1918年到大连，在东亚印刷会社当排版工人。20世纪20年代初，他加入大连中华青年会，并在大连中华增智学校夜校部学习，受到爱国主义思想教育。1924年2月，在李震瀛的帮助下，他与赵悟尘等人积极参加印刷工会的筹建工作，在1924年4月28日召开的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简称大连印刷工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副委员长。同年6月，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青年团大连支部的领军人物。

1924年12月23日，董秀峰写信，报告团中央：“前寄来的书报和表张等，均皆收讫无误，总未有正式的报告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连支部的团员，工作底时间底关系和阶级底压迫……行止无定，近来也逐渐增加了，明年正月间，定将这块儿底事业，造表详报。今同志梁勇义、李汉杰二君赴沪升学，借以略略底报告，请加提携是很盼望的呀！”^[8]信中还请求团中央对大连工作给予指导和帮助。

1925年初，董秀峰当选为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委员长。其主要精力用于工会工作，加上缺乏团的工作经验，使大连地方团组织的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因此，团中央派遣正在上海大学学习的杨志云返回大连，主持团的工作。

杨志云（1899-1975年），又名杨念平，化名孙守和、沈儒人，河北省滦县人。1919年到大连，进入福泰祥粮业代理店当店员。1921年夏，进入大连中华青年会夜校学习，1922年冬，始任大连中华青年会事务员，负责管理图书杂志。1924年1月12日，中国共产党派到东北开辟工作的李震瀛、陈为人离连赴沪时，杨志云积极要求随同他们前往上海，投身革命，获允；被推荐到由邓中夏任总务长的上海大学学习，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月10日，杨志云返回大连，仍在中华青年会当干事，以此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月11日，他写信向团中央组织部长林育南报告了抵连情况。1月12日晚，他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召开团员大会，对大连团组织进行整顿，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地方委员会；书记（秘书）杨志云，组织委员赵悟尘，宣传委员杨惠如，工人委员傅景阳，学生委员王世平；地委下设4个支部，第一支部（沙河口）书记：傅景阳，第二支部（小岗子）书记：王心斋，第三支部（市内）书记：赵悟尘，第四支部（南山）书记：董秀峰；新组建的地委共有团员14人。经过整顿后，青年团大连地方组织的战斗力极大增强。

1925年1月30日结束的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同年2月上旬，大连团组织根据“三大”决议，将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连地方委员会”，并向团中央报告了这一变动。2月下旬，根据团中央的批示，团大连地委改为大连特别支部。书记杨志云，组织干事傅景阳，宣传干事赵悟尘，三人组成特支干事会；特支下设4个小组不变。3月15日，共青团大连特支向中央报告了组织发展、对外宣传、工运、妇运、青运等工作情况。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连特别支部，不仅成为大连青年的先锋队，而且成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建立之前领导大连人民反帝斗争的核心力量。如在大连中华有志联合会的建立过程中及其初期组织召开的“九七”国耻纪念大会，举办国庆13周年纪念活动，悼念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等爱国反帝斗争中，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中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

1925年10月，中共党团北方区委建立。根据团中央的指示，大连特支划归共青团北方区委领导。杨志云借探亲名义去北京，向赵世炎、张国焘等北方区委领导人，报告大连团的工作。赵世炎等人在听取报告后指出：大连要着重发展党、团组织和工人组织。11月7日，共青团大连特支书记杨志云、组织干事傅景阳，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以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名义，给苏联驻大连领事馆写贺信，表达大连工人阶级对“十月革命”的敬意，希望建立友好往来关系。接到回信后，大连的共青团组织和工会组织与苏联领事馆建立了联系。11月15日，共青团大连特支第一次向共青团北方区委报告大连的团组织情况和党团员名单。上报名单共15人：傅景阳、丛秀峰、魏昌奎（魏长魁）、董秀峰、张云峰、梅向阳（门向阳）、王力工（王立功）、杨显庭、王少陂（王少坡）、闫启明、杨志云、秦茂轩、王立永、张文明、关凯林。报告上注明傅景阳是共产党员，杨志云为特支书记，并介绍了大连政治经济状况及团特支的工作计划等，还特别说明：目前我们所要做的是码头工人运动，“因码头工人三万人在本地势力极大，不过所缺乏的是能活动的同志，所以，我们目前最急需的还是训练和吸收能工作的同志”。^[9]

共青团北方区委对大连团的工作表示满意。并在1925年12月份的工作报告中称“大连——同志都很努力，人数也有相当发展。纳费成绩最好，肯研究主义，能指导工作，宣传亦令人满意。希望即刻成立地方，人数在阴历年前增加到50人，多注意青年、学生及工人，注意青年化”。

1925年12月6日，共青团北方区委向中央报告：“大连方面成年工人甚多，且现在团员有数人已超过年龄，应组织党。此间党区不知该地应属何处，应请曾延（团中央代称-笔者注）速询党的中央”。^[10]12月下旬，中央发出《121号通告》，指示将超龄团员转党。团大连特支书记杨志云接到报告后专程到北京，向北方区委汇报工作。北方区委批准将大连地区8名年龄超过25岁的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他们是：董秀峰、张云峰、杨显庭、王少坡、阎启明、杨志云、张文明、秦茂轩。

1925年末，大连的团员发展到30余人，成为党组织的预备队；“有许多青年”写信给杨志云、傅景阳等共青团大连特支负责人，询问“我们怎样和到何处去加入共产党”。^[11]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建立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阶级基础和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组织基础都已经具备。

二、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建立及其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贡献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建立后，大连人民革命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推动大连地区出现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领导大连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取得重大胜利成果，发动店员革命，开辟农村工作，组织学生反对日本推行的奴化教育，使大连人民爱国反帝斗争不断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后来的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领导干部。

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日本破坏，被捕的党的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在严刑拷打之下，绝大多数人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保守党的机密，保住了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和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地方党、团组织的恢复和以后的大连人民革命斗争的开展，保存了骨干力量。

1.中共大连特支的建立及其组织发展壮大

1926年1月15日，一轮红日从黄海之滨冉冉升起，照耀关东州大地。这是大连历史上彪炳千秋的闪光的日子——五卅运动之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傅景阳与北方区委刚批准的大连8名党员组成的中共大连特别支部正式建立。从此大连人民革命斗争在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领导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建立之初，地方党、团是合并组织的。党与团的特别支部委员会是一套班子，即书记杨志云、组织干事董秀峰、宣传干事王少坡、工运干事傅景阳、青运干事王立功（团员）。特支下设4个党团合并组织的小组，小组会每周开一次，支部会每月开一次。

1926年2月，根据中共北方区委的指示，大连特别支部改建为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其领导成员及分工不变。同年3月，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荷波到大连视察。在杨志云主持召开的党的干部会上，王荷波介绍了国内形势，要求大连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此后，“同志的增加，顿呈激增之势，可是因为内部教育训练的工作做的不好，不久又复沉寐（寂）了”。^[12]“党与团的关系，不但工作上分划不清，连组织上都分划不清”。^[13]为改变这种局面。5月22日，共青团北方区委特派员尹才一（又名尹士修）奉命到大连视察工作。25日，尹才一向团北方区委写出《廉德视察记》（廉德系大连团组织的代号——笔者注），详细报告了大连团组织的工作成绩、缺点及今后应注意的问题。同日，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张炽奉命到大连指导工作。

张炽（1898-1933年），化名章阿昌，云南省路南县人。1919年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参与领导昆明中等学校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1924年考入民国大学（今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他曾以中共北京地委（后改为“中共北方区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大连巡视两个星期，把巡视情况向北京地委负责人李大钊作了汇报。1926年8月，张炽奉调离开大连前往广州，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原滇军）政治部工作。1927年2月，参与建立中共云南省委临时工作委员会，并任省临委领导成员之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炽被通缉。他长途跋涉，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11月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后任巡视员。1930年7月被捕入狱，1933年4月1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张炽第二次到大连，肩负着中共北方区委关于帮助整顿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使命。他首先与大连地委研究决定，召集党、团员大会，改组各级执行机关，进而整顿内部组织，加强教育训练工作。5月30日，大连地方党、团员大会在临海的山谷里召开，杨志云报告党务和团务，张炽作政治报告，党、团员分别进行选举，中共大连地委和共青团大连地委分别由5人组成。此外，还成立了党的地委教育宣传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团的地委教育宣传委员会、经济斗争委员会。新选出的中共大连地委的人员组成是：书记杨志云、组织委员董秀峰、宣传委员张炽、工运委员傅景阳、青运委员丛秀峰；共青团大连地委的人员组成是：书记王少坡、组织委员由明堂（陈一仁）、宣传委员魏长魁、工运委员王立功、学运委员程义俭。党、团组织的领导机关健全起来，张炽又指导党、团地委分别对各自的系统进行整顿，把过于散漫，没有组织性纪律性，不愿为党、团工作的人清除出组织。结果，全市党员22人，团员18人，虽然人数减少了，但战斗力却比以前大为增强。“经过这番洗刷之后，各支部都加紧起来”。“以前支部会议、小组会议、支部书记会议，因为太不注重形式——没有主席，没有记录，没有议事日程，所以一点精彩没有。现在不特各项技术工作要尽可能的作去，而且每次开会，于政治报告、工作报告及批评，尤其是工作讨论、问题讨论，都要格外注意”。^[14]各支部会议都由张炽或杨志云等“得力同志负责指导”。“从前只知介绍，不知训练（至少也是训练不得法）。只知开会，不知分配工作等等”问题，也都解决了。

张炽对大连早期地方党、团组织建设作出重大贡献。1926年6月8日，中共大连地委写给北方区委的报告记载：“自从张特派员来连以后，帮助我们改组了各级机关，整顿了内部的组织，加紧了同志的工作，纠正了我们不少的错误，而且每次地委会议，甚至支部会议都有张特派员的参加指导，直接把张君的经验间接把区兄（指中共北方区委——笔者注）的经验，一古（股）脑儿交给我们，使我们有所遵循，前途也渐渐放了光明。”^[15]从此，大连地方党、团组织分开，各自加强自身建设，各司其职，开展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连工人运动和大连人民爱国反帝斗争出现了新的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特别是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震动全国。傅景阳等罢工领导人被捕后，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及时派遣邓鹤皋（邓洁）、尹才一、张式沅（安娥）于1926年7月9日到大连，加强对大连地方党、团组织和罢工斗争的领导。邓鹤皋等同志首先健全地方党、团领导机构。中共大连地委书记为邓鹤皋，组织部长杨志云，宣传部长张炽，工运部长唐宏经（唐韵超），青运部长尹才一；共青团大连地委书记为尹才一（兼），组织部长由明堂，宣传部长魏长魁，工运部长王立功。

1926年10月，大连地区已有党员95人，力量空前壮大。中共中央决定，大连地委由隶属北方区委改为直属中央。地委领导成员相应作了调整：书记邓鹤皋，组织部长杨志云，宣传部长王少坡，工运部长丁文礼（因唐宏经被捕），工运部副部长王立功，青运部长尹才一。共青团大连地委也改由团中央直接领导，地委书记尹才一（兼任共青团东三省特派员）。同年末，共青团中央派李纪渊来大连任团地委组织部长。

1927年1月31日，中共大连地委组织部长杨志云到市内的中华栈，准备与从上海返程，途经大连的中共哈尔滨地委书记吴丽石会晤，不慎被捕。敌人从其会晤处搜出吴丽石带给大连党组织的《中国青年》、《劳动青年》等期刊和《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共产主义ABC》等书籍，据此怀疑大连同南方共产党有联系，对杨志云多次审讯。杨志云只承认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因疑其为共产党证据不足，日本当局将杨志云拘留1个多月，于2月末释放，“驱逐出境”，押解出关东州。因此，大连地委组织部长改为由明堂担任。同年4月，中共大连地委出版不定期机关刊物《大连人民》，每期油印50份，在党的基层组织中秘密传阅，以使党、团员及时了解党内外的重要信息。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中于武汉举行，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代表南满地区党员出席大会。会议期间，邓鹤皋向中央汇报了大连地方党、团工作和工人运动情况，中央高度重视。会后，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于5月18-19日讨论东北三省党的工作，决定建立东北地区党的统一组织——中共满洲省委，邓鹤皋任中共满洲省委筹备委员会书记；并决定改大连地委为大连市委，直属党中央领导。6月上旬，中共大连市委建立。书记邓鹤皋，组织部长陈一仁（由明堂），宣传部长纪幼柏（纪锦章），工运部长丁文礼，工运部副部长王立功，青运部长魏长魁（代理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6月20日，大连市委在中华增智学校召开扩大会议（50余人参加的全市党员干部会议）。邓鹤皋传达党的“五大”精神，分析大连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当前的紧急任务。会议要求党员“理解中国革命”，“好好学习政治”，“严格保守党的秘密”；一切从实际出发，扩大党的组织，大力培养和训练骨干分子；宣传教育群众，带领广大群众开展反帝斗争。

以邓鹤皋为核心的大连地委和大连市委十分重视深入群众，培养和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基层党支部。因此，这一时期，中共大连地方基层组织发展很快。据日本《在东北的共产党运动》一书记载：“1927年5月17日，在小刘家屯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大连地委支部联席会决议，把工学会作为党员的培养所。7月，先在沙河口开办起干部训练班，沙河口工场、中村铁工所、福岛纺织厂、大华冶金公司和昌光玻璃厂的某些工人，每周有3天到小刘家屯王阳街63号去受党员的训练。”^[16]这个王阳街63号就是中村铁工所工人党员毕庶通的家。中共大连地委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党的联络地点呢？一是因为毕庶通无产阶级立场坚定，政治可靠。二是因为毕庶通家住的小刘家屯地处沙河口与西岗的交界处。它西边与20世纪20年代初大连新兴的工业区——沙河口的西部相接，大正通（今址西安路）以东的王阳街（今址民权街）、圣德街（今址联合路）一带地段内大小工厂林立，全市民族铁工业的80%企业集中在这里，在圣德街北端还有昌光硝子株式会社（大连玻璃厂前身）、大连糕点厂（大连罐头厂前身）等规模较大的日资企业。它的东边与当时新兴的繁华商业区——西大连东部相连。域内王阳街一带的商业，特别是特种行业的烟（鸦片）、赌、娼和饭馆、旅店等服务业兴盛，各类小商小贩汇聚于此，成为一个小的“不夜城”。黑社会的头面人物、大包工头崔青林不仅在这里开设“义合祥”商号，还在小岗子警察署的支持下设立“刘家屯商会”（会址在王阳街321号），控制这里的赌场、妓院、大烟馆等五花八门、三教九流的下层社会。大连的日本统治者很少到这里来。中共大连地委认为这些都是这里的地域优势，一则可以密切联系西边的工人群众，二则可以避开东边的小岗子警察署的监视，因此多次在毕庶通的家里召开各支部联席会议，研究党、团组织发展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重大问题。小刘家屯王阳街63号一度成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活动据点。

1927年7月，中共大连市委除已在大连中华青年会、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大连店员协会的组织内部建立了党支部，还在沙河口工场、中村铁工所、小坞、电气照明厂、顺兴铁工厂、小野田洋灰厂、大华窑业、福纺纱厂、码头、油坊、中华增智学校、沙河口工学堂、旅顺师范学堂等企业和学校中秘密地建立了党支部。全市共有23个党支部，230多名党员。

2.建立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实现国共合作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建立后的第一项重大工作，是帮助建立中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以推动大连地区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为适应目前革命形势，“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应帮助建立”。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及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开始了国共两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合作。

1926年1月，中共党员吴竹邨（中国国民党奉天省党部组织部长）代表奉天省国民党组织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奉途中，吴竹邨在大连停留多日，经过多方联络，在中华增智学校召开了有中共大连特支委员傅景阳、董秀峰和中华增智学校负责人林升亭及在该校学习的部分进步工人和青年参加的秘密会议。吴竹邨传达了国民党“二大”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帮助成立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决定，阐明了国共合作的重大意义。与会者一致同意组建中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经过紧张筹备，1月末，“中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成立大会”在中华增智学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共党员杨志云、傅景阳、董秀峰、魏长魁、王少坡、高及三等（均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有国民党员傅立鱼、林升亭、李仲刚、王心斋等，共计20余人。会议由林升亭主持；吴竹邨报告了国民党“二大”的经过及会议有关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领导成员：书记林升亭，组织部长杨志云，宣传部长李仲刚，工运部长傅景阳，青运部长王少坡，顾问傅立鱼。市党部下设四个小组，工学会小组，组长傅景阳；印刷工会小组，组长董秀峰；川崎造船所小组，组长戚铭山；增智学校小组，组长王心斋。党部设在大连中华增智学校（今址西岗区松云街59号）。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其各部部长和各小组组长绝大部分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中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成立报告及党员手册，分别呈报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备案。因大连境属辽东租借地，中国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只能与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同处秘密状态。

国民党大连市党部的建立，标志着大连地区的国共统一战线在大连人民反帝联合阵线的基础上正式建立起来了。这对于推动大连工人运动和大连人民革命高潮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在对待工会组织和工人运动等问题上，国民党大连市党部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林升亭不仅无偿担任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的夜校教员，而且多次在这两个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举办的“星期讲坛”上发表演讲，如曾在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举办的“星期讲坛”上，以《勉强用事是不成的》为题，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林升亭还曾与傅景阳多次一起开会，“讨论对敌斗争和支持工人罢工问题”，“如讨论福纺工人罢工，日清印刷和东亚印刷工人要求改善待遇问题”，国民党大连市党部“是完全支持的”。^[17]在“四二七”大罢工处于最艰难的时候，中共大连地委一面秘密活动营救被捕同志，一面通过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公开地进行营救活动。

1926年7月8日，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林升亭以福纺纱厂罢工工人代表的身份，从大连启程，前往广州，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求援。途经上海，林升亭到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等团体，报告“四二七”大罢工的经过及现状。7月12日，上海《民国日报》据其报料，以“大连纱厂工人代表来沪向各方报告工潮”为题，“请求各地工商学各团体予以实力援助”，得到全国各地爱国社团的积极响应。时值国共两党合作。李大钊、恽代英等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邓颖超等共产党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苏兆征、邓中夏等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在广州听取了林升亭所做的福纺纱厂罢工情况汇报后，决定利用国共合作这一有利条件，扩大“四二七”大罢工的统一阵线，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8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文，要求其“速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林升亭以大连纱厂罢工工人代表身份到国民政府吁请援助。8月13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议以“此事意义重大”，决议由外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第48次常务会议决议捐款2500元，援助大连罢工工人。1927年初，大连中华工学会利用国民党中央党部给福纺罢工工人的捐款，请了日本人辩护律师，向大连地方法院提出上诉；同时，中共大连地委开展“救出同志活动”；在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使傅景阳等“四二七”大罢工领导人全部无罪获释。

