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日本统治时期的大连工人运动

日本统治时期的大连工人运动

大连工人阶级是大连近现代城市的脊梁。大连工人运动是推动大连近现代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 日本统治时期的旅大地区工人运动也是这样，在大连近现代史上书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9世纪80年代，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队伍在洋务运动的“旅顺工程”中产生，为大连早期城市建设、国防建设和反帝斗争作出重大贡献，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为清军抢修战舰，功勋卓著。他们虽然在日军旅顺大屠杀中被屠戮殆尽，但其历史功绩，彪炳千秋。

20世纪初，大连第二代产业工人队伍在沙俄“旅大租地”上形成，经过近7年的艰辛劳作，用血肉之躯建筑起大连港和大连市。他们是大连的港口和城市的真正建设者，使新兴的大连市街的繁荣超过了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建设起来的旅顺市，具备了运输、通讯、工业、商业、贸易、金融、公用事业等城市功能。大连从此走向世界，取代了旅顺在辽东半岛上的工商中心的经济地位，成为耀眼的东方明珠。

日俄战争后，旅大沦为日本“辽东租借地”。大连第二代产业工人队伍在战乱中流散了，第三代产业工人在城市和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中迅速集结，由不足千人到最多时（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30余万人。在日本统治旅大40年间，大连工人阶级对大连城市进步的贡献，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如在大连的港口、城市建设和东部工业区、西部工业区、北部工业区的建设和发展中凸显出脊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爱国反帝精神的发扬和对大连城市精神的引领上。这一时期的大连工人运动不断出现新的局面，“爱国反帝，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勇往直前”的大连工人团队精神始终是其主旋律。

“爱国反帝，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勇往直前”的大连工人团队精神，在1894年的甲午援战中已经有所体现。1904年2月，旅顺海军修理厂2000余名中国工人举行的拒俄同盟大罢工，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这种精神。20世纪20年代，以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建立为标志，这种精神升华为工人群众的自觉意识和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内在力量，在大连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推行的“同化教育”、“奴化教育”和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树起一面亮丽的旗帜，引领着大连城市精神，并成为大连城市精神的主旋律。特别是以坚持百日之久、震动全国的“四二七”大罢工为代表的大连工人的数百次罢工和以谋略抗日团为代表的大连工人同日本法西斯展开的长达5年之久的殊死搏斗，是在日本统治的磐石下奋勇抗争的壮歌，是血与火的战歌，是震撼人心的洪钟大吕，唤起了无数大连人的觉醒，同仇敌忾，打击日本侵略者，终于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大连的解放。

一、工人队伍

产业工人队伍是工人阶级的主体，也是工人运动的主体，世界各地莫不如此，大连也不例外。日本统治时期，旅大地区工人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同当地的产业工人队伍由小到大，由稚嫩到成熟密切相关。因此，欲了解日本统治时期旅大地区工人运动，必须首先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大连产业工人队伍状况，主要包括职工的数量、劳动条件、工资收入、生活境况、组织程度、政治处境、社会地位等方面。

1.“辽东租借地”前期（1905-1919年）的大连工人队伍

（1）工人队伍突破10万人大关

日俄战争末期，大连产业工人队伍因战乱流散殆尽。为救燃眉之急，战争刚一结束，“辽东租借地”当局便在大连市内招工1200余人，从日本国内招来技工200余人。据1905年末的统计，大连产业工人队伍为11901人。^[1]

日本妄图永久霸占大连，故在大连大力发展殖民工业。1907～1910年，日本在沙俄“旅大租地”时期已有的建筑、运输、车辆、建材和加工工业的基础上，“对有希望的事业，关东厅设补助金，‘满铁’设生产事业促进费，除给予资金外，还借给必要的器具和机械等，专门促进其工业的振兴”。^[2]在日本关东厅当局的优惠政策的扶持和刺激下，大连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

1907年5月，日本小野田水泥株式会社投资60万日元，在大连市北部泡涯子建立工厂（大连水泥厂前身），专事制造和经营水泥，由此诞生了大连第一代水泥生产工人。1908年，日本东京瓦斯株式会社在大连投资建立瓦斯工厂（大连煤气公司前身，1910年3月开业），由此诞生了大连第一代煤气生产工人。1909年9月，大连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投入运行，由此诞生了大连第一代电车工人。

1907年4月，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将原东清铁路机关车制造所改名为“大连工场”，扩大了规模。翌年，将这所工厂从大连火车站东面迁移到沙河口（今铁道部北车集团公司大连机车车辆厂厂址），易名为“满铁”沙河口工场，由此，改变了沙俄“旅大租地”时期和日本占领之初大连工业集中于市区东部的单一格局，带动了大连西部工业的发展。大连铁工厂（后改名“大连机械制作所”，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公司前身）等“满铁”沙河口工场的辅助性生产企业相继建立，经过10多年时间，逐步形成颇具规模的以装备制造业为特色的沙河口工业区。

1910年，大连的工厂从1908年的77家发展到153家；3年间数量翻了一番，生产额则翻了一番多。1915年，大连的工厂发展到198家，资本金21748908日元，生产额24386420日元，产业工人总数67320人（不含失业工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角逐欧洲战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因此，1915～1919年成为大连工业发展空前活跃时期。1919年，大连的工厂增加到294家。1910～1919年的不到10年时间，大连的工厂数量又翻了近一番，生产额则翻了12番还多，达到126364645日元，职工数量突破10万人大关。

（2）工人劳动、工资状况

大连工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下，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每日工作一般在10～12个小时之间，多则长达14～18个小时。日本人长谷川银一在《大连码头常佣华工的生活调查》一文中的数字，具体地说明了这种情况，参见表1-1：

表1-1　大连码头常佣华工劳动时间一览表

长谷川银一在文章中写道：大连常佣华工“没有公休日”，“午休时间一般是从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一共三十分钟。但有时按工作情况也不一定”。这就是说，工作紧张时，半小时的午休时间也是保证不了的。文章还写道：华工“冬季繁忙季节非常劳累，打夜班也不是稀奇事，这就是加班加点”。^[3]即是说，加班加点的时间没有计算在表1-1开列的10～12小时日劳动时间之内。长谷川银一调查的是20世纪20年代初大连码头常佣华工的作息时间。20年代之前和之后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常佣华工”与“苦力”不同，“苦力”的劳动状况比“常佣华工”还恶劣得多。

大连工人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条件极差。日本资本家只顾多赚钱，不肯添置新机器，更不肯给工人增加安全生产设备，拿中国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去冒险赢利。许多工厂的生产场所狭小，设备简陋、陈旧、失修。车间空气混浊，粉尘弥漫，噪音刺耳，令人难以忍受。工人患职业病，得不到治疗，病重时便被日本资本家一脚踢出工厂大门，冻饿而死，倒毙街头；健康的青壮年工人也常常因为机器设备根本没有安全保护措施，而屡屡发生伤亡事故，生命毫无保障；由于遭受的剥削和压迫深重，他们的文化程度低，绝大部分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这严重影响了他们对现代企业生产技术的掌握，只能在条件艰苦的简单劳动的岗位上工作，备受歧视。

大连工人“工资低廉得非常惊人”。中国工人与外国工人同工不同酬，遭受着超经济剥削，其程度参见下列大连商业会议所1918年的统计表。

表1-2　1914～1917年大连中、日工人日工资对照一览表^[4]

续表

有些工种根本没有中国人的份，如消防工等。相同工种相同技术水平的中国工人“工值之贱，较日人在二分之一以下”。这从傅立鱼先生1918年发表的下列调查统计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表1-3　1918年大连中、日工人日工资一览表^[5]

这里表示的是大连工人工资的最高水平，也是中、日工人工资差额的最小数字。随着日本在大连统治的巩固和对工人阶级压迫、剥削的加重，大连工人的实际工资呈下降趋势，中、日工人之间工资差额呈现增大趋势。这从大连警察署20世纪20年代初发表的下列调查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表1-4　大连工人日工资一览表^[6]

续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中国工人的日平均工资没有超过0.90元的，较之1918年的“日工资数”1.50元左右，明显减少。而中、日工人工资差距却明显增大，同等技术水平的中、日工人的日工资比例已不是1∶2，而达到1∶3至1∶8。如中、日陶器工的日平均工资额为1∶6，日最低工资额接近1∶8。其后一直保持着这种趋势。

（3）工人生活、组织状况

“辽东租借地”前期，大连工人生活水平从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即使在“最近工资，较前激增，劳动家当然生计优裕”^[7]的1918年，时人所见：“大连华工，仍不改其鹑衣鸿影之惨苦状态……万无优裕之希望，且万无得免劳苦之一日”。^[8]何以至此？其主要原因有四。

其一，物价飞涨。大连工人的工资虽然有时像1918年前后有些提高，但增加的数量微乎其微。而物价指数却是直线上升，大大超过工资提高的幅度。工人实际收入不断降低，生活日趋艰难。其二，税目繁多。“苛捐杂税多达六七十种”。^[9]如木匠、瓦匠、熟铁匠、生铁匠、人拉货车工人等，每月规定税金50钱。其他名目的税收，不计其数。这加速了大连工人贫困化的过程。其三，大小工头和形形色色的“中间人”的盘剥、克扣。日本资本家普遍实行包工制，这是一种层层盘剥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大资本家把活计包给小资本家，小资本家把活计包给大工头，大工头把活计包给小工头，小工头把活计包给雇工。其间还有管账先生等抽成者。这种制度的层层剥削十分残酷，工人的工资数，实际能够拿到手的仅一半左右。其四，每逢工人开饷时，工头“必开场聚赌，诱以赌博。使各工所得，除粗恶衣食外，无丝毫余积”。诸多弊端，致使大连工人“终岁碌碌，衣食无足给之日，甚至隆冬不能作业时，有饥寒以死者”。^[10]

大连工人的居住条件极为恶劣。独身“闯关东”的工人，没有固定的住处。夏季多在屋檐下枕着自己白天穿的鞋，睡在露天地，以节省宿费，冬季才住进最廉价的条件极差的旅店。有家属的中国工人，大多居住在寺儿沟穷汉岭、香炉礁贫民窟和石道街狼窝掌一带，用破木头、碎铁皮、旧席子和茅草搭成的窝棚里。这些杂乱无章的住宅，有的是一室，土炕、火灶搭在一间屋里，炕、灶用碎砖、黄泥、石块砌成；有的是两室，炕、灶分搭在两间屋里。各家各户紧挨着，围成一个院子，因为这样可节省建筑材料，冬季又可御寒。院内用几块破席子围成一个公共厕所。这里与其说是住房，不如说是个草窝，简陋得可怕。为了节约房钱，老少几代七八口人挤在一间房里，或“几户家属同居，单身汉也在其中杂居”者甚多，且“不管怎样粗陋的房子，很少是华工自己所有的，而都是他们花钱租的”。^[11]许多工人白天出外打零工，生活无定。其妻则领着孩子走街串巷，讨饭度日。有良心的日本学者也感觉这“令人不忍目睹”。^[12]随着大连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城市人口大量增加，房租飞涨，居住成为大连工人最大的生活困难问题之一。

当时大连工人收支的一般情况是：60%～70%用在吃饭上，15%～20%用在住房上，10%左右用在照明和取暖上。这是生存所必需的花费，再加上必需的衣物添置，已是入不敷出。至于洗理费、交通费、教育费、娱乐费等根本就没有。长谷川银一在《大连常佣华工的生活调查》一文中写道：华工互相理发，极少洗澡，不讲享受；“几乎没有坐车的。坐车也只是以电车为主，利用马车和人力车的可以说没有”。这完全是为生活所迫。

“辽东租借地”前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残酷压迫和严格限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加上产业工人数量少，历史较短，不够成熟，大连工人的组织形式总的说来，尚处于行会、帮口、秘密结社的发展阶段。

行会本是封建社会工商业者的同业组织。它的主要成员和占统治地位的成分是店东、作坊主、包工头等。但各种行会都以行业组织的名义，要求同行业所有从业人员，包括各种雇佣工人和徒工都参加，向它交纳会费和各种捐款，遵守行规，受其支配和管束，否则不许从事该行业务。因此，各种行会内部都包括不同等级的成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内部的阶级分化和矛盾斗争，并随着这种斗争的发展，最终出现行会的分裂。一些雇佣工人，开始从行东把持的行会中分离出来，建立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工人行会（俗称西家行，相对于东家行）。

工人行会是在行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加剧、雇主与雇工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雇工为了在出卖劳动力的条件和保障自己的职业等方面，维护自己的利益，反抗来自雇主及其行会方面的过重压迫和剥削而产生的。^[13]“辽东租借地”时期的这种行会，仅在大连的榨油业、油篓和酒篓制作业及洋服（西服）裁缝业工人中间存在。虽然日本资产阶级对其施加了种种影响，使之不同于中国内地的工人行会，但它毕竟也是模仿工商业行会而组织起来的，是大连工人的早期组织形式之一。

帮口是按同乡、地域结成的劳工集团。原本由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和城镇苦力组成，是中国工人阶级早期的主要组织形式。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大连的行帮逐步超越了手工业和苦力行业，向产业工人中间渗透。同一行业中不同籍贯和地区的工人在谋求和保障工作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竞争，因此工人把帮口看得比行会重要得多。有些行业没有工人行会，但有帮口；有些行业既有工人参加的行会组织，又有工人建立的帮口组织；在日资经营的大连近代企业（如印刷业）中，往往也有帮口。

大连工人按故里同乡的地域关系结成的帮口多不胜数。尤以“山东帮”、“河北帮”为主要帮口，次则为“天津帮”、“上海帮”和“此地巴子帮”（大连本地工人帮）。各“帮”大小不等。大则上千人（苦力帮），小则近百人（商业帮）。每“帮”有一个大头目，其下有若干小头目。“帮”有“帮”名。如“华昌帮”，表示该“帮”是由“华昌商号”职工组成。根据行当，“帮”又分为几类。例如“扛袋的”、“打闲的”、“散打的”。“扛袋的”是在车站、码头搬运货物的工人，“打闲的”是在市内的大商店从事包装劳动的工人；“散打的”是专在车站、码头从事搬运旅客行李的工人。各“帮”将每日劳动赚来的工钱集中于大头目手中，月终按股分配收入。一般是做工的个人为1股，大头目为3～3.5股，小头目为1.2～1.5股。平日里无论有事无事，“帮”中人都不得随便远离，要随时准备接受劳动任务；大头目与工程单位或个人议好条件，签订合同后，“帮”中人即开始劳动。打工者参加“帮”，开始时是为了自我保护，进而互助，逐渐在劳务市场上演变成为一支力量，在某一地界某一工商业领域内与另一“帮”划分势力范围，形成所谓的“脚行赚钱各有地界”的规矩。各“帮”分别占据不同的就业地盘，有时斗争很激烈。

秘密结社，最初也是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和城镇苦力的组织，一般是在行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比行帮的组织形式严密。大连工人中的秘密结社的主要形式是在“家里”。

“家里”属青帮组织。清雍正年间，翁岩、钱坚、潘清发起组织南北运河船夫承揽清政府的漕运。他们制定帮规，按辈收徒弟，其组织称为“家里”。翁、钱、潘三人为祖师。但“翁祖”、“钱祖”传流不兴，唯有“潘祖”后世旺盛，有24辈108帮，统称“三潘子”，俗称在“家里”。该组织的扩大是由师傅摆香堂收徒弟，举行一定的仪式。初起时只收江河海岸装卸工人和舟船航运从业人员。漕运改为海运后，参加对象复杂起来，上海、天津、大连和长江下游诸通商口岸的各行各业都有在“家里”的，都认潘姓，共称“家人”。他们有暗语暗号，帮规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不论行旅到什么地方或遇到什么困难，碰见“家人”，只要伸出三个指头，提提脖后衣领，讲些江河运输的秘事，说出“家里”的由来，就会受到“家人”的照顾。据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的统计材料，大连工人在“家里”的数量，多时达3万余人，“苦力头在‘家里’，苦力大部分必是在‘家里’”。^[14]

行会、帮口、秘密结社所具有的互助功能，使其在日本“辽东租借地”，对团结中国工人，解决彼此困难，向日本资本家进行斗争，维护共同利益等方面，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它把工人群众按地域分裂成小集团，具有很大的狭隘性，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和统一，束缚工人阶级的视野，也给早期大连工人运动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据日本资料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连的中国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争取改善劳动条件而举行的反对日本资本家的罢工有10余次，多为帮口发起，但因其排斥非行帮的工人，结局几乎都是工人方面失败。行会、帮口、秘密结社的头目也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收买和利用。大连的“家里”组织最终走向工人阶级的反面，就是例证。

2.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中期的大连工人队伍

（1）工人队伍达到30万人

20世纪20年代，大连工人队伍进一步壮大。其间，从山东、河北等地“闯关东”进入大连或经大连前往东北谋生的人数，每年最少30万，最多则突破100万；除在东北安家和返回原籍者，每年留在大连打工的最少10万，最多超过60万。这为大连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1929年，大连工人数接近20万（198266人）。1930年，大连工人队伍首次突破20万，统计数为236807人。^[15] 1931年6月，据日本关东厅统计，大连（含旅顺、金州、貔子窝）的工厂企业雇工10人以上的有1034家，职工数合计164663人；另有土木建筑、运输、码头装卸企业455家，雇工合计79217人；其他日工78295人，总计为320175人，其中90%以上是中国人，即是说，大连的中国工人接近30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扩大侵华战争的军事需求，以巨额投资，在大连发展石油化工业。相继建成“满洲石油株式会社”（本社在东京，简称“满石”，中国石油大连分公司、大连石油化工公司前身）和“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本社在大连，简称“满化”，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满洲曹达株式会社大连工厂”（本社在长春，简称“满曹”，大连化学工业公司碱厂前身）等大型石化企业。这些工厂都集中在大连市区北部的甘井子，形成了新兴的甘井子工业区。同时，为解决石油化工企业原材料的输入和产品的输出问题，日本还斥资建成甘井子煤炭码头和两个工业码头（“满石”码头和“满化”码头）。

20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甘井子工业区和工业码头的形成，大连工人队伍又增加了1万多人，总计超过30万。

（2）关东军“劳动统制”政策的提出及其实施

日本关东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提出对中国工人实行“劳动统制”。为此，曾数次召开秘密会议，策划实施“劳动统制”的政策及措施。

1934年1月9日，“关东军劳动统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即成立会议）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关东军特务部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及特约顾问等8名关东军将校，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长等3人，关东厅、日本“驻满大使馆”、朝鲜总督府和满铁经调会也派人参加会议。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出任“劳动统制委员会”委员长并主持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取缔中国工人入境问题；关于役使中国士兵俘虏及所谓“归顺的匪贼”问题；关于调节工人供需，成立“全满劳工株式会社”问题。同年4月4日，在同一地址召开由关东军参谋部、日本“驻满大使馆”、关东厅、伪满洲国民政部要员参加的第二次“关东军劳动统制委员会”会议，就取缔“入满华工”问题作出四项决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设立执行“劳动统制”政策的组织——大东公司，并通过该公司章程。根据这个章程，大东公司经营下列业务：一、对入满华工发放身份证；二、对入满华工进行审查；三、对入满华工制订“保护措施”；四、为用人单位招募和供给工人。其要义是对“入境”的中国工人进行政治审查，决定是否准其“入境”。1935年2月13日，第三次“关东军劳动统制委员会”会议于关东军参谋部召开。会议决定对入满（包括“关东州”）华工人数实行计划限额控制。1936年1月23日，在关东军参谋部礼堂召开的第四次“关东军劳动统制委员会”会议，研究决定了当年入满华工的数额。

根据关东军的“劳动统制”政策，1935年4月，日本关东局和伪满洲国分别制订《外国工人统制规则》。其内容完全一致，不同的是关东局公布的对象是“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伪满洲国民政部公布的对象是伪满全境。4月9日，关东局以第5号令（1937年关东局第111号令修订）颁布《关东州外国工人取缔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规则》中的所谓“外国工人”，是指来自山东、河北的中国工人，即从事农业、林业、渔业、矿业、商业、土木建筑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或其他杂役的华工，其用意在于强调东北全境已为日本占据，山海关之外已是中国的“外国了”。

《规则》规定：中国工人在关东州入境时，要将“外国工人经办单位——‘大东公司’发给的身份证提示给日本警察官”，“接受入境许可之签证”；华工日常要携带身份证，以备检查，丢失或损毁时应向“大东公司”申请补发。“出境”时要向日本警察官交还身份证。身份证的内容，由“大东公司”在华工“入境”前填写下列项目：1.姓名、出生地、年龄；2.工种；3.入境地；4.目的地。身份证上须贴本人照片，加盖缝合印，并须有日本“驻满特命全权大使”的许可印记。《规则》规定，具有下列问题之一者拒绝发放身份证：1.身份不明者；2.身体不健康者；3.无就业之可能者；4.曾被禁止在关东州居住或曾被拒绝入境者。《规则》还规定，对违反上述规定乘船到达关东州的华工，警察署长责成船长将其遣返原乘船地，并对违反此法令的船长处以百元以下的罚金。