傅景阳（1900-1942年），原名傅成春，奉天省复县复州城（今辽宁省大连市辖瓦房店市）人。他是大连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辽宁工人运动先驱、大革命时期东北地区最著名的工会领袖。

1915年，傅景阳从复县县立小学毕业，考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大连机车车辆厂技工学校前身），1919年初毕业，进入沙河口工场台车职场（车间）当钳工。1922年初，他结识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到大连考察工人运动的罗章龙，懂得了建立工人团体的必要性。1923年“双十”节，大连的进步社会教育团体——中华青年会举办国庆游行。傅景阳以临时团体的名义把沙河口工场工人报上名，使大连社会生活中第一次出现了工人队伍。接着，傅景阳开始筹建工会的活动。1923年12月2日，他领导建立了大连的第一个中国人工会组织——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当选为会长，后任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南满铁路工会委员长、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共青团大连特支工运委员、中共大连地委工运部长、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工运部长等职。

傅景阳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国共合作需要跨党），是大连地方早期党团组织（包括国民党）和工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工人运动的艰难发展历程有清醒的认识。1925年春，他前往郑州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曾挥笔写下《我对“二七”的感想》。全文如下：“‘二七’纪念又到了，我们对于他并不觉得壮烈与悲哀，因为他是我们工人运动中不可避免的路程。但我们同时却觉得十分惭愧，因为在过去的二年中不但未能使‘二七’的精神在我们工人中热烈汹涌地发挥起来，反而眼看着冷静下去。我们是何等惭愧啊！我们在纪念我们的亲爱的勇敢的被难工友之日，我们要努力奋斗重新走上我们的战线。”^[18]傅景阳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带领大连工人和辽宁工人在这条战线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1925年5月下旬，他在写给鞍山制铁所工务课制罐工李福昌的信中说：“以现在的形势，我们不得不尽快地觉醒起来，我们工人必须谋求阶级平等，争自由，不是依然安于百年长眠继续死而不醒生活的时候了。不久将来的世界是我们的世界……我们要摆脱艰苦生活，无论如何必须团结起来才可以达到目的，我们要达到最后的自由和幸福，不采取这种办法，其痛苦不知会继续到何日，而且谁也不会拯救我们的。现在中国工人已经有组织的行动起来了。我希望鞍山的同志们奋起团结起来，团结即是我们的武器。”^[19]得知李福昌等被日本资本家的花言巧语所欺骗，没能把鞍山工会组织建立起来，傅景阳又写信给李福昌：“由贵函得知将本会则交给课长阅读。此种举动，实属拙劣，诸君宜知我工学会是不与资本家妥协的组织。工会是我们工人的独立机关，虽不得许可亦可创设工人俱乐部与补习学校，与资本家没有商量的必要，这是我们工人的权力。”^[20]

《大连新闻》、《社会研究》、《关东局施政三十年史》等日本官方性质的报刊和书籍在污蔑、咒骂傅景阳之余，都老实承认他有领导工人运动的卓越才能，对大连工人运动有极大影响。1925年6月18日，日文《大连新闻》在报道大连工会活动的消息中说：傅景阳“头脑清晰且长交际辩论，特别热心于工人问题的研究，经常口不离劳动问题”。1926年6月，日本“满铁”人事课劳务系编《大连中华工学会》写道：“工学会的实权完全掌握在委员长傅景阳的手里。工学会会员对他寄以最大的信任，唯命是从，该会的扩张主要靠他的手腕。”他们老实地承认傅景阳“对工人问题颇有修养”。

沙河口工场的日本资本家见傅景阳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精明强干，几次用高职厚禄收买他，都遭到他义正词严的拒绝。因此，从1924年冬起，沙河口警察署派高等刑事金平元专门监视他，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爆发后，又加派刑事窦文喜跟踪他。傅景阳机警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坚持不懈地领导大连工人运动。1926年6月24日，他巧妙地甩掉盯梢，采取突然行动的方式，成功地组织召开了大连市13个工厂工人声援福纺纱厂罢工大会，并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在大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坚决支持罢工工人，强烈要求释放被捕的罢工纠察队员。大连警察署恼羞成怒，于6月25日拘捕傅景阳，对他“施行无人道之拷打，气绝后又喷以冷水，使之后苏，每日如是”。^[21]傅景阳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和同志的政治身份。他还多次利用中共大连地委安排人送饭的机会，传递小纸条，鼓励一同被捕的工友坚持斗争。

傅景阳被捕，在大连工会的发祥地——沙河口工场引起强烈反响。全厂中国工人联名要求场长武村向大连警察署疏通保释。当时的日本情报资料记载：沙河口工场在傅景阳等被拘捕的第二天，“工人当中出现了要闹事儿的情况，27日有代表40人（其中工学会干部25名，工场恳谈委员15人），以工学会副委员长唐福山（唐宏经，又名唐韵超——笔者注）作为总代表，要求会见工场场长”。他们说：“傅景阳什么罪过也没有……我们要竭尽全力去解决这一事件。为此我们想要休业一段时日，这一点希望得到工厂方面的谅解”，表示出准备举行抗议罢工的动向。同一份情报资料还记载：“不仅沙河口工场出现了这种形势，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及其他凡是雇佣了工学会会员的各个工厂也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7月上旬，在职工中可以见到有缺勤者，一般来讲，能感觉到这是带有罢工的色彩。”^[22]

全国铁路总工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广州国民政府，都为傅景阳被关押一事，多次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傅景阳和其他被捕工人。关东州当局一直欲重判傅景阳，妄图以此根除大连工会和大连工人运动，但一直没有得到口供，又慑于大连市和全国人民援救活动的压力，不得不于1927年3月24日上午开庭审理傅景阳等人罢工案。大连地方法院检查官池内按日本统治当局的预谋，在法庭上要求“以业务防害、教唆伤害罪，判处傅景阳等人惩役”。傅景阳坚决不服起诉，据理力争，在法庭上严词斥责敌人，宣传工人罢工无罪的国内外法律和法理，抗议日本统治当局的迫害，致使裁判长安住直到晚5时40分仍未能裁决，只好宣布休庭。这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大连，关东州日本当局惊恐万状。迫于中国人民大革命形势的强大政治压力，大连地方法院几经合议，于3月30日上午开庭宣布：“因福纺罢工事件下狱之工学会会长傅景阳”等人，全部“无罪释放”，但却将傅景阳“驱逐出境”（押解出关东州），遣回原籍，严密监视起来，不准其随便活动。

嗣后不到一个月，由于蒋介石的背叛，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了，傅景阳与党和工会的联系断绝。这对他身心的摧残，比在狱中受到的酷刑还严重。他被软禁家中一年多时间，常常彻夜失眠，以至心脏衰弱，精神恍惚，用鸦片镇静，染上痼疾。1931年春，他乘敌人监视有所放松，乘火车离开家乡。这时其父傅玉铭已经去世。他家有老母、妻子、儿子，生活很困难。临行前，他颤抖着双手从不满10岁的大儿子傅毅的腰上解下别人送给的一条旧皮带，捆在自己衣衫褴褛的腰间，只身北上，找到躲避关东州日本当局迫害，而从大连移居沈阳的原大连中华工学会干部戚铭三和高级三，寄宿在戚铭三家中，曾到工人场所寻找党组织，未果。后与戚铭三、高级三一起到哈尔滨，在“三十六棚”等处做工，始终未能与党取得上联系。长期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下生活，傅景阳的心脏病日益严重，不幸逝世，年仅42岁。

3.领导大连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在其组织领导和影响下，大连工人运动日益发展，很快开创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形成大连历史上的第一次工运高潮。这从日本官方出版的《关东局施政三十年史》一书中的下列统计表可窥一斑。

1923-1927年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工人罢工统计表

上表数字虽然被日本当局大大缩小，但它仍然显示出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大连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趋势。

1923年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后，到1927年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前，是大连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大连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给予了直接的领导，李震瀛、邓中夏、张炽等党的早期工运领袖，都不止一次到大连，较长时间地深入工会组织和工人群众之中，推动大连工人运动的开展。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建立之后，在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大连店员协会等组织内部设立党支部。傅景阳等工会主要领导人，先后担任党的支部书记和中共大连特支、大连地委工运委员。各个工厂中成立的工会基层组织，大多数也都设有党的支部或小组。党的组织秘密地建立在各级工会之中，有力地保证了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使大连工人运动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以“四二七”大罢工为例。福纺纱厂工人罢工后，中共大连地委立即对其实行领导，提出“师出有名”的斗争策略，并使其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具有强烈反帝色彩的政治斗争。1926年5月下旬，中共大连地委在西岗新开大街戏院西开设人和堂药店（今西岗区东风巷3号），作为地委领导罢工的联络机关。中共大连地委工运委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等19名罢工领导人被捕后，中共北方区委派遣邓鹤皋等党的干部到大连，健全地方组织，加强对罢工的领导。中共大连地委宣传部长张炽在西岗开设小书铺，以经营通俗书籍和文教用品为掩护，传递党的指示，推动全市工人运动的开展。以邓鹤皋为书记的大连地委认真贯彻中共北方区委“适可而止”的斗争策略，通过种种力量和办法，为福纺纱厂罢工创造复工谈判的时机和条件，保证了这场大罢工坚持101天，取得最后胜利。

“四二七”大罢工把大连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到顶峰。据不完全统计，从福纺纱厂罢工开始到1926年底的8个月时间里，大连工人罢工多达24起。这表明“近来劳动问题，既成为社会问题之中心”。　　　　^[23]迫于这场“惊天动地之大风潮”的压力，日本资本家不得不一个一个地向工人方面作出让步。大连出现了各厂纷纷调查工人生活状况，为增加中国工人工资作准备的局面。1926年6月，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的日本资本家亲自调查中国工人生活情景，讯问其家中人数和每月实际消费情况，表示计划给工人增薪。^[24]大连最大的工厂——沙河口工场的日本资本家也对本场“华人劳动者之生计及物价”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召开“恳谈会”，听取中国工人对劳动问题的要求。“满铁”特于人事课内增设劳务系，“专司研究考察社员之生活状况及待遇问题”，又于8月16日、17日，集合部、课、局、所、工场干部，召开劳务会议，专门研究如何“疏通上下意志”和“增进中国从业员福利”问题，承认“华人从业员之待遇，则从未与以改善，今从因时代之进运，应由各所属课、所、工场，慎重调查，以便讲求适当改善之法”。^[25]这表明，此时的大连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是大连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工人运动取得的重大胜利成果。

帝国主义租借地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能在曲折中前进。1926年6月25日，中共大连地委工运委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因组织召开声援福纺纱厂“四二七”罢工大会而被捕。继任的中共大连地委工运委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唐宏经“双十”节后也被日本警察当局逮捕。共产党员、沙河口工场工人于全福等人担负起工学会的领导工作，并在中共大连地委的领导下，于1926年12月5日，召开“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再次集合队伍，检阅力量，以便开展新的斗争。此时，在日本警察当局的压迫下，1924年4月28日成立的东北地区最早的产业工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的活动也处于困难境地，不得不将办事处和夜校搬迁到中华增智学校。但他们在工会内部党组织的领导下仍派代表参加了“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充满战斗激情的祝词，高呼：“中华工学会万岁！”使参加会议的10多个工厂的工学会代表深受鼓舞，在“会场周围潜伏了许多暗探”的情况下，共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把被捕的工人代表放出来！”等口号，表达了对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压迫大连工人运动的强烈抗议和坚决与之斗争到底的决心。

1926年冬至1927春，在中共大连地委的领导下，大连不少工厂的工人，在日本当局的高压政策下，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如中村铁工所（大连机床厂前身）就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很活跃的地方。

中村铁工所是规模较大的日资企业，1910年开设，业主为中村宗二郎。五卅运动之后，中共大连地委和中华工学会先后在这个厂发展了一批骨干，建立工会组织。1926年底，中村铁工所的一些工人提出增加工资好过年（春节）的要求。共产党员、工学会代表毕庶通等人积极支持。他们和工友一起研究斗争策略，吸取去年年关同行工友——大连机械制作所工人罢工，领导者被工厂开除的教训，设法不让日本资本家知道这次罢工的领导人。工人们在联名信上采取圆圈式签名的方法，分不出哪是头哪是尾。中村宗二郎见工人们行动一致，组织严密，深知来者不善，不敢不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被迫给每个职工增薪2元钱。

1927年初，中村铁工所接到大批订单，生产非常繁忙，晚上经常加班。但厂主中村宗二郎只顾赚钱，把工人夜班饭取消了，这引起全厂工人极大不满。刚建立起来的中村铁工所党小组，一方面发动工人向厂主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一方面把情况向中共大连地委作了报告，并根据地委的指示，采取“软里有硬，硬里有软”的办法，动员一些技术水平高、说话有威信的大工匠去对账房先生说：晚上没有夜班饭，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中村宗二郎听了账房先生的报告，未予理睬。党小组遂发动40多名工人扔下手里的活，一齐涌到大账房，表示不答应增加工资的要求就不干活。40多名工人把大账房里里外外挤得水泄不通，坚持半日，中村宗二郎不得不出面与工人见面。工人们同他讲理，他狡辩说：“订货还没交活，工厂没有钱给工人增加工资。”几位担任生产组长的大工匠当即提出：“不给工人涨工资，有些大工匠就不打算在这个厂干了，要到别的厂子去，我们当组长的留也留不住。”这给中村宗二郎施加了很大压力。当时大连的各个工厂之间存在着“拉工匠”的矛盾，互相拆台。中村宗二郎怕自己工厂里的生产骨干被别的工厂拉走，被迫答应按技术水平高低给每个工人每天增加五分到一角的工钱。经过这两次斗争的锻炼，十多名先进工人参加了共产党和共青团，5月初，建立了中共中村铁工所支部，王阳春（王天民）任书记兼宣传干事，毕庶通任组织干事，支部下设两个小组。“党的小组经常召开会议，每月至少一次会。会议主要内容是学习”。如“学习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 《向导》、《青年工人》、《国家起源》等党内刊物”。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和陈一仁、魏长魁、王立功等地委领导先后到中村铁工所支部作报告。“报告内容大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卖国条约二十一条、‘五卅’惨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资本家和地主对工人农民剥削与压迫以及如何进行反抗斗争等”。^[26]

大华窑业株式会社（大连电瓷厂前身）也是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很活跃的地方。这个厂是日本资本家开设的一所电线碍管等电瓷品制造厂，1920年10月开始生产。1925年秋，大连中华工学会在该厂建立基层组织。1926年秋，中共大华窑业支部建立，吕毓鸿（曾用名吕雁宾）为支部书记。“他经常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刊物，研究如何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等”。^[27]党支部还多次发动工人开展斗争，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如1927年3月，大华窑业株式会社的500多名工人举行同盟罢工，反对社长中岛随意裁减工人。他们提出3项条件：一、如要解雇，须在一个月前通知；二、解雇手续要与满铁会社大致相同（发给解职金等）；三、社长自己不要进行技术指导，要由技术员进行技术指导。^[28]在工人团结一致罢工的压力下，中岛社长被迫接受这些条件。罢工取得胜利。

1927年春夏之交，在中共大连地委的领导下，工学会、印刷工会、电铁中华青年团、店员协会等工人组织互相支持，开展斗争，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大连工人运动由一度退守转为复兴，又有了新的起色，取得一些新的胜利成果。

4.成立店员协会——发动店员革命

20世纪20年代，大连市有各种商号2000余家，店员总计1万余人。在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的压迫和铺规店章的桎梏下，大连店员生活很苦，待遇很低。据当时大连出版的《泰东日报》报道：许多店主、执事“视店员有如牛马，有时如妾婢”，“铺床叠被抱裳荐枕，甚至送取夜壶，都必须店员小心服侍”；店员每日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不得休息，加上室内空气恶浊，不见阳光，没有运动的机会，一些人染上肺病咯血，无钱医治而早逝。

1926年初，由于军阀混战的影响，奉票毛荒，物价飞涨，米珠薪桂，店员薪金不足以养家糊口，所以东北店员掀起“增薪运动”。大连店员在中共大连地委的领导下积极参与这一运动，并在这一运动中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大连店员协会。

东北最早开展“增薪运动”的是孙家台（现开原）店员。1926年的旧历年关，孙家台店员以“增薪团”名义向店主、执事提出增薪的要求。该地商会迫于店员要求的强烈和一致行动，作出对店员年薪百元者增补五十元的决定。1926年1月14日，沈阳出版的《盛京时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在奉天（沈阳）、抚顺、安东（丹东）、营口、辽阳、松树和腾鳌堡、四平街、长春、通江口、公主岭、铁岭等南满铁路沿线各城市商界引起强烈反响，店员纷纷起来要求增薪，从而形成轰动一时的东北店员增薪运动。

大连的《泰东日报》“读者之声”专栏先后登载奉天省（今辽宁省）各城市店员增薪呼吁和揭露商界店主黑幕的文章20余篇；《关东报》“自由钟”专栏刊载同类稿件10余篇。这对于大连店员的增薪运动是一个推动。

中共大连地委抓住有利时机，物色和培养了一批倾向进步的店员，发展为中共党团员；利用报纸大造舆论，发动广大店员要求增薪，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斗争。

1926年2月7日、8日，《泰东日报》连载共产党员、店员王少坡以“勺波”笔名发表的《对增薪运动之管见并致商界青年诸君》的文章，指出：店员要求改善待遇，不应仅限于增薪一项为满足，“因为我们平素身受的不平待遇，不只薪水一项”，所以我们还应要求：“1.店员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2.店员有分红之权利；3.店员有服务八小时、读书八小时、休息八小时之绝对的权利；4.店员非出自互助情感甘愿为同事治事时，不得强制其为任何私人服务；5.店员有参加政治运动的自由权；6.不得以执事人私人之好恶任意开除店员；7.执事人饮食起居不得与店员有优劣之分”。这些以店员身份提出的要求，将前一阶段东北店员开展的仅限于增薪的经济斗争引导到争人权，争平等，争自由的政治斗争上来。一些店员认识到“要谋解放，非先把自己的实力集中起来”。他们喊出“团结就是力量”的响亮口号，发出“同志组织起来，旗帜鲜明地同少数人（执事）去评理”的宣言。在此基础上，中共大连地委指示店员中的党团员，团结商业伙友，筹建店员组织。

1926年3月14日，店员王少坡、陈一仁、李钟峦组成“大连店员协会筹备委员会”，制订了《大连店员协会章程》。《章程》规定：店员协会的宗旨是把大连店员组织起来，搞好团结互助，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为改善待遇，缩短工时，提高工资，争取学习、娱乐、集会、结社等权利而斗争；组织原则是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主持日常会务，基层组织按商号大小建立支部或小组，会员须每月缴纳会费。^[29]经过一个月的筹备，4月15日，“大连店员协会成立大会”在中华增智学校秘密举行。大会通过《大连店员协会章程》，选举产生了大连店员协会执行委员会：书记兼宣传委员王少坡，组织委员陈一仁，庶务委员李钟峦，秘书牟秀钧（牟玉振）；委员和候补委员还有李集政（李唯中）、谢在勤、刘鸿遒（刘蕴生）、曹步影（曹洁民）。

大连店员协会（以下简称“店协”）是中共大连地委建立的一个外围组织。从其《章程》和活动来看，具有行业工会的性质，但因其是一个未经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备案的秘密组织，所以它与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等公开的工会组织的活动方式不同。

“店协”出版会刊《店员之声》，秘密发到基层支部或小组。《店员之声》为油印16开本，稿件来源主要由王少坡等中共党员撰写政论，或从各种进步报刊上选取重大新闻，加以转载；出版工作初期由王少坡、陈一仁负责，后期由王少坡、王世平负责；第一期是《五一纪念》专号，除《发刊词》外，登载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诗文，以后几期内容主要是介绍关内工人运动和全国人民的爱国反帝运动情况。1926年5月30日，出版《五卅纪念》专号。《店员之声》每半月出刊一期，“以纠正店员的观念和思想。它更按每两周发通告一次，以指导纠正各支部的动作，并且每次均提出问题两则（至少一则），以供各支部开会时之研究；择其明白而赅括者在下期披露”。^[30]

1926年5月1日下午，“店协”在大山通（现上海路）南头一家日本商店的楼上，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会议强调：“店协”的任务是“传播救国真理，提高工人阶级觉悟，向资本家作斗争，求得彻底解放”。当晚，“店协”组织散发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传单，号召“全世界工人们都团结起来，争自由、平等，反对剥削、压迫人的社会”。^[31]

“店协”成立后，积极组织和领导大连店员开展“增薪运动”。在一夜之间，把大批传单从纪伊町（今址世纪街）东头一直撒到码头，造成很大声势。1926年5月21日，《泰东日报》刊登《谁撒布这个传单》的消息，全文如下：

本埠中日各商店店员增薪之运动，亦随各地罢工之空气，暗中活跃，近来大连小岗两公议会，及各机关均接到提倡增薪之传单。其原文录下：

“会长董事及诸位执事们均鉴：我们增薪团，刻已成立，你们还不快快的开会，给我们青年增薪吗！求会长董事，快快的出头提倡罢，你们快醒悟罢！大连增薪团具”

从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大连店员增薪运动的规模是比较大的，而且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在中共大连地委的领导下，大连店员对自身遭受的剥削和压迫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纷纷罢市，要求增薪和提高待遇。如裕昌源号20多位伙友在“店协”会员孟国栋带动下同盟罢市，要求店主改善伙食，取得胜利。

中共大连地委在领导大连店员要求提高经济收入，改善待遇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发动广大店员，开展反抗关东州日本当局统治的政治斗争。

1926年9月，关东厅下令举行日本“在大连施政20周年纪念”活动。并命令大连各商号筹备高跷会、龙灯会、狮子舞会，参加这一“庆祝”活动，妄图以此为侵略者的形象涂脂抹粉，为日本在大连的殖民统治歌功颂德。“店协”在中共大连地委的领导下，发动中国店员和市民坚决进行抵制，印发大批传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连、旅顺20年间的罪行，尖锐地指出：“日本侵略者的庆祝日，即是中国人民的国耻日。”传单号召：“我们中国人，非但不应参加庆祝，而且应该卧薪尝胆，力图收回这块国土。”^[32]这些传单撒遍全市各大商号，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力地抵制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有功”的庆祝活动。同年9月25日，日本大正天皇去世，关东厅命令大连的中国人要同日本人一样佩戴黑纱，表示哀悼。“店协”立即通告会员，并发动全市中国商人拒绝为日本统治者“志哀”。

“店协”组织一支足球队。一方面通过训练和比赛增进会员的组织纪律性，一方面用于掩护组织联络，以便于“店协”委员同各支部、小组负责人接头，听取工作汇报，布置活动任务。在老虎花园（今址劳动公园）东面的运动场上（今址火车头体育场），“店协”干部经常装作踢球或研讨球艺而凑在一起接受中共大连地委的指示或研究工作。1926年6月8日，中共大连地委写给北方区委的报告记载：“在我们领导之下的几个团体，若在郑重和严密两方面来说，要首先推店员协会……它的支部每周开会，委员会两星期开会”，^[33]足球场是他们经常使用的会场。

在中共大连地委的领导下，“店协”很快由最初的20余人发展到70余人。在益发合、鼎新昌、裕昌源、东永茂、广源泰、源城栈、东茂泰、公济栈、双合栈、德泰钱庄、三井洋行、亚东银号等10多家大中商号中建立了支部或小组。中共大连地委从中发展20余名党员，建立了“亚东银号”党支部和几个党小组，共青团大连地委从中发展30多名团员，并选送思想进步的青年店员吴国庆等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6月，中共大连地委安排亚东银号党支部书记谢在勤前往武汉，代表大连工会，参加了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店协”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联系广大店员，开展反帝斗争。它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引起关东州警察当局的注意。1927年初，大连警察署胁迫益发合、鼎新昌、亚东银号等几家“店协”活跃的大商号，对具有反日思想的店员进行清洗，解雇了“店协”大部分领导及骨干分子。仅亚东银号就有谢在勤等7名“店协”会员被解雇，这使“店协”的发展遭到挫折。同年5月初，泰信钱庄的日本走狗程国庆发现“店协”秘书牟秀钧的活动，随即报告刑事金福景。金福景把得到的情报连同他搜集的《店员之声》等“店协”的内部文件一起送到大连警察署，并加紧对“店协”领导人的监视。6月29日，“店协的20多名骨干在大连中华增智学校开会，“讨论了改善中国店员待遇制度，排除青年店员的痛苦及与日本人对抗事项”，“小岗子警察署进行了秘密侦察”。^[34]

1927年7月初，汉奸金福景带领日本警察到泰信钱庄逮捕了牟秀钧，在牟秀钧的住处搜出“店协”会员名册等“店协”文件。随后，一批“店协”会员遭到逮捕，“店协”组织遭到关东州日本警察当局的破坏。

5.推动大连人民爱国反帝斗争不断发展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建立后，以领导工人运动为基础，推动大连人民爱国反帝斗争不断向前发展。组织各界爱国民众开展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事件。

1926年3月9日，中共大连地委通过在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的领导作用，在中华青年会召开“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筹备会”。会议决定以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的名义，发起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活动，并对全市性的纪念活动做了部署，得到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大连中华青年会、大连中华增智学校等大连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的会员单位的积极响应。

3月11日，共产党员王少坡在《泰东日报》上发表题为《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的紧急动议》的文章（署名勺波），号召在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这一天：“（一）商店，是日应罢市一日或半日，并挂半旗（旗顶须系一黑纱）志哀；（二）工厂，是日应放工一日或半日，至少停工一小时，并挂半旗志哀；（三）学校，是日应放假一日，并推举委员，开一纪念追悼会；（四）个人，是日应臂缠黑纱志哀，并参加附近团体所开之纪念会；（五）各界，须一致停止家宴一日，以示哀悼。”与此同时，大连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散发爱国反帝传单万余张，寄信数千封，广泛发动各界民众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活动，以提高市民的爱国热忱。

3月12日，大连人民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大会在永善茶园隆重举行。各界民众5000多人参加大会。会场庄严肃穆，主席台中央安放着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对联为“建设国民政府”、“取消不平条约”，横额为“完成先生未竞之功”。台前挂满各界所送挽联，台下四周挂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残民军阀！”“武装民众！”“国民革命万岁！”“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万岁！”^[35]等大标语，表明了大连国共两党和各界民众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将反帝反封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这些在大连“空前未有的鲜明口号”，“把群众的革命感情燃烧起来”^[36]了。

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活动，不仅颂扬了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革命功绩，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辽东租借地的中国人的民族觉悟。大连人民的爱国反帝斗争因此更加活跃。3月18日，大连三濑印刷所工人与日本监工发生冲突，举行罢工，并要求厂方将午饭时间由15分钟增加到30分钟。工人罢工3天，日本资本家被迫同意延长午饭时间。4月1日，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工人补习夜校成立。同日，满洲制麻株式会社工人罢工。其原因是该厂乾纺部新增添的机械设备提高工效20%，但工人工资没有增加，反而被降低，这引起工人不满。乾纺部的98名工人率先罢工，全厂的600多名工人随即响应，举行罢工，向日本资本家提出恢复原工资等要求。罢工5天，日本资本家强行解雇了492名罢工工人（只留用机械部工人），又招收了371名新工人，罢工失败。4月15日，大连店员协会成立。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印刷工会、大连中华青年会等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成员计议召开“五卅”一周年纪念大会，并多次在报纸上登出纪念活动启事，强调：“‘五卅’是具有世界历史的重大意义，决非偶然之事也。凡属中华同胞均应继承‘五卅’精神，努力奋斗，以求吾族最后解放——深望各界同胞届时奋勇参加。”^[37]大连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精神激励下勇猛地开展反日罢工斗争，愈临近“五卅”一周年，罢工次数愈多，罢工规模愈大，终于爆发了震动全国的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把大连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峰。

1926年10月10日，中共大连地委又通过大连中华团体有志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的领导作用，以纪念国庆为名，发动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举行盛大集会和反帝游行示威。大连中华工学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近千人的队伍，高举上书“工人大团结万岁！”的彩旗和大红灯笼，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行至大连海关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海关自主权！”“要求关税自主！”等口号，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激发了全市人民的爱国情绪。

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南方的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农民生活境况有了改善。而大连地区的广大农民却仍旧遭受着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的重税盘剥和野蛮压迫。为与全国革命形势相一致，把农民运动开展起来，1927年3月，中共大连地委派共产党员谢在勤到其家乡——旅顺胡家村开辟工作。

谢在勤通过与乡亲“常凑在一起谈家常话，一点一点就涉及到国际国内形势，如‘五卅’惨案、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前途及工人运动发展情况”的方式，宣传革命道理。在此基础上，“找他们个别谈话，进行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还把《向导》周报等刊物借给他们传阅”。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发展胡肇义、谢在隆、谢德绥、胡崇国为中共党员，建立了大连地区农村第一个党的组织——胡家村支部。开展了“团结群众，扩大骨干队伍，启发农民觉悟，大力宣传爱国主张”，筹办农民夜校等革命活动，^[38]把爱国反帝斗争的革命火种播撒到日本统治下的大连农村。

五卅运动之后，大连学生运动一度沉寂。在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领导下，1926年末至1927年初，大连的中国学生又掀起爱国反帝斗争的浪潮。旅顺高等公学堂师范部（以下简称“旅顺师范学堂”）学生的反日斗争尤其活跃。

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曾在五卅运动中，同旅顺工科大学、旅顺高等公学堂、旅顺第二中学等校的中国学生一道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上街游行，并举行同盟罢课，募集捐款，声援上海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直到1925年7月中旬，日本人校长津田出面，向学生道歉，保证不处罚学生，学生们才陆续返校。经过这场斗争的锻炼，一批学生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建立后，立即派人到这所学校开展工作。

1926年春，朱寿春、李盛忠二同学，经其母校老师——大连沙河口公学堂教员程义俭和李盛恒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命在旅顺发展党的组织。朱、李二人在同学中物色思想进步的积极分子，经过爱国反帝斗争实践的锻炼和培养教育，先后介绍苍永新（庄元），尤德顺（尤符一）、刘焕彦、石传家等四名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苍永新又介绍其同学鞠兴任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26年暑假前，旅顺师范学堂已有7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旅师支部。稍后，中共大连地委又将旅顺工科大学的王耀先、孙仲勤两名党员安排到该支部过组织生活。

旅顺，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旅大的最高首脑机关——关东州厅的所在地。因此，中共大连地委高度重视在旅顺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旅师支部。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到这个支部传达上级指示，部署工作，作革命形势报告，讲党课。192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地委组织部长陈一仁在樱花盛开的旅顺大正公园的小亭子里，向旅师支部报告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喜讯，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大力支持北伐战争，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工人示威游行，声援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给与会的党员和党的积极分子极大鼓舞和教育。不久，共青团大连市委负责人尹才一到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宿舍，同旅师支部负责人李盛忠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了解学校情况，指导学生运动的开展。旅师支部负责人朱寿春、李盛忠经常到大连汇报情况，请示工作。朱寿春参加了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传达中共“五大”精神等中国共产党在大连召开的重要会议。大连市委还多次把《向导》、《新青年》等党的刊物和进步书报交给朱寿春、李盛忠，以指导旅师支部的活动和工作的开展。

关东州日本当局创办旅顺师范学堂，是为了培养一批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教育的工具，实现其“以华制华”的目的。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向中国学生灌输大日本帝国是伟大的、大和民族是高尚的思想，使中国学生忘掉自己是炎黄子孙，忘记中华民族，死心塌地为日本统治中国服务。为实现其良苦用心，日本当局不仅承担学生的全部食宿费，而且每月发给每个学生十多元的零用钱，可谓待遇优厚。但有先决条件：学生必须读满学业，毕业后必须任教三年；否则，须赔偿在校期间的一切费用。报考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大多数家境贫困，为经济原因而来就读。所以，不少同学对罢课有顾虑，唯恐因此被开除学籍，家庭无钱赔偿。

中共旅师支部根据同学们的思想状况，多次讨论斗争策略。支部负责人还请教了学校仅有的一位教中文的老师许学源。许先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遗老，见多识广，为人刚正不阿。旅师支部与其对学校的教师队伍做了分析后，决定从不上音乐教员青木久的课开始，组织学生进行反对学校推行奴化教育的罢课斗争。

为什么以青木久为罢课的突破口呢？因为青木久极端卑视中国人。当时，同学们对日本称中国人为“支那人”极为反感，认为这种称呼是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但青木久偏偏张口一个“支那人”，闭口一个“支那人”。他还把自己教的音乐课凌驾于其他科目课程之上，强制所有的学生每天都要唱“君嘎代”（日本国歌），占去学生们学习其他学科知识的时间。中国学生早就对他的做法表示反对，对学校日语课程设置过多表示不满，强烈要求增加数理化科目和中文课的课时。另一方面，青木久品质恶劣，飞扬跋扈，争权夺势，与学校教务主任诚户勾心斗角，矛盾日趋激化，人送外号“狗皮”，不得人心，在日本教员中很孤立。罢他的课，诚户会袖手旁观，学校当局阻力小，中国学生都会积极拥护。——以罢青木久的课为名，行反对日本推行奴化教育之实的罢课斗争策略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中共旅师支部首先把党员组织起来，要求党员到同学中串联，进行思想发动工作。1926年末，经过充分的准备，抓住青木久侮辱中国学生，引起中国学生强烈愤怒的契机，中国学生拉开了罢课斗争的序幕。

在旅师支部的领导下，学生们一夜之间，把“为爱护母校，驱逐青木久”、“不去听青木久的课”等标语、大字条幅，张贴在学校内外墙壁上。从第二天起，学生们谁也不去上青木久的课。学生的行动，使学校当局大为震惊，慌忙找学生谈判，企图在谈判过程中找出罢课的组织者，杀一儆百，平息学潮。党支部看穿学校当局的卑劣企图，安排党员李盛忠组织各班班长（李盛忠也是班长）出面与校方谈判，使学校当局一无所获。校方又采用紧急集合的突然袭击方法，清查人员，妄图找出罢课的外来组织者。党支部针对学校当局的阴谋诡计，利用下半夜上厕所之机召开党员碰头会，交流情况，传达党组织的指示，研究对策，坚持斗争。

日本关东厅所在地的名牌学校——旅顺师范学堂的学生罢课，使旅顺市役所（旅顺市政府）大为恼火，命令从速平息学潮。校长津田为了不使事态扩大，造成地方形势不稳，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与中国学生方面达成“和解”条件：一、免除青木久职务，调离本校，二、增设英语学科，增加数学、物理、化学科目的课时；三、增添学校图书室里的中文图书。^[39]

这次学潮历时一个多月，一直持续到1927年初，青木久被调去台湾，中国学生才复课。^[40]

旅顺师范学堂学生反对日本推行奴化教育的罢课斗争取得胜利，但也付出很大的代价。关东州厅教育当局事后对学生采取报复行动，将共产党员李盛忠、刘焕彦和非党积极分子曲学纪、郭良茂四位同学，以行为“不轨”为名，开除学籍。还对学校领导做了调整，将年逾花甲的资深的日人校长津田撤职，派关东州厅视学官松桥当校长，以加强对学生的“监管”。但中共旅师支部依然坚持领导学生开展反对日本推行奴化教育的斗争，直至1929年，该校学生党员全部毕业离校。鞠兴任、李盛忠等共产党员又投入新的革命斗争。

鞠兴任，1906年出生于旅顺营城子镇西小磨子村，1925年在旅顺师范学堂读书时，积极参加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的罢课活动和“五卅”募金运动。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开展反对日本在大连推行奴化教育活动。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党组织失掉联系，1928～1934年，在其家乡的金龙寺沟普通学堂和旅顺的普通学堂任教，坚持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35年，他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当翻译，秘密与中共地方组织接上关系，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他不幸被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逮捕，严刑拷打之下，拒不招供。敌人对他连灌5桶凉水。鞠兴任壮烈牺牲，年仅31岁。

李盛忠因组织罢课被学校开除，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他于1932年与中共组织取得上联系，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解放战争中，在河北阜平遭遇敌机轰炸而牺牲。1943年，苍永新与中共北平地方组织接上关系，被派到山西太原阎锡山部队中从事情报工作。与此同时，正在北平化学制品协议会进口科当记账员的尤德顺得悉解放区急需金鸡纳霜等药品。他千方百计地用高价购买到一批市场奇缺的这种药品，转送给党组织。他还先后三次将做生意赚的华北通用伪钞30万元献给党，用于革命急需。

中共旅师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大连市委员会所辖23个支部之一。从这个支部的活动及其培养出来的党员的勇猛战斗，不难看出当时的大连地方党组织的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贡献。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首脑机关还在西岗大龙街“益记笔店”（今址西岗区大龙街152号）设立秘密联络站，领导大连人民开展爱国反帝斗争。

1927年2月，共产党员牛汉臣（又名牛思玉、牛蕴山）在其以医生为职业掩护的党的工作据点——西岗同仁堂药铺，结识了大连近江町（现同心街）日本洋行香肠火腿加工厂杂役邹立孟（原名张海秀）。他得知邹立孟家境贫寒，14岁便跟随二哥邹立馨离开山东省福山县老家，“闯关东”到大连打工，受尽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烈不满，就经常给他讲革命道理，使他很快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在此基础上，牛汉臣介绍邹立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中共大连地委通过牛汉臣的亲戚牛少南出面，开设“益记笔店”，作为大连地方党组织的联络站，并安排邹立孟当店员，负责党的交通联络工作。