《规则》从1935年3月15日起正式实施。从此，每年进入东北的几十万华工处于日本关东军严格的“劳动统制”政策之下。

“大东公司”本店设在长春，支店设在大连和天津。最初在东北各地和关内（主要是在华北地区）及关东州设出张所，后来，随着日本侵华地域的扩大，还在河北、山东增设支店，疯狂推行日本关东军和关东局的“劳动统制”政策，对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顾明义先生等人主编的《大连近百年史》指出：“不了解‘关东军劳动统制委员会’的活动，就无法真正掌握‘关东州’的劳动统制政策的实质。”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全境，包括关东州的大连，完全处于日本关东局特别是关东军的控制之下，关东州厅的大政方针完全出自日本关东局和关东军。因此，为了使读者对关东州军警当局的“劳动统制”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奴役中国工人的罪恶行径能有深刻的了解，我们不能不对关东军和关东局的“劳动统制”政策做一简单的交代。

3.抗日战争时期的大连工人队伍

（1）工人队伍萎缩至不足20万人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大连工业推上军事经济轨道。军工生产恶性膨胀，民营和民用生产企业急剧萎缩，大量倒闭，工人流动量增大。为加强对工人控制，关东州厅规定：由“关东州劳务协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要，向大连的各个工厂及其他劳动部门输送工人；在大连做工的每一个人都须到“关东州劳务协会”登记，领取并随身携带“劳动票”；任何用工单位“不得雇佣无证工人，不得雇佣正被其他会员雇佣之工人。否则将予以处罚”；警察随时搜查行人，发现没有“劳动票”的即视为无业游民，统统抓起来，送到战勤劳工队。在此种政策之下，“关东州劳务协会”每年登记工人数和发放“劳动票”数与大连工人队伍数量大体等同。据此可以推断，太平洋战争之前，大连工人队伍数量如下：1939年为298916人，1940年为180739人，1941年为277072人；参见下列“关东州劳务协会”登记工人数和发放“劳动票”数统计（表1-5，表1-6）。^[16]

表1-5　关东州劳务协会登记工人数一览表　　　　　　　单位：人

表1-6　关东州劳务协会发放劳动票数量一览表　　　　　　 单位：个

据日本官方统计，1941年，关东州（含大连、旅顺、金州、貔子窝）有厂矿企业3500家，工人总数167000。其中工厂企业2500家，合计98000人；交通运输业38000人，土木建筑业28000人，矿业4000人。在上述167000名大连工人中，男工159900人，女工8000人（纺织工业和食品加工业），中国工人152000名，占大连工人总数的91%； 日本工人不足大连工人总数的10%，主要从事造船业、车辆制造业及化学工业。这里说的是“厂矿企业”的工人数量及其分布，除去这167000人，余下的110072人，便是1941年大连的非厂矿企业工人数量。这也可以印证我们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大连工人队伍数量的推断是准确的。

从下面的1941年10月份《关东州劳务协会月报》上的一份资料，可以了解当时大连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概况。

由于河北、山东北部农村是年秋季遭受水旱虫灾，农业减产，因而本年“闯关东”的人数明显增多。10月份，“关东州劳务协会”发放的身份证是58120人，比上个月增加20186人，比去年同期增加9686人。本年累计发放身份证814263人，与去年同期的827247人相比，减少12984人。去年的招工计划是140万人，实际招工人数占计划的87.6%，本年实际招工人数已达全年计划的74%。关东州华工需求数，本月是9721人，本年累计是156396人。本月来关东州的华工为9585人，本年累计152599人。本月经大连港到东北的华工为20664人，比上个月增加5118人，比去年同期增加6221人，本年累计358437人，比去年减少15702人。经大连港离开东北的华工，本月是18801人，比上个月增加1398人，比去年同期增加1204人，本年累计增加16412人。关东州工人70%以上来自山东、河北，这说明了大连工业是多么依赖华北的工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和升级，在“战争第一”的宗旨下，大连的金属、机械、钢铁等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完全进入战时经济轨道。受军需急剧增长的刺激，这些用以装备战争机器的重工业，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膨胀，而民需民营企业则大量倒闭。1943年，关东州的厂矿企业为1825家，资本金为736107401日元，生产额为613601735日元，职工总数为154978人。其中，常佣工142075人（占总数的91.7%），临时工10811人（占总数的7%），日工2092人（占总数的1.3%）；按地区分布，大连市112590人（占总数的72.6%），旅顺5779人（占总数的3.8%），金州13893人（占总数的9%），貔子窝6427人（占总数的4.1%），其他区域占总数的10.5%；按国籍分，中国147532人（占总数的95.2%），日本7155人（占总数的4.6%），朝鲜284人（约占总数的0.2%），其他国家7人。^[17]

太平洋战争之前，每年从华北进入关东州打工的达几十万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的活跃和发展，加之华北本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华北到关东州打工的人数锐减，零散的日工也逐渐减少。1943年，从华北进入关东州打工的人数仅有1942年的51%，减少近一半。1944～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受重大挫折，面临败局，大连经济同日本国内经济一样萎缩，工业生产原材料短缺，工厂大量倒闭，工人大批失业。1945年8月，大连工人队伍萎缩到不足20万人；统计数字为178850人，其中全劳动力144955人（男84430人，女60525人），半劳动力33850人（男17078人，女16772人）。^[18]

（2）法西斯“劳动统制”机关——关东州劳务协会

日本关东军和关东局操纵的伪满洲国于1937年12月颁布《满洲劳工协会法》，1938年1月成立所谓的财团法人“满洲劳工协会”。同年10月21日，关东州厅警察部在大连设立社团法人——关东州劳务协会。这是专门为对付大连工人阶级而设置的法西斯“劳动统制”机构。

《关东州劳务协会章程》规定，其会长由关东州厅长官兼任（初期会长是关东州厅警察部长兼任），副会长由关东州厅内务部长、警察部长、经济部长兼任；机构设置7课1系，即监察课、劳需课、劳务第一课、劳务第二课、登录课、企划课、庶务（总务）课、弘报系（日本宪兵队、关东州厅警察部和特务机关派驻的情报机构）。其本部初设于大连市监部通50号（今长江路民主广场附近），后迁至大连市不老街61号。在市内设立北关街登记事务所、北大山通登记事务所、码头代理事务所、东关街代理事务所、运送联络事务所及东山庄收容所、西山庄收容所，在大连水上警察署、大连火车站、大连船会分别设立职员派遣所，在市区外的甘井子、旅顺、金州、普兰店、貔子窝分设出张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在上海公平路设立“关东州劳务协会上海办事处”，形成一个坑害大连工人和东北、华北工人的庞大的罗网。

关东州劳务协会的首要任务，是根据1938年11月日本关东州厅颁布的《工人登记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对在大连就业的工人进行登记，发放“劳动票”。按照《规则》的规定，在大连做工的每一个人都须以确切的身份到关东州劳务协会登记，办理“劳动票”（后期改为劳工手册）。工人的工种、单位、劳动场所发生变动时必须及时到关东州劳务协会办理变动手续。“劳动票”如丢失或损毁，必须申请补发；必须按时签证，无签证则该“劳动票”作废；签证分为年度签证、一年内归来签证和出入州签证三种。“劳动票”必须随身携带，以备警察随时检查。

在关东州劳务协会的九项业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采集指纹业务。“劳动票”上既有工人本人照片，又有十指指纹印记。登记求职的人一进门就得按下手印，留下指纹。关东州劳务协会将采集到的指纹印记于指纹票，经编号制成指纹卡，收藏保管，与照片卡、姓名卡并用，不仅为劳务管理服务，而且直接为关东州厅外事警察课监控大连工人服务，为侦破刑事案件和中国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政治案件服务。例如1940年6月，关东州厅警察部在旅大地区开展“抗日谋略放火团大检举”，关东州劳务协会积极配合，以提供指纹为破案立了“大功”。不仅如此，关东州劳务协会还承担“满铁”所属22个子公司的中国工人指纹采集业务，为强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法西斯统治服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连日本统治当局进一步强化法西斯统治。全面进行户口普查，对关东州居民实行“民籍”和“寄留”的两种户籍管理制度，把从外地进入大连的没带家眷的工人全都纳入“寄留”的另册，严加防范；并蓄意制造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工人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迫害外地到大连的工人。在反动政策影响下，一向以外地劳动力为主的码头装卸等行业首先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进而整个大连地区都出现劳动力恐慌。

当时大连市内有零散工（自由工，又称“卯子工”）2万余人。他们从事各种日工劳动，习惯自由地进行劳务交易。为最大限度地集中劳动力于大连的军需生产工厂，关东州劳务协会在埠头、北关街秋月町等地专设斡旋事务所，将零散工的劳务交易完全控制在斡旋事务所，除检验“劳动票”，还专发“预约牌”和“洽谈通知书”。零散工稍有反抗，即遭毒打，以至被关押到设在大连市内的转山屯1号和香炉屯746号的东、西两个收容所（华工集中营）。

关东州劳务协会还在大连市区北部通向东北要道的普兰店、瓦房店、貔子窝、城子坦分设派遣所，专门捕抓“徒步流动”的零散工。对出入大连港的中国劳动者施行“携带金”限制。自1941年起，凡从东北和关东州进入大连市的人，必须将随身携带的钱送交关东州劳务协会的“送金取报事务所”，办理货币兑换。关东州工人携带60元以上者，须出示“劳动票”和职业能力呈报手册、旅行身份证明书等证件，经审查无讹，方予兑换。“送金取报事务所”人员从中盘剥、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

日军从华北抓来的送往东北服苦役的中国劳工，也由关东州劳务协会负责安排食宿、联系车辆，包揽自大连登岸至乘车北上的一切“斡旋”业务。

（3）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大连工人阶级状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大连的“劳动统制”进入极端法西斯主义的阶段，大连工人的劳动状况进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大连工厂，如其说是工业生产单位，不如说是军事苦工监狱。

中国工人拿到“劳动票”，就等于被关进牢笼。他们每干完一天活，资方在“劳动票”上盖一个戳记；达不到规定出勤天数，就被认为不是“良民”，日本警察就来找麻烦。凡是没有携带“劳动票”的中国工人，警察即视其为“无业游民”，统统抓起来，送交关东州劳务协会，分配到各个集中营式的“战勤劳工部队”，去干徭役性的苦工。常常有一些工人，出门后被抓走，家里连个音讯也不知，最后被活活累死在“战勤劳工部队”里。

太平洋战争后期，由于战事失利，日本垂死挣扎，在大连大量修建军事工程和军需工厂、设施。如旅顺三涧堡飞机场、金州老爷庙飞机场、侯家屯飞机场、金州龙王庙“陆军医院”、满洲重机株式会社金州工场（金州重型机器厂前身）、大房身688部队木造船场、凌水水泥船场及大连东山高射炮阵地等。为修建这些军事工程，关东州劳务协会从本地（大连、旅顺、金州）和外地（东北、河北、山东等地）以欺骗招工、摊派和强抓的手段弄来大批劳工。金州管内的穷苦人几乎家家都被摊派了劳工。

修建军事工程的劳工，过着囚犯不如的生活。以旅顺三涧堡飞机场工地为例，劳工每20人编为一个分队，1名懂日语的人做分队长；三个分队编为1个小队，1名精通日语的人做小队长；若干小队组成中队，设中队长、中队副各1人，统辖这些中队的总管是日本人山本。劳工驻地设有警备队，警备队长是当地的汉奸韩冈阜（改为日本名叫冈阜一郎）。日本当局通过这一整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对中国劳工实行残酷的思想统治和现场监督，在劳工居住的席棚周围架设两层铁丝网，劳工干完活只能在铁丝网内50余米方圆内活动，不许超越这个范围。否则即以逃跑论罪，要受到残酷处罚。作息不按钟点计时，以日出日落为准，夏季长达十多个小时，工程紧张时挑灯夜干。分队长、日本监工手提大棒来回巡逻监视，谁稍有懈怠即遭毒打。警备队制定一系列“规则”，处罚手段极为残酷，除拳打脚踢外，还有鞭子抽、镐把打、举木墩等。劳工每天出工、收工必须到操场集合点名，然后才准许行动。每晚睡前点名，每个人必须在自己铺前站好，接受队长查点。劳累一天精疲力尽，但不到点名时，不能随便休息，点名时如果报错数或行动迟缓一点便会遭受毒打。还有突击性的“查夜”。队长经常深夜带着警备队人员闯进宿舍，让每个人脱光衣服接受人身侮辱性的“检查”。劳工居住条件极为恶劣。上百人挤在一个大席棚里，夏季，连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冬天，北风呼啸，床铺上飘雪，冻得劳工根本无法入睡，但不许到棚外活动。一日三餐是掺拌黑豆的发霉高粱面做成的窝头，每餐4人分吃1个，外加一小块咸菜和凉水，天天如此，许多人呕吐腹泻，有的累饿病死。^[19]

日本侵略者视中国劳工如草芥，肆意摧残和杀害。1942年5月，关东军693部队在金州龙王庙张家屯北山下动工修建所谓的“陆军医院”（今址大连陆军学院），先后集中3万余名劳工。在非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下，3年多时间，有8000余人被迫害致死，形成白骨累累的“龙王庙万人坑”。据幸存的当年劳工回忆，除集中掩埋在占地3万平方米的周家沟万人坑之外，“还有相当多的劳工被随便扔入天然山沟中，也有许多死难劳工被就近扔入大海中”。^[20]工地上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有时几十辆‘轱辘马子’车在下坡时顺着铁轨滑下，互相撞在一起，每个车4个人，往往一死就是二三十人。小火车轧死劳工的事件也经常发生。晚上收工回来，一个工棚少一二个人成为‘正常’现象”。^[21]幸存劳工张秉惠回忆：“一个架子工从高空掉下来，由于没有安全网，直接摔在地上，七窍流血，周围的劳工都纷纷围过来，七手八脚地救助，一个日本人过来，用镐把把大家打散，然后用镐把把这个已经昏迷不醒的劳工打死了。”^[22]幸存劳工王明杰回忆：挖大楼地基发生塌方，“当时干活能有500来人，当场就死了100多人。大多数是外地人，日本人让我们把这些尸体抬着扔到了大海里，还有一部分扔到了周家沟”。^[23]劳工受了重伤或因病不能劳动，日本工头便下令活埋。幸存劳工刘兆栋回忆：“有一天，我和一帮人从山上向下推土垫道，路过万人坑附近，见路边有4个人，日本人堵住我们的车让把车上的土卸下来埋这几个人。我们说，他们还没死呢，怎么能埋呢。鬼子听了上来就是一镐把。躺在地下的人也说，别埋我们，我们没死，我们还能干活。我们看见4个人中间有两个活的，一个是被土车轧断了腿，一个是有病”。^[24]“在工地上干活，稍有怠慢，或稍有反抗，往往就是一顿毒打，被打死者不计其数。若是逃跑，被捉住，轻则毒打，重则戴上用钢筋打成的脚镣，几天下来，脚脖子都血肉模糊。这样被折磨致死的劳工数量也不少”。^[25]对有病的劳工来讲，最可怕的是被送进所谓的“病号房”，那就是等待死亡。里面“根本没有人管，没水、没饭、没药。一些不能动的病人，眼睛里，耳朵里都生了蛆，惨不忍睹”。幸存劳工宋茂宣亲眼所见：“病号房”一天能抬出去几个死人，多的时候可达三四十人。“1943年六七月间死的人最多，哪一天都有三四十人，6月有一天抬出来103具尸体”。^[26] 1971年9月，建造“金县万人坑阶级教育馆”时，曾在10平方米的范围发掘出20具劳工遗骨，平均0.5平方米有1具。“在这些遗骨中，有的头骨下陷，尚能看出下陷部分的淤血痕迹；有的口里仍塞着东西，有的脖子上和身上缠着胶皮带，有的张口举臂作呼喊挣扎状。由此可以判断，这些劳工有的是被折磨死甚至是被活埋致死的”。^[27]

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在海上遭受沉重打击，运输困难，粮食及生活用品供应紧张，一般生活物资奇缺。因此大连日本统治当局将一切生活必需品无不列入“统治”之类。大米、白面只供给日本人，中国人如果想办法弄到一点，就是“经济犯”，就有被捉进衙门的危险。关东州劳务协会为稳定华工，提高生产效率，出面与州厅有关部门协商，在中国居民定量配给粮的基础上，为工人略微增加几斤粗粮，凡“享受此种待遇”的工人须持有“劳工手册”及居住区区长的证明，根据1943年2月1日关东州厅规定的重要工厂企业的工人工种和该厂的重要性，分成甲、乙、丙三类，给予相应的补助配给。通勤的工人由厂方负责配给，集体住宿的工人由宿舍配给，零散工由关东州劳务协会制成饼子，按“票”配给。

关东州厅配给大连人民发了霉的苞米面和橡子面及滑石粉一类的粮食代用品。一般工厂工人每月配给29斤，但“有的粮食配给店不按数发给，所以甚至有时一般工厂连23.2斤，一般市民连17.6斤都不能确保”。^[28]即使像“满石”那样的重点军工生产企业，中国工人每月也只能领到26斤粮食，还包括一些根本不能吃的白脑石磨成的代用粉。工人吃不饱饭也得照常上工，而且不许说吃得不好。谁说了，谁就是“反满抗日”的“危险分子”，就有被治罪的可能。

粮食供应不足，饥饿难忍，工人们只好冒着“经济犯”和坐牢的危险，花高价到黑市上去买苞米面。这样一来，他们的工资连买口粮也不够了，整天半饥半饱，常常断炊，妻子儿女被活活饿死者大有人在。大连工人生活此时降到最低水平线以下，达到难以维持生存的地步，在人口格局上出现了低增长、高死亡、寿命短的特征。

帝国主义侵占大连之前的1879年（光绪五年），大连人口出生率为22.2‰，死亡率为13.0‰，属当时中国社会一般状态。在日本统治大连的1905-1945年期间，人口出生率为20‰～38‰，与1879年相比，基本持平，略有上升；而死亡率则为18‰～25‰，比1879年的13.0‰大幅度上升；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很低，一段时间内仅为8‰左右。1942年，大连死亡31552人，死亡率为21.1‰，其中中国人死亡率高达23.0‰（日本移民死亡率为10.0‰ ）。1943-1944年，中国婴儿死亡率高达192‰（日本婴儿死亡率为76‰ ）。1945年上半年，大连中国人人均寿命为35岁，比当时中国城市人均寿命的37岁还少2岁。^[29]可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大连工人和大连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是何等的残酷。

二、工会组织

工会组织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社会基础是工人阶级。英国是工人阶级最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组织工会的国家。19世纪初叶，英国便出现了第一批合法工会，随后，欧、美、亚、非、拉美的多数国家也先后建立工会组织，工会成为一种国际现象。20世纪初叶，大连首先出现了以大陆工会联合会为代表的日本人工会组织。1923年12月2日建立的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是大连最早的中国人工会，1924年改称大连中华工学会，“实际上就是大连的总工会”。^[30]工学会代表参加了1925年、1926年、1927年召开的第二、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执行着统一的路线、方针、政策，促进了大连和东北工人运动的勃兴，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华工学会、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电铁中华青年团等大连的工会组织悉数被日本统治当局查封。但大连工人阶级不屈不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20世纪20年代末期建立大连码头工会，30年代初期建立大连油坊工会，30年代中期建立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等等，同资本家和日本统治当局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展开了英勇斗争。

1.大陆工会联合会与大连早期日本人工会组织（1919-1920年）

日本侵踞大连后，把“辽东租借地”当成“日本本土的延长”，制定了向大连大量移民的“国策”。根据日本官方的统计，日俄战争后仅1年时间，日本就向大连移民10000余人。1910年，大连市户籍人口中的日本人数量（33439名）首次超过中国人数量（32892名）；1912-1914年，大连市户籍人口中的日本人数量连续超过中国人数量；1919年，大连市的日本人数量达到50000名，其中少数是殖民统治者，绝大多数是工人。

日本国内的工人队伍比大连本土的工人队伍产生较早，组织程度较高。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本的机械、印刷行业就出现了工会组织。1900年，日本政府颁布镇压工会活动的《治安警备法》，把工会组织全部解散。但其后不久，又出现了工人团结互助的组织——“友爱会”。1921年，“友爱会”改名“日本劳动总同盟”，成为以工厂、企业为基层单位组成的工会联合会组织。^[31] 20世纪20年代，在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具有岛国特色的企业工会在日本各地陆续建立起来。

20世纪初期，一部分日本工人移民到大连不久，便开始了建立工会组织的活动。

大连最早的日本人工会组织是大陆工会联合会，正式建立于1919年11月，会长为中村道淳。在此之前，大连日本职工最大的团体是沙河口工场的“友爱会”（1919年5月的在册人数为1200余名，本部在东京），其次为“工人同志会”（440余人）、友信会（200余人）、“睦进会”（130余人）、“铸友会”（80余人）、“公正会”（50余人）、“电友会”（50余人）、“工和会”（50余人）。