“益记笔店”是一间大约15平方米的门市房，坐落在比较繁华的商业大街上，斜对过是西岗菜市场，左邻是一家钱庄，右邻是一家洋铁铺，对门是估衣铺和永康大药房。门头随风飘舞的一块四尺宽七尺长的白布招牌上，横书“湖南分所”，竖写“益记笔店”。邹立孟每天早晨用竹杆把它挑出去，表示开业，晚上收回来，表示闭店。店内用货架间壁成前后屋。前屋货架上摆着各种式样的毛笔，大、小羊毫，大、小抓斗，龙虎榜套笔，等等，应有尽有；还摆放着一大盆假桃花，显得清洁幽雅。后屋是厨房，靠墙架个吊铺，摆设简单而整洁。因为业务单一，买主不多，所以“益记笔店”的生意不景气，顾客稀少，这正好给地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碰头、开会等创造了条件。

中共大连地委书记邓鹤皋和魏长魁、王立功、王少坡等党员干部每次到联络站来碰头和开会，都以买笔为幌子，或两三人在栏柜外面，用很短的时间，报告工作，布置任务；或在后屋开会，交换情报，研究形势。这时，邹立孟总是机警地在门口放哨，保证了联络站从未出现差错；许多党的重要指示、重大部署从这里传递到辽东租借地的23个党支部，使地方党组织的步调统一，战斗力空前增强。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领导大连各界人民掀起前所未有的革命风暴，打破了日本当局吹诩为“无风地带”的关东州的平静，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的殖民统治，其历史功绩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6.为东北地区培养和输送一批党的领导干部

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另一个重大历史贡献是培养出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后来的东北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领导干部。

1928年6月18日，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满洲省委代表团由5人组成。除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张任光，其余4位都是大连的工人党员。他们是原中共大连地委委员、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唐宏经（唐韵超），工学会会员、沙河口工场工人朱秀春、王福全（王传璧）、于治勋（于士银）。仅从这个情况就不难看出当时的大连籍共产党员在东北地方组织中的地位及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培养出的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分别担任了东北地区的中共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唐韵超、王立功、金伯阳等。

（1）中共中央委员唐韵超

唐韵超，原名唐宏经，又名唐圣修、唐福三，1901年3月1日，出生于奉天省金县（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满家滩唐家屯一个私塾家庭。因家境贫寒，读书1年半辍学，1916年，进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今大连机车厂前身）学徒。1923年，参与发起组织大连中国人工会的活动，当选为“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夜学部长。1925年，当选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中共大连地委工运委员，参与领导震动全国的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四二七”大罢工，同年10月被捕，狱中坚持斗争，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于1927年2月获释，旋被中共大连地委派赴沈阳开展工作，同年秋，担任中共满洲临时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8年6月，唐韵超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同周恩来等20名中共代表列席共产国际“六大”。同年11月，他被补为中共中央委员，1928年9月，他在东北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工运部长，12月，在沈阳开会时被敌人逮捕。1929年初，被党营救出狱，担任中共哈尔滨特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7月，奉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到抚顺巡视工作，阻止了一些“左”倾盲动主义举措。同年秋，他与刘少奇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中东铁路员工的复工运动。1930年春，他领导哈尔滨1000余名皮鞋制作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获胜。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唐韵超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参加罗章龙等人另立中央的非组织活动。1931年7月，被中共中央开除中央委员资格和党籍。同年，因与党组织联络（未成）被敌人逮捕。出狱后，他与党失掉联系，回到故乡金州三十里堡以做小买卖谋生。1944年3月，他被大连日本警察当局以“反满抗日”的罪名逮捕，旋被友人保释出狱。

1945年8月，大连刚解放，唐韵超即发起组织工会，当选为大连总工会筹备会委员长。同年11月，中共大连市委（后改为地委）建立后，唐韵超重新入党，先后任市委委员、地委常委。1946年1月，当选为大连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同年12月，在旅大职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旅大职工总会主席。1947年11月，奉调到哈尔滨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1948年8月，在六次劳大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东北解放后，曾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劳动总局局长、东北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等职。1952年7月，受到错误处分，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1981年5月22日，中共中央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同年任本溪市政协委员，行政十级。1983年离休后定居大连，2005年2月16日病逝，享年105岁。

（2）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王立功

王立功，又名王力工，曾用名刘芳、张宗田，1904年出生于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双甸子村。1920年初，从三涧堡公学堂毕业，考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今大连机车厂技工学校前身），1923年，积极参加筹建大连中国人工会的活动，当选为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组织部干事。1924年春，从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毕业，进入沙河口工场客车职场当木型工。1925年2月，经傅景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旋任共青团大连特支青工委员、地委青工委员。在五卅运动中，他积极发动大连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援助上海工友；并与傅景阳等人发起成立了辽宁地区最早的工人知识分子团体——大连中华职工见习同窗会，同年12月，当选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宣传教育部副主任。

1926年初，王立功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了震动全国的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同年10月，中共大连地委干部调整，王立功担任地委工运部副部长。同年底，地委派他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大连工人运动情况。1927年6月，王立功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到汉口，出席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满洲省委筹委会书记邓鹤皋派王立功到哈尔滨，向北满党组织负责人吴丽石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满洲省委，领导全东北的革命斗争的决定，并约吴丽石来大连共同磋商建立满洲省委事宜。王立功冒着危险，往返于南、北满，在帝国主义和军阀走狗的眼皮底下圆满地完成任务，使满洲省委筹建工作顺利进行。1927年7月，正当邓鹤皋准备抽调王立功、吴丽石等南满和北满的党的干部到沈阳建立中共满洲省委时，中共大连市委遭到日本警察当局的破坏，邓鹤皋等人被捕，省委筹建工作中断。敌人到处缉拿王立功。日本警察多次到王立功家和他的岳父家搜捕。为防不测，党组织指示王立功北上。8月初，王立功到了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工作，一度担任北满地委书记。(www.chuimin.cn)

“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成立满洲省委。北方局根据中央决定，派陈为人到东北组建满洲省委。1927年10月，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成立了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委员会。陈为人担任省临委书记兼秘书长。王立功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省临委工运委员。1928年5月，东北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改临时省委为中共满洲省委，王立功当选为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全东北的工人运动。

王立功经常深入沈阳、抚顺、沟邦子等地的工厂、矿山和“满铁”沿线的广大地区，宣传、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艰苦的工作，他不幸染上肺痨病，日益严重。1928年11月，中共中央调王立功前往上海，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以便他治病。同年12月16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写给中央的信中指出：王立功“是满洲工人同志中最富有能力的分子，他有宣传、煽动、组织各种才能，他以前对政治几次发表见解，后来证明是正确的”，请求党中央以后将王立功再“派回领导满洲工作”^[41]。

1928年12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工运部长唐宏经等13人被捕。1929年2月，中共中央任命王立功为满洲省委书记，因病未到职前，由刘少猷代职。3月，王立功从上海回到沈阳，抱病领导满洲省委工作。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达沈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因“立功病重”，满洲省委派王立功到上海，参加党训班学习，同时治病。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满洲省委参加训练班的王立功和唐宏经提前结业，火速奔赴东北，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当时哈尔滨是东北革命斗争的前线，王立功回到满洲省委即被派往哈尔滨，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刘少奇也亲自到哈尔滨，研究解决“中东路事件”造成的大批中国工人失业问题。王立功和刘少奇一面发动在业工人声援失业工人，一面发动社会各阶层人民资助失业工人。他组织开会、写标语、发传单，大力宣传中共满洲省委公开发表的《为中东路事件告满洲劳苦青年书》，揭露敌人妄图利用群众的经济要求诱使中国工人反对苏联的欺骗伎俩，使不少青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走上正确的斗争道路。

1930年1月，王立功从哈尔滨回到沈阳，由于肺痨病加重，已不能坚持工作。中共满洲省委送他住进医院。病情稍渐好转，王立功即到辽宁省西丰一带矿区开辟工作。1932年初春，他的病情又随季节而恶化，不得不回沈阳，再次住院医治。其间，曾与共产党员金德贵计划发动奉天启东烟草公司工人罢工，事被敌人发觉，俩人一同转移到上海治病。1933年秋，王立功重返沈阳。

王立功婚后与妻子潘义云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总计三个月，生有一女。女儿三岁上不幸夭折。从1927年夏天离开大连，为避免敌人发觉和追捕，王立功多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一直没能与家中亲人团聚，未见过女儿的面。其妻生活极为艰难，但从不责难丈夫，对王立功的活动和行踪一向守口如瓶，生怕走漏风声，危及王立功的安全。王立功病重，思念家乡思念亲人，遂给分别多年的妻子潘义云写了一封信，邀她到沈阳住了一个星期。潘义云走后，王立功病情急剧恶化，生命垂危，需钱治疗。他给家中写了最后一封信，希望能给他寄点钱。信辗转到了潘义云手中，但潘义云无钱可寄；正当“而立之年”的王立功，被肺痨病夺去了生命。

（3）中共满洲省委常委、民族英雄金伯阳

金伯阳，原名金永绪，化名杨赞文，1907年出生于今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老铁山麓金家村。1925年从旅顺师范附属公学堂毕业，考入“满铁”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在五卅运动中，他参加了大连中华职工见习同窗会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并担任工学会宣传教育部干事，1925年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春，他参与了震动全国的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的领导工作。同年6月末，大连警察署逮捕19名罢工领导人，金伯阳也在被通缉之列。为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大连地委指示他暂时离开工厂，回乡隐蔽。他在旅顺柏岚子的亲戚家果园里隐蔽了4个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同年11月，他辞别父母，北上找党。

1926年末，金伯阳在哈尔滨同中共北满地委接上组织关系，担任北满地委交通员，负责取送、传递党的领导机关的秘密文件和接送往来于哈尔滨的党内同志。1927年4月17日，因党内混入奸细，中共北满地委遭到敌人破坏。金伯阳被捕，英勇抗刑，没有暴露自己和同志们的政治身份。敌人遂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他4年徒刑，押进吉林监狱。1928年末，张学良“易帜”（同国民党政府统一旗帜），实行“大赦”。金伯阳获释出狱，回到旅顺，在家中度过春节，便不顾家人反对，又只身北上，寻找党组织。

1929年2月末，金伯阳在奉天（沈阳）小河沿医院找到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王立功，汇报了在狱中一年半多时间的斗争情况，受到王立功的赞扬，被留在驻奉天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担任机要文书和交通工作。

1930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两次派金伯阳去哈尔滨开展工人运动，并派他到珠河（今尚志县）、安达、松浦等地开辟新区工作。他出色地完成任务。同年6月，金伯阳被调回奉天，继续在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工作。1931年2月，他担任了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在九一八事变的日子里，他彻夜不眠，召开各种会议，宣传事变真相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他还带领两个在南满铁路列车上工作的大连工人，把抗日救国的传单张贴到沈阳火车站前的主要街道两旁的墙壁上、电杆上、广告板上，告诉广大群众：“中国不会亡，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打日本呢！”同年12月，以罗登贤为书记的中共满洲省委组成，金伯阳任省委常委、职工部长，担负起领导全东北工人运动的重任。

金伯阳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满洲省委著名的“四杨”（杨靖宇等四人）之一。人称“北杨”（“伯阳”即从“北杨”演变而来，又因“伯”与“白”谐音，故也称他为“白杨”），曾同赵尚志一起组织哈尔滨赤色工会和哈尔滨反日会，领导中东路、三十六棚、电业工人及英美烟草公司等企业的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发动广大民众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1931年底，由于奉天的政治环境恶劣，中共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金伯阳随省委到达哈尔滨，继续领导东北工人运动。1932年7月，他到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会议”。同年9月10日，他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大连，视察和指导工作，并向省委写了《满洲伯阳巡视奉天通信第二号》，报告了中共大连特支的工作情况和旅顺的工人运动情况。完成任务后，他乘夜色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家，第二天便又离乡北上。翌年6月21日，金伯阳的妻子包月娥生下一女，取名金香蓉，但恐日本警察因此追查伯阳的行踪，不敢给金香蓉报户口，九天后，伯阳二嫂生下一子，伯阳的父亲金万仁遂将孙女、孙子说成是二媳妇的双胞胎，报上户口，因不通音信，无法联系，伯阳直至牺牲时还不知道自己有个可爱的女儿。

1932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金伯阳和杨靖宇等4人到南满吉奉铁路沿线指导游击战。伯阳从此转入军事斗争的战场。1933年7月，伯阳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南满帮助筹建人民革命军。9月18日，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金伯阳和杨靖宇指挥独立师将士英勇奋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军对这支武装十分惧怕，调集1.2万多名日伪军，对磐石游击根据地大举围剿。杨靖宇、金伯阳分率部队，避开敌军主力，向柳河方向挺进，在金川一带同日军周旋，声东击西，打击敌人，重创伪军邵本良部。

1933年11月15日，金伯阳带领部队行进至吉林省辉南县金川三角龙湾林区，在一个山洞里参加党支部会议时，遭到伪军邵本良部的突然袭击。伯阳指挥突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6岁。

人生难得几十年，
岂为衣食名利权？
惟有丹心共日月，
甘将热血洒江山。

这是金伯阳生前写下的一首充满革命豪情的诗，浩气长存。1935年，中共中央在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将金伯阳列入“为抗日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的行列。

7.中共大连市委遭到日本破坏，共产党员高风亮节

1927年4月6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在北京被捕。敌人从李大钊办公室搜查出傅景阳写给北方区委的大连地方工作报告等文件。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由此得知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存在，以“惊人的新闻”在大连出版的《泰东日报》上公开报道，并在暗地里开始了侦探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活动。6月末，关东州日本警察当局发现中共大连市委机关刊物《大连人民》，认定这份以“大连人民留京同乡会编辑部”名义出版的刊物，“强烈地反映排外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是进行赤化宣传的小册子”，并经技术鉴定，根据其印刷的油墨，确认该刊物是在大连市内印刷的，遂进行严密侦察。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会干部。5月20日，许克祥在湖南叛变，即所谓的“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叛变。至此，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乘机在大连疯狂镇压共产党组织。

1927年7月13日，中共大连市委青运部长（代理）、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魏长魁被日本警察逮捕。

魏长魁（1906～1938年），曾用名魏连三，山东省德县人。1921年“闯关东”到大连，进入西川印刷所当拣字工，1924年春，与《泰东日报）社工人赵悟尘等筹建大连印刷工会，当选为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任共青团大连地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26年1月初，由团员转为党员，担任中共印刷支部宣传委员、支部书记。同年5月1日，出席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化名王汶石）。1927年5月，代理共青团大连地委书记，6月，任共青团大连市委书记，7月被捕，1933年初出狱后，曾任中共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珠河县委组织部长、苇河县委书记、哈东特委书记、北满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抗日联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38年5月，率部向铁力一带远征，在通河县苇子沟遭日伪军袭击，不幸中弹，匍匐数里突围，临危，焚毁随身携带的文件，拔刀自刎，壮烈牺牲。

关于魏长魁被捕的经过，日文《大连新闻》于1927年8月21日报道：大连水上警察署“从今春4月起就侦知在码头工人中有共产党在活动。于是该署高等系鼓励刑事进行搜索，侦知大连码头事务所车辆调度系勤务员黄立本等人，从4月以来，每周星期二，到魏长魁住处听《共产主义讲座》”，及至从黄的同仁家中搜出了《工人与政党》、《五卅纪念日》等小册子和中共大连市委编印的《大连人民》等刊物。“这才获得了市内庞大的共产主义者组织的端绪”。随后又侦知魏长魁与《奉天日报》拣字工万玉常一起，于6月下旬在大连码头事务所房顶，“集合了很多华工，作了鼓吹共产主义的演讲。”6月27日，魏长魁与黄立本等6人“在大广场集合，到西公园，借踢球的机会进行了宣传，由于这些真相已明，高等主任田中于7月12日派张巡捕闯到魏的家里把他留住。13日跟小岗子星署长和池田高等主任商量好，派了几名刑事巡捕于当夜两点把魏逮捕了。”

魏长魁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大连第一个被捕的地方党团组织的领导人。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妄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一举破坏大连党团和工会组织，但不管日本警察如何严刑拷打，魏长魁一言不发。敌人用刺刀逼着魏长魁带路，去搜捕“同党”。魏长魁巧妙地利用这个机会，在经过的同志们的住址附近，破口大骂敌人，引起围观，使自己人得到信息，安全转移。“满铁”《调查时报》七卷九号记载：“7月初旬，小岗子警察署高等股听到了市内长安街门牌29号，有一魏长魁者在码头方面正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乘该月13日半夜袭击其住处，扣押了很多在炕洞里所隐蔽的不稳宣传文件，同时逮捕了该犯。虽然审讯了关于该犯的组织系统等，但该犯却缄口不语，因此在检举工作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大连新闻》以“在舌尖上燃烧着不屈的言辞，主义者之一魏某对当局的审问豪然处之”为题报道：“首先被小岗子警察署逮捕的魏长魁（23岁）身无定职，专心狂奔于宣传，碰到他那种火一样怪癖的人，大致都要为他折服。他是这样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在审问时，他以豪然的态度说：‘失败一两次算不得什么，不管抓得怎样厉害，我们培植的苗子会接二连三地像风暴一样地发动起来’。审问的时候，警察可费了苦心。”^[42]

正当日本警察当局一筹莫展时，叛徒、内奸胡杰三告密：7月24日晨，中共沙河口工场支部将在西山水库后面的一片树林里召开会议。胡杰三是沙河口工场的翻砂工人，能说会道，1927年春混入中国共产党内，不久便被日本警察收买，成为密探。7月23日，他得知工厂党支部要召开会议，便报告了沙河口警察署。

沙河口警察署连夜布置埋伏。24日早晨8点左右，在西山水库后山坡树林中的预定会议地点，逮捕了前来开会的中共沙河口工场支部书记韩岗清、支部委员辛培源，紧接着，在胡杰三的引领下，将尚未到会的支部委员于全福在其家中拘捕，对他们严刑逼供。当天夜里，韩岗清经受不住拷打，承认了本人的政治身份，供出市委工运部长丁文礼。丁文礼在敌人的酷刑下，供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等党团组织领导人的住处和大连大部分党员名单。7月25日上午9时，日本警察在丁文礼的指引下，于日本桥（今址胜利桥）电车站附近的中共大连市委领导人接头地点逮捕了邓鹤皋。随后，日本警察当局根据丁文礼的供词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大搜捕。49名党团员先后被捕。其中包括大连中华工学会的领导人和骨干：福纺纱厂工人侯立鉴，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工人陈德祥、郭清思、于寿仁、金广宁，沙河口工场工人王玉增、梁学发、陈寿松、迟文成、赵振安，中村铁工所工人王天民、毕庶通，电气照明厂工人邵福年，昌光硝子株式会社工人王顺一、石华源、朱长德、赵洪武、林蔚森，大连机关工人吕会发、邹继升，福顺工厂工人马祥福，玉昌合油坊工人裴德亮，铃木油坊工人王兆祥，东亚土木工人马祥春，以及铁工李廷俭、韩国寿、周家福，电车工人李盛义，码头工人刘林秀，纸盒制作工人薛际云，糕点铺工人王逢臣，店员牟键、王洪玉、毕庶广等。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的主要领导和骨干董秀峰、王守国、曹景阳、陆鸿奎、钟宝翼等10余人也因丁文礼的供词而被敌人逮捕。