“友爱会”和“工人同志会”等团体，都是按职业以职场（车间）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会员局限于沙河口工场在册的日本人，具有职业组合的色彩。大陆工会联合会在统一的章程之下，把“友爱会”和“工人同志会”等职工团体联合起来，并把大连糕点制作业工人的组织吸收进来。当时的日本情报机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课认为：大陆工会联合会成立后，沙河口工场的工人组织“性质完全改变，工厂以外的工人也可以加入联盟，团结了广大工人群众，带来了对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的色彩”。这成为大连早期工人运动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革命高潮中，大连的日本工人罢工人数逐年增加，1918年为1064人，1919年为1282人，1920年为1634人。1919年，仅大连的盐业、建材、邮政、印刷、机械制造、食品制作等行业的日本工人就举行罢工10余起。大陆工会联合会多次对这些罢工给予积极的支持，而且多次成为大连日本工人斗争的实际的领导者。兹以1919年下半年至1920年初，沙河口工场木工课客车车间日本工人，连续两次举行的较大规模的罢工来对此略作说明。

1919年7月罢工。当时，木工课雇用日本职工1000余人。7月下旬，因物价上涨，劳动时间过长，以“友爱会”会员为骨干的一批工人数次集会，形成决议：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5成，如遭拒绝，就实行总同盟罢工。7月28日，厂方答应每个工作日发给津贴2角，没有完全满足日本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于是客车车间的420多名日本工人从是日下午1点开始退出工厂，举行罢工，并推举30名委员，领导罢工斗争。他们“严密监视破坏罢工的举动”，坚持5天。日本资本家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使“工人的斗志受到削弱以至逐渐软化下来”。但木工课铁工部90余名日本工人在客车车间日本工人罢工的影响下，8月1日采取一致行动，举行罢工，并成立罢工委员会，提出6项条件，要求厂方答应，迫使工厂给他们每人每日增加工资1角钱，斗争基本获得胜利。8月3日，90余名日本工人复工。

1920年2月罢工。木工课客车车间根据工厂的布置，从1919年末将工人劳动定额增加4成，造成工人收入大幅度降低，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他们由组长层层向上反映，要求车间主任长谷川久保修改定额，并提出具体的修正案。但长谷川不肯接受工人的意见，还压制“工人同志会”副会长金子七之助和会长山下幸助维护职工利益的行动，激化了同工人的矛盾，于是日本工人联名向厂长提出撤换车间主任等8项请愿条件，并从2月5日开始，208名日本工人举行罢工。工厂方面认为：“如果应允职工方面的要求撤换车间主任，不仅为今后开了不好的先例，也会造成职工干部不安心于现在的岗位”，因此没有答应工人的要求。工人方面遂请求大陆工会联合会声援。

大陆工会联合会秘密召开干部会议，对罢工工人《请愿书》的各项内容进行讨论，“认为完全正当”，并通过决议：“如有职工因为这一次的罢工问题而遭到解雇处分，联合会给予救济。如罢工的职工全遭解雇，则发动全厂举行同盟大罢工以对抗。”^[32]长谷川久保见“事态发展出现日趋恶化的倾向”，只好自动提出辞职。但日本资本家认为，“只有一方辞职不够稳妥”，要工人方面的4位罢工领导人也同时辞职。罢工工人坚决不答应，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最后，大陆工会联合会理事会出面仲裁：长谷川久保自动辞职，职工方面的一名代表——“工人同志会”会长山下幸助也自动辞职，这才算是把问题解决了。2月16日早晨，全体罢工工人复工。

大连的日本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举行的数十次罢工，虽然基本上是局限于要求提高工资待遇的经济斗争，但作为大连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使资产阶级大为惊恐。日本当局惊呼：“沙河口工场工人的问题，是在东北的工人问题的核心”。“满铁”会社和“关东厅”当局“断然采取措施”，不让其“放任自流”，在其成功地领导了沙河口工场1920年“五一”大罢工之后，用心险恶地将其领导人——大陆工会联合会会长中村道淳等工会干部加以解雇。同年9月，与日本国内“友爱会”取得联系的4名大连日本人工会活动分子，被关东厅当局以“有扰乱治安危险为理由下令给予开除处分”。^[33]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压迫下，大陆工会联合会组织瓦解，大连的日本工人运动因此遭受挫折。

大陆工会联合会虽然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它加强了大连的中、日两国工人的联系，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减少了民族隔阂。从此，沙河口工场的日本工人对中国工人的种族歧视大大减轻，中、日工人打架的现象大大减少。日本工头殴打中国工人时，经常有日本工人站出来反对，帮助中国工人。他们还曾团结起来，利用工厂的“中日工人恳谈会”，共同对付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取得一些斗争成果。同时，它还极大地鼓舞了大连的中国工人的斗志，沙河口工场的一批中国工人在其影响下开始蕴酿建立自己的团体。

2.大连中华工学会（1923.12-1927.8）

大连中华工学会是旅大地区建立最早、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国人工会组织。

1923年2月，“满铁”沙河口工场（大连机车车辆厂前身）青年工人傅景阳和于景龙、唐宏经（唐韵超）、高及三、王立功、辛培源等听到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消息，受到激励，决心像京汉铁路工人那样组织起来，成立工会。

中国人公开打出工会的旗帜，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是绝不允许的，而建立秘密组织，不利于工人群众参加。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傅景阳同工友们多次商议后提出：“‘工会’这两个字一定得保留，因为它可以使工人认清这是自己的团体，为了糊弄日本当局，我们在‘工会’二字的中间加一个‘学’字，叫‘工学会’，对日本人就说我们组织工人学习文化，学习技术，搞好中日工人的团结，这样可以遮挡当局的眼睛。”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同意了这个名称”。^[34]

在大连公开结社，必须有“头面人物”向“辽东租借地”当局申请。傅景阳提出：诚聘在大连上层社会中有名望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泰东日报》社长金子雪斋先生和该报编辑长、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先生为顾问，请他们给予帮助。这个意见也得到工友的一致赞同。

傅景阳同“满铁”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大连机车厂技校前身）毕业的20多位青年工人反复研究，制订了一个措词谨慎、寓意深刻的工学会章程，交给金子雪斋和傅立鱼。二位先生听了傅景阳深明大义的陈词，欣然答应出任工学会顾问，并帮助他们办理了成立社团的“许可证”。

1923年12月2日，“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大会”召开，100多名工人代表和来宾共计138人出席大会。代表一致通过工学会章程，选举傅景阳为会长、于景龙为副会长。

工学会章程规定，该会以会员代表大会为最高机关，选举产生会长和职员。会员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会长、职员每年改选一次，但可连选连任，会长总理会内日常事务；以职场（车间）为单位建立基层组织，会员在10名以内产生代表1人，20名以内增加助手1人，30名以内增加书记1人，其人选由各职场（车间）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代表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在必要时经会长提议，可召开临时代表会议。根据章程的规定，工学会设置7个部，即文牍部、夜校部、讲演部、体育部、娱乐部、救济部、交际部，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7个部的正副部长（职员）及各部干事，并决定租用沙河口黄金町107号（今址黄河路658号）的一幢二层红砖楼房作为会员活动场所和夜校校舍，办公机关也设在这里。

工学会的诞生不是偶然的个别人的行为，而是大连工人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之所以在沙河口工场出现，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这个厂工人力量集中（当时大连最大的工厂，有5000多名职工）。自1901年工厂建成后，工人多次自发地举行罢工和各种形式的斗争。工学会的发起人傅景阳、于景龙、唐宏经（唐韵超）等人，在斗争中增长了领导才干，建立了群众威信，因而有把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的能力。二是因为这个厂是20世纪初的大连工人运动的中心。中国工人受到日本人工会组织——大陆工会联合会的影响，有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三是因为这个厂有一批工人知识分子。“满铁”从1909年开办“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大连最早的技校），工学会是以这所学校的中国人毕业生为骨干而建立起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技校毕业生堪称工人知识分子。他们能够读书看报，很多人对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新文化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有一定的了解，勇于探求真理。

工学会有完备的章程、健全的组织、灵活的策略。它的成立标志着大连工人阶级由分散的自发斗争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新时期”，^[35]揭开了大连工人运动史和大连人民反帝斗争史崭新的一页。从此，有组织的大连工人阶级成为“关东州”的反帝斗争的主力军。

1924年初，在中国共产党派到大连开展工作的李震瀛的帮助下，傅景阳等工学会干部走出沙河口工场，到大连机械制作所（大连重型机器厂前身）等日资企业发展会员；先后派沙河口工场锻冶职场锻工侯立鉴、铰镇职场铆工戚铭三等工学会骨干分子，分别打进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大连船渠（大连造船厂前身）等工厂开辟工作，在全市主要工业部门的10多家大中型日资企业中发展了一批工学会会员。

1924年12月6日召开的工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将“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的名称改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并通过新的章程，改会长制为现代民主意义的委员制；傅景阳当选为委员长，大连机械制作所工人石传锦、大连船渠工人戚铭三当选为副委员长，一些会员较多的工厂选出的代表担任了工学会各部的领导职务。这次代表大会以后，大连中华工学会产生小组长以上干部183人，其中职场（车间）以上工会干部78人，组织建设臻于完善。从此，大连中华工学会机构一直没有大的变动，干部队伍稳定，会员队伍不断壮大。这为工人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为在“关东州”树起大连工会的旗帜，工学会创制了会旗、会刊、会歌。

会旗为红地，“大连中华工学会”7个蓝色大字跃然其上，苍劲有力。

会刊名《工学会周刊》，为油印小报，初期印数不多。1925年秋，提高了刊物的质量，扩大发行量，每期印500份，发到工会基层组织，其内容主要是摘录《向导》周报和《工人周刊》上登载的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的消息，有时也发表工学会干部写的宣传爱国思想的短文，“很受工人欢迎”^[36]，成为大连工人的良师益友。

会歌冠名《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37]歌词如下：

我们工人创造世界人类住食衣，
不做工的资产阶级反把我们欺，
起来起来同心协力坚固我团体，
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定是我们的！

工学会是以组织中国工人学习文化、技术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它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对工人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启蒙教育作为首要的任务。它一方面脚踏实地教给工人文化知识，使会员“懂得实际的学问，以备他日实际之需”； ^[38]一方面大力向工人宣传爱国观念和革命思想，以提高会员的阶级觉悟。

大连中华工学会附属夜校开办高级班和初级班。高级班的课程有国文、尺牍、算术、日语；初级班的课程有国文、尺牍；五卅运动后还开办了政治班，培训工会干部和工会积极分子。全国铁路总工会派到大连的工学会夜校教员秦茂轩上课时，桌面上摆着《白话尺牍》，实际上讲的是内地工人爱国反帝斗争故事和罢工战术等工人运动的内容。

大连中华工学会附属夜校除聘请爱国知识分子任教之外，傅景阳、唐继先等从“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毕业的工会干部经常登上夜校的讲坛。在教工人识“团结”这两个字的时候，傅景阳联系大连社会现实，深入浅出地说：“帝国主义所以可能欺负我们，任意宰割我们的同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像一盘散沙一样没有力量。如果我们工人都组织起来，紧密团结，抱住团体，就像吊车用的钢丝绳子一样，帝国主义就不敢随意欺负我们了。”这些革命启蒙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工友们的爱国观念和阶级觉悟。

大连中华工学会附属夜校设有图书阅览室。报架上挂着《泰东日报》、《满洲报》、《关东报》、《青年翼》等本地公开发行的中文报纸、杂志。书柜里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各级机关出版的报刊、书籍，如《向导》周报、《劳动周刊》、《新青年》、《共产党》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列著作和《陈独秀讲演集》等五四运动领导人的著作。工学会宣传教育部设专人负责推销中共党、团、工会组织的刊物。“1925年10月的调查统计，工人周刊销售350份，向导40份，劳动青年200份”，^[39]合计590份。从日本人当时的这个统计数字，可见工学会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多么活跃，有多么广大的群众基础。

大连中华工学会夜校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举办讲演会，聘请傅立鱼等爱国知识分子和进步的社会名流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傅景阳等工会干部也多次登台讲演，介绍关内工人运动和爱国反帝斗争情况。曾到大连开展革命活动的中共早期干部李震瀛、邓中夏、王荷波等都曾在工学会夜校的讲坛上作过报告，启发工人起来开展爱国反帝斗争。如李震瀛曾在演讲中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大连，霸占中国河山，用中国人的血汗养肥了资本家，逼得工人活不下去了，起来罢工是理所当然的”，工人们听了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40]

大连中华工学会附属夜校吸引了一大批工人群众。一到傍晚，分布在各个工厂的工学会会员和工友们不约而同地汇集到这里，夜校楼上楼下被挤得满满的。有的屋子里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有的屋子里传出激昂的讲演的声音，大连工人的精神面貌很快发生积极向上的变化。为了满足工人群众的学习要求和方便工人群众就近参加学习，大连中华工学会附属夜校还办起3所分校。

大连中华工学会附属夜校对提高工人的文化水平和爱国观念起到很大作用，取得很大成绩，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据当时报纸报道：工学会夜校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时，“各团体前往祝贺者极为踊跃，学生成绩闻之异常良好。”^[41]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先生亲撰四言句诗形式的《大连中华工学会夜校初高两级举行第一次毕业典礼式祝辞》，对工学会“夜校成立”以来的办学成果给予高度评价。

大连中华工学会的许多会员，白天在工厂里干活，晚上到夜校学习，坚持两年毕业，能读书看报，爱国观念和阶级觉悟都有很大提高。这引起关东州当局和大连的日本资本家阶级的仇视。“当夜校上课时常派了暗查去监视。”^[42]沙河口警察署的日人小川和汉奸（刑事）金福景常到工学会夜校“课堂旁听”。南满铁工场厂长欺骗工人说：“知识是要不得的东西，人一有知识就学坏了，越知识多的越坏，所以你工人还是不要到工学会读书好。”工人针锋相对地回击说：“你的儿子现在已竟［经］在大学毕了业为什么还要到欧洲去求学，岂不是更要坏了？”^[43]驳得日本资本家哑口无言。为了对付监视，工人们在课堂外设“岗”，如敌人“旁听”，师生就指鸡骂狗，搞得敌人一无所获，无计可施，夜校课程得以坚持。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夜校办起来后，日本资本家角野久造派工头和流氓去滋事捣乱，工人群起把他们打跑了。角野久造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他以支持工学会办学为名，派工厂事务长二松担任夜校教员。二松在课堂上大讲日本天皇如何高贵，“大日本帝国”如何强大，对中国工人进行“奴化”教育，工会干部研究了对付他的办法，二松上课时，工学会会员李有久和管云贵假装打架，二松最喜欢看中国工人斗殴或闹不团结，但在课堂上不能不加以制止，当二松站到李有久和管云贵中间拉架时，他俩假装你一拳我一脚地对打起来，故意将二松戴的金丝眼镜打落在地，踩得稀碎，还把二松打得鼻青脸肿，二松吃足了苦头，从此再也不到夜校上课了。

大连中华工学会注重组织工人开展文娱活动和体育活动，以此作为对会员进行爱国观念教育和革命启蒙教育的重要途径，潜移默化地提高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和组织纪律性。

工学会购置一批乐器，成立了乐队。每逢佳节和工会成立纪念日，娱乐部便组织会员演出新剧、弹唱、魔术等节目，活跃工人群众的文化生活，对他们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体育部购置了各种球类和田径比赛用品，成立了足球队、乒乓球队，进行武术训练和游泳训练。中华工学会代表队每年都参加大连中华团体举办的体育大会，成为比赛场上的劲旅，多次夺冠。这有力地振奋了会员的精神，增强了他们的集体观念和革命斗志，为用团体的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和反帝斗争奠定了基础。

大连中华工学会基层组织也很注重从文体活动入手，对会员进行爱国思想教育和革命启蒙教育。

1924年春节后，沙河口工场工人、工学会骨干戚铭三、李长生奉命到船渠工厂（大连造船厂前身）发展会员，建立工会组织。戚铭三和李长生进入船渠工厂铰镔职场做工，以铰镔职场为基地，广泛和工人交朋友，积极宣传工学会章程，很快在全厂发展了50余名会员，于1924年夏正式成立“大连中华工学会船渠支部”，戚铭三为书记，胡家琛为助手，李长生、穆祥盛、邹风山分别为铰镇职场、旋盘职场、翻砂职场的会员代表。

戚铭三等工学会干部利用工厂举办“中日工人运动会”的机会，组织中国青年工人训练，并为他们购置了醒目的运动服，激发他们为中国人争光，为中华民族争气。在田径比赛时，中国工人把日本人远远地甩在后面，取得优异成绩。在发奖仪式上，他们狠狠地教训了藐视中国人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使这个厂的日本人再也不敢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这个厂的工会组织力量因此而大大增强。

日本学者橘朴在《中国工人运动与南满洲》一文中说：“工学会干部们从民国十二年创立开始到十四年初，专门致力于会员的启蒙工作，以此作为培养今后工作机能的准备行动。”他分析工学会这样做的原因是“会员本身如今尚未摆脱知识上处于幼稚”的状态，“勿论怎样急于以先进的思想指导工人”，“播下革命的种子也没有发芽的希望”。因此，“在真正的工人运动开始之前”，必须进行“启蒙运动”。橘朴坦率地承认：工学会“强调启蒙机能”，其初期工作“特别致力于教育宣传部事业范围内的夜校及讲演”，是非常高明的。^[44]橘朴以资产阶级学者的比较客观的分析，说明了工学会开展革命“启蒙运动”的必要性、正确性和重要性。后来的事实证明，大连中华工学会的革命启蒙教育的内容及形式和方法都是很成功的。它既为大连工会运动高潮的迅速出现创造了条件，也为大连人民爱国反帝斗争高潮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1925年1月29日，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以回复县老家探亲为由向工厂请假，秘密前往郑州，代表南满铁路工人参加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前，邓中夏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王荷波等中国工运领导人接见了傅景阳，鼓励他把大连工会工作搞好，希望他把南满铁路沿线工人都组织起来，成立“南满铁路工会”，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傅景阳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大连工人运动情况报告，代表南满铁路工人表示：“要抱定不妥协的决心，向前做去……本路工人之团结，是我们应注意的事。我们此后也惟有本此宗旨去做。”^[45]大会就傅景阳的报告作出决议：“全国铁路总工会注意赞助该路工会的进行，并设法与日本工人有所联络，组织一全路工会。关于中国工人经济之要求应以与日本工人平等之口号提出。”大会充分肯定了大连中华工学会的成绩，并选举傅景阳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

2月22日，傅景阳从郑州回到大连，召开中华工学会代表会议，传达贯彻全国铁路总工会“二大”精神。他提议：以大连中华工学会的组织为基础建立“南满铁路工会”。代表一致同意，并选举傅景阳为南满铁路工会委员长。这次代表会议还决定改“大连中华工学会”为“南满铁路大连工会”。会后刻制了印章，但为防止关东州日本当局的干涉和破坏，只对内使用，对外仍沿用“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名称和印章。这样，工学会既担负着大连地区总工会的职能，又履行地方产业工会——“南满铁路工会”的会务，肩负起双重任务。

日本学者橘朴曾评论道：“如果将工学会的性质及行动划分一下，那就是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在此以前，它只不过是一种修养精神的地方工人小团体，而今一跃成为赤色国际工会组成部分的一大产业工会的组织细胞。”^[46]他指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二大”对工学会发展的重大影响，事实确是这样。全国铁路总工会“二大”之后，大连中华工学会与全国工会领导机关建立了联系。

1925年4月14日，傅景阳又以回乡看病为理由向厂方请假。他取道上海秘密地前往广州，作为全国铁路工会的代表，参加了5月1日召开的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22日，傅景阳从广州回到大连。他认真贯彻全国二次“劳大”制定的努力发展工会组织，壮大力量的方针，带领工学会主要干部，先后到瓦房店、大石桥、鞍山、本溪、抚顺等城市及“满铁”附属地的重要工厂、矿山，积极筹划在这些地区建立工会组织。他们在鞍山八卦沟南街路的永典石印书局秘密印制1000份《中华工学会章程》，分头发给工人传阅，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在鞍山以南的几个城镇发展了一批会员，建立了瓦房店车务工会、大石桥车务大厂工会、鞍山大厂工会等基层工会组织，仅八卦沟就有30余名工人加入工会。

从1925年开始，以大连为基地的东北工人运动逐渐发展起来。日本人高桥月南从帝国主义立场出发，不无忧虑地写道：“工学会的活动分子曾去过鞍山制铁所、抚顺煤矿、本溪湖煤铁公司等满洲主要工厂致力于宣传工作，并想在这些地方设置工学会支部，然后将此联络起来形成全满工人团体，以掌握满洲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工学会“本意是想与中国各地的工人团体联系起来，这等于从无风地带的关东州开始，直到在全满洲地区掀起一个打倒帝国主义的排外的工人运动”。^[47]高桥月南不安于此，妄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却无力回天。

1925年秋天，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大连工会组织的发展出现高潮。以小野田洋灰工场工人为主体的大连中华工学会周水子分会拥有会员500余人（后来发展到700余人），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拥有会员近300人（后来发展到700余人），大连机械制作所工学会会员发展到250余人，昌光硝子、大连窑业、满洲船坞、大连电气等工厂中的工学会会员都发展到100人以上；大连的十多所大中型日资企业和几十所印刷工厂中都有了工会基层组织，全市工会会员几近5000人，大连工会运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时期。高桥月南曾描绘这一状况说：“以一时破竹之势风靡市内各工厂的大连中华工学会潜力实在雄壮得很。像一般寒流似的从乃木町西森造船所（大连渔轮厂前身，位于当时大连市区的东北边——笔者注）开始，直到大华电气、电气作业所内车库，大连共同制镇公司、大连电气器具制作所、中村铁工所、大连窑业公司、大连机关库、昌光玻璃会社、满洲船渠会社以及沙河口工场等地，一举网罗了3000多名中国职工，组织了一个工人团体。”^[48]

1926年2月7-15 日，傅景阳、高精一等4人组成的南满铁路工会代表团出席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到会并讲话。傅景阳代表南满铁路工会作了大会发言。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党团书记）罗章龙（文虎）在大会报告中介绍了大连中华工学会情况：“该会代表工人利益，不断与日本资本家反抗，深为群众所认识，日本资本家亦不敢如从前无限制欺侮工人，工会进行十分顺利，发展到三倍以上，大连有组织的满铁会社，工人已达四千余人（均能收缴会费，每人一毛）……于是大连工会益进而为反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心。”^[49]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还介绍，南满铁路工会除大连之外，“沿南满线有工作之站如下：1.瓦房店，车务工人350人及路工共500人，于去年6月间曾秘密组织分会，后被日本警署得悉，将工会首领开除，并警告工人此后不得加入工会，但会员精神仍无退缩，现正秘密进行，不久即可成立。2.鞍山大厂分会，于4月间曾公开一次，后被满铁会社压迫工人取缔……而该处工友奋斗的精神，勇敢非常，现亦在秘密组织中。3.大石桥车务大厂组织已渐完善，于9月间该会秘书受工会派遣赴奉天及南满沿线活动，行至瓦房店驿骤被警（察）严重盘诘外，并检查携带行李内有工会印刷品数份，遂被日警扣留，同时电告大石桥车务系，开除热心工友一人”。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南满铁路工会的活动，并选举傅景阳等共13人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

“南满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北部之干线，全路共有日本及中国工人16540人，内中国工人约1万人。”^[50]为了迅速把南满铁路各处的工会统一起来，成立全路总工会，“三大”之后，全国铁路总工会主要负责人王荷波（王赫波）从天津到大连巡视工作。他在傅景阳的陪同下，视察了中华工学会，并亲自到南满铁路沿线各站巡行一遍，“在各站接洽均甚满意……马上就有全线组织之希望与可能”。各站工会都表示：“将来都能派遣代表”参加南满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51]但随后因傅景阳等工会干部在“四二七”大罢工中被捕，南满铁路总工会未能成立。

工学会自始至终把代表和维护会员及工人群众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当时大连金融市场上货币混乱，市面上同时流通日、韩金票和中国的大洋、小洋及奉票等货币。大连的日本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发给工人的工资是日币金票，中国商人的店铺使用中国银元小洋，因此，日资企业的中国工人开饷后，需到钱庄将金票换成小洋，以购买生活日用品等物。而大连的十几家钱庄，一到日资工厂开饷时，便有意改变金票与小洋的兑换价格，使工人吃亏。有些奸商还以假银元欺骗工人，使工人生活更加艰难。傅景阳等工会干部认为：工会应当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给工人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工学会成立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平时不太掺假的“兴业银号”钱庄老板闫子如，请他在每月工厂开饷后，到工学会给工人兑换金票，兑换比率比市面略高，重要的是保证没有假钱。这样做，不仅节省了工人的时间，而且避免了假币。工人们高兴地称赞：“工学会真是实心实意为咱工人谋福利啊！”^[52]不少人因此而加入工会。这样做也使钱庄老板闫子如得到了好处。他薄利多兑，收入大增。其他一些钱庄老板见了，迫不及待地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又呼又喊地拉工人到他们开的钱庄上去换票子。

工学会在维护工人利益过程中，特别注重互助共济，帮助生活困难的职工。工学会章程明文规定：对因工伤或因病致残致死的会员，全体捐款，加以救济。1924年6月，邓中夏巡视大连工会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互助共济的做法。他一再向工学会干部强调：工会要为工人谋福利，要成为工人之家。他对工学会设立“救济部”，负责会员生活困难而需救济的调查等事项的规定，颁首赞同。他还拿起工学会办公桌上的一迭会员生活救济单，说：“这件事，你们办得很好。工会一定要关心群众的疾苦。工人受委屈了，要替他们撑腰出气，谁家揭不开锅了，要想办法救济。只有这样，工会才能和工人保持密切联系，受工人弟兄的拥护。”邓中夏的言传身教，使工学会干部更加关心会员生活，重视工人的切身利益。他们对会员的生老病死关怀备至，对会员家属的生活也很照顾。1925年，大连船渠工厂的一名工学会会员在坞旁海水中淹死。工学会为他开了追悼会，派人将他的棺木送复县老家安葬，并给他的家属救济300元钱。这件事，扩大了工会的社会影响。大连许多工厂的工人因此而加深了对工会的了解，纷纷要求加入工会。

当劳资双方发生争议，工人利益受到侵害时，工学会利用工会团体的力量，调解劳资纠纷，维护工人利益。据日本官方出版的《关东局施政三十年史》大大缩小的数字，关东州的大连和“满铁”附属地，1923年有4055名工人罢工28起合计98天；1924年有5490名工人罢工29起合计128天；1925年有8889名工人罢工65起合计266天；1926年有12715名工人罢工69起合计308天；1927年有12789名工人罢工43起合计217天。这些逐年发展的数万人的罢工斗争，大多是工学会为维护中国工人的权益而发动或组织的，取得一些重大胜利。特别是坚持百日之久的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震动全国，在日本帝国主义自诩为“无风地带”、“平静的关东州”，掀起空前的爱国反帝浪潮。日人未光高义在《中国的工人运动》一书中指出：“五卅事件后，大连工人运动大势来临，工学会在周水子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建立支部，获得成功。接着，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周水子纱厂的中国职工也参加了工学会……结果于1926年4-6月间，在大连郊外的周水子纱厂发生了罢工暴动事件。这不用说是大连中华工学会支持和领导的，在其背后，还得到上海总工会的物质援助。”^[53]

1927年3月15日，《泰东日报》在报道小岗子（今西岗）警察署管内1926年发生的6起比较大规模的罢工之后写道：工学会有了很大的发展，大连窑业、大华电气、冶金公司的华工全部成为工学会会员，管内其他120余家工厂的工人“将来亦必被唤醒，而齐谋结合者，乃了若指掌之事也”。的确如此，随着工会运动的发展，大连各行各业工人的团体观念日益增强。如1927年7月3日，大连递信局修缮部工人唐新民和于金山、孙秀海、田元良、刘子恭等10人，在奥町泉顺酒铺召开会议，发起成立“大连同志友谊会”。“此团体是以被日本人所雇佣的工人、店员为成员”，^[54]有会员100余人。它是大革命时期大连工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组织。

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早就想镇压大连中华工学会，但慑于中国的革命形势，始终未敢轻举妄动。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后，他们迫不及待地于1927年8月20日将大连中华工学会查封，并四处搜捕和迫害这个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大连民政署命令各工厂贴出内容相同的布告：“为晓谕事，查大连工学会，今因勾结共产党，有不法举动，已经官宪令行封锁。本工厂厂长严令所有员役，已加入该工学会者，应即实行与该会断绝一切关系，并将组织或加入同样之集会概行禁止，仰即遵照勿违。切切此谕，以上。”^[55] 8月30日，沙河口工场有30多名工学会会员被“革职”。其他工厂也有一批工会会员被资本家开除出厂。工学会骨干一部分被捕入狱，一部分北上寻找党组织，有的成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东北工人运动和东北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者。

大连中华工学会推动了沈阳和整个辽宁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东北工人运动的勃兴。1926年7月23日，日文《辽东日报》的一篇报道说：“前次奉天（沈阳——笔者注）大安烟草公司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而发生纠纷时，曾经说有工学会在背后牵线。这次发生奉天满洲汽车会社车务员罢工事件，又有了这种说法。前些日子曾有一件由奉天寄给大连中华工学会的信，上面有‘同志寄’的字样，可见在奉天至少已有志愿参加工学会的人了。”同年10月20日，日文《满洲日日新闻》在一篇报道中披露：奉天满蒙毛织会社10月15日发生的同盟罢工与大连工学会有关。“满铁”《调查时报》六卷十号进一步指出：“工学会于16日派会员到沈……偶然把皮包中的传单撒了一地。”1927年8月20日，《泰东日报》在《往来连奉间之杨任运动，罢业与福纺事件有关》的报道中透露：奉天制麻会社罢工与大连中华工学会有内在关联。这些都说明了连奉间工人运动的密切联系。日本资产阶级学者永野贺成坦率地说：“大连中华工学会充分地发挥了它的威力，使这个事件成为东北工人运动的划时代的事件，从工人情况的实际来看，东北工人运动的勃兴，恐怕是不能避免的命运。”^[56]日本人安原祺博曾经写道：“大连中华工学会是东北劳动团体在日本工厂内成立最早的中国人工会。它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支持和领导下，成为统一全东北劳动者的总工会组织的主要部分。它担负着重大的责任和愿望。”^[57]确实，中华工学会是中国人民大革命时期大连人民爱国反帝斗争的中坚力量，为大连工人运动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中国工会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3.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1924.4-1927.8）

日本帝国主义把大连作为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基地，这使大连印刷业很快发展起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全市有《满洲日日新闻》、《大连新闻》、《辽东新报》及《泰东日报》、《满洲报》、《关东报》等6家日、汉文报馆印刷厂和70余家印刷所。印刷工人总数达2000余名，仅次于机器制造业、榨油业的工人数量，居全市工厂行业工人数的第三位。

大连印刷工业的命脉操纵在日本资本家手中。中国工人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技工工资仅为日本同类工人的1/4，徒工相差更多，每月除去饭费，所剩无几。日本资本家和工头动辄寻衅，任意辱骂、殴打、开除中国工人。面对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大连印刷工人渴望组织起来，开展斗争。他们听到工学会成立的消息，便紧随其后，开始了组建工会的活动，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赵悟尘。

赵悟尘，原名赵廷选，满族人，1904年12月2日出生于奉天省盖县（今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红旗满族乡隆华村）。年仅11岁，便因生活所迫而辍学，到大连《泰东日报》社当拣字工，每天起早贪黑，工作十几个小时，还经常遭到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辱骂、殴打，饱尝童工的辛酸和苦难。五四运动爆发后，赵悟尘被新文化新思想的革命潮流所吸引。他积极参加大连中华青年会夜校学习，阅读可以见到的进步报刊和书籍，立下救国的抱负，并开始在工友中间宣传爱国思想，鼓励工友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1923年末，他代表《泰东日报》社的中国拣字工人，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由于缺乏组织领导的经验，斗争失败了。赵悟尘被报社开除，经《泰东日报》编辑长、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先生的帮助，才好不容易得以复职。

1924年初，赵悟尘结识了到大连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震瀛，得到《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苏维埃劳工政策》、《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出路，决心投身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同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第一批团员之一。1924年6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建立，赵悟尘担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他大力向青年工人进行革命宣传，向进步工人推荐革命书刊，并开始筹建大连印刷工人的工会组织。

赵悟尘和东亚印刷所工人董秀峰、西川印刷所工人魏长魁等青年团员多次聚会，分析工人队伍状况，认为大连印刷行业慕名之风严重，单靠他们这些青年很难把印刷工会组织起来。恰值此时，中华青年会主办的第三届大连中华运动会筹备处发出报名通知，规定非团体不能参加。大连印刷工人中有一支以满日社为主体的足球队，想参加比赛。赵悟尘遂与董秀峰、魏长魁等商量，决计利用这一时机，争取有声望的印刷同人的赞同，把大连印刷工会建立起来。他们首先聘请满日社和其他印刷所的几位有声望的老工人联名向大连各报馆和印刷厂的有影响的印刷同人发出请柬，邀集大家商讨成立团体参加运动会的问题。1924年4月16日，在大连中华增智学校召开了有40余名印刷工人代表参加的会议。赵悟尘作了为什么要成立团体和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团体的发言。大家一致赞同成立团体，但对团体的名称和性质，意见不一。几位工资较高的老工人主张成立“印工同乐会”。赵悟尘认为这个名称缺乏革命进取精神，不利于今后团结全市印刷工人为阶级利益而战斗。他主张模仿关内的一些工会团体，取名“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他和董秀峰、魏长魁等青年团员分头到各报馆宣传这一主张；以“印工散人”的名义，在《泰东日报》上发表《忠告中华印工同乐会筹备员书》，指出“印工同乐会”名称及性质的不适时宜，建议成立“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并对团体的任务提出了具体意见，如“出版劳工期刊”等，^[58]争取到广大印刷工人的赞同。接着，他们制订了《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简章》和会徽，诚聘大连中华青年会会长傅立鱼为顾问，请傅立鱼先生帮助办理了成立社团的手续。

1924年4月28日，东北地区最早的地方产业工会——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正式成立。250余名会员参加成立大会，通过会章，选举赵悟尘为委员长，董秀峰、邓春生（邓根立）为副委员长。从此，大连印刷工人有了代表自己利益的团体，由过去的什么“山东帮”、“河北帮”、“此地巴子帮”等，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战斗集体。

根据《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章程》的规定，该会的最高权力属于会员大会。会员大会闭会期间，执行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机关的职能。执行委员包括委员长均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兼职义务制；执行委员会下设机构最初有庶务、会计、文书、交际等4个部。每个部有部长1人，干事（职员）2～4人，由执行委员会发给聘任证书，无报酬。

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以下简称大连印刷工会）基层划分小组。小厂为一个组，大厂按工种分组，每组推选组长1人。组长负责召集小组活动和征收会费等工作。会员每人发一枚会徽。徽章为圆形铝质蓝瓷底，左右两边图案组成一个“印”字，中间贯一“工”字，象征印刷工人团结在工会周围。

为了激发会员的革命斗志，大连印刷工会制定了一首充满民族自豪感和阶级自豪感的会歌，歌词全文如下：

辽东良港大连湾，中华文明传。
印刷之术我在先，教化使均沾。
劳工神圣新使命，我辈来实现。
联合同志结团体，政教由我专。

这首歌唱出了印刷工人的满怀豪情，曾在大连工人运动中发挥出巨大的鼓舞作用。

大连印刷工会成立不久，即创办会刊，取名《曙光》；8裁纸对开版面，蜡版油印，秘密发到全市每一个印刷厂的工会小组。《曙光》经常转载进步刊物上的文章，号召工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但更多的是揭露大连日本资本家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中国工人的文章，启发工人团结起来，开展斗争。如有一次登出一名工人写的题为《住地方提小筐送礼》的小品文，抨击找职业需托人送礼的现象。这是当时大连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穷困的失业工人因此更难谋生。文章刊出后，引起强烈反响。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大连印刷工会增加职业介绍工作。他们把失业后无家可归或没有宿处的会员，请到工会住宿，每月借给6元钱的伙食费；同时，在工会的记事黑板上写清失业工人的姓名、年龄、技术专长等，让大家帮助他找职业。人多门路广，不少失业工人很快得到就职的机会，而不受或少受资本家和工头的就业勒索。(www.chuimin.cn)

大连印刷工会一成立，就办起“中华印刷工余学校”。工会初创，缺乏经费。赵悟尘、董秀峰等工会干部研究，召开会员大会，动员大家捐款。工人们热情很高，仅一个多星期，会计部就收到会员捐款200多元。其中一部分用于制作会旗、牌匾，购置锣鼓、铜号等乐器，参加大连中华陆上运动会，余下部分全部用于置办夜校用品，赶制了100多套桌椅板凳，满足了夜校开学的需要。

1924年6月2日，大连印刷工会暨附属工余学校由设在中华增智学校的办事处，迁入新会址——近江町三丁目141番地（今址友好路230号）的一幢楼房，正式公开对外办公。为扩大社会影响，举行隆重的典礼。会所大门两旁分别挂起“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和“大连中华印刷工余学校”两块油光锃亮的大牌子。会场布置得非常庄严。赵悟尘和董秀峰分别在会上作了大连印刷工会建会以来的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大会决定增设文教部，魏长魁任部长，负责夜校工作。大连中华青年会、大连中华工学会等进步群众团体的代表出席庆典，热烈祝贺。

大连中华印刷工余学校招收本行业工人及其子弟，开设初级班、高级班和外语班。初级班课程有国语、算术、日语等，教员由大连印刷工会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人担任；高级班和外语班聘请中华增智学校的林升亭等爱国知识分子任教。各个班都是星期一至星期五晚间上课，每晚3课时，教员全部实行义务制。

大连印刷工会利用工余学校这块阵地，每个星期日上午举办讲演会。会员可以自由登台，发表见解和主张。赵悟尘、董秀峰、魏长魁、王寿国等党团员和工会干部经常登台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思想。傅景阳和傅立鱼等大连进步团体负责人或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曾应聘登台宣传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国家大事，增强大连印刷工人的爱国观念。这对提高会员的政治觉悟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连印刷工会坚决维护工人利益，替工人说话办事，为工人撑腰。1925年初，12岁便从农村进城当童工的印刷工人赵廷会积劳成疾，年仅18岁便一病不起，一贫如洗地离开人世。工友无不悲痛。大连印刷工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以“我们工人为什么这样穷”为题，组织会员讨论，极大地激发了大连印刷工人对日本资本家的义愤，决心团结起来，开展斗争。一天，东亚印刷所的一名中国徒工拿样纸无故被日本工头殴打。这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如今中国工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了，团结起来了。大连印刷工会副委员长、老工人邓春生闻听此事，怒喝一声“揍他去！”于是楼下楼上的中国工人一起放下工作，去找那个日本工头“算账”，打得那个家伙钻到桌子底下求饶，大家才罢手。日本资本家见中国工人空前团结，众怒难犯，怕把事情闹大影响生产，只好出面调解，将殴打中国徒工的那个日本工头调走，把这场冲突无声无息地压下去了。从此，大连印刷业的日本资本家和工头再也不敢殴打和随意欺辱中国工人了。

大连印刷工会高度重视会员的体育活动。建会不久即增设体育部，满日社印刷工人王文翰为部长，并成立了足球队和田径队。赵悟尘等工会干部把组织会员开展体育训练和比赛，作为提高团体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培养会员的集体观念和民族意识的一种形式，给予大力支持和具体领导。

1925年初，第四届大连中华陆上运动会召开前3个月，大连印刷工会就组织田径队，进行严格训练。这届运动会一开始，大连印刷工会即得分领先，短跑、长跑、跳高、跳远、铁饼、标枪等项目都取得好成绩。最后依靠团体力量，出乎各界人们的意料，夺取了这次比赛的优胜旗。这是大连工人团体第一次取得这样好的体育竞技成绩。会后，大连印刷工会举行盛大庆祝游行。千余名印刷工人队伍严整，步伐豪迈，高擎会旗和比赛优胜旗，敲打着锣鼓，吹奏着铜号，合唱着会歌，从老虎花园运动场（今址劳动公园东侧火车头体育场）出发，遍游繁华市区，一直到夜幕降临，才回到会所。

第四届大连中华陆上运动会优胜旗的夺取和游行庆祝活动，充分显示了大连印刷工人的力量和空前的大团结，极大地提高了印刷工会在大连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全市印刷工人都感到参加工会光荣，申请入会者顿时增多。大连印刷工会的人数很快增加一倍，达到近1000人；增设组织、文教、宣传、体育4个部，共8个部；在全市70多所印刷厂中建立了80多个工会小组；成为东北地区除大连中华工学会之外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工会组织。

1925年5月1日，赵悟尘代表大连印刷工会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与苏兆征、刘少奇、刘文松、邓中夏等共25名著名工人运动领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5月22日，赵悟尘与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一同返回大连，向各工会传达贯彻大会通过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连特支的决定，赵悟尘发动全市印刷工人罢工。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视大连印刷工会如洪水猛兽，动用强权政治，以赵悟尘“煽动工人罢工，扰乱治安”为罪名，将他“驱逐出境”，押解出大连。中华全国总工会得知此事，在《工人之路》特号上，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迫害赵悟尘及大连工人的罪行。

大连印刷工会坚持斗争。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白色恐怖下，大连印刷工会代表和大连中华工学会代表不顾危险，参加了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后，大连民政署于1927年8月26日查封大连印刷工会及其夜校。大连印刷工会干部魏长魁、董秀峰、曹景阳、钟宝翼、陆洪奎等先后被捕入狱。