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对于大连有着这样大批的共产党势力大为震惊。日文《辽东新报》就此评论：“在我政界严密控制下的关东州，尤其在大连市内发生的这起中国共产党事件，简直叫人作梦都想不到。其影响之大，意义之深，就在于它不仅轰动了这块小小的满洲，而且使中国和日本内地的各界人士也都感到十分惊讶。”

被捕的共产党员，除韩岗清、丁文礼等二三人经受不住严刑拷打而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们外，其他人英勇不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的坚定性。

中共大连市委书记邓鹤皋被捕后，敌人为了让他交代地方党组织的情况，对他严刑拷打逼供。他拒不吐实，敌人连续三天三夜不准他吃饭不许他喝水不让他睡觉，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与敌人巧妙周旋，不多说一句敌人知情之外的话，保住了中共大连市委秘密联络机关——益记笔店及旅师支部、胡家村支部、大华窑业支部等党的基层组织和市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工运部副部长等一批党的干部和党员，保存了革命火种。

邓鹤皋（1902-1977年），曾用名邓和高、邓洁、陈友春，湖南省安乡县人，“五四”时期，与何孟雄一道参加长沙学生运动，被推选为长沙市学生联合会代表。1922年考入北京美术学校读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兼中共西城区支部书记。1926年3月，在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的领导下，组织2000多人的请愿团，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竟遭北洋军警血腥屠杀。“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卫戍司令部发出逮捕邓鹤皋的通缉令。邓鹤皋毫不畏惧，仍坚持斗争。李大钊赠诗一首，称赞“邓生今杰士，英名天下闻”。中共大连地委委员傅景阳等19人因领导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被捕后，中共北方区委派邓鹤皋火速赶往关东州，担任大连地委书记，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加强对罢工的领导。7月9日，邓鹤皋抵连后认真贯彻北方区委“适可而止”的斗争策略，使“四二七”大罢工取得胜利，并领导大连的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1927年5月，他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中共满洲省委筹备委员会书记、大连市委书记。同年7月被捕。1934年9月出狱后，到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曾任中共江苏省临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纵队副司令员、中央直属经济建设部长兼新中国经济建设公司总经理，建国后曾任中央财委机关企业管理局局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轻工业部副部长兼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等职。

1927年9月19日，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为显示破坏共产党组织的“战果”，表现虚假的法制，装模作样地搞了公开审判，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的罪名，开庭审理邓鹤皋等17名共产党员。邓鹤皋抓住这个机会宣传共产主义，揭露敌人，教育群众。日本审判官问：“被告所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吗？”邓鹤皋义正辞严地回答：“是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现阶段要限制资本家的暴利，要分配均等，平均地权，将来要在我国建成人类极其美好的共产主义。”日本审判官又问：“据说你们要没收资本家的财产？”邓鹤皋肯定地回答：“是的，如果是这样，不但职工可以得到实惠，一般人民也可以得到安定的生活。”日本审判官训斥：“你要知道，没收就是抢劫，就是犯法！”邓鹤皋严辞驳斥：“资本家的财富本来就是工人创造的，没收他们的财产是物归原主！”^[43]法庭变成了邓鹤皋等共产党人宣传共产主义的讲坛。日本法官无奈，只好草草闭庭。

9月21日，大连地方法院第二次开庭，公开审判魏长魁等共产党人。日本审判官安住问：“被告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断地宣传共产主义是不是事实！”魏长魁理直气壮地回答：“本团既然是为了研究共产主义而设立的，向团员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那是当然的事！”安住审问一句，他反驳一句，“侃侃而谈”，大义凛然。在魏长魁的带动下，“被告”大都在法庭上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大连新闻》9月22日对此加以报道：“迟文成、刘林秀、邹继升、裴德亮等被告异口同声供称：我们工人像牛马似的被酷使，都吃不饱，就因为被资本家剥削去了。所以为了打倒资本家提高工资才入的党。审问邓鹤皋的助手，致力于组织大连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有名的组织活动者魏长魁……当问到党员逮捕状况时，他说：‘我虽然第一个被捕，但对于党的状况，至死也不供出一个字，这种决心永矢弗渝。”，旁听席上的一些“被告”家属和市民深受鼓舞，发出由衷赞叹。安住审判官当庭出丑，狼狈不堪，不得不下令把魏长魁提前带出法庭。

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对被捕的共产党员课以重刑。1927年10月，大连地方法院宣布判决：邓鹤皋徒刑10年；魏长魁、辛培源、于全福、毕庶通、王天民等人徒刑7年；侯立鉴、石华源、王玉增等人徒刑5年；迟文成、刘林秀、邹继升、朱长德、林春生等人徒刑3年；随即把他们全部押到旅顺监狱囚禁和罚做苦役。

在狱中，邓鹤皋长期被关押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单身监号，不许与外界接触。魏长魁想尽一切办法领导狱中同志与敌人进行斗争。辛培源等共产党员在狱中坚持锻炼，坚持学习，抓紧时间提高文化和政治理论水平，准备出狱后，更好地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和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

辛培源，又名辛志屏，1904年出生于奉天省金县（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龙王庙，后随全家移居金州毛营子。1912年，入金州公学堂读书，未及4年，因家贫而辍学，到大连市内一户日本人家做佣工。1914年4月，考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1923年4月毕业，进入沙河口工场锻冶职场当钳工。同年，参加筹建大连中国人工会组织的活动，在“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后改名“大连中华工学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文牍部副主任。1925年初，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他同王立功一起代表中共大连地委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和营救被捕同志的情况，冒着生命危险，带回党的文件。1927年2月，他代表南满铁路工会参加了在汉口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

辛培源是大连工会运动的发祥地——沙河口工场最早被捕的工人。日本警察对他进行突击审问，妄图从这个普通工人身上打开破坏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的缺口。但辛培源挺胸屹立，缄口不语，拒绝回答敌人提出的任何问题。沙河口警察署高等股主任西村，声嘶力竭地审问了大半天，连个姓名都没问出来，气得哇哇直叫。敌人用绳子拴在辛培源的两个大拇指上，把他吊到半空，用皮鞭狠狠地抽打。

辛培源全身的重量都挂在两个大拇指上。抽筋拔骨的痛疼，全身被打得皮开肉绽，豆大的汗珠混合着血水一滴一滴地落下，地上留下一片殷红的血迹。他几次昏迷过去，被凉水浇醒后还是一言不发。西村不死心，连续两天，对他进行吊打，灌凉水，压杠子，用尽酷刑，也没能使辛培源开口。敌人恼羞成怒，判处他7年徒刑，押在旅顺监狱，罚做苦役。

辛培源以革命乐观主义鼓舞难友。每做完一天苦役，回到牢房，他就讲笑话，逗引大家憋不住笑，以鼓励难友们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晚饭后，他常常拿起帚笤，哼着辽南小调，在狭小的牢房里表演地方戏“跑旱船”。表演完了，他脱下身上穿的紫红色囚衣，往地下一扔，坚定地鼓励大家说：“出狱后还要干，不怕为革命穿上‘红衣裳’。”

1931年8月，辛培源遇日本政府“大赦”减刑，获释出狱。他在家休养不到一个月，便辞别父母，北上找党。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奋起抗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积极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中共曾派出一些同志到苏联，经过专门训练，成为情报人员。他们回国后直接受苏联情报机关的单线领导，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辛培源等中共党员先后被组织安排从事这项情报工作。

1932年3月，辛培源在宁安与原大连中华工学会干部、当时的苏联政治管理局情报处第四科情报组负责人奚毓贤接上关系，奉命调查宁安附近的日本军队、伪“满洲国”军队、自卫团的驻防情况，并搜集政治、经济情报。同年5月中旬，辛培源被派往苏联，接受机要交通员的地下工作训练。回国后，他在北安做谍报工作，侦察日军和伪“满洲国”军队、自卫团等反动武装的兵力部署和政治经济情报，电告苏联红军。从1932年5月到1933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9次越过中苏边境，到苏联汇报工作和接受任务。

1933年2月，辛培源同铁路工人女儿马凤英结婚。同年9月至翌年3月，他在苏联海参崴，化名利瑟夫斯格，接受无线电技术培训，1934年4月中旬返回中国，在伪安东省林口县的“北满洋行”做店员，以此为掩护，进行对日谍报工作。1935年10月，“北满洋行”倒闭。他到北安，以开靴底厂为掩护，秘密调查了哈尔滨飞机场和图们至佳木斯铁路沿线的山洞、桥梁、机关车库及日本军事设施等情况，先后20多次电告苏联情报部门，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他因患伤寒病，不能坚持工作，回到金州毛营子老家养病，与苏联情报部门中断联系。

1938年5月，辛培源病愈，经人介绍到阜新机械制作所做工。他经常向工友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启发他们投入抗日斗争。1940年春，阜新机械制作所承包日本在海州五龙矿的送煤机安装工程。辛培源带领工友采取怠工、破坏、质量事故等手段，使工程进度一再推迟。正在这时，由于奚毓贤的叛变，哈尔滨日本宪兵队侦知辛培源的行踪，但见辛培源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不敢公开逮捕他，恐怕引起工人“骚动”，影响工程进度，遂让日本资本家以派辛培源到阜新河南街新发电所干活为由，将辛培源骗出，于1941年7月1日下午，在阜新市海州区秘密地将他逮捕，押解到哈尔滨。辛培源在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里被打得面目全非，双目失明，肋骨被打断三根，但他宁死不屈。1942年，辛培源在狱中被日本法西斯用狼狗野蛮地杀害。

辛培源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培养出的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之一。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勇猛战斗，直至流尽最后一滴鲜血的战斗里程，是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大连的共产党员英勇奋斗精神的缩影，值得永远怀念。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大连地方组织之所以能够培养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作出重大的历史贡献，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党员干部，具有坚定的党性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忠实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大连地方组织，从大连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日本统治当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二是在党的建设上，坚持从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包括从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注重党员的学习和培养教育，不断提高党员队伍的素质，使党的组织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发挥出战斗堡垒作用。三是在斗争中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力量，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阵线，形成广大的群众基础。不仅将工会组织、店员组织和中华教育机关等进步社会团体联合起来，还同国民党合作，建立起反帝统一战线，并在其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贯彻党的意志，保证了正确的斗争方向。四是注意斗争策略，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把非法斗争合法化。或公开，或隐蔽，或开办夜校、举办讲演会，或组织市民集会、领导工人罢工，以爱国主义为旗帜，提高群众的觉悟，时机到来时便发动群众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这些斗争，或具有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性质，或具有为工人群众和中国民众谋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争取自身解放的性质，每每取得斗争的胜利，既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又提高了党的威信，因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连人民爱国反帝斗争蓬勃发展。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大连地方组织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于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会做《关于党的任务和方针问题》的报告，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又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斗争。在这一历史时期，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与中国的反革命势力遥相呼应，残酷镇压共产党人。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领导大连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殊死搏斗。

1.大连地方组织的恢复与再次遭到日本破坏

（1）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恢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伊始，因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关东州日本当局破坏，共产党员的队伍发生分化，由大革命时期的统一的战斗整体，分为四个部分。一部分被捕入狱，在牢笼里坚持斗争；一部分幸免于难，就地开展斗争；一部分北上找党，投入新的斗争；一部分与党失掉联系，被打散了（有的隐蔽埋伏，等待时机；有的躲避追捕，远走外地）。其中，以原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长纪幼柏为首的一部分幸免于难的同志，仍以幸存的大革命时期的市委秘密联络机关——益记笔店为基地，坚持战斗。

纪幼柏（纪锦章），化名韩平、刘香九，笔名陶然、韩瓶，河北省乐亭县人，1907年1月出生。1922年到长春当店员，1925年秋在哈尔滨组织店员联合会，是“店联”主要负责人。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在哈尔滨被滨江警察厅拘捕，一个月后获释，到武汉工作。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初，被党组织分配到大连，担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长（化名韩平），负责编辑出版市委机关刊物《大连人民》和《大连工人》（油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的殖民统治和日本资本家残酷剥削与野蛮压迫工人的罪行，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为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他曾写了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党的左右派》的文章，登载在《大连人民》上。他还分工领导党的印刷支部、店员支部，经常参加这两个支部的生活会，报告国内外形势，布置重要工作。在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到日本当局破坏的严重时刻，他冒着随时有可能被捕的危险，联络同志，指挥同志转移或隐蔽，先后安排市委工运部副部长王立功等“当时正被敌人搜捕中”的已经暴露身份的党的干部^[44]转移到哈尔滨和奉天等地，与党组织接头。同时，他四处寻找失散的党、团员，致力于组织恢复工作，很快与孟庆恩、吕毓鸿、韩希仁、刘景台、张明阳等一批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建立了联系。他还在大连中华青年会公开发行的刊物——《青年翼》上发表青年责任的文章，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告诉广大青年：黑暗已把社会笼罩住了，希望光明就要有一往直前的奋斗精神，青年人的责任就是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

“八七”会议之后，为了统一领导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再次决定筹建满洲省委。北方局根据中央的决定，派遣曾到东北工作过的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陈为人组建满洲省委。

陈为人从天津到沈阳、哈尔滨等地，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于1927年10月24日，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十二道街中共党员阮节庵家中召开“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陈为人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宣布成立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会议选举陈为人为省临委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长，原北满地区党的负责人吴丽石任组织部长兼管农民运动，原中共大连市委工运部副部长王立功负责工人运动，韩慧芝负责妇运工作，张任光任团省委书记。会议结束后，中共满洲省临委立即向东北各地党组织发布第一号通告，要求迅速恢复各地方组织，同省委取得联系，并定期向省委汇报工作。纪幼柏得知消息，立即到满洲省临委汇报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情况。

中共满洲省临委对大连地区工作极为重视。鉴于大连市委被日本帝国主义破坏，邓鹤皋、魏长魁等党、团主要领导人被捕入狱，满洲省临委研究决定派杜继曾到大连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工作。

杜继曾，曾用名何仁、何林生、白长山、杜省吾（杜省物），河南省杞县人，1895年3月出生。1925年3月大学毕业后，就业于山东烟台私立先吉中学，积极参加烟台“五卅”后援会的反帝活动。同年秋回到河南，在安阳中学任教，参加了国民党。1926年1月，由杨介人、彭振纲介绍加入共产党。同年6月，被党组织派到东北，推动东北地区国共合作局面的出现。他以吉林省立长春第二中学数学教员的职业为掩护，与同事黄子元一起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被警方侦悉，黄子元被捕。杜继曾到哈尔滨，与中共北满地委接上组织关系后，担任《哈尔滨日报》编辑，在该报上不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把持南满政治、经济特权，扩大侵略势力，妄图染指北满和吞并整个东北的阴谋。报纸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不仅在北满发行，还销往南满铁路沿线各城市。1926年10月22日，该报在转载上海《申报》关于北伐军占领武汉受到各界群众欢迎的消息时，由于疏忽，把“打倒军阀张作霖！”的口号登载出去。当发现这一问题时，报纸已全部发出，追收来不及了，只好采取紧急措施，将重要文件或焚毁或掩藏，杜继曾和几个编辑暂时躲起来。24日，滨江警察厅派员包围报馆。会计兼保管纪幼柏未来得及离开而被捕。25日，《哈尔滨日报》被奉系军阀当局查封，杜继曾等10余人被通缉。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杜继曾等分别派往外地工作。杜继曾随即离开哈尔滨到奉天，中共奉天支部书记吴晓天安排他做学生工作。不久，他又被调回哈尔滨，在中共北满地委担任技术书记（秘书），帮助地委书记收发文件、写报告、管交通和财务工作。1927年3月，他以中共北满地委特派员身份到长春，会同黄海平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的名义，发展了10余名国民党员，建立了当地的国民党基层组织，推动实现长春地区的国共合作；旋任中共牡丹江市委负责人。中共满洲省临委建立后，杜继曾奉命到省临委汇报工作。根据省临委的指示，杜继曾与纪幼柏在奉天（沈阳）会合后一同到了大连。

杜继曾、纪幼柏积极开展活动，与大连中华青年会、大华窑业和大连印刷业、店员等系统幸免于被捕的10余名党员取得联系，努力恢复党的组织，于1927年12月初，组建了有“三正式，两候补”委员的中共大连市执行委员会。杜继曾为书记，纪幼柏仍任宣传委员。中共满洲省临委贯彻中央关于“吸收工人同志负责党的重要责任”的组织路线，对大连市委的分工做了调整：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由原团市委宣传委员、沙河口工场工人李稔年担任。

中共大连市委一边恢复党、团组织，一边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帮助党、团员和人民群众从大革命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震动全国。纪幼柏从《满洲日报》上看到这一消息后，连夜起草宣传提纲和传单，天亮即组织党、团员进行宣传和散发，以扩大革命影响，激励大连人民的革命斗志。他还亲自带领团员到西岗电影院，乘电影放映结束尚未亮灯之时，从楼上撒下一束传单，使大连的许多人知道了广州起义胜利的消息，坚定了无产阶级革命必胜的信心。

李稔年缺乏领导工作的经验，不能胜任市委书记的工作。市委“负责工作的只有贺与留”（贺即杜继曾，留即纪幼柏）。“团几乎包在党以内，党包办了团的工作”。“整个的市委未能有组织的活动”，^[45]缺乏效率。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完成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任务，中共满洲省临委决定派曾在中共中央组织部任职、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央派回东北工作的曲文秀（1905～1930年）到大连，组建中共关东县委会。

1928年1月16日，曲文秀（曲苗实）同中共满洲省临委巡视员、团省委书记张任光一起到大连。他们依据“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很快制订出《关东县工作新决议案》（草案）。1月20日，“中共关东县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西岗大龙街42番地（今址西岗区大龙街152号）党的秘密联络站“益记笔店”召开。会议选出曲文秀、孟庆恩、杜继曾、张明阳、纪幼柏为委员，吕毓鸿为候补委员的中共关东县委员会，并讨论通过了《中共关东县委新决议案》。