大连印刷工会为大革命时期的大连工人运动和大连人民反帝斗争作出重大贡献，它的功绩永载史册。

4.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1926.1-1927.8）

1926年初，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领导机构民主改选大会圆满结束。共产党员、车掌（售票员）孟庆恩当选为会长，车务员吕圣永、苏庚西当选为副会长；同时，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调整了组织机构，设置学务部、体育部、交际部、娱乐部、庶务部、会计部等6部；加强了夜校工作力量。这是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转变成产业工会的标志。

电铁中华青年团是大连最早出现的中国职工教育团体。

1921年秋，大连中华青年会提出：纪念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第十个国庆节活动，只能以中华团体为单位参加。大连电车工人为了参加“双十”节庆典和提灯游行，经过多方努力，建立了“电铁中华青年团”，王贤士为会长，孟庆恩、吕圣永为副会长。

“电铁中华青年团”的建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日本侵占大连后，为适应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建设了以有轨电车为主的大连市内的公共交通系统。供一般市民乘坐的有轨电车为绿色，从寺儿沟经小岗子到大正广场的线路上还运行着专供中国工人乘坐的橙色“劳工电车”。随着大连市内电车交通系统的建立，形成了大连电车工人队伍。1921年，总人数约为500。因为有轨电车行驶在像火车道似的两条铁轨上，车顶上连接通电的线路，以电为动力运行，所以当时大连人称其为“电铁”，大连最早的电车工人组织因此称为“电铁中华青年团”（显示出其与中华青年会的联系和区别）。

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初期具有职业组合的性质，但不是单一职业的组合。大连市的电车司机和乘务员，包括一些司乘管理人员（如监督王贤士等），凡是“电铁”青年，基本上都参加了这个组织，会员总计400余人。

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开办夜校，设英语、日语两科，各一个班；组织全市电车工人学习文化，开展体育活动等，在提高大连电车工人文化水平和爱国观念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它每年都组织大连电车工人参加“双十”国庆纪念活动及大连中华水上运动会和大连中华陆上运动会；发动电车工人开展了一些谋求提高社会地位的活动。在五卅运动中，它积极为沪上“三罢”同胞捐款，声援上海工人的反帝斗争。中共大连地委不失时机地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发展了车掌孟庆恩等进步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孟庆恩，曾用名孟惠清、孟公明。1900年出生于奉天省复县（今辽宁省大连市属瓦房店市），1918年离家到大连，开始当佣人，后考上电车售票员，与王贤士、吕圣永等人组织市内电车上的中国工人成立了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五卅运动后，他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宣传党的主张，注重对电车工人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启蒙教育，使会员明确：“电铁中华青年团的目的就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罢工，要求待遇，增加工资”，^[59]开展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和反抗日本资本家剥削、压迫的斗争；把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逐步改造成全市电车工人的工会组织，战斗力不断增强，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成为关东州颇有影响的工人团体。

1927年初，为了抗议日本统治者殴打中国电车工人，孟庆恩发动大连电车工人全线罢工，要求严惩打人凶手。他还“经常邀请爱国人士搞‘排日’讲演等活动”。日本资本家对此怀恨在心，事后便勒令孟庆恩辞职。^[60]电铁中华青年团副会长苏庚西也因此被革职。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虽遭挫折，但仍坚持战斗，车务员吕圣永继任为会长。

1927年8月，随着中共大连市委和大连工会组织被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破坏，吕圣永也被捕，大连电铁中华青年团停止了活动。但其组织中的一些幸免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工会骨干仍积极开展反对日本在大连推行殖民统治的斗争。如孟庆恩1927年秋重返大连，在美孚石油公司当职员。同年10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建立后，孟庆恩恢复了组织关系，随后他和满洲省临委派到大连的杜继曾等一起建立了中共关东县委，当选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5.大连码头工会（1929.11-1931.9）

1928年5月，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关东县委被关东州日本当局破坏后，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对大连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十分重视。同年8月14日，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指示：“工人运动自然是满洲党的中心工作，必须按中央通告进行组织工会发动斗争外，目前必须设法恢复大连工作。”根据中央指示，满洲省委不断向大连派遣干部，努力恢复大连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

1929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满洲省委书记。7月14日，刘少奇到达奉天（沈阳）任职。他详细地听取了东北地区的情况汇报，对大连的工作极为重视。7月30日，刘少奇领导中共满洲省委制订八九月份的工作计划，规定满洲的主要工作是职工运动，确定大连为职工运动的中心城市。9月下旬，刘少奇派中共满洲省委秘书处富有对敌斗争策略和经验的张干民（赵文栋）到大连开展工作，并非常具体地向他传授了在日本租借地的关东州从事工人运动应该采取的策略和方式方法。

1929年10月初，张干民抵大连，利用大连码头工人中山东老乡多的特点，确定把工作重点放在码头。他通过寻老乡交朋友的方式，对码头工人进行考察教育，先后在寺儿沟码头发展了3名党员和10多名工会会员，于1929年11月初，成立了大连码头工会，并组织建立了“工人互助会”；用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团结起来力量大的事实和道理，宣传教育和发动码头工人参加工会。

大连码头工会是中国人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关东州”建立的第一个企业工会组织，对大连码头和全市的工人斗争的复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1929年11月11日，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会议记录记载：大连“在码头工人中已有了70多人的把子，曾领导工人反对工头对于工友的剥削与压迫，反对日本巡捕对于工人的压迫，结果胜利。工人相信自己的力量，前途是很好的……并且已有5［个］工人能介绍作同志，他们久已表示愿意来干”。^[61]

1930年12月14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关于大连市委工作计划大纲》中要求：码头发展工会会员30人。1931年4月13日，大连市委在《自四月十五日到五月十五日一个月的工作计划》中提出：“现已认识的码头工人与小贩，亦须利用各种方法和他们密切起来，介绍他们加入工会与反帝组织，并需经过他们开展海员与外兵工作。”^[62]同年3月19日，中国海员总工会《致海员码头工人国际大会》的信中说“大连办事处工作才恢复……仅仅几个码头会员”。3月21日，全国海员总工会写信指示大连办事处：“码头工人工作……加紧去发展新的会员，推动他们来帮助海总工作，要与支部会议商量，成立码头工人的附属组织，去团结非会员群众。”这封指示信还要求大连办事处：“马上从码头支部中找出一、二人来，从船上支部找出三、四人来，成立大连工作委员会”。^[63]这个计划是否实现了以及全国海员总工会大连工作委员会与大连码头工会的组织关系、发展规模、会址、机构、领导人等情况未详。

6.大连油坊工会（1930.11-1932.9）

20世纪30年代，关东州日本当局采取“取缔一切工人团体”的反动政策。不仅“赤色”工会是非法的，一切工人组织都是非法的，都不得成立和存在，违者，警察机关便以非法结社、图谋不轨的罪名，加以逮捕，处以重刑。但是大连工人深知工会是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组织，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秘密地建立工会和工人斗争的组织，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殊死搏斗。这一时期关东州最有代表性的工人组织是大连油坊工会。

1930年5月末，中共满洲省委派遣省委委员王永庆到大连，担任大连特别支部书记。

王永庆把工作重点放在大连市区东部我党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三泰油坊、三菱油坊等企业。他利用三泰油坊不少工人是山东潍县同乡的有利条件，首先在三泰油坊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发展了一批工会会员。1930年10月31日，中共满洲省委在《致大连特支的信》中指示大连党组织“建立赤色工会……过去在工厂里有三五个以致十余个赤色工会的会员，不能很好的成立赤色工会的筹备会或工会小组，以推动群众集体自动的积极工作，是一个损失。现在必须很快的成立起来”。^[64]根据省委指示，1930年11月初，王永庆领导成立了“大连油坊工会”。

大连油坊工会下设“三泰油坊分会”和“三菱油坊分会”。1930年12月14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关于大连市委工作计划大纲》中指示：要在大连油坊发展300名工会会员。大连党组织执行省委指示，在1931年4月14日制订的《五卅工作计划》中要求：“油坊工会要分配得力会员到日清、北三菱进行‘五卅’工作，27-28日开一次油坊代表会”；工会组织发展的具体计划是：“三泰发展4人，南三菱发展2人，日清、北三菱、东亚、铃木各发展1人”；并要求：“三泰、三菱要在各班的会员中挑选最好的分子加强对他们的训练，使（其）起小组长的作用。没有工会的油坊——尤其日清与北三菱要由三泰、三菱分会去发展，三泰担任日清，南三菱担任北三菱，准备召集油坊代表会议”。^[65] 1931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大连油坊工会代表会召开，并建立了一批工会小组。

大连油坊工会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连出现的唯一的行业工会组织。1930年11月～1931年4月，其领导人是中共党员、三泰油坊工人王新贵。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路线统治全党后，王永庆、王新贵等大连地方党和工会的干部遭到错误批判，被打成“右派积极分子”，一些工会骨干受到牵连，从而影响了大连油坊工会的发展。其后，该组织的领导人和会员数、活动等情况未详。

7.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1935.1-1937.7）

1935年1月，中共“满铁”入船驿支部根据大连市委关于发展组织，扩大力量，开展群众工作的指示，发动党员利用同乡、朋友等关系，多方培养党的发展对象。首先从入船驿（大连火车站北站）的“集钱会”、“同乐会”等铁路工人的灰色组织中，发展李继先、房继典、孙广成、郭连成、郭恩禄、谭广伦、谭兴乾、张金信、徐忠田、魏翊辂、魏翊刚、杨文舜、王远禄等一批思想进步的工人加入工会，建立起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同时，中共“满铁”入船驿支部帮助“满铁”码头工人杨庆生、王世官等进步青年加入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并经过3～6个月的考察、培养，分别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房继典等人入党后，发展大连火车站小荷物系工人翟继温、谭广怀等加入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在大连火车站建立起工会小组。谭广伦等人入党后，发展“满铁”码头工人谭炳惠、崔继义等人加入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在码头建立起两个工会小组。

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是秘密的工人组织，是中共“满铁”入船驿支部的后备队。其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培养后，政治立场坚定者，被输送进党的组织。它以“互助互济”为吸收会员的口号，提出：有病大家捐钱治疗，有困难大家帮助解决，回家没有路费大家凑。会员总计50多人。

1935年春，中共入船驿支部书记翟清平和共产党员张有德在市委书记张敬文的领导下，发动几名老工人代表大连火车站北站的中国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和提高待遇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遂领导全站工人进行罢工，坚持一天多时间，车站运输出现严重混乱局面。日本人站长惟恐因此发生重大安全灾害事故，难辞其咎，不得不答应中国工人要求的条件：每人每日增薪1角；为中国工人修建洗澡塘子；把车站废旧枕木卖给中国工人烧火做饭。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给予大连铁路工人很大的鼓舞。此后，大连北站的中国工人反对日本侵华斗争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他们不断制造各种行车事故，破坏日本铁路运输。如共产党员谭广伦与工友杨学礼利用工作之便，把铁块放进道岔子，造成机车脱轨。共产党员郎廷常利用日本学徒工将车辆放过警冲标外，同机车相撞，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很大损失。

1937年8月，中共大连市委被日本“辽东租借地”当局破坏，100多名共产党员和工会会员被捕。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随之遭到破坏，秘书李继先和王世官等会员被捕后，日本宪兵施用离间计，妄图诱骗他们招供。他们宁死不出卖同志，不管敌人怎样敲诈，他们只有一句话：我只参加了“集钱会”，别的不知道。日本宪兵对他们施行吊打、灌辣椒水、滚钉板、上电椅、“坐飞机”等种种酷刑。，李继先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把他送到杀害中国人的魔窟——三心堂“医治”。李继先牺牲在三心堂，年仅35岁。王世官等共产党员、工会会员也英勇牺牲。大连铁路赤色职工会的10多名会员被日本当局判处5～8年徒刑。

三、同盟罢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66]工人阶级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劳动争议中，同资本家斗争的最后手段是同盟罢工（资本家的最后手段是关厂）。大连工人也是这样，最初，为了保护和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经常进行自发的局部的分散的罢工。当他们认识到单枪匹马式的个体抗争抵挡不了资本的进攻时，便进入了同盟罢工的阶段。

同盟罢工是群体性劳动争议事件。它有利于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强有力地打击资本家和反动统治阶级。在同盟罢工中，工人经济斗争的目标可能出现从经济利益上升到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高度，甚至发展成为反对资本家集团及保护这个集团的反动政府的斗争。它使工人罢工胜利的比例较之以前大为增加。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之后，逐步把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引导到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的伟大目标上来。正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所指出：“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在这里受到锻炼”，^[67]为工人运动由自发斗争转向自觉斗争，为工人群众由自在阶级转变成自为阶级，由被统治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此起彼伏的同盟罢工是工人运动史的主线，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无不如此。大连工人运动也不例外。兹从日本统治旅大时期大连工运史上数以百计的同盟罢工中，择取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影响较大的十余起事件简述如下，以窥全豹。

1.川崎造船所大连工场“1·20”罢工与沙河口工场“1·25”罢工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大连工人运动受其影响，出现了新的局面：罢工次数显著增多，罢工规模显著增大，斗争水平显著提高；仅1918年发生的引起“辽东租借地”当局注意的同盟罢工就有10余起。如1月20日，川崎造船所大连船渠工场工人罢工。1月25日，“满铁”沙河口工场工人罢工。3月5日，满洲日日新闻社工人罢工。8月10日，“满铁”中央实验所硝子部201名工人和该所窑厂106名工人因物价上涨，生活困难，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坚持3天，基本获胜。日本资本家被迫答应从本月下半月起，工人工资增加18%；但将硝子部的6名罢工领导人和窑厂的3名罢工领导人解雇。9月11日，大连机械制作所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3成的要求，12日举行罢工。沙河口警察派出所传唤6名罢工领导人。资本家开除了一些罢工骨干，迫使工人复工。9月22日，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340名工人罢工，要求每人每日增薪2角。23日，周水子警察派出所出面干预，一面进行调解，一面加以威胁，使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本资本家答应给予工人每日提高工资5～6分钱，工人罢工获胜。9月24日，大连火车站58名工人（其中日本职工8人）罢工半日，要求按期提薪，未果。10月7日，沙河口工场2062名中国工人举行罢工。12月9日，盛裕昌油坊22名工人罢工，抗议工头殴打工人，全部被资本家解雇，斗争失败。

1918年，在大连工人的10余起同盟罢工中，尤以川崎造船所大连工场工人“1·20”罢工和“满铁”沙河口工场工人“1 · 25”罢工，最引人注目。

1918年1月20日，川崎造船所大连工场（大连造船厂前身）的70名日本工人，受到神户“川崎造船所”工人大罢工胜利的鼓舞，联合110名中国工人，向场长岩藤与十郎提出增加工资40%，发给加班津贴、夜班津贴和退职金，设立救济金等6项条件。岩藤与十郎拒不应允。中、日工人遂联合举行罢工，坚持两天，日本资本家见工厂停产损失太大，被迫答应增加工资，其具体标准是，工人日工资不足0.5元的每日增加4分钱，日工资0.5～1元的每日增加7分钱，日工资1.50元以上的每日增加0.15元钱；发给加班津贴，晚8～12时加发50%，三班（后半夜）发双倍工资。

川崎造船所大连工场“1.20”罢工，是辽宁地区发生较早的规模较大的中、日工人联合罢工，对大连工人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它的胜利，对大连各个工厂的中、日工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启发，全市最大的工厂——“满铁”沙河口工场首当其冲。

1918年1月25日，沙河口工场（大连机车厂前身）2155名工人（其中日本工人863名，中国工人1292名）在川崎造船所大连工场工人斗争胜利的影响下举行罢工。他们联合起来，向厂方提出5项条件。其要点是：增加工资40%；发给加班津贴和夜班补助；每月工休两日；危险作业岗位增加津贴费；在规定的下班时间——5点以后离厂不得算为早退。日本资本家对罢工工人采用分化瓦解的手段，同70名旋盘工（车工）谈判，当面答应他们所提条件；对其他工种工人则进行“抚慰和训斥”，即拉拢和恫吓；对6名罢工领导人则“加以管制”，即勾结沙河口警察署将他们拘捕。罢工坚持9天，因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中、日工人被迫复工，仅部分旋盘工取得微薄增薪成果。

沙河口工场“1·25”罢工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这个厂的中国工人从中受到了锻炼，提高了同资本家阶级斗争的水平。同年9月28日，在老工人王茂林、杨振和、曹德俊、刘玉柱等受工友们尊敬的“四老”带领下，沙河口工场中国工人以物价腾贵，生活困难为由，向日本资本家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的《请愿书》，遭到拒绝。全厂2670名中国工人中的2062人从10月7日开始举行同盟罢工。日本工人表示支持。工厂在罢工的打击下停产1周，被迫答应给中国工人普遍升级，罢工胜利结束。工人方面也付出很大代价，罢工领导人杨振和、王茂林遭到沙河口警察署拘捕，受尽折磨，被“驱逐”出关东州，曹德俊被工厂解雇，也不得不离开大连。

1918年，大连工人运动虽然仍处于自发斗争阶段，但开始出现接踵而至的互为因果的连续性地向资本家阶级举行同盟罢工的趋势。这表明大连工人阶级日渐觉醒，开始突破帮口和秘密结社的局限。因此，川崎造船所大连工场“1·20”罢工与沙河口工场“1·25”罢工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2.大连建筑行业“8·19”罢工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工人阶级从“六三”大罢工开始，“以自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显示出了自己的战斗威力，使运动迅速取得胜利。这表明，中国无产阶级已经有力量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68]上海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从5月5日至11日，约7万人参加，使整个上海陷入瘫痪状态。其中沪宁、沪杭两条铁路工人的总罢工，给全国以极大的影响。京汉铁路的唐山工人和长辛店工人随即响应，举行罢工。济南、南京、长沙、九江、汉口、杭州、无锡等地工人也都举行了罢工斗争。

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大连工人运动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罢工次数激增，斗争规模不断扩大，工人群众开始提出经济的政治的要求。1919～1920年的两年间，大连工人同盟罢工总数73次，其中1919年55次，参加者14965人次。1919年下半年发生的有一定影响的罢工事件，如7月31日，大连焦福三油坊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获胜；8月1日，大连顺义生油坊工人罢工，要求提高工资，获得部分胜利；8月19日，大连日资建筑行业中国工人罢工；8月26日，大连邮政局中国递送员因不满现行工资制度而罢工；10月28日，大连初濑鞋店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11月1日，大连松浦印刷所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克扣工资而罢工。

大连工人风起云涌的同盟罢工，给予日本资本家和“辽东租借地”的殖民统治者沉重的打击。其中，尤以“8·19”日资建筑行业中国工人罢工，使大连日本当局最为震惊。

1919年8月19日，大连饭冢工程局沙河口丁种宿舍工地、大连三田工程局隆摩町集体宿舍工地各有190余人，大连矢野商会乃木町丙种宿舍工地、大连加藤洋行建筑工地各有180余人，大连大仓组埠头用度课沙河口工地220余人，大连大庭商会建筑工地250余人，大连池内建筑部伏见台工地270余人，大连支歧组山县通、若狭町、松山台工地各120余人，大连家屋建筑炼瓦运搬苦力1300余人，及大连福昌公司信浓町水产会社工地等土木建筑工人总计3000余名，因物价上涨，生活困难，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便联合起来罢工。日本承包商从未见过中国建筑工人有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慌忙全体出动。他们采取对“不良分子”（即罢工领导人）辞退，对大部分工人进行分化瓦解，对听从“训斥”愿意复工的人增加薪金等多种办法，历时3天，勉强恢复生产。

大连日资建筑企业中国工人“8·19”罢工，是旅大地区第一次全行业性同盟大罢工，显示出大连工人阶级的团结性空前增强。它发生在这个时候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标志着大连工人阶级新的觉醒，表明大连工人阶级已经跨越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阶段，而走向了“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团结”。^[69]这预示着大连工人队伍将以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战斗姿态，同在五四运动中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工人阶级一道开始新的伟大征程。

3.沙河口工场“五一”罢工

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日本“辽东租借地”。整个大连市面，生产停滞，百业萧条，中小工商业者纷纷垮台；兴盛一时的油坊业也“行情日疲”，从5月1日起，生产能力压缩一半，豆饼日产量由12万片降到6万片。油坊业、建筑业、码头和其他厂商都极力降低工资，裁减工人，这给大连的大批工人带来了失业的灾难。

大连最大的工厂——“满铁”沙河口工场也从1920年4月起预谋裁人。场长横井实郎惟恐工人联合起来抵抗，经再三策划，决定给每个工人发一个信封，对留用者里面装进“入场证”，对裁减者里面装进“免职令”，妄图以此分化工人。然而日本资本家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具有近20年历史的沙河口工场工人队伍已经初具阶级斗争的经验。被工友称为“智多星”的老工人刘玉柱，发动一些拿到“入场证”的大工匠和部分“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毕业的青年工人，分头开展宣传，反对裁员。