《中共关东县委新决议案》（以下简称《新决议案》）开宗明义地指出：“关东州——日本租借地，整个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完全脱离了中国的政治范围，一切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之管理完全操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手。”因此，“关东州的党最大的任务是”“在反日（实际上是反对日本资本主义之统治）号召之下发动工人农民之争斗”，“积极参加并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46]《新决议案》特别指出：“关东县委的工作与从前只是大连的工作不同了，一方面是范围扩大了，一方面是工作对象增多了，主要的工作对象自然是大连的产业工人与关东州各地的农民，因此工作进行上不要只注意大连而忽视了农村，县委要经常派人到各地巡视，以推动整顿关东州的工作。”^[47]并提出：“在广大的工人及农民中，我党在关东州尚只有不满五十的同志，这是党不能领导争斗的主要原因，因此扩大党在群众中的组织及力量，是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48]

《新决议案》对大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反帝斗争、党的组织工作、自身建设等都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关东州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地方党组织的各项任务。这对于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恢复和发展大连工人运动和大连人民反帝斗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党内第一次“左”倾路线的影响，《新决议案》也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带有“左”倾盲动主义色彩的错误观点和主张。如，在对形势的分析上，不承认1927年7月中共大连地方组织被破坏后，大连的革命形势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已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的严重局面，却依据所谓的“革命不断高涨”论，片面地看到大连民众中“蓄积着极大的反日思想”，“经常对日人日警有短兵的战争”，错误地认为“这种种思想及行动，有集合起来作成大的暴动的可能”，提出：“发动工人农民之争斗”，“没收日本及中国一切资产阶级的产业”，“杀尽日本官吏一切土豪劣绅大地主并日本资产阶级”，“杀尽亲日派”的盲动主义口号；在对革命任务的规定上，它在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的关东州，错误地提出“以无产阶级的要求为唯一的政治目的”，“要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行动”，不要“作成简单的民族运动”，排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斗争策略上，它不注意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积蓄革命力量，反而要求继续组织进攻，希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工人孤军作战，在大连“发动大的小的争斗”和“暴动”，使“一切政权归工人、农民、兵士、贫民”，这给大连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和大连人民的革命斗争埋下祸根。

1928年1月28日，曲文秀、杜继曾、邹立孟代表大连地方组织，参加了在奉天大东门外鄂宅胡同附近马韶秋家举办的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期党员训练班。训练班的主要内容是农民问题，明确中国革命中心已经转入农村，要深入到农村去，发动减租减息斗争，组织农民暴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担负起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任务。他们学习结业回连后，于同年2月25日，在小岗子荣町（今址西岗区通汇街）2号共产党员韩希仁家中召开中共关东县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县委委员作了分工。曲文秀为书记兼宣传委员，孟庆恩为组织委员，张明阳为工运委员，杜继曾为农运委员，纪幼柏为青运委员兼团县委书记；曲文秀、孟庆恩、张明阳三人组成中共关东县委常委会。会议还讨论通过《关东县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决议案》包括秘密工作、发展党员和支部、党团关系、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党员的教育训练等六个问题。

中共关东县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县委委员根据分工，分头落实《新决议案》和《决议案》规定的工作任务。曲文秀负责印刷《关东县委通告》、《党员须知》及《共产党口号》、《工人与政党》、《布尔什维克》、《满洲工农兵》等材料，分给党员学习或散发。张明阳发动工人罢工。杜继曾发展农民党员。孟庆恩、纪幼柏等人继续四处奔波，恢复旧有的党组织。经过艰苦的工作，1928年春，中共关东县委先后恢复和建立了满铁、纱厂、印刷、店员、码头、油坊、旅顺、金州等10个支部，共有党员45名。其中，产业工人党员32名，农民党员1名，小商人出身的党员3名，知识分子党员9名。纪幼柏在“满铁”、印刷厂、商店等处建立“读书会”，组织工人学习《创造月刊》、《洪水》、《幻洲》等进步刊物，对其中符合党、团员发展条件的，还把中共中央出版的《布尔塞维克》发给他们阅读。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逐步恢复、建立了“满铁”、印刷、店员等共青团支部，团员合计40多人（从中发展了17名党员）。关东县委党、团员总计近百人。

（2）工人运动的恢复

《新决议案》指出：关东州的十余万的产业工人，“除了中国一般工人所受压迫痛苦之外，特别受了日本帝国主义之无情的制裁。在工资上，日本人领金票，中国工人领小洋，因为小洋的价落，结果吃亏极大。同时资本家对工人之打骂罚工种种非刑，更使中国工人受了极大的痛创。”^[49]针对这种状况，《新决议案》提出了中共关东县委对于工人运动的九项任务：“（一）关东州是中国重要工业区之一，更是满洲第一个工业区域，有铁路、海员、码头、纱厂、油坊、印刷、窑业、电车、电灯、自来水、船渠工人及手工业工人、店员等。在这些对象中，凡已有头绪的码头、油坊、窑业、印刷工人应加紧工作，扩大其组织；无头绪的如铁路、纱厂、电车、电灯、自来水、船渠工人及海口×等，应即速派同志工作找头绪。（二）在有十余万工人的关东州，我们只有四十余同志，这是不能领导争斗的，唯一的最大的原因。今后应用极大的力量发展工厂支部。（三）对某部分工人，党应派同志数人（至少一人）专门负责进行此项工作。（四）对于南关岭挑煤工人及大连市之油篓工人之暴动及罢工，党应即派人参加领导，并注意将此争斗的结果作宣传材料。（五）找失业同志或在某处没有大的作用的同志，派到重要的地方或尚无头绪的地方去工作。（六）加强秘密工会的小组的组织，并注意参加非党的秘密结社，注意改变其组织及性质。（七）为要接近工人，可使同志与工人采取旧式的结义方法。（八）揭破日本帝国主义之反动宣传，并破坏工人对资本家的好感及恐惧心。（九）注意此地工人生活状况及要求，并将种种关于工人之消息披露于《南满工人》，尽量的发表于工人。”^[50]

《决议案》对关东州的“工人运动”提出七项任务，包括：“一、码头及窑业须于三个月内各成立工会，会员须达五千人以上。二、在其他各产业区内须于三个月内，最低限度也要成立包括三十名会员的工会。三、对已经自动开展了斗争的工人，应立即加以领导，同时为了发展工会，须努力扩大其斗争范围。四、秘密工会用灰色名称”等内容。^[51]这与《新决议案》对大连工人运动的九条具体规定的精神是一致的。

《新决议案》和《决议案》对大连工人运动的规定虽然有不切实际的“左”倾的东西，有些要求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如发展工会会员数）。但从总体上看，大多数还是可行的。所以这一时期大连工人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恢复得较快。据中共满洲省临委1928年7月24日给中央的报告记载：“三四月中省临委即计划大连工运，要以码头工人为首领，发动大连城市工人的日常切身生活的经济政治斗争（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反对日本人殴打中国工人……）省委二次派人往大连巡视，又特意调来大连某县委兼职书记与职委书记各一次，至四月尾码头工人即开始有百余人小的经济斗争，继之窑业工人亦有百余人小的经济斗争，结果均获胜利。当即计划组织码头工人大的经济斗争，不幸在五月初旬受大连党部摧残的影响，此项工作无形的停顿了”。^[52]

（3）农民运动的开展

《新决议案》指出：关东州“农民方面虽然比较生活稳定（比中国他处），可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时有极大的危险发生。日本为实行其建筑计划（如设立农场、建筑铁路），可以随便用低价强买土地。同时日本资产阶级以高度的租金借资本于农民开阔田地，田地种好之后便可以借口没收。而‘户别格’之征收方法更不分贫富——尤其是无产阶级领受了极大的经济剥削”。^[53]针对这种状况，《新决议案》提出了中共关东县委对于农民运动的八项任务：“（一）关东州在政治的划分上有四区：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而在农民方面亦集中在此四区，在我们工作之便利上应分旅顺、大连、金州、普兰店四个农运区域。（二）为了推动此项工作，我们特别注意把失业的工人同志或在乡间的工人找出来发生关系，使他们发动农民。同时使学生同志尽量到乡间去活动。（三）小学教师，在乡间农民中是最有作用的，因此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小学教师运动，以启发农民运动。（四）关东州因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没有受战争及土匪的扰乱，农民的生活比较安定，因此我们要发动农民，唯一的重要工作就是设法打开这稳定的局面。在我们的策略上：a、使工人的争斗影响到农民中。b、把关东州以外的土匪逃兵引到关东州内以扰乱其秩序。c、在日常中国人与日本人或日本警察之冲突中扩大其争斗。（五）使农民的行动与工人的行动互相影响而且要其行动一致。（六）在某一问题引起农民之公愤上（如金福铁路之建筑人民反对等）扩大反日之宣传。（七）发展乡村支部。（八）进行农协的组织”。^[54]

《新决议案》还提出中共关东县委对于农民问题的11个宣传口号：“1.反对日本强占土地，并没收日本已占土地。2.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3.反对日本强占山林、渔场、牧场，并没收其已占者。4.反对日本对农民的一切苛捐杂税。5.抗租抗税抗债。6.反对日本警察及会长压榨农民。7.杀尽日本官吏及一切土豪劣绅、大地主并日本资产阶级。8.农民暴动起来！9.农村中一切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10.农工兵联合起来！11.农民代表会议万岁！”^[55]

《新决议案》重视农民运动，是贯彻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任务的体现，也体现出中共满洲省委改大连市委为关东县委的意图。它提出的农民运动的八项任务，除“把关东州以外的土匪逃兵引到关东州内以扰乱其秩序”的斗争策略是错误的，其他各项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当时的大连地方党组织根本没有力量去完成这些任务。因为它不是从尚在恢复之中的党组织的实际状况出发，也不是从日本统治下的关东州农村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实际出发，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斗争目标和任务，因而《新决议案》提出的农民运动的任务成了一纸空文，没有得到落实。它提出的宣传口号，更是超出了当时当地的实际与可能，基本上是“左”倾错误的东西，亦因不符合关东州农民革命力量的实际，不符合大连的政治环境的实际，所以根本没有发挥出革命口号的激励和鼓舞战斗的作用。尽管如此，中共满洲省临委对关东县的农民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省临委书记陈为人、团省委书记张任光等先后对关东县委的农运工作做出许多明确而具体的指示，使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大连农民运动有了起色。

中共旅顺胡家村支部是大革命失败后幸存下来的党的基层组织。他们没有因为失去上级党的领导就放弃工作，而是结合当地实际，筹办农民夜校，以便把农民组织起来，向他们进行爱国反帝斗争的宣传发动工作。党支部书记谢在勤起草了夜校简章，共产党员、小学教员谢德绥把自家三间厢房腾出来作为夜校的教室。非党积极分子胡崇本出钱，从商务印书馆买回100套共400本《平民千字课本》，作为夜校教材，一切准备就绪，却因日本统治当局不予批准办学，胡家村农民夜校被扼杀了。中共旅顺胡家村支部继续领导当地人民开展反日斗争。当时，日本关东厅向农民征收很重的税赋，农民极为不满。中共旅顺胡家村支部遂组织农民开展抗税斗争。支部全体党员分头深入群众，发动农民采取不交、少交、拖延交的办法，抗拒交税。经过农民群起斗争，迫使日本统治当局减半收税。关东县委农运委员杜继曾前往胡家村，肯定了党支部工作的成绩，并指示他们在胡家村附近的双岛湾盐场开展工作。

日本经营多年的旅顺双岛湾盐场有400多名盐工。他们大多是当地的破产农民或从山东“闯关东”到大连的“海南丢”，在日本资本家和把头的奴役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中共旅顺胡家村支部在这个盐场中秘密进行工作，团结了一批有较强民族意识，政治上可靠的盐工，并吸收胡崇新等具有阶级觉悟的盐工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反日斗争。这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领导农民运动的一个亮点。

（4）关东县委遭到日本破坏

《新决议案》指出：“秘密工作是目前组织工作中极重要的工作，因为过去的失败及损失，大半是由于秘密工作作的不好，因此我们建立党的组织与工作，秘密工作也是必须的条件，今后在一切行动与机关建设上要特别注意。”这表明，中共关东县委认识到党的秘密工作的重要性。但由于受党内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县委书记曲文秀对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大连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缺乏足够的重视。

1928年1月末，中共满洲省委执行委员刘立名（刘相益）由长春赴上海途中，被大连水上警察署逮捕，“和盘供出”他所知“党内秘密”^[56]。2月中旬，顺直支部党员周世昌等5人由京津转道赴上海途中，亦被大连水上警察署逮捕；2月末，中共关东县委联络员高景阳在大连被捕。这些均未引起曲文秀对敌人的警惕。3月15日，曲文秀催促要旅顺支部的工作报告，并派农运委员杜继曾前去联系。杜继曾乘火车到达旅顺日本桥派出所附近时，日本值勤警察渊田发现他不是本地人，行迹可疑，遂将他带到派出所，从他携带的提包中搜出密写药水和《中共关东县委新决议案》等文件。杜继曾乘日本警察翻看文件没有防备之机，突然冲上去夺下文件，投入室内火炉。但文件“没烧完又被警察掏出来了”。^[57]敌人从未燃尽的文件中发现一些共产党的线索，遂将杜继曾拘捕，并开始进行大搜捕。3月16日凌晨3时，拘捕了原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孙长思（孙长贵）。至4月14日，张显元、周祥富、田立弟、秦日新、张义堂、王耀先等共19人先后被捕。“知道许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的王耀先“反叛实供”。^[58]面对大连地方组织再次陷入危险境地的严重局势，曲文秀没有及时采取应对措施，转移同志，仍然热衷于大张旗鼓地蛮干，“屡写信告诉省临委不要紧，肯定的说白色恐怖不再影响我们的组织”。^[59]

“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不可避免地导致急躁冒进的行动，招致敌人的打击。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曲文秀在其住处印刷了大批“杀死日本官吏和资本家”、“将军队警察驱逐出州外”、“没收州内的报社、通讯社、邮电、学校”、“杀死亲日派中国人”、“夺取一切政权，收回租借地”等内容的标语、传单，发动全体党、团员连续两天在市内的各个热闹场所散发和张贴。4月28日，中共关东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纪幼柏和印刷团支部书记于志英在永善大舞台散发传单，险些被捕；“市内各署即以非常之警戒，大肆搜探，以期速得真相。”^[60] 29日晚8时，曲文秀上街张贴标语，返回途中，在永安街8号被沙河口警察署高等系主任西村发现，盘查时，曲文秀态度慌张，回答支支吾吾。西村随即将他带到警察署。在严刑拷打下，曲文秀“吐露真情”，写了《我所怀抱的共产主义》的自首书。敌人在其住处搜出印刷机和大批文件，并在他的指引下，大肆搜捕大连地方党、团员。大革命时期保存下来的大连地方党、团组织领导人纪幼柏和共产党员刘景台、吕毓鸿、韩希仁、张振忠、李廷冥、刘廷德、王守国、房德明等50人先后被捕。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把他们“解检查局审慎检查后，决定起诉者四十六名”。^[61]曲文秀（1930年病死在旅顺监狱）、纪幼柏（1935年获释回乡继续革命）、杜继曾（1935年获释回河南继续革命）等被判处8年徒刑，其余人员大多被判处3～7年的徒刑。“正在工人群众中活动的大连党部组织，受第二次重大的破坏（邓和高等被捕是第一次）”，^[62]大连人民革命斗争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

1928年7月24日，中共满洲省临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痛切地指出：“因关东州县委对于技术工作的指导不好，党团县委委员全体被捕，机关全被破坏，除逃散数个同志外，均全体被捕，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大兴高彩烈庆祝数年来在关东州捕灭赤党的成功。我们在满洲的反日工作，以这次的损失为最大。”^[63]报告从“技术工作”即保密工作的层面，分析了大连地方党、团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这没有错。但如果进行全面分析，大连地方党、团组织遭到破坏，还有不可忽视的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危害。满洲省委规定“关东党最大的特殊的政治任务，便是号召广大的反日运动”，“党现在应经常的参加并发动工农的争斗”。这是正确的，但同时要求“在争斗的过程上，党应总合其斗争的力量而集紧起来作成大的政权的暴动……可是现在关东州的党在实现这种重大的政治任务上，尚没有开始初步的工作”。^[64]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盲目强调斗争的工作指导和批评，助长了关东县委主要领导一味蛮干、快出成绩的急躁情绪。1928年4月，党内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已在全国范围停止执行，但大连的党仍未从错误中走出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规模宣传行动中暴露了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

其次是满洲省委对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选配不当。纪幼柏、杜继曾等经过大革命锻炼的共产党员，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对大连地方组织的恢复工作是成功的，并已建立起市委领导机关，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工作。但因他们不是工人出身，便被满洲省委调整到非主要领导岗位，安排沙河口工场工人李稔年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李稔年缺乏领导工作的能力，不懂秘密工作程序，“在各种会议上都非常简单干燥，得不到工作的策略与方法”，导致“同志不满意负责同志”。^[65]省临委遂派经历比较显赫的的曲文秀来改变局面。曲文秀曾留学日本，后参加陈涛所领导的留日学生归国团回国。1926年3月，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曾任广州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武汉总工会秘书，一度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此人有较强的宣传工作能力，热衷于“轰轰烈烈”的大干，但缺乏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忍不拔的革命立场，一经被捕，便“态度惊慌”，在严刑逼供下叛变。让这种人担任政治环境极为恶劣、残酷的关东州的党的主要领导人，不能不说是组织安排上的失当。事实一再说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干部的政治素质决定了工作的成败。搞好一个单位、地区的工作，光靠一个主要领导的力量不行，但一个主要领导却可以毁掉一个单位、地区的工作，这个历史教训是深刻的。

第三，反帝联合战线不可无。大连地方党、团组织有着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的优良传统，从大连中华有志联合会（1924年）到大连沪案后援会（1925年）到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1926年），都很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注意发挥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作用。但中共关东县委却抛弃了这一优良传统，不仅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且错误地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都“怀疑到中国革命问题与本党的存在”，大部分同志因为失败而恐惧，“尤其是知识分子，告诉他们我们唯一的政治行动便是领导群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在他们简直是闻所未闻”。^[66]加上“没收日本及中国一切资产阶级的产业”，“把关东州以外的土匪逃兵引到关东州内以扰乱其秩序”等极“左”的政策口号的宣传，吓跑了过去的反帝联合战线中的许多同盟者。联合战线不复存在，失去了大量的基本群众，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革命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总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伊始的中共大连地方组织，虽然仅存在半年多时间，但其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刻记取。

2.九一八事变前后满洲省委对大连地方组织的领导

（1）满洲省委对大连地方组织的恢复和不断充实领导力量

中共满洲省委对大连地方组织的工作十分重视。九一八事变前后，满洲省委多次向大连派遣干部，努力恢复和加强大连地方党、团组织的建设。

1928年8月14日，针对大连地方组织接连遭到严重破坏的问题，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临委，指出：“工人运动自然是满洲党的中心工作，必须按中央通告进行组织工会发动斗争外，目前必须设法恢复大连工作”。^[67]同年10月，满洲省临委第三次代表大会（改省临委为省委）《职工运动报告》指出：“大连是满洲的主要产业区域之一，所以我们对大连的工作也特别注意。本党过去在大连的工作颇有成绩，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破坏，致党部屡次被破获（自去年7月至今年5月有4次破获）。经过数次打击以后，省委对大连工作极为慎重，恢复基础，加紧工作。”^[68]“准备调动几个同志到大连找职业。开始在本地各不发生关系，以避免日人压迫，候有相当工作成绩，再确定该地系统的组织。”^[69]

1928年12月，中共满洲省委关于组织工作给中央的报告记载：“大连党的组织自五月被破坏后即完全瓦解。最近（十月）才找到四个同志，发展一个新同志。十月末省委派去一工人同志（沙河口铁路工人）去工作……省委现正计划继续派人到大连找职业，以扩大大连工作的局面”，^[70]同时制定的《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工作计划》提出：“原来大连是满洲职运最有成绩的地方，今乃成为最困难最棘手的地方了。但我们无论如何困难，总要认定大连是满洲产业最重要区域之一。我们的计划是要很坚决的派同志或工友去找出残余同志和工友，找出新的线索，将这线索渐次扩大起来成为职运的中心”^[71]

1929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在向中央报送的《满洲工作计划草案》中提出，要在大连建立南满铁路大厂、纱厂、海员、市政等产业党支部，并加强巡视指导，每月至少一次。当月，满洲省委党务报告提出：“大连的工作占满洲工作很主要的地位，党的省委须［积］极设法派去专门工作人员去恢复大连工作。”^[72]同月，满洲省委组织状况统计表记载：大连有两名工人同志线索。庄河有支部1个，党员11人（农民10人，其他1人）。^[73]7月10日，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前由上海派往大连工作之朱全胜同志，最近还未能打进产业中去，只在西岗博览会做了一个小生意，暂维生计。省委在由旅顺调一个同志去，两个都是群众里出来的，办法当较多一点，他们当可在大连存身”。^[74]

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达奉天（沈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详细地听取了东北地区的情况汇报，对大连的工作极为重视。7月29日，刘少奇在给党中央并转全国总工会党团的报告中写道：“大连原无关系，最近党派去二人，有一人已找到生活，C.Y（共青团的英文缩写——笔者注）预备在数日内派三人找工作，派去之人均有相当能力。”^[75]报告还写道：省委已决定将一名刚出狱的同志“派去大连”。此人便是吴晓天同志。

吴晓天，曾用名吴霆、笑天、天喟，1905年6月出生于安徽省奉台县。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爆发后，他以全国学联代表身份由上海到奉天，组织领导罢工、罢市、罢课，声援上海“三罢”斗争。他首先与在奉天开展党、团工作的任国桢一起分析当地的政治形势，以奉天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为英日惨杀同胞告东三省同胞书》，呼吁各界爱国人士联合起来命令学校与英日侵略者作斗争；并组织“沪案后援会”，开展募捐活动，还利用奉系军阀当局为压制学生运动而命令学校提前放暑假的阴谋，将计就计，组织进步学生赴各县乡进行爱国宣传，把反帝斗争引向深入。1925年7月，吴晓天与任国桢（1898-1931年）利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每年暑期办夏令会的惯例，在青年会开办“暑期学校”，由青年会学习部干事阎宝航任“暑期学校”校长。参加的学生主要是“学联会”的积极分子、“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成员以及小学教员、店员、职员等共20余人。任国桢讲授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吴晓天讲学生运动。“暑期学校”结束后，吴晓天同任国桢在进步学生中组织了“同志会”，公开的名称叫“暑期同学会”。其任务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广泛宣传革命思想，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久，在“同志会”中发展了党、团员，任国桢负责党的工作，吴晓天负责团的工作。1925年10月，任国桢调离奉天。吴晓天负责奉天的党、团工作，旋被调去哈尔滨。1926年5月，吴晓天又被调回奉天，任党支部书记兼团支部书记。同年10月调到哈尔滨，担任团的北满地方委员会书记。1927年4月，中共北满地委遭到破坏，吴晓天被捕，押在吉林监狱，判刑5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后，实行大赦，吴晓天出狱，同中共满洲省委接上组织关系，被派往大连工作。

吴晓天抵连后，首先找到同年3月因中共东满特委组织被破坏而转移到大连，与党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泰东日报》编辑陈涛（陈达民），托他在《泰东日报》社谋得编辑职务，以此为掩护，联络同志，恢复大连地方党组织。

1929年9月21日，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的信。信中指示：“省委应当有计划地耐心地进行奉天工作，加强哈尔滨、抚顺、大连工作。”根据中央指示，满洲省委把刚从苏联东方劳动大学回国的中共党员盖世英（盖仲人）派到大连，在《泰东日报》社当编辑，掩护党的工作。接着，刘少奇把满洲省委秘书处富有对敌斗争策略和经验的张干民派到大连，要求他尽快恢复大连地方党组织。

张干民，化名赵文栋，原名张存礼，又名赵金山，1908年1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被中共中央派回山东，先后担任共青团山东省委秘书长、鲁西县委书记等职。1929年4月，他在山东被敌人注意后，中央将其调到东北，在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任职。

1929年10月初，张干民抵大连，与吴晓天接上组织关系，很快建立了大连特别支部，张干民任书记，吴晓天任宣传委员，朱全盛任工运委员。至此，被破坏一年半之久的大连地方党组织又恢复起来。

张干民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确定“大连特支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及工会的组织，扩大反帝宣传及反帝的群众组织，利用一切可能（包括合法的）向日本统治者作斗争，扩大对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宣传，扩大党的政治影响”。^[76]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大连地方党组织的力量和影响迅速扩大。1929年12月，张干民到上海参加会议，特支工作交由朱全盛负责。1930年4月19日，朱全盛得知中共满洲省委被破坏，恐遭牵连，只身逃离大连去青岛。大连特支只剩下吴晓天一人，与上级失去联系。

1930年5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派团省委书记王鹤寿到大连巡视工作。王鹤寿深入基层，找到吴晓天和姜煜元等工人党员，经过组织整顿，重新调整了中共大连特支。姜煜元、吴晓天、孙× × 3人组成特支委员会，姜煜元为书记；特支有党员10人。5月22日，王鹤寿返回沈阳，将大连的斗争形势及工作现状向省委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大连在四、五年以前的工作是最有基础，工作最活跃最发展的地方，差不多大连所有的各种产业工人都在‘工学会’组织和影响之下。但是后来经过了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的检举破坏，大连工作都陷于完全塌台的现象，同志、工人被捕的被捕，未被捕的一些活动分子，也因不能立足逃跑了”。“大连的工作是满洲四大中心工作之一，勿论在政治上、工作上，大连都是丝毫不能让我们忽视的”。^[77]“但党与团如果不设法派得力同志去负责和督促各同志的工作，目前大连的组织仍不能担任重要的大连工作”。^[78]根据王鹤寿的报告，1930年5月末，中共满洲省委派省委委员王永庆担任大连特支书记。同年11月25日，中共大连市委正式建立。满洲省委派省委候补委员、共青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张乃文任大连市委书记。市委下辖寺儿沟区委及三泰、三菱两个油坊支部。满洲省委认为大连战略地位重要，特请求中央和北方局派“得力干部”到大连。根据满洲省委的要求，中共中央于1931年3月派河南省委书记童长荣到大连担任市委书记（张乃文调任满洲省委副秘书长）。

童长荣，又名张长荣，字灿华，曾用名张树华、张寿令，1907年11月，出生于安徽省湖东县（今枞阳县）枞阳镇。1921年，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8月，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预科第一高等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东京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所，向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宣传马克思主义。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童长荣领导“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大同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同时，他组织“留日学生归国团”，准备沿途进行宣传，呼吁国人团结对敌，遭到日本当局逮捕，被驱逐出境。回国后，他担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在上海从事文艺救亡工作。1929年，党中央调任他为河南省委书记。他深入农村，广泛地发动群众，迅速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推进中原地区的土地革命进程做出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为加强党对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中共满洲省委于1931年11月任命童长荣为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到达东北抗日斗争激烈的东满地区后，致力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和抗日武装斗争根据地。他整编了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四县的游击队，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使之成为一支很有战斗力的抗日武装，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讨伐”。1934年3月21日，部队在十里坪东南岔沟被敌人包围，童长荣指挥突围，不幸中弹负了重伤，不久牺牲，年仅27岁。^[79]

童长荣在大连工作期间，化名张树华，深入工厂、学校的群众之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赤色工会、反日会等革命群众组织。他身患肺病日益加重，仍不分昼夜地工作，以三泰油坊、三菱油坊和码头、沙河口工场等企业为重点，进行反日宣传和发动群众斗争等项工作。他亲自领导侯立鉴等同志建立了中共满铁沙河口工场等支部，壮大了党的力量。

1931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7月1日发出的关于大连“用不着有市委的组织”，“暂时就是一个特支的组织，就能指导工作”的指示，将大连市委改为特支。同年12月，中共奉天特委（约略相当于后来的辽宁省委，统辖南至大连，北至清源，西至北镇，东至安东的地方党组织和奉天市所有党支部）建立，原奉天市委书记刘景新调任大连特支书记。

刘景新到大连后，以“志成书房”教书先生的身份为掩护，白天给小学生上课，晚上办夜校，对青年工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中发现和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与此同时，他秘密地深入到印刷工人、码头工人、机器工人、建筑工人和船员中间，开展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1932年3月，建立了大连码头支部，张百源为书记。4月中旬，建立了大连政记公司支部，潘日尊为书记。4月下旬，建立了大连满洲日日新闻社支部，滕开君为书记，桑凤岐为组织委员。6月上旬，建立了大连土木课支部，张钦喜为书记，桑凤岐为联络员。6月下旬，建立了满铁沙河口工场支部，江崇仁（1911～1981年）为书记。

1932年7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将大连特支改为大连市委，隶属满洲省委和奉天特委双重领导。大连市委书记刘景新，委员有码头支部书记张百源、沙河口工场支部书记江崇仁（江尚义）。市委下设6个支部，党员共43名。^[80] 1933年9月，市委发展到7个支部。其中印刷支部4人，码头支部9人，沙河口工场支部6人，满洲日日新闻社支部5人，关东厅土木课支部、窑业支部、政记公司支部各3人，其余有木匠、教员、汽车工人，还有3人到安东去了。另有“满铁”、“福纺”、“旅顺高等公学堂”、“旅顺民众学校”等4个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亦直属中共大连市委领导。关东州全境的党、团员又发展到近百人。

1933年9月末，中共日照县原县委委员于冀贤（又名于共方）向奉天日本宪兵队自首，供出奉天特委和大连市委的组织情况。10月20日，于冀贤引领日本宪兵到大连“志成书房”，将刘景新及其妻李玉贞逮捕；在沙河口于培杰家逮捕了尹继厚。10月21日，于培杰、方鹤林被沙河口警察署逮捕。10月24日，沙河口警察署在铁道工场逮捕了姜崇仁、黄耀典、刘来福。10月25日，大连警察署在满洲日日新闻社逮捕了桑凤岐；林升亭等人被旅顺警察署逮捕。至10月末，在大连地方法院检察官井关的指挥下，大连、旅顺各警署共逮捕8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37人。除大连码头支部的蔡文玉和满洲日日新闻社支部的5名党员安全转移外，大连的共产党员（包括打入长春福昌公司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王世贵）全部被捕，大多被判处3-10年的徒刑。

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第三次遭到大破坏，被捕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无一变节。尹茂库、黄耀典、谭云和、谭荣、桑凤岐、陈永君、乔传本、王荣、张淑良、赵福祥、于元金、于墙杰、方鹤林、李有久、孙承信、刘日财、于景孝、李德金等人坚贞不屈。有的被折磨而死；有的百折不挠，出狱后继续革命。沙河口工场工人、共产党员褚丕禄，为掩护同志，在旅顺监狱中打死一名日本派进牢房里的奸细，被敌人野蛮摧残，直至牺牲前仍大骂日本强盗。码头工人读书会领导人之一田文有，被捕后进行绝食斗争，抗议敌人的迫害，受尽折磨，生命垂危时，工友们凑钱保释他出狱治疗，不多天他便去世了。市委书记刘景新和市委委员张百源等英勇抗刑，宁死不屈。

张百源（1901-1988年），又名张方河，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解家庄人。1929年因生活所迫，“闯关东”到大连，在码头当苦力。1932年初，他在共产党员时守英的引导下，办起码头工人读书会，并任会长。同年4月，他经市委书记刘景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介绍“读书会”骨干田文有、王玉江等加入党组织，成立了码头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遵照刘景新的指示，他通过关系，把共青团满洲省委巡视员张旭初安排在码头开吊车，以公开职业为掩护，指导大连团的工作。他还根据刘景新的指示，通过关系，把山东日照县暴动失败来连的共产党员于希安也安排在码头工作。他积极领导码头党支部和码头工人读书会，开展反日运动，取得很大成绩。1933年2月19日晚，他参加了在刘家屯小山召开的中共大连市委会议。会上中央巡视员杨志远传达了中央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一·二六”指示信）。根据“指示信”的精神，会议整顿了市委组织，刘景新任书记，张百源与江崇仁为市委委员。会议结束后，上级党组织“决定他到中央受训练”，后因交通问题未能去成。同年10月25日，因党组织遭到破坏，他在班上被大连水上警察署逮捕，关押在岭前监狱，两年半后提审，判了5年徒刑，押进旅顺监狱。1940年刑满出狱后，他仍被监视，没有行动自由，后托人来电报说父亲病危，以家属做保，于1942年5月返回原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继续革命。

（2）中共大连特支和市委对工人运动和反日斗争的领导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满洲省委明确规定，大连党的中心政治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关东州的反日斗争。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坚决贯彻省委的指示，积极地领导大连工人阶级和大连人民广泛开展反对日本侵华的斗争。

1929年10月，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建立后，特支书记张干民利用码头工人中山东老乡多的特点，通过寻老乡交朋友的方式，对码头工人进行考察教育，先后发展3名党员和十几名工会会员，成立了码头工会，对推动码头工人的反日斗争起到很大作用。1929年11月11日，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会议记录载：大连“经过长期的工作，在码头工人中已有了七十多人的把子，曾领导工人反对工头对于工友的剥削与压迫，反对日本巡捕对于工人的压迫，结果胜利。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前途是很好的……并且已有五［个］工人能介绍作同志，他们久已表示愿意来干。团在大连，也有一点点基础，以后省委当然更应加强大连的工作”。^[81]

在敌人的几次大逮捕中幸免于难，失掉组织联系的党、团员自觉地开展工作。1929年7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写给中央的第26号报告记载：“旅顺有与团体久已失了联络的同志五人，他们在那里还有一些工作，例如旅顺有盐工数百人，有两同志参加生产，在其中曾领导几次小斗争都得到胜利，如散工后不推车送日工头回家，反对工头拆扣工资等。”旅顺盐场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工人买东西由工头代办，工头趁机多要钱，剥削工人。两名与组织失去联络的共产党员、老工会会员发扬工会维护工人利益的传统，“发起消费合作社组织，事为一般工人所赞成”。^[82]这5位同志，后来由中共满洲省委将其中的3人分别调到沈阳、抚顺和大连市内的工业区，领导产业工人的斗争；另两人坚持在旅顺地区组织工会，发动工农运动，秘密工作达5年之久。

中共大连特支委员吴晓天，利用《泰东日报》编辑的合法身份，同陈涛、盖仲人等共产党员，一面在社会上散发宣传反日的传单，一面利用《泰东日报》宣传当时南方红军活动及农民暴动等消息，扩大革命影响。他们还利用报纸文艺版宣传普罗文学，撰写和发表揭露社会黑暗的新诗，激励民族意识，以唤醒民众。1930年，吴晓天曾在《泰东日报》上登载《红军占领长沙》的消息，引起大连日本警察署的注意。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经中共满洲省委同意，吴晓天离开大连去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工作（1937年被敌人杀害）。

1930年5月，王永庆到大连后，冷静地分析大连的政治形势。他认为大连是日本帝国主义严密控制的租借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统治体系。因此，党在大连的工作方针，不应是发动公开的进攻，而应是隐蔽地搞好宣传发动工作，提高工人群众觉悟，秘密建立革命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可适当地搞一些小型经济斗争，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提高工人团结斗争的信心，扩大党的影响。

王永庆深入工人之中，通过唠家常，谈天说地，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讲述共产党的主张和领导劳苦人民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培养和考察党的积极分子，先后发展王新贵、王运聪、张宪珠、王长来、韩树举、郭恩普等人加入共产党，分别在三泰油坊和三菱油坊建立了党支部。三泰油坊工人王新贵、三菱油坊工人郭恩普分别担任这两个支部的书记。这既为领导榨油业工人开展斗争，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使大连工人运动开始复苏。正如满洲团省委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一部分同志认为，大连是日本的势力根据地，再没有爆发罢工斗争的可能。实际上证明这种观察是浮皮的，惟因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更凶，劳苦群众革命的情绪要求更强烈。现在大连的贫民听到长沙占领消息之后，很着急的想当红军去，拿赤色工会来号召工人群众，特别能够得到他们的拥芦［护］。并不如一般同志所说大连工人是惊弓之鸟，不敢动了。”^[83]

1930年10月31日，中共满洲省委在《致大连特支的信》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成绩。信中指出：“省委认为大连的工作，在最近三个月以来有相当的进步”，“在东岗方面（三泰油坊、三菱油坊所在地——笔者注）现在已有了相当的基础，这些群众确实是‘要革命’、‘要干’来的”。信中提出：大连的中心工作应当是“满铁、海员、电气、船厂、市政，满铁为中心工作中的最中心工作，党须用全力打进去”；“大连目前一切的工作，都应该为这几个中心工作而工作”。^[84]信中向大连党组织发出10项指示，其中的第6项要求：“建立赤色工会，征收广大的群众在赤色工会的组织内和赤色工会的周围，是目前大连的党最中心的组织任务……现在必须很快的成立起来，必须建立经常工会生活，开会讨论斗争，缴费维持工会经费，分配每个会员的工作等。满铁必须成立一满铁工作委员会。专门进行满铁的工作，等满铁工会成立后始取消。工会工作必须建立独立的系统，省委暂时指定永清、老孙二同志负工会工作，俟市总成立再由群众选举。”^[85]根据省委指示，1930年11月初，王永庆领导成立了“大连油坊工会”，负责人是榨油工人、共产党员王新贵。继尔成立了“大连市工会联合会”，王永庆、老孙为负责人，开始在沙河口工场、造船所等企业中发展会员。