横井实郎发下信封的第二天早晨，上工的汽笛还没响，工厂大门口就挤满了人。留用的和被免职的工人都来了，但门岗只许持有“入场证”的工人进厂。刘玉柱挤到前边，冲着持有“入场证”，的工人大声说：“弟兄们！今天厂子裁了一千多人，明天又不知要裁多少，今天我们提着饭盒上工，明天说不定就得挎筐讨饭。眼下，只有大伙一条心，才能都有饭吃！”说着，他扬起手中的“入场证”，划根火柴点燃了，在场的许多留用的工人也照着他的样子烧了“入场证”，把日本资本家妄图分裂工人的阴谋化为灰烬。

4月底，沙河口工场的日本工人听到消息：他们也将被裁减；同时看到从鞍山制铁所（鞍山钢铁公司前身）被裁减下来的日本工人，已经拖家带口地来到大连，准备乘船回国，状极悲惨，这使他们大为不满，大骂日资本家心肠太狠，用人时把他们从国内招来，不用人时就一脚踢开。于是他们同中国工人一起议论怎样反抗裁员。铸造车间一个姓牛岛的和机械加工车间一个姓若木的日本工人，与中国工人于景龙等大工匠商议决定，4月30日工厂开资后，工人拿到饷钱，第二天便停止工作，但不离开工厂，以怠工的形式，开展反对裁人的斗争。沙河口工场的日本人工会组织——大陆工会联合会对此给予积极的支持。

5月1日早晨，沙河口工场的1200余名中国工人和1365名日本工人开始怠工。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簇地在车间内外走动，谁也不干活。台车职场的几位工友还将一台待修理的旧客车清扫出来，作为中、日工人联合斗争的“应接室”（办公室）。

5月1日下午，沙河口工场5000余名中、日工人集会，抗议裁员。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满铁”必须停止裁减沙河口工场工人。会后，中、日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日文报纸《辽东新报》报道：“随着满铁剩余人员的淘汰，人心的不安和动摇日益浓厚起来，其中于沙河口工场设立的‘大陆工会联合会’，是工人的一个极大的势力，对今次的大减员，有相当的对策。以横井实郎场长为首的满铁干部等，对于今后的动态颇为忧虑，现已经召开干部会，协商今后的对策。果然，5月1日下午6时，由‘大陆工会联合会’主持下的‘工人大会’，于沙河口体育场召开，会后开始了示威运动。”同一天的这家报纸还以《不安的空气笼罩着工厂，5000名职工不动手作业，关于今后的方针，作出具体方案，谴责干部》为题报道：“沙河口工场1日召开大会以来险恶的空气更进一步增加了。2日出勤的5000名职工都没工作。在各处一堆一堆地大发牢骚，不平不满不安的空气充满了工场的内外。”

大陆工会联合会会长中村道淳等工会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一方面联络大陆工会联合会以外的职工，与联合会采取共同行动，在反对裁员的《陈情书》上作连环状签名；一方面推选工人代表，同“满铁”当局交涉。

5月3日，沙河口工场18名中、日工人代表向“满铁”副社长中西和理事松本提出如下要求：1.停止这次大量裁减职工的措施，如不采纳此项要求，即或从每一个职工身上平均减去一些工码，以达到节省裁减人员所能节省的全部金额亦未不可。2.如会社不同意上述要求，应先与内地工厂为职工联系好调动工作的途径，大部分人能得到就业时，再行裁员，但裁员的人选，必须完全由职工团体自行决定；“对被淘汰的职工须作相当的保护，倘若不能采纳我们这样的稳健的要求，决定同盟罢工”。“满铁”当局拒绝了中、日工人代表的《陈情书》和要求。由此，沙河口工场中、日工人的怠工斗争发展成为公开的同盟罢工。

横井实郎蓄意破坏罢工。他收买锻冶职场一个长得矮粗胖外号“地瓜”的日本工头，领着几个工人钻进车间，叮叮当当地干起活来，引诱大家复工。牛岛带领一帮工友冲进车间，把“地瓜”四腿朝天甩在地下，痛打一顿。干活的工人都乘机离开车间。这一下，再也没人去干活了。中、日工人还联合一致，抵制工贼对罢工的破坏。

6月1日下午，大陆工会联合会再次在沙河口运动场（今址大连第八中学操场）举行罢工工人大会和游行示威，反对会社裁员。会后，罢工工人代表向“满铁”提出复工条件：罢工期间工人工资照发；对裁减工人发给解职费；付给辞退工人回家路费等，但未得到圆满答复。6月5日，沙河口工场中、日工人代表前往大连民政署，提出上述要求。2000多名中、日罢工工友自动地聚集在沙河口运动场，并组织了“决死队”，派出200人到大连民政署外面的草地上观察动静，准备一旦谈判代表被捕，即采取救援行动。在厂内集会的工人愤怒地砸碎了厂部办公大楼玻璃，“空气颇为险恶已极”。初，大连民政署长中野拒绝与工人代表谈判，警务课长汤浅拔出马刀威胁，要把工人代表“统统抓起来！”牛岛拍着胸膛说：“抓吧！你们有几千人的监狱吗？”中野民政署长见工人代表愤怒已极，如自己态度强硬，肯定发生流血冲突。他不得不与中、日工人代表谈判，并被迫与沙河口工场联系：尽量满足工人提出的条件，缩小裁减计划，发一定数量的解雇金给被裁减工人。沙河口工场的日本资本家不得不考虑大连民政署的意见，重新制订了裁员方案，还破例地制订了被裁职工补偿方案。

6月10日，日本关东厅从大连、旅顺抽调200余名警察和70多名宪兵，持枪站立在沙河口工场内外，把守工厂的各个重要部位，“严密警戒”，杀气腾腾。沙河口工场公布裁减人员名单，解雇中国工人1330名，日本工人540名、职员65名。但慑于中、日工人斗争的威力，日本资本家也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一、凡是被解雇的发给生活津贴（1917年前参加“满铁”工作的发给相当于其年收入70%的解雇金；1917年后参加“满铁”工作的发给相当于其年收入30%的解雇金）。二、凡是住工厂宿舍的，可以延期半个月搬走。^[70]这在当时工业萧条，工厂裁员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已属工人方面取得相当大的胜利。6月10日，沙河口工场为时40天的中、日工人联合大罢工结束。

沙河口工场中、日工人“五一”大罢工，坚持40天之久，把五四运动后的大连工人运动推向了高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选择时机适宜（工厂开饷以后），讲究斗争策略（由怠工进而罢工），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其声势之大，组织之好，在大连早期工人斗争史上属于空前，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也占有一定地位。它为租借地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经验，使广大工人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锻炼了一批敢于反抗和善于反抗的进步工人，为大连的中国工人团体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培养了领袖人物。稍后创建的大连中国人最早的工会组织——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人傅景阳、于景龙等都是这次大罢工的骨干。

4.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1925年春、秋罢工

1925年初，大连金融市场上的日币金票跌价。3月份，金票同中国货币银元（小洋）的比率由上年的1∶1.2变成1 ∶ 0.9。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大连水泥厂前身）等大连的日资企业用金票开饷。中国工人都是到华商店铺买东西，须先兑换成银元。这样一来，中国工人的工资无形地降低了许多，连最低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工人素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如1924年11月22日，该厂的80名工人（中国工人54名，日本工人26名）联合罢工，反对工厂裁员，坚持3天，迫使日本资本家减少了裁人数量，对仅解雇的1名日本工人，发给解雇金200元。这一次，工人们又酝酿罢工。有几个中国工人找陈德祥商量对策，并一致推举陈德祥当“总头”，组织工友开展斗争。

陈德祥（1891～1963年），大连甘井子泡崖村人。1919年，进入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做工，1925年初，被送到“满铁”沙河口工场学习设备检修技术，接触到傅景阳等工会干部，参加了大连中华工学会，回厂后任挂长（相当于车间主任职务）。陈德祥和工友研究，写了《请愿书》，“要求厂方补发金票差价”^[71]。

《请愿书》交给会社（公司）5天了，工人们不但没有得到答复，却发现周水子警察派出所的日本暗探四处“听风”。工人们被激怒了，有的往刚生产出来的水泥里掺土，有的把水泥往水沟里倒，有的把盛水泥的木桶砸碎。陈德祥见时机成熟了，便乘厂主和工头午休的时机，拉下生产车间总电闸，带领全厂中国工人冲出工厂大门，去找日本人厂主田中，要求立即涨工钱。

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是日本资本家于1909年6月投资450万元建立的水泥生产厂。1919年工厂扩建后，年产水泥16万包，20世纪20年代中期年产量达到25万包。工厂附近有两片色彩不同的住房。一片是用烂泥、石块、破铁皮和茅草搭成的百余户从山东招来的工人的住宅，坐落在工厂东面，被称为“海南屯”。另一片是用砖瓦、水泥建成的新式楼房，住着日本资本家和职员，坐落在工厂西面，被称为“西大楼”。工人们冲到“西大楼”前高呼：“不涨工资，我们就罢工！”“海南屯”的大人、孩子闻声都跑来看热闹，聚集了上千人，一起呼喊。刚回家吃午饭的田中听工头报告：工厂生产机器全部停止运转，大窑里还没烧成的水泥眼看要变成废渣，设备有报废的危险。迫于无奈，田中从窗口探出脑袋对工人们说：“你们统统地回去干活，我的马上给涨工钱。”他随即叫大账房把金票与银元的差价，按工码给全厂工人补齐。中国工人罢工胜利了，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从此，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成为大连工人运动很活跃的地方。

1925年秋，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煤粉工段中国工人郭清友因谈论罢工胜利而兴高采烈，被日本工头（现场监督）松田用作业扳手将他的头打得鲜血直流。这引起陈德祥和工友们极大的愤怒。当日下午3点，陈德祥带领300多名中国工人停止作业，向厂主田中提出3项要求：一、把被打伤的工人医治好；二、今后不准发生类似事件；三、立即将打人凶手驱逐出厂。田中错误地认为“为这点小事”解雇一个现场监督的职务，“会影响日本人的威信”，因而拒绝中国工人的要求。陈德祥遂领导全厂工友掀起对殴打中国工人的日本监督松田的“排斥运动”，使“该监督因受多数中国人的反感而待不下去”了^[72]。田中不得不让那个现场监督自己提出“辞职回国”的请求，离开工厂，体面地解决了这场民族感情风波。

在1925年春、秋两次罢工胜利的鼓舞下，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的“中国工人都加入工学会了”，并召开“大连中华工学会周水子分会成立大会”，选举陈德祥为分会委员长，刘凤玺为副委员长，谢芳林为秘书，刘安智（刘伯伦）为文教干事，王克功为体育干事；在泡崖街潘家馆子邻壁租了一处房屋，办起工人补习夜校。这在大连市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日本人高桥月南曾怀着敌视情绪记载：大连一些工厂的中国工人得知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的日本资本家依照中华工学会的要求，“解雇了殴打工学会会员的日本监督后”，都“争先恐后地参加工学会”，这些工厂是：西森造船所、大华电气冶金公司、大连共同制镇公司、大连电气器具制作所、中村铁工所、大华实业公司、大连机关库、昌光硝子株式会社，“其结果，工学会的会员一时突破3000名”。^[73]

确如高桥月南所言，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1925年春、秋罢工的胜利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周水子分会”的成立，震动关东州，受其影响，大连中华工学会昌光硝子分会宣告成立，韩冈泉为委员长。大连许多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展开反抗日本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罢工斗争。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大连工人运动，特别指出：工学会“助小野田洋灰厂中国人罢工使得胜利解决。于是大连工会益进而为反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心”^[74]。

5.福纺纱厂“3·20”罢工

1925年3月20日，午休时间。“日本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周水子纱厂”（简称福纺纱厂，大连纺织厂前身）青年工人李吉祥听到日本工头田中定三和几个从大阪来的同乡嘀咕：中国工人潘仁顺上午干活时，不听他的吆喝，公开顶撞他；他举手就打，潘仁顺还了手。田中怀恨在心，要与几个同乡打死潘仁顺。李吉祥知道田中非常凶残，生怕工友吃亏，赶忙吃完饭，跑去告诉潘仁顺，并送他离厂躲避。田中定三见到李吉祥把潘仁顺送出了工厂，恼羞成怒，同几个日本人将李吉祥打倒在地，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凶狠地刺进李吉祥的小腹，将李吉祥杀害，他却像没事一样去逛妓院。正在福纺纱厂筹建工会组织的侯立鉴听说此事，同木工闫宝恩徒步追赶十几里，找到田中定三，迫使凶手归案。

侯立鉴（1889～1935年）原是“满铁”沙河口工场工人，大连中华工学会发起人之一。1924年，他根据工学会安排，乘福纺纱厂招工之机打入该厂。他记忆力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善讲故事，能把读过的《水浒传》、《岳飞传》、《三国演义》绘声绘色地从头讲到尾。每天午饭时，他把历史故事和现实斗争巧妙地联系起来，把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中国第一次工运高潮中各地闹罢工的事，讲给工友们听，启发大家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他热心帮助工友，不顾个人得失，因此深得工友的信任和爱戴，很快在福纺纱厂工人中树立起很高的威信。

侯立鉴看到李吉祥母亲与50多位亲友赶到纱厂，冲进车间，愤怒地要砸毁机器。他提醒说：这样做，厂主可能勾结警察给我们加上“扰乱治安”的罪名，不但不能给亲人报仇，还会受到处罚。大家问他怎么办？他把拳头一挥说：“一只小鸡挨了刀子，还要扑腾几下翅膀哩！中国工人是人，要有生存的权利！欠债要还钱，杀人要偿命，咱们找日本厂主算账去！”他带领李吉祥的亲友和300多名工人，一起涌向福纺纱厂专务取缔役（常务董事）角野久造的办公室。

侯立鉴深知，要日本人抵偿中国工人的性命，在关东州的大连绝不能实现。为显示中华民族的尊严，让被压迫的中国人看到团结起来的力量，他代表死难者家属和全厂中国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三项要求：“一、严惩杀人凶手；二、抚恤李吉祥家属；三、为李吉祥出大殡，从专务取缔役到日本工头都得给李吉祥送葬。”角野久造拒不答应。侯立鉴让工友们把李吉祥尸体停放在工厂里，都扔下手里的工具不干活了。全厂形成罢工停产局面。

福纺纱厂是日本财阀于1923年投资兴建的一座大型纺织工厂，当时正在加紧安装机器。全厂停工25天，角野久造害怕延误了建设工期，大阪的会社主子怪罪下来，可能被撤职，被迫答应了侯立鉴提出的条件。

1925年4月14日，清晨，从福纺纱厂走出当地从未见过那么长的送殡队伍。专务取缔役角野久造和日本工头也都按照中华民族古老的葬俗，跟在白幡飘扬、披麻戴孝的送殡队伍后面，在吹吹打打的哀乐声中垂首挪步，往大辛寨子李氏墓地缓缓移动。沿途十几里，围观者络绎不绝。人们想起从1905年大连沦为日本“辽东租借地”以来的近20年间所遭受的屠杀、欺辱，看着平时为非作歹的日本人今天也不得不给一个中国工人送葬，对大连工人阶级的力量深表敬佩，对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必胜的信心。

1925年5月2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署名邓林的文章《日本对华之屠杀政策》，就李吉祥被惨杀事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屠杀的对华政策。文章指出：“李吉祥竟被日人五六名围在中心，大加暴打，被摔倒复起数次，最后一次李竟被如狼似虎之日人五六名协力按倒在地。田中用刃照准李某之腹部暴刺数刀，而李某则大呼数声，立即亡去。最可恨者日人五六人见李某已死，尚用力暴蹴良久，及肠饭蹴出，方各自散去。”文章揭露对于此事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该地警厅并不深究，华人无不发指眦裂。”文章严词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屠杀政策。这是一篇含血带泪的祭文，也是一篇呼唤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檄文。它进一步扩大了福纺纱厂工人因李吉祥被日人惨杀而举行罢工事件的社会影响。纱厂工人迅速觉醒，纷纷加入工会，建立起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侯立鉴当选为分会委员长。

6.大连机械制作所争取工会权利罢工

1925年底，在五卅运动大潮余波的冲击下，大连工人罢工时有发生。如12月24日，小岗子、沙河口的油篓、酒篓制作工200余人举行同盟罢工，并推选路发会、金永俊为代表，与行会业主进行交涉，要求将月工资提高到30元，遭到拒绝，工人坚持罢工10余日。行会业主经受不住生产旺季停产的打击，被迫将工人月工资提高了6元，工人复工。大连机械制作所（大连重工·起重集团前身）中国工人争取组织工会权利而举行的为期一周的政治性同盟罢工，是1925年末大连影响最大的罢工事件。

大连机械制作所，原名大连铁工厂，1917年易名“大连机械制作所”，1918年，日本资本家投资200万元加以扩建，逐步发展成为南沙河口地区最大的机械加工厂。1925年底，全厂职工约500人，其中日本人50余名，中国人450余名。

五卅运动后期，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等人酝酿以大连机械制作所的工会会员为主体，建立“工学会南沙河口分会”。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石传锦和该厂的工学会代表郭钦三、卢生东等人开始在工友中间进行组织工作。郭钦三的活动被工头梁玉高告密。梁玉高还与日本工头森川合谋，把一个刨废了的铁道叉子嫁祸于郭钦三，硬说是他画线画错造成的，借故将郭钦三解雇。

12月21日下午，石传锦和卢生东等工学会代表向厂方提出立即恢复郭钦三的工作，不准克扣工人工资等要求，遭到拒绝。石传锦愤怒地说：“不答应，我们就不干了！”厂方当场宣布将石传锦和卢生东等工会干部解雇。

石传锦（1898～1979年），奉天省金县（今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人，1912年考入“满铁”沙河口工场职工养成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集体送往俄国伊利斯拉布，在阿夫比利汽车、飞机修理工厂实习两年，“十月革命”后回国，在大连机械制作所机械车间当车工。他在俄国期间知道了列宁的名字，知道了布尔什维克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受到俄国工人阶级革命思想的影响。“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成立后，他在大连机械制作所发展一批会员，集体参加了工学会。在工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石传锦当选为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

大连机械制作所机械车间工人们听说厂方蛮横、粗暴地对待石传锦等工会代表，气愤填膺，当即便有一些人相率罢工，以示抗议。当天晚上，石传锦到大连中华工学会汇报情况。傅景阳主持召开工学会干事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议决定：一、工人罢工既已开始，工会应予支持，由大连中华工学会出面同厂方交涉。二、讲究斗争策略，把发生罢工的原因，归责于汉奸工头梁玉高的挑拨离间和日本工长的蛮横态度所引起，以求妥善解决。三、提出复工条件：除要求被开除工人复职之外，1.发给取暖费（标准同沙河口工场）；2.病假不扣工资；3.事假正当理由应予批准；4.日本工长不得对中国工人打骂侮辱，不得歧视工学会。四、交涉时以厂方的个别最低管理者为攻击对象，主要目标是汉奸工头梁玉高。五、鼓励罢工工人的勇气，不要为厂方的威胁、破坏而动摇。

在中华工学会的领导下，大连机械制作所机械车间、制罐车间、木工车间的中国工人于12月22日举行同盟罢工。“出勤的仅不过有机械工场6人，木工场1人而已。会社当局听到突然罢工的消息大吃一惊，立即请来职工代表将厂方的态度解释明白。但23日又有制罐工250人参加同盟罢工，事态进一步发展。”^[75]日本资本家采取强硬对策，宣布将罢工工人全部解雇，并在《大连新闻》、《泰东日报》等报纸上发表讹诈文章，说：“这次罢工是受赤化的宣传”，“警察方面已把罢工者的姓名都通知给各工厂，让他们不准使用。”

中华工学会针锋相对，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各报社记者说明大连机械制作所工人罢工的事实真相，以正视听。中华全国总工会派到大连工作的秦茂轩撰文揭露大连机械制作所压迫工人的黑暗内幕，并由秦茂轩、傅景阳、杨志云一起找到大连著名爱国知识分子、原《泰东日报》编辑长傅立鱼先生，请他帮助在《泰东日报》上发表。

傅立鱼先生是中华青年会会长、中华工学会顾问，同情大连机械制作所罢工工人。他与秦茂轩有亲戚关系，与杨志云有师生之谊，一向看重傅景阳的才能，所以他积极帮忙，当即打电话给《泰东日报》编辑长，要他用攻击大连机械制作所工人罢工文章的同样版面同样大的标题刊登秦茂轩的文章，^[76]迅速见诸报端。翌日，《泰东日报》报道：“大连机械制作所之华工，罢工风潮曾志本报。兹据街谈巷议，咸谓该会社工厂之工头梁玉高，万恶滔天，令人切齿。年来以拍马手段，百般施媚，颇为该厂之日本工头森川（绰号大鼻子）之宠，且巧嘴滑舌，在其谊同亲父之森川面前，搬弄同事是非，挑唆免职……结果兹因郭某之复工问题，而酿成感情性的罢工风潮……若不加查，指为工学会煽动，作罢工工人之后盾。又云由赤化宣传激成云云，未免神经过敏。”秦茂轩的文章公诸于世，揭破了日本资本家方面的欺骗宣传，沉重打击了汉奸工头梁玉高和日本工头森川的嚣张气焰。

大连中华工学会还通过傅立鱼先生的帮助，以工人联名致《泰东日报》主笔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争得社会舆论对罢工工人的广泛同情。大连机械制作所的日本资本家在社会舆论和工厂生产形势对自己都很不利的情况下，知道一味蛮横不行，只好收敛先前的强硬态度。在此基础上，傅景阳代表中华工学会同大连机械制作所的日本资本家交涉，表示愿为调停，不使事态扩大和恶化，让工人方面和工厂方面都减少经济损失。

日本资本家礼貌客气地同傅景阳为代表的工会方面进行谈判，被迫答应厂方可以发给工人煤贴，允许工人有事请假，日本工头不得打骂中国工人等条件；但不允郭钦三、石传锦等人复职。初，傅景阳认为解雇工学会干部与工会威信有关，不能让步。石传锦等人提出：不愿再回大连机械制作所，准备去沈阳谋职。在这种情况下，傅景阳向中华工学会干部指出：此次罢工没有准备，时值年关，再坚持下去，劳资形成僵持局面，工人生活难以维持，斗争可能失败；工会方面遂决定复工。12月28日，罢工结束。

大连机械制作所中国工人争取工会权利的同盟罢工轰动一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满铁”情报机关曾评论说：“大连机械制作所的罢工涉及到满铁电气作业所、满铁沙河口工场，并动摇了其他方面……这暗示着大连工人运动的发展形势是不容忽视的。”^[77] 1926年春的大连工会运动验证了这个预言。

大连机械制作所中国工人争取工会权利的罢工取得基本胜利，但也付出沉重代价。罢工的直接领导者、工会干部石传锦、尹子宽、卢树发三人，不得不离开大连，到奉天的东北大学工场做工。^[78]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秦茂轩也被迫离开大连。

秦茂轩，1902生于浙江绍兴，后移居山东济南，毕业于济南趵突泉工业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投身于反帝运动。6月初，被选为济南学生联合会总务委员。6月17日，当选为“济南市民雪耻会”经济委员，负责发动劳动界开展反帝斗争。6月下旬，当选为济南学生联合会和济南市民雪耻会联合成立的救济工人委员会委员。他四处奔走，募捐集资，安排罢工和失业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并代表学生联合会和市民雪耻会与兴顺铁工厂厂主交涉，迫使厂主撤销了开除参加反帝游行工人的决定。日本社会学者橘朴在《中国工人运动与南满洲》一文中记载：秦茂轩与“青岛的罢工事件和五卅事件有联系，在该地从事宣传活动”。因此被奉系军阀张宗昌通缉。全国铁路总工会遂派他到大连，以中华工学会夜校教员的公开身份，担任南满铁路工会干事，协助南满铁路工会委员长傅景阳工作。

1925年9月7日，秦茂轩抵连后，立即投入筹建“南满铁路总工会”的工作。同年10月，他深入到奉天（沈阳）、辽阳、鞍山、大石桥、瓦房店等“满铁”附属地，散发传单，进行串联，发动和组织“满铁”雇佣的中国工人加入工会。他在这些传单上结合工学会斗争的成果写道：“我们大连工学会已于两年前成立，为提高工资，要求发给房租费，发给车票等，取得了不少的利益。但仅大连一个地方，力量是不足的，现今派人去铁路沿线各地，希望各地的工友们欢迎他们，组织工会。我们同在一条铁路沿线，同在一个会社里做工，亲如兄弟，相互间必须取得联系，统一意志，故我们热烈地希望大家从速团结起来。”传单里还指出：“工友同志们，团结就是力量！”秦茂轩在大连和南满铁路工人中间的宣传组织活动，卓有成绩，被推举为共青团大连特支宣传委员。1926年1月初，他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是大连第一批共产党员（共9人）之一。正当他更加积极地开展革命活动时，因参与领导大连机械制作所工人罢工，沙河口警察署以“危险分子”将他拘留，随即把他“驱逐出境”。

秦茂轩被迫离开大连，到共青团中央秘书处工作。1926年7月，共青团山东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他奉命去青岛工作，旋被全国铁路总工会调回，领导天津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初，秦茂轩被调任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委书记（当时天津地委设三个部委），在北洋、裕光纱厂等处领导工人运动，不久被捕，在狱中与敌人进行顽强而灵活的斗争。同年，经多方营救走出牢笼后，他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奔波于京津之间，发动铁路工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其父秦芷堂多次让他回家暂避，并安排他“出国深造，藉避风险”，被他婉言谢绝。1928年春节之后，他不幸再次被捕。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视其为要犯，下令从速结案发落。同年5月17日，秦茂轩在北京安定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7岁。

7.昌光硝子百日怠工斗争

经历了五卅运动风雨洗礼，1926年初，大连工人斗争迭出不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昌光硝子株式会社大连工场中国工人开展的百日怠工斗争。

昌光硝子株式会社大连工场（简称昌光硝子，大连玻璃厂前身）是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旭硝子会社共同出资300万元，于1925年4月建立的玻璃生产工厂，本社设在东京，大连工场有职工500余人，同年10月投产；主要产品是平板玻璃，年产32万箱，同时生产磨花玻璃、结霜玻璃和厚板玻璃，产品销往中国各地。在五卅运动中，这个厂的一部分中国工人参加工会，建立了“大连中华工学会昌光硝子支部”。

1926年1月10日，昌光硝子的8名中国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4项要求：一、增加工资；二、公休日照发工资；三、把现行的二班倒改为三班倒，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四、增加新工人，以减轻现有工人的劳动强度。遭到拒绝。这8名工人遂举行罢工。11日，有29名工人表示声援，加入罢工行列。12日，又有8名工人加入罢工队伍，并有越来越多的工人对8名首倡要求提高待遇的工友表示声援，准备举行罢工。日本资本家见状，被迫于13日答应，自15日起，工人日工资分别提高5分到3角，但事后将4名罢工领导人解雇。这种“枪打出头鸟”的罢工结果，在中华工学会成立之前的大连工厂是常有的事，但工学会成立之后，坚决维护工运骨干和职工群众的利益，坚决抵制资本家“杀鸡给猴看”的卑劣伎俩，使这种现象大为改观。昌光硝子资方故伎重演，中华工学会昌光硝子支部领导人韩岗泉、王顺一、石竹源等遂组织工友以轮流歇工和集体怠工的方式，与之展开斗争。

切部担负玻璃生产的最后一道工序，每天来上班的中国工人不及实有人数的三分之一。生产线上的玻璃原板一到这里便积压下来，越堆越多，厂房容纳不下，影响了整个生产系统。这如同打蛇七寸，正在要害上。但日本资本家不肯向中国工人让步，他叫工贼吴大头招来一批新工人，准备把轮流歇班和怠工的中国工人解雇。

大连中华工学会昌光硝子支部研究了同日本资本家斗争的新策略：对新招来见习的有正义感的人，劝说他们退厂；对甘心为日本资本家效劳的人，把他们“挤走”。轮流上班的老工人谁也不教新来的人干活，还把一张一张的玻璃板在他们面前摔得粉碎。工贼吴大头招工之后，工厂的生产量没有增加，碎玻璃却成倍增加。厂方误以为这是新招来的工人不会干活造成的。

日本资本家的阴谋失败了，又想出一个诡计，突然宣布：所有原板玻璃将装箱运到日本切割，切部除留少数工人装箱，其余裁减。这一突然情况引起中国工人不安，果真如此，切部工人一直坚持的歇工和怠工斗争将一无所获地失败。面对复杂的情况，大连中华工学会昌光硝子支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他们分析了劳资利害关系，认为这是日本资本家策划的引诱切部工人上工的阴谋。因为昌光硝子生产的玻璃主要销路是中国东北和华北，原板装箱运回日本切割后再返销中国是赔本的，资本家不会干这样的买卖。大家心里有了底数，切部工人照样一个也不多来上工，箱部工人却加速钉做装原板玻璃的大木箱子，大量浪费工厂进购的价格蛮贵的木材。日本资本家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慌忙改变命令：停止钉做大木箱子。

切部工人看透日本资本家的虚弱本质，活一天比一天干得少。工厂生产的玻璃堆积如山，像肠梗阻一样，使日本资本家坐卧不安。这时，在大连中华工学会昌光硝子支部的领导下，大窑工人上班的也越来越少，有时连接班的人都没有。大窑如果没人干活，那就等于整个玻璃工厂全部停产，这可把日本资本家急坏了。大连中华工学会昌光硝子支部见到时机成熟，遂派石竹源以工会调停人的身份对他说：工人的工资太低，都想到别处找活干，玻璃窑上的活太重，一连干12个钟点，谁也受不了，要是不涨工资，不改三班倒，恐怕都得跑光。石竹源还代表中国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工伤待遇和住房津贴等要求，说明如不满足这些条件，工人不可能上工，上工也不可能卖力气干活。日本资本家眼看工厂长期处于半停产状态，已陷于完全停产的边缘，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中国工人提出的五项条件：一、每人每日增薪1角；二、实行三班倒，每天工作8小时；三、每月两个星期天休假；四、工伤休息照发工资；五、对有家属的职工每月发给房租津贴3.50元，对独身职工每月发给房租津贴0.80元。

昌光硝子工人坚持百日之久的怠工斗争取得胜利。他们在关东州的大连争得8小时工作制，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成绩。《满洲报》、《社会研究》等有影响的中、日文报刊报道了这个消息，给予大连乃至整个东北的工人阶级以极大的鼓舞。

8.震动全国的“四二七”大罢工

五卅运动之后，大连工人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大连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和革命力量的增强，反抗日本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接连不断地发生，终于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四二七”大罢工。它由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剥削——反抗关东州日本当局的压迫——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斗争步步深入，“先后加入同盟罢工者，计二十余厂二万余人”，^[79]得到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声援，坚持百日之久，取得胜利。它把中华工学会成立后逐步形成的大连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到顶峰，壮大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声势，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1）大罢工的爆发与第一个回合斗争的胜利

“四二七”罢工的直接原因是日本资本家变相克扣中国工人工资，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工人对日本在大连推行的殖民统治强烈不满，遂乘五卅运动后不断高涨的革命形势，起而反抗。

1925年冬，大连金融市场上的日币金票开始升值，到1926年4月，金票同中国货币小银洋的兑换率由1∶1变成1∶1.2。“福纺纱厂住宿职工的饭费一向都是按小银洋比价收取，但从1925年12月改为按金票比价收取，每月男工金票15钱，女工金票13钱”。^[80]其结果，男工每月仅能拿到1元多钱，女工还拿不到1元钱。这样变相克扣工资，引起中国工人强烈不满。4月24日，“男工向厂方提出饭费仍然改为以前按小银洋比价折扣的要求”，^[81]但4月25日工厂开支时，仍按金票比价折扣饭费。中国工人被激怒了，女工也行动起来。大连中华工学会会员、福纺纱厂粗纺科女工关桂贞、杨慧贞、杜秀贞、袁秀英、关桂香等人一起到工厂大账房，找到人事系主任新井，提出“饭费负担过重”，必须涨工资的要求。新井说：“这是大掌柜（指纱厂专务取缔役角野久造——笔者注）的命令，我做不了主。”凶狠地把她们赶出大账房。

关桂贞等人回到宿舍，把情况告诉工友。女工们气愤地表示：不给涨工资就不干了！男工们也表示支持她们的行动。“4月27日上午9点左右，1000余名中国男女工人突然举行同盟罢工”。^[82]福纺纱厂专务取缔役（常务董事，简称“专务”——笔者注）角野久造打电话给大连警察署，请予帮助复工。“在大连警察署员的慰抚劝告下”，工人们勉强复工。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委员长、中共党员侯立鉴感到问题严重，遂于当晚赶到大连中华工学会，汇报福纺纱厂事态。

当时，中华工学会正在大连各工厂中建立基层组织，并筹备召开“南满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有人因此不主张福纺纱厂这时罢工，担心会引起日本警察当局注意，破坏工会组织的发展；但大部分人认为，工会就是为了维护工人群众的利益才建立的，工学会应该支持福纺纱厂工人的罢工。为此，中共大连特支工运委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主持召开工学会干事局紧急会议，经过研究，决定工学会坚决支持和领导福纺纱厂工人的斗争，但要“师出有名”，先提出条件，同厂主谈判，如果日本资本家不答应，就发动福纺纱厂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并采取措施，争取社会舆论和各方面力量的同情，不获胜利决不收兵。

会议经过讨论，确定提出下列五项条件，同日本资本家进行谈判：“一、此后日本人在工作时，不得无故压迫欺负中国工人；二、中国工人每日增加工资小洋一毛半（不论男工、女工、成年工、童工一律）；三、减少工作时间，每日以10小时为限；四、假日照常发给工资，如在放假做工时加倍发给工资；五、工人在厂外住宿者工厂须每月发给宿舍费2元。”^[83]

第二天中午，侯立鉴为首的中国工人代表和角野久造为首的日本资方代表的谈判在福纺纱厂大账房里进行。角野久造毫无谈判诚意，态度蛮横。他不耐烦地断然拒绝中国工人方面提出的5项条件，并威胁说：你们不好好干活，就把你们送到警察署去。侯立鉴等愤然退出大账房，向工人们报告了谈判情况。工人们愤怒地表示：“不干了！”工学会会员刘庆枝推响收工的汽笛，拉下工厂总电门。侯立鉴带领千余名中国工人冲出工厂的大门，在海边沙滩上召开罢工大会，成立了罢工指挥部，侯立鉴任总指挥。

罢工指挥部下设纠察队、宣传队和生活救济队，分别推选出领导人。根据罢工指挥部的决定，住宿工人全部搬出工厂，到附近农民家里去住；宣传队把童工安置回家，布置他们每到一地，广泛宣传福纺纱厂罢工事件真相，争取农民和各阶层民众的支持；生活救济队对罢工后吃饭会发生困难的工人，用工学会平时收来的会费对他们进行了救济；纠察队在福纺纱厂四周的道口布置了执勤工友，防止日本资本家和汉奸破坏罢工。

为了“师出有名”，取得主动权，罢工的第二天，傅景阳与侯立鉴等工会干部一起草拟了《福纺纱厂一千二百名工友泣告各界同胞书》，累数角野久造对中国工人野蛮压迫的罪行：中国工人“处于花絮纷飞、满室烟雾的场所之中，每天工作不下十二小时，而且经常被日本资本家和工头殴打，鼻青脸肿，头破血流是经常的事；平均工资一个月只不过7.5元钱，现在扣去6元伙食费（过去5元），让工人用什么维持生活泥？”^[84]这充分说明福纺纱厂工人罢工是日本资本家逼出来的，中国工人是为了争取活命的权利而不得已为之。中华工学会把这份文件发送大连各报社和各地工会，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

4月30日，大连的3家中文报纸都依据《福纺纱厂一千二百名工友泣告各界同胞书》，在显著位置报道“四二七”罢工的消息。“中日新闻界，对工人皆表同情。”^[85]《满洲报》深刻地指出：“此次罢工之主要原因，传称为因食费问题，实则里面因专务取缔役角野久造氏，极其专横。对于从事员，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尚属可说，但彼只视工人为奴隶，行为若此，遂激成此次之反动，其辛酸泪语，若经工人逐细诉出，实有令人极表同情不置者。”《关东报》一针见血地指出：“福纺罢工表面虽因食费问题，其实为不然。闻系因内部专横，已至其专务取缔役角野久造，视工人如草芥。故皆入骨髓，结果如斯爆发。且角野专役，终以资本家对于劳动者之态度，视全员如奴隶，其横情状实已深刻印入社内作事之中日人员脑中，忍不胜忍，并对增薪及缩短时间等问题，无一实现，以故各人员始施出最后之手段。”《泰东日报》揭示：“因为工厂待遇工人过于苛薄，工资太少，几使工人不能生活，工厂又视之如牛马，动辄打骂，使工人无生人之乐趣，因此酝酿而成罢工之结果。”这些报纸还透露：福纺纱厂的“日本工人对此罢工非但不表反对，而且暗中雀跃”；“日之从业员者，对此深表同情，大呼快哉”。^[86]福纺纱厂中国工人罢工真相一经公诸于世，日本资本家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就连“警察方面，闻工厂平日之行为，对于工人亦殊抱同情”。^[87]不再任凭角野久造的调遣，这为大罢工的持久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二七”罢工开始时，角野久造以为依靠大连警察署的力量，不出3天，中国工人就会一个一个地回厂请求复工，所以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中共大连特支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对罢工的强有力领导，打破了他的幻想。4月30日，角野久造不见一个工人回厂复工，再次向警察当局求救。当日下午，大连警察署请罢工工人代表去谈判，提出：工厂从10月份开始给工作6个月以上的职工提薪，工人在这一期间内须退出工学会；依靠工学会相互救济的机关由工厂设立救济会取代。若同意这两个条件，工厂容许工人留职，若不同意这两个条件，工厂要求工人“即刻辞职”。对于妄图以些微工钱，瓦解工会组织的这两个复工条件，侯立鉴等罢工工人代表断然拒绝。日本警察恼羞成怒，将侯立鉴、初玉昆、刘庆枝等3名罢工工人代表拘押于大连警察署留值场（拘留室），严刑拷打，强迫他们答应复工条件。侯立鉴等誓死不从。

“四二七”大罢工领导人被捕，这一度在福纺纱厂工人和家属中引起惊慌。中共大连特支和大连中华工学会一边设法营救被捕人员，一边安抚他们的家属，保障被捕工人家属的生活；同时，大连中华工学会干部轮流到福纺纱厂罢工指挥部值班，很快稳定了罢工工人的情绪，又推选出木工部工人崔仁山和精纺科工人汪子馨等工学会骨干作为罢工领导人，压住了大罢工的阵势，取得了第一个回合斗争的胜利。

（2）招工与反招工的持续斗争

日本资本家勾结警察当局逮捕罢工领导人，不能使工人复工，又企图以开除罢工工人相威胁。5月4日，角野久造指使工头在福纺纱厂各大门上张贴告示，声言：“各工人若不及早请求复工，或威胁上工者，依法处罚。”^[88]同时，角野久造命令纱厂日本职员全体出动，到福纺附近各村，以高工资为诱饵，招募新工人。但“四二七”大罢工已轰动全市，经过工学会和新闻媒体的宣传，福纺附近各村老百姓无不知角野之苛刻和纱厂工人因何故而罢工，皆不肯上当，“应募者无几”。无奈，角野久造向关东州的日本资本家组织——“大连工业会”求助。5月6日下午，“大连工业会”召开干部会议，听取了角野的报告和请求。会议决定：“麻烦民政署，请它恳谕一次屯、会长”，协助福纺纱厂平息罢工。^[89]

5月8日，大连民政署地方课课长藤井应“大连工业会”的请求，到福纺纱厂所在地的周水子会事务所，向会、屯长发出训示，并同会、屯长们商量了对付纱厂罢工的方法。5月9日，“大连工业会”召开干事会，参照会、屯长们的意见，制订了福纺纱厂罢工“解决方案”。5月13日上午，大连民政署地方课将周水子会、屯长等10人招集到“大连商业会议所”，令其列席“大连工业会”的干事会。会上，角野久造抛出纱厂罢工“解决方案”，内容如下：一、原福纺职工，这次愿意进厂的，按原工资录用，将在6月份给增加工资；二、会社不录用工学会会员和技术无发展前途的工人；三、会社拟按熟练工和学徒工来录用工人。熟练工尽可能承包作业，日薪（干零工时）按高于小洋3毛钱付给工资，徒工在学徒期间（以6个月为期限）要根据工种和男女性别的不同，一天付给小洋26～33分钱的伙食费及补贴，学徒期满后，将付给30～36分钱的初次上工的工资；四、会社要致力于日中亲善，并希望彼此能立即诚实地相处；五、会社规定中午吃饭的时间为30分钟；六、工人在离厂时须缴纳的花费，一律以小洋核算。^[90]大连民政署地方课命令周水子会、屯长们按照这个“解决方案”，劝告工人复工。会、屯长们表示：将把这些条件转告属地的罢工工人，可望从5月15日复工。

周水子会长王致慎秉承日本统治当局的旨意，通告其所辖之各村长：“请即告知各该工人，有愿上工者，赶忙上工，工厂照旧收留，其不肯上工者，即行开除。工厂方面，亦另外招工了。如其愿意上工者，在路上如有意外之事发生，官署必严重察办。”^[91]