1930年12月11日，“三泰”、“三菱”党支部，分别举行群众集会，纪念广州起义3周年。“同志公开讲演广暴纪念的意义及联系到群众本身的生活，并当时分配党的传单标语给群众看”，“群众表示很赞成”。这次集会虽然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但油坊的党组织没有采取在光天化日之下搞“飞行集会”，把自己完全暴露给敌人的做法，而是于11日晚上在三泰油坊和三菱油坊分别召开了六七十人参加的党和工会的积极分子会议，扩大了党和工会的影响。

为督促大连党组织贯彻中央路线和满洲省委的决定，1930年12月14日，满洲省委直接为大连市委制订了关于中心工作、组织工作、职工运动、反帝工作、宣传鼓动工作的《计划大纲》。《大纲》明确要求：“大连的反帝大同盟应迅速成立，团结广大群众参加反帝组织”；“要有计划地发展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会、工人纠察队、赤色先锋队的工作，在两个月内，尽可能的组织发展如下的数目：（1）南满路：A.大厂，建立支部发展同志十五人。B、机关区建立支部，发展同志十人。C.保线建立支部，发展同志十人，工会会员十五人。（2）电气：建立二支部，发展同志二十人，工会会员六十人。（3）海员：建立三只船的支部，同时建立工会。（4）码头：建立一支部，发展同志二十人，工会会员三百人。（5）造船所建立一支部，发展工会会员三十人。（6）建立一支部，发展二十六同志，三百工会会员。”^[86]这个文件虽有不少“左”倾错误的东西，如它规定的工会组织发展数字，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但省委的指示，大连市委还是努力地进行了贯彻，加强了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加快了工会组织发展的速度，以“满铁”、“满电”为重点，扩大到码头等处，反日运动一度开展得很活跃。

1931年4月13日，中共大连市委在《自四月十五日到五月十五日一个月的工作计划》中提出：“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在满铁工厂成立工会小组，并成立一个附属组织。现已认识的码头工人与小贩，亦须利用各种方法和他们密切起来，介绍他们加入工会与反帝组织，并要经过他们开展海员与外兵工作。水源地区自来水工人与农民中，即派人去工作。”^[87]翌日，中共大连市委制订《五卅工作计划》，在第（二）项任务中要求：三泰与三菱工会分会、小贩把子会、油坊青工小组都要在4月20日以前召开“谈话会”；满铁把子会、女工小组要在20号以前召开“正式会议”；“油坊工会要分配得力会员到日清、北三菱进行‘五卅’工作，27～28（日）开一次油坊代表会。码头小贩把子会要在这次会议正式成立反帝同盟并具体分配会员到船上做‘五卅’与发展反帝同盟的工作，区委要指定专人负责红房子工作。”在第（五）项任务中提出了党、团、工会组织发展的具体计划：“党员：三泰二个，三菱一个，日清一个，码头、小贩一个，共六人。”“工会：三泰发展四人，南三菱发展二人，日清、北三菱、东亚、铃木各发展一人，红房子与满铁码头各发展一人，建立一个附属组织。满铁把子会发展到六人，发展一个工会会员。”^[88]从这两个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大连工会和工人组织情况，为了准确无误，这里没有把它变成叙述的语言，而是摘引原文。文件里面虽然有一些“左”倾路线的东西，但关于工会工作的这一部分还是比较切合实际，因此4月下旬以后，这些计划基本上得以实行。

5月1日，大连油坊工会在中共大连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活动。在三泰、三菱、日清、东亚等油坊散发了传单。传单的前一半内容以对话的形式，后一半内容以长短句的形式，号召大连工人团结战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实际行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其落款是“油坊工会”。传单散发的方式是“一部分传看，一部分张贴在厂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泰油坊工人互相传阅后，“大家都谈论谁散的，在哪里找着就好了。”同一天，中共大连市委还组织党团员和工会骨干把同样形式同样内容的传单散发到“满铁”、码头等工人集中区域，落款是“市工会联合会”，也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沙河口工场工人传阅后，纷纷议论：“说的很对，和以前工学会一样。”^[89]

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在中共大连市委的领导下，大连油坊工会召开会员代表会议，总结工作，成立小组，健全基层组织。经过“五一”纪念活动，三泰、三菱的工会组织和党的组织都扩大了。三泰油坊新发展5人加入工会，1人加入共产党。三菱油坊新发展3人加入工会，1人加入共产党。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和1931年春季大连油业工人的罢工运动及是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的开展，大连油坊工会有了发展。“满铁”（沙河口工场）、码头（红房子）等地方的工人建立了工会小组，除“把子会”、“青工小组”、“女工小组”等工人组织之外，大连的赤色工会会员约有100人。

1931年5月19日，全国总工会巡视员贾大容在《关于满洲四月份工作报告》中写道：中央决定的满洲省职委王亚唐现在大连，“王亚唐同志原欲打入大厂（沙河口工场——笔者注）参加生产，因无机会，现参加铁厂（政记轮船公司铁工厂——笔者注）工作，已联络了十余人，南满大厂也是有了三个会员……海员码头工人，他们都正找着关系”。

王亚唐（1901-1987年），曾用名王从先、王进仁、王雅堂，山东省崂山县中韩镇浮山后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被中共山东省委调到青岛市委工作，先后担任农运部长、工运部长、市委书记。1929年初，中共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王亚唐到济南主持省委工作，担任山东临时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30年赴上海，参加中央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中央派他到北方局工作，先后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1930年8月曾领导唐山煤矿工人同盟罢工，取得胜利。1931年2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他到东北工作。满洲省委为加强大连市委领导力量，派他到大连担任市委组织部长。

王亚唐来连后，同市委书记童长荣（化名张树华）一起深入工厂，同工人交朋友，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展党员，建立基层支部。他首先到政记铁工厂，以做工为掩护从事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在该厂发展了4名党员并组建了政记铁工厂支部。九一八事变后，刘景新（张洛书）到大连担任市委书记，王亚唐仍任市委组织部长，在市委联络机关——志成书房，以教员的公开身份，帮助刘景新办学，一方面解决组织活动经费困难，一方面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他白天教小学生，晚上办工人夜校，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帮助一些青年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加入了共产党。

1932年11月，王亚唐被满洲省委调到哈尔滨工作。1933年5月，调任汤原县委书记。同年9月，他赴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不慎被日本警察当局以“土匪嫌疑犯”逮捕。他没有暴露身份，扣押10多天后，被强令离开哈尔滨，与组织失去联系。他经长春、奉天到大连，因中共大连市委此时已被日本警察当局破坏，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不得不回山东老家务农。

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大连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大连工人运动在曲折中发展。首先是油业工人的斗争，成为这个时期东北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

1931年3月末，中共大连特支组织大连最大的榨油工厂——三泰油坊的400余名中国工人举行同盟罢工，迫使厂主广濑答应把工人工资由每月9.50元增加到13.50元。这对大连各个油坊工人鼓舞很大。在油坊党支部和油坊工会的领导下，三菱、同泰、同聚厚、福聚恒、天兴福、成德盛、万义长等大小油坊的中国工人相继采取联合行动，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都取得胜利。日清油坊的日本资本家生怕本厂工人也起而罢工，主动给工人涨了工资。

1931年大连油业工人的春季罢工运动具有重大意义。“这次斗争中工会在三台（泰）与三菱都有发展，群众对工会的信仰加深，认识了团结的好处”，“三菱又新介绍了一个斗争领袖入党”，“斗争中党的支部也活跃”。^[90]总之，扩大了党和工会的影响，鼓起了工人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推动了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大连工人运动的复苏。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大连地方组织第一次遭到破坏时被捕下狱的一批共产党员陆续走出牢笼，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又投入新的战斗，为大连工人运动的复苏，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是侯立鉴。

侯立鉴，又名侯康光，1889年出生于奉天府金州厅（今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侯家沟。1907年进入大连一家私人工厂学徒，1909年出徒，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沙河口工场做工。1923年，参与发起组织大连工会的活动，1926年任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委员长，领导了震动全国的“四二七”大罢工。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他先后三次被捕入狱，是为大连工人运动坐牢次数最多的人。1927年10月，他被关东州当局判处4年徒刑，押在旅顺监狱服苦役。1930年春，他遇日本“大赦”，获释出狱。

长期的狱中生活，使侯立鉴骨瘦如柴，背也有些驼了。他刚40岁出头，看样子却似年过半百。他在狱中，家人跟着遭了许多磨难。老母亲见他回来，劝他安分守己过日子。可侯立鉴说服母亲，没等伤口养好，便急着出去找党。敌人对他监视很严，组织关系一时接不上，工作也找不到。他有一手好技术，可大连的资本家一听侯立鉴的名字，谁也不肯雇佣他。侯立鉴像一条困在沙滩上的蛟龙，在自家院里搞起革命。

侯立鉴家离沙河口工场不远。他二叔的西厢房寄住着4个青年，都是沙河口工场工人。侯立鉴每天晚上到他们住的屋子里，向他们介绍沙河口工场工人在大革命时期怎样组织工会，怎样闹工潮，怎样开展斗争。这时，中共大连市委了解清楚侯立鉴狱中斗争情况和出狱后的表现，秘密与他联系。侯立鉴接上组织关系，为党工作的劲头更足了，往西厢房跑得更勤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考察，他介绍江尚义（江崇仁）、褚丕禄、黄跃典、刘来福等青年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重新建立了中共沙河口工场支部。

侯立鉴曾长期在沙河口工场和福纺纱厂做工，对那里的工人很熟悉。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这两个厂的革命工作，到“四二七”大罢工积极分子李有久家里，研究重建纱厂党、团组织的问题，先后发展了8名团员，建立了共青团福纺纱厂支部，李有久任书记，再次点燃福纺纱厂工人斗争的火焰，“反对减少工资罢工得了胜利”。^[91]从1924年该厂投产到1932年春的不到8年间，这个厂发生了4次较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成为大连市同一时期同一工厂内罢工次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企业之一。这与侯立鉴的积极工作是分不开的。

大连日本警察机关对侯立鉴防不胜防，派出汉奸刑事窦文喜专门跟踪他，经常到他家中窥探。为了保证侯立鉴的安全，防止敌人对正在恢复中的中共大连党、团组织的破坏，1933年4月18日，党组织派侯立鉴到长春的“新京福昌公司”，以修理工为掩护，开展反满抗日的秘密工作。同年10月，中共大连市委遭到破坏，大连日本警察机关掌握了侯立鉴的行踪，追捕到长春。侯立鉴幸于敌人到达之前得知消息，转移到哈尔滨，化名吴风山，住在南岗益昌泰火磨房。不久，他参加了共产国际交通组织，经常往返于中苏边境两侧，传递情报。1935年6月25日，他由苏联返回哈尔滨途中，因过江染疾不得医，殁于松花江畔芦苇荡中，时年46岁。

侯立鉴坚信无产阶级革命一定会成功，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他为之而百折不挠，毕生奋斗，不愧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

1931年9月18日晚8时，新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本庄繁中将在马不停蹄地巡视和检阅了大石桥、鞍山、辽阳、连山关、奉天、铁岭、公主岭、长春的日本驻军和守备队之后回到旅顺。两小时后，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附近的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破坏。本庄繁以此为借口，下令攻击东北军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东北军在蒋介石“绝对不准抵抗”命令下，听任日军侵入营房（少数人抵抗），占领沈阳城。“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制炮厂及200架飞机，悉数落到敌人手中。总计中国方面一夜之间损失达18亿元以上。”^[92]接着日军大举进犯，相继占领安东（丹东）、本溪、营口、长春、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不到4个月时间，我东北全境沦陷，被日本侵踞达14年之久。

九一八事变后，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严厉斥责和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1931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主张。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掀起抗日高潮。9月30日，中共大连特支就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发表《敬告大连工友书》，指出：帝国主义公然以军队占领沈阳，南满都已变成和大连一样了，南京政府是出卖人民的；号召大连工人阶级和大连人民积极开展抗日反蒋斗争。大连工人阶级和大连人民由此进入反对日本侵华斗争的新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掌握了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使大连港到港船舶和货物吞吐量大幅增长。1932～1936年，进出大连港的船舶总吨位每年都在1250～1542万吨之间。日本船舶最多，占吨位总数的66%；其次是其他外国船舶，占23%；中国最少，占11%。大连港货物吞吐量，1932年为866.8万吨，比1931年增长17.8%。1934年突破1000万吨，达1073.4万吨，其中输出766万吨，这两项指标均为日本侵占大连时期的最高纪录。

为反对日本疯狂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启发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用各种形式开展反对日本侵华的斗争，中共大连特支书记刘景新深入大连港“满铁”码头等企业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工作。1932年初，刘景新召集三菱油坊及三泰油坊支部负责人在码头候船室开会，决定组织油坊工人反对每天“下班后的整理工作”和“公司包伙制”，要求日本资本家给工人增加工资。同年1月，刘景新帮助码头库房工人张百源等组织工友办起“读书会”。张百源任会长，会址设在码头工人王毓江的家里。

“读书会”是大连码头工人抗日组织。张百源等人从给工友读《英雄泪》、《国事悲》等反映民族英雄事迹的进步书籍入手，启发工人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华的斗争。他们还通过往来于大连——上海间的进步船员，搞到《上海机关汇刊》、《生活报》、《世界杂志》、《生活报》、《大公报》、《上海晨报》、《新民晚报》等报刊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出版的进步书刊，读书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参加“读书会”的人越来越多。

刘景新亲自担任“读书会”的教员。他经常到“读书会”，向工人宣传开展反对日本侵华斗争的道理，教唱《少年先锋队歌》：“同志们向前，曙光在前。同志们努力，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辟自己的路。勇敢向前，站稳脚步，高举少年先锋队的旗帜。勇敢向前，我们是工人、农民的少年先锋队。”工人们低声有力地跟着他唱，浑身热血沸腾，充满战斗激情。

1932年1月28日，侵华日军向上海闸北一带进犯。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人民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日军死伤万余人，四度更换司令，3月初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被迫于3月3日撤离上海。国民政府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性的《淞沪停战协定》。“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人民大力抵制日货，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大连码头工人“读书会”成立了“群友足球队”，把爱好踢足球的青年工人组织起来，以他们为骨干，开展抵制日货活动。

当时，大连街面上到处充斥日货，价格比较便宜；中国货少，价格较贵，抵不住日货的竞争。张百源、田文有等“读书会”的会员分头向中国工人宣传：“都买日货，国货没人买，民族工业就得关门，工人就得失业。大家想想，我们的同胞失业了，父母老幼的生活怎么办？”许多人听了这些宣传，醒悟了。他们说：多花几个钱买国货，日本货再贱也不买，不能帮助日本人折腾中国人。很快“中国人不买日货”的口号传遍了大连码头。“群友足球队”的青年工人宁可多跑路，多花钱，到浪速町（今址天津街）华商开设的“远大洋行”购买中国制造的“双钱”牌球鞋，而不买附近商店里价格便宜的日本货。还有的工人托船员从上海、青岛等地捎回中国造的鞋、袜、毛巾等生活用品，抵制日货。

“读书会”的活动使一批码头工人提高了阶级觉悟，先进分子参加了共产党，建立了中共大连码头支部。张百源任书记，王毓江任组织委员，田文有任宣传委员。党员还有张旭初、于希安、时守英、蔡文玉等人。

在中共大连码头支部的领导下，“读书会”积极开展反日运动。他们编了一首歌谣，形象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像好斗的“恶公鸡”一样疯狂侵华，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打倒侵略者。这首歌谣说：“东邻有个恶公鸡，跑到我们菜园里，啄坏我们的花，踏坏我们的地，当家的出来还不讲理。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怎能叫人过得去！大家快来捉住它，剥它的皮，吃它的肉，才能消我的心头气”。这通俗易懂的歌谣，唱出了关东州的中国人心里想要说的话。人们心领神会，一传十，十传百，成为大连人民开展反对日本侵华斗争的战斗号角。

“读书会”还组织大连码头工友成立了“互助储金会”。一方面用以解决工人们的应急之需，一方面用以募捐，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2年12月，为纪念广州起义5周年，张百源带领“读书会”的会员，把中共大连市委在旅顺林沟民众学校印刷的3000多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万岁！”等内容的标语和传单，张贴和散发在“红房子”一带工人住宅区，鼓舞了大连工人和大连人民反对日本侵华斗争的激情。

“读书会”的反日斗争一直坚持到1933年10月，因中共大连地方组织遭受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的破坏而终止活动。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共满洲省委对大连榨油业工人的斗争高度重视。1932年4月20日，满洲省委在《接受中央红五月运动决议之决议》中特别提到要“十倍的努力去动员……大连油坊……的政治的经济的罢工与斗争”，^[93]把大连榨油业工人斗争放在东北工人运动的重要地位上，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中共大连油坊支部贯彻省委的指示，领导油业工人根据榨油业生产季节性强的特点，编成“南山发了青，油爷成了精”的顺口溜，组织大连榨油业工人在春忙季节闹罢工，要待遇，开展反对日本侵华的斗争。

1932年5月，三泰油坊500余名中国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日本资本家裁人和增加工人劳动强度。中共三泰油坊支部和大连油坊工会领导全市中小油坊与三泰油坊同时举行罢工。榨油生产旺季，罢工3天，工厂遭受重大经济损失。三泰油坊经理广濑只好答应工人工资增加到每月15元。全市所有参加同盟罢工的各油坊工人也都跟着涨了工资。

九一八事变后，大连地方党、团组织及其领导的反对日本侵华的斗争积极稳妥地发展。据1932年7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代表何成湘给中央的报告》记载，大连“满铁”工会有13名会员。9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金伯阳到旅顺巡视的第二天，“在煤矿召集了委员会十人的工会筹备会，预定两星期后各发展三人以上的新会员，正式的成立大小坑的工会”。9月18日，《C.Y满洲省委第三个冲锋计划》第一项《关于青工斗争的领导与工会工作》提出：“发动大连满铁的青工斗争”、“大连召集一次青工代表会”。9月末，《中共满洲省委十月份工作计划》提出：“大连发展满铁的赤色工会一倍以上的会员，建立油坊（三菱、三泰）的工人组织。”　 11月29日，《团满洲省委全体会议接受中央决定执行冬季冲锋季战斗任务的决议案》提出：“大连纱厂、南满大厂、海员建立青工斗争委员会。这些斗争委员会不是和平和少数人的，而是应该在斗争中产生出来，有三十人至百人以上的群众机关。”从这些上级党团文件中可以看出，1932年下半年大连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都具有相当的战斗力量，工人运动逐渐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