大连民政署和“大连工业会”炮制的福纺纱厂罢工“解决方案”基本上答应了罢工工人提出的经济要求，但却夹带着一个阴险的政治阴谋——取消福纺纱厂的工会组织。

工会是工人利益的代表者。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和资本家组织深知这一点。他们提出：“会社不录用工学会会员”，就是要瓦解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纱厂分会，使工人斗争处于无组织状态。这是中国工人根本利益之所在，是不可妥协的。针对这个旨在破坏工会组织的复工方案，福纺纱厂罢工指挥部在中共大连特支和大连中华工学会的领导下，以“被捕工人代表未释放之前，拒绝一切调停”为由，断然拒绝日方的“解决方案”。同时，大连中华工学会利用新闻舆论工具，对周水子会长王致慎俯首听命于日本统治当局，与日本资本家相勾结的无耻行径和汉奸嘴脸进行揭露。大连三大中文报纸之一的《满洲报》痛斥王致慎：“为少许之津贴，维护日本资本家的利益，恫吓工人。”^[92]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上海《民国日报》指责：“王致慎受日人运动，致函各村长令其强迫各村工人上工，威胁工人从速上工。”^[93]正义和舆论的力量，使王致慎声名狼藉。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相勾结的阴谋被粉碎，角野久造的复工计划再次遭到失败。

福纺纱厂是日本财阀开办的国际性托拉斯——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的重要棉纱制品厂。这个厂的工人罢工，严重影响了整个公司的利益。角野久造使出浑身解数都不能使工厂恢复生产，“陷入绝望之状态”，^[94]不得不求救于大阪的会社主子。

5月15日，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取缔役（公司董事）胜木宗太郎从大阪专程到关东州，妄图迅速平息罢工。一抵大连，胜木宗太郎就对往访记者发表谈话：罢工工人工资“稍涨亦可”；但以“工厂创办之日尚浅”为借口，对工人提出的其他条件，表示出拒绝谈判的态度；并声称：“罢业原因，系起于某种事实，非起于专务与工人之间感情”，^[95]意谓福纺纱厂罢工是“工学会在工人中搞惊人活动”^[96]的结果。他极力为角野久造的专横和残暴进行辩护，这完全是日本国内资产阶级的腔调。东京《朝日新闻》特派员采写的报道即作如是说，并造谣：“两三月以前，工学会伙同充当参谋的工会夜校，就在福纺的大后园里有目的搞煽动宣传演说及对策，到各家各户走访进行煽动威胁活动。”^[97]胜木宗太郎的意图，显而易见，是代表日本国内资产阶级强硬派的观点，妄图以强权政治手段平息罢工。

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福纺纱厂工人针锋相对地加强了罢工的政治斗争色彩。5月18日，罢工工人代表孟兆德等12人前往大连警察署，向小坂高等主任递上全厂职工联名的《陈情书》，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侯立鉴、初玉昆、刘庆枝等3名罢工工人代表，“并表示若不接受的话，将拒绝任何调停、仲裁”。^[98]

5月19日，胜木宗太郎通知福纺纱厂罢工指挥部：工人如果复工，每天的工资可以比原来提高3.5分，但根据“企业活计忙闲”，“工人的收入亦有所增减”。他还声明：会社方面把这“作为最后意见”，“职工方面如不接受时，坚决解雇，重新招收新工人”^[99]。罢工指挥部识破了日本财阀妄图借助警察署压迫，把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敷衍搪塞过去的伎俩，当即予以揭露，坚决拒绝同胜木宗太郎进行谈判，领导工人坚持罢工。胜木宗太郎的复工阴谋未能得逞，只好以“调停失败”为结果而溜回日本。

“四二七”大罢工进行一个月，福纺纱厂工人生活普遍发生困难，不少人家揭不开锅。中共大连特支和大连中华工学会发动全市工人及各行各业爱国人士捐款援助。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和不少工厂的工人献出一天或半天的工资，大连店员协会和大连中华青年会发动商学界群众也捐了款。大连中华工学会用这些捐款买了苞米和木柴，装在马车上，送到福纺纱厂罢工指挥部，解决了罢工工人的生活困难，更加坚定了福纺纱厂工人罢工到底的决心。

角野久造在福纺纱厂附近村庄招工不成，不甘心失败，又派工头到旅顺、金州、普兰店等离周水子较远的农村招工；利用给路费、优厚工资待遇等花言巧语，欺骗贫苦农民。但他们招来的人没进入工厂，就被罢工纠察队堵住。纠察队员向厂方招来的人说明情况，这些农民子女不肯打碎福纺工人的饭碗，纷纷返乡。

明的招工不成，角野久造派工贼暗地招工。5月下旬的一天早晨，福纺纱厂的机器运转声突然响起来。有人在街上喊：“大家快去上工，不上工就开除了！”工人们正茫然不知是怎么回事，罢工开始时侯立鉴安排留在厂内探听消息的宿舍杂工付国琛到罢工指挥部报信说：工头李伯仁昨天深夜从普兰店招来几十名新工人，一清早就把车间里的机器开动起来，跑空车，制造复工假象；角野久造还派人出来散布谣言，蛊惑人心，妄图欺骗工人复工。

罢工工人知道底细，安下心来。当夜，付国琛领着几名罢工宣传队队员潜入工厂，把福纺纱厂工人罢工的事情经过告诉了新招来的人。大多数新工人连夜跳墙逃走。第二天深夜，罢工工人傅永仁对那些没有离开纱厂的新工人演了一出恶作剧。他穿上白袍，乘人熟睡之机，进入纱厂院内宿舍“作妖”，又吓跑了一些人。大连的几家报纸以此为奇闻，大加宣扬。《满洲报》神乎其神地报道：“该工场宿舍内于数年前有大辛寨子居民李吉祥年约20岁，在该宿舍内，为某日本人所惨杀。其冤魂终不消灭，而为此不平之举动。”^[100]这则消息把1925年春天日本人惨杀中国工人李吉祥的罪行与此次大罢工联系在一起，更增强了大连人民对福纺罢工的同情和反帝斗争的激情。一时间，福纺纱厂闹鬼，神灵亦偏向罢工工人之说风闻全市，弄得许多有迷信思想的人真假难辨，信以为真。

在天怒人怨的浓烈气氛包围之下，角野久造把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新工人不分男女集于一室，以便看管，生怕他们逃离工厂。新工人知道受骗上当，后悔莫及。一些10岁左右的孩童放声大哭，状极悲惨。成年男女想尽办法逃跑。5月30日深夜，工头李伯仁从普兰店骗来的10多名女工越墙潜逃，正在翻墙之际，被看守发现，鸣号捉拿，只有1名女工拼着性命逃离工厂，其余的人又被捉回。5月31日晚上，留在厂内的工人付国琛帮助女工在宿舍墙角打开一个洞，30多名女工刚钻出洞口，被护厂的日本警察发现，悉数从原洞逐回。付国琛为此被日本警察毒打一顿。翌日，日本警察又尾踪追寻，将30日晚逃离的那一位女工追回，幽囚起来。这更加激怒了新工人，谁也不肯就职。

日本资本家招收新工人，以图复工的道路被罢工工人堵死了。角野久造一筹莫展，恳求周水子警察派出所出面“维持”。“然该处派出所松岛部长谓工人自动的休职，以归故乡，于法律上亦无特别罪过，颇难为情。”^[101]角野又求助于大连民政署，但福纺纱厂工人罢工“师出有名”，大连民政署亦觉难办。

6月3日，大连民政署地方课长藤井专赴旅顺，遏见关东厅最高长官儿玉，报告福纺纱厂罢工情况，请求对策。6日上午10时，日本在旅大地区的最高统治当局——关东厅将大连警察署长水野、民政署长田中和关东厅地方课长藤井、纱专务门野，招至一处，秘密策划对付福纺纱厂罢工的办法。会议一直开到午后1时半，最后决定由水野署长行使警察权，检举处罚妨碍招工的罢工工人，以免工潮扩大，造成地方不稳。

角野久造得到警察当局的帮助，为之一振。“竞谐警察及日本工人工头、流氓三四十人，在工厂邻近各地住房强迫女工上工，其强迫手段，实在惨无人道。每晨天还未明，就闯入就近的工人住房……硬将女工从被窝里拖出，强迫上工。女工不去，他们就加以棒吓”。但中国工人坚定地表示：“工厂方面如不允所要求之条件，宁罢工而饿死，决不上工！”^[102]福纺纱厂罢工指挥部决定从惩治卖力招工的汉奸工头入手，迎头痛击敌“人，坚持”反招工斗争。

6月19日上午，四二七罢工领导人汪子馨带领20余名罢工纠察队员，在周水子火车站堵住为角野招工最卖力气的工头张吉恒。张吉恒一人就从其老家普兰店骗来60余名新工人，且巧施手段，调戏女工。罢工工人对他恨之入骨，把他打得放下去是一堆，提起来是一条，活像死狗。

第二天，罢工纠察队清算工头李伯仁招收新工人并为角野久造制造复工假象的罪行。打得李伯仁双手抱着脑袋，像要被杀的猪似的倒在地上嗷嗷叫。

6月25日，罢工纠察队员王业建等人在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工学会会员的配合下，痛打了为日本资本家卖力招工的工头金立敬。金立敬跪地求饶，发誓再也不干了。还有一个叫潘仁声的家伙，贪图日本资本家的高价招工钱，偷偷地替角野久造招工，被罢工纠察队员张天贵等人堵在福纺纱厂后面的乱葬岗子，打得他跪在地上一个劲地求饶。

张吉恒、李伯仁、金立敬、潘仁声等被罢工纠察队狠狠地教训了之后，想为日本资本家招工的工头和汉奸都被吓住了，谁也不敢再去招工了。

侯立鉴等3名被拘押的罢工领导人英勇抗刑，绝不承认有“幕后指使者”。中共大连特支领导全市有组织的工人开展抗议活动。大连警察署抓不住任何把柄，恐于罢工工人方面因领导人未释放，拒绝任何复工谈判，只好在6月中旬把他们全部释放了。侯立鉴等3人回到福纺纱厂，继续领导工友开展反招工斗争，使角野久造的复工希望成为泡影。日本资本家在同罢工工人进行的这个回合的斗争中，又惨遭失败。

（3）镇压与反镇压的激烈搏斗

旷日持久的福纺纱厂罢工震动国内外。6月22日，日本福岛纺绩株式会社电召角野久造回国述职。同日，大连民政署将周水子会正、副会长召至到署，加以训斥，令其安定地面，协助福纺纱厂复工。“大连工业会”这个日本资本家组织则要求警察署强行解散工学会，以求平息罢工风潮，但遭到有识之士的反对。《满洲报》评论说：“此不过扬汤止沸……若徒持强迫手段，恐非处置工潮之上策也。”^[103]大连警察署长水野在强烈反对之下，未敢取缔工学会，但把6月4日关东厅会议关于镇压罢工的决定付诸实施，下令周水子警察派出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罪名，于6月22日，把夏重山、孟兆德、管云贵等8名在海边阻止招工的罢工纠察队员拘捕，并以这个理由查封罢工指挥部——中华工学会周水子福纺纱厂夜校。当晚，大连中华工学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调查组，先到福纺纱厂了解情况，然后同日本统治当局交涉。

23日上午，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唐宏经和总干事高及三等13名工会代表到福纺纱厂，打开被封的夜校大门，恢复了罢工指挥部。当夜，唐宏经向大连中华工学会干事局会议汇报了福纺纱厂事态，并提议召开全市工人声援罢工大会。

24日，中共大连地委工运委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利用午休时间在沙河口工场货车职场北头的木垛后面召开声援罢工大会的预备会议，研究声援大会的议程和组织措施。据此，午后4点多钟，大连市有组织的工人群众陆续往福纺纱厂厂外的北场子集合。傅景阳领头在前，他的身后是沙河口工场（大连机车车辆厂前身）、中村铁工所（大连机床厂前身）、昌光硝子（大连玻璃厂前身）、大连窑业（大连电瓷厂前身）、大华冶金（大连钢厂前身）、大连电气（大连电业局前身）、大连机关（大连铁路分局机务段前身）、大连机械制作所（大连重型机器厂前身）、西森造船所（大连渔轮厂前身）等10多个工厂的工人队伍。小野田洋灰株式会社（大连水泥厂前身）的工人队伍从泡崖子赶赴福纺纱厂，声援罢工。一些家住福纺纱厂周围的农民烧了绿豆开水，挑进会场；有的把自家的水缸也抬出来盛水，慰劳罢工工人。周家屯的大人、孩子差不多都聚集在会场周围，人山人海。

午后6点钟，“大连工人声援福纺纱厂罢工大会”开始。傅景阳站到一条长板凳上讲话：“伙友们，我代表大连中华工学会向坚持罢工的福纺工友致敬……衙门只管抓工人，可不管日本资本家怎样压迫工人。我们要争人权争自由！警察署必须放回抓去的工人！”参加大会的工友随声高喊起来。傅景阳讲完话，示威游行开始。声援罢工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围着福纺纱厂高呼口号。一所工厂罢工，全市工人声援，这在大连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它表明大连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空前增强，罢工斗争的水平空前提高。关东州日本统治当局惊恐万状，星夜策划镇压。当晚，大连中华工学会干事局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营救夏重山、管云贵等8名被捕工人的问题，决定第二天由傅景阳等工会干部出面，以中华工学会的名义到大连警察署交涉要人。不料，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行，大连警察署就以工人“示威运动犯日本刑法之骚扰罪”为由，开始大逮捕。

6月25日，大连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小坂，“拟以胁迫嫌疑罪”，派员将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拘捕；又“拟以业务妨害罪”，派员将大连中华工学会周水子分会委员长陈德祥和工学会干部曲作霖、刘伯伦拘捕到署。同一天，小坂还“拟以伤害教唆罪”，派员将沙河口工场的工学会骨干于景龙、朱山春、唐继先、孙长贵拘捕，关押进大连警察署留值场。

6月26日下午，关东厅保安课长大场专程从旅顺到周水子福纺纱厂察看，又到大连警察署召集水野署长、小坂高等主任、大内警务主任及小岗子警察署长石井等警察头目开会，确立了以强硬手段武装镇抚，从速平息罢工的对策。

6月27日，大连警察署署长水野不顾星期天休息，集合各警部主任，召开秘密会议，研究“镇抚”措施。水野“训谕”各警部主任：“不可不知福纺事件之内容”，此次“非拘工学会长，拟将背后的某种煽动者押禁，冀劳动争议之根本肃清”。^[104]这一群日本警察头目一直秘密策划到午后两点钟才散会。会议决定：每日往福纺纱厂所在地的周水子警察派出所增派警官数名，以备“遇非常之事故”，继续“捕其奋斗之工人，以期防止事发于意外”。自此，大批日本巡查日夜穿梭于福纺纱厂附近，对罢工工人“见影即追”，大肆逮捕。至6月28日，因参与罢工被日本警察拘禁的人数达26名。大连警察署以木原警部补为主任，连日审讯被捕者，企图找出罢工“背后的某种煽动者”，但一无所获。7月3日，大连警察署将傅景阳等19人押解到大连地方法院检查局“究办”。

关东州的日本资本家组织——“大连工业会”深感工会的威胁， “7月上旬，就如何对待工学会的问题，在策略上进行了反复讨论研究。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是要扑灭工学会”。但沙河口工场场长兼“大连工业会”会长武村，深知该厂是工学会的大本营，工会力量强大，害怕“扑灭”不成，反倒在沙河口工场激起新的工潮。他因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采取了“等等看”的策略。武村一方面表示“接受工业会”关于“扑灭工学会”的意见；另一方面却不急于去执行，既不得罪“工业会”，也不冒犯工学会。“由于‘满铁’采取了这样一种高明的方针”，“于是扑灭工学会的提案，终因最后意见未完全统一而拖延了”。^[105]

大连工人阶级以团体力量分化瓦解了日本资本家组织的阴谋，但统治当局还是坚持维护日本资产阶级的利益。7月3日，沙河口工场工人、大连中华工学会总干事高及三等工会干部前往大连警察署，递交全厂工人联名《保释书》，强烈要求释放傅景阳等工会干部，竟被警署“拟以业务妨害罪”拘留。10日，大连警察署又拘捕罢工赞助者两人。颇负盛名的市议员、大连中华有志联合会会长傅立鱼先生的住宅也被日本检查官小野寺和10余名日本警察搜查了两个多小时。“大连警务署长，对新闻记者言：可惜日本无枪毙之治律，否则立将傅立鱼枪毙之。从此可见日本帝国主义之愤怒矣。”^[106]据当时报纸报道，大连警察署因福纺纱厂罢工事件先后逮捕29人，除闫兴礼、张吉恒、张百吉、李伯仁等4人是为“调查工学会会员暴行伤害”罪而“留置考之中”，随即释放，其余25人均被拘押。新闻界惊呼：福纺罢工事件“警察侧愈调查，连累者愈多，将来不知如何扩充范围”。^[107]

在罢工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大连地委和大连中华工学会领导全市工人坚决反抗日本统治当局镇压工人运动，支持罢工斗争。中共大连地委青工委员王立功、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唐宏经等人冒着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深入到福纺纱厂罢工工人中间，研究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的策略，指示罢工纠察队员装扮成农民，在靠近道口的庄稼地里，一边帮助农民干活，一边站岗放哨，阻止日本资本家和警察破坏罢工。中共党员、大连中华工学会文牍部（秘书部）副主任辛培源，住在沙河口工场附近的工棚里，上下班路很近。但为保持党与工会组织和罢工工人的密切联系，避免引起日本警察的注意，他搬到甘井子三道沟的亲戚家中住宿，每天往返步行近40里，早晚从福纺纱厂后面罢工指挥部附近路过，巧妙地与罢工领导人联络，了解斗争情况，传达上级指示。6月8日，唐宏经、王立功、辛培源、于全福等大连中华工学会干部在星个浦（今址星海公园）的一棵大树下召开秘密会议，研究营救傅景阳等被捕罢工领导人和坚持罢工的办法，决定继续发动全市工人声援福纺纱厂罢工，进一步加强与农民的团结，争取各阶层人民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同情与支持，同全市人民结成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使罢工工人有强大的后盾，坚持同白色恐怖斗争，粉碎警察当局的血腥镇压，迫使日本资本家屈服，夺取罢工的最后胜利。

在中共大连地方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发动下，全市工人积极支持福纺纱厂罢工。大连各工厂工人、大连码头工人、大连油业工人联名发出《致福纺罢工工友书》，称赞：你们“向敌人进攻，不顾利害，不怕痛苦，至今已两月之久，不但一点不见懈怠，反更加勇猛。听说你们日前对工贼施以严厉的对付，我们闻听之，快慰十分。我们的罢工是有价值的，是大连以至全满洲劳动运动的开始，我们佩服你们的勇气，你们是大连工人的先锋队”。并表示：“我们盼望你们更向前进，不屈不挠，不得最后胜利不止，我们正预备援助你们了，我们这里的几万人正想法组织工会，将来我们要联合起来一齐向前进攻！”^[108]

这强大而有力的声援，使处于困境的福纺纱厂罢工工人受到莫大鼓舞。紧接着，大连中华工学会起草了《福纺罢工工友泣告周水子会农村父老书》，凄侧动人地写道：“我们本来也是农民，不过因为洋资本家到此地来以后，修铁路、设工厂、开买卖，他们一天一天的发大财，我们一天一天的因而就穷起来了，东西一天比一天贵，我们的日子没法过，把土地都被洋财主渐渐的买去，我们都变成了穷光蛋！我们从前务农为业的，现在因生活逼迫，万般无奈，方跑到外边当工人。当工人真苦啊！简直牛马不如，赚钱少做工多，一动就挨打挨骂，我们因受不了，才罢工，到如今已经两个月了，我们还很能坚持下去，而且大连的工友，和国内的工友都很捐款救济我们，我们的力量是很大啊！我们相信你们是和［对］我们表同情的，你们是很苦，将来也恐免不了因没有法子而变成工人，你们要站起来援助我们，农工联合起来！”^[109]

《福纺罢工工友泣告周水子会农村父老书》响亮地喊出了“农工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说出了农民弟兄的心里话，在周水子附近农村宣传后，唤醒了广大农民对自己前途的觉醒。许多农民冒着被日本警察逮捕的危险，援助罢工工人，只要一听说是“纱厂工人”，不管认识与否，就供饭留宿，热情款待。

福纺纱厂附近的一些爱国商人也给予罢工工人很大的支持。陈启德等几名罢工纠察队员被日本警察追捕，无路可去，跑进周文合家里，周文合把他们藏到女儿的闺房里。日本警察没进这个商人女儿的闺房，陈启德等人得以脱险。刘世永伙食铺多次免费为罢工工人提供饮食。

中共大连地委指派共产党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副委员长唐宏经接替被捕入狱的地委工运委员傅景阳的职务，加强对福纺纱厂罢工的领导，密切保持党与罢工工人和工会组织的联系，保证了福纺纱厂工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有组织的罢工斗争，战胜了日本警察当局的血腥镇压，取得了又一个回合斗争的胜利。

（4）大罢工的最后胜利与全国的声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