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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拒俄运动中的大连工人斗争

【摘要】:“拒俄运动”中的大连工人斗争“拒俄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反抗沙俄侵占东北的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拒俄运动”,终于使沙俄的野心未能得逞。“旅大租地”人民特别是大连工人在“拒俄运动”中的斗争颇具锋芒。1901年2月21日,大连港工地俄国监督尤金殴打中国工人。这个消息给予中国各地各阶层爱国民众以极大鼓舞,推动了“拒俄运动”的开展。

“拒俄运动”中的大连工人斗争

“拒俄运动”(1901~1905年)是20世纪初中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反抗沙俄侵占东北的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

1900年7月,以沙皇尼古拉二世为总司令的17.7万余人组成的俄国侵略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7月27日,俄国满洲占领军司令、关东州最高长官阿列克谢耶夫命令俄军以突袭手段侵踞金州城。他们撕毁《中俄订立旅大租地条约》关于“金州城自行治理”,属清政府奉天省管辖的规定,在城中升起俄国国旗,将金州副都统福升,协领继德、富伦,金州厅海防同知马宗武,训导王奉琛,巡检汤洵等清政府任命的金州城官员押往设在旅顺的沙俄关东州治所,继而又把他们押送俄国的犯人流放地——库页岛。1901年2月,沙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约款十二条,规定俄国在中国东北有驻兵权,有出兵“剿抚”权,有要求革办中国官吏权;中国不得驻兵东北,不得运入兵器,不得自行造路,等等,妄图把中国东北变成俄国殖民地。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拒俄运动”,终于使沙俄的野心未能得逞。“旅大租地”人民特别是大连工人在“拒俄运动”中的斗争颇具锋芒。

1901年2月21日,大连港工地俄国监督尤金殴打中国工人。数百名筑港工人起来反抗,他们集体同沙俄“大连筑港事务所”展开说理斗争,坚持罢工两天,迫使筑港事务所贴出告示,答应中国工人提出的三项要求:撤掉尤金监督职务;俄国监督今后一律不得打骂中国工人;监督如有勒索工人行为,以法处理。

1902年12月1日,大连港4家代理店雇佣的500多名码头装卸工人,因俄国监督不许他们在作业待工时进库房避寒,一齐离开码头,以罢工方式表示抗议,迫使沙俄“大连筑港事务所”同代理店方面各出资一半,在港内南侧搭起一处简易工棚,作为码头工人作业待工时的避寒场所。

沙俄从各地骗到“旅大租地”修筑大连港的5万多名中国工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到了青泥洼,老毛子当家;
劈山填大海,命在风中刮;
码头高一尺,工人得死仨;
若想回老家,得把毛子剐。

“老毛子”、“毛子”是世居青泥洼的大连人民对沙俄侵略者仇恨的称呼。这首歌谣形象地反映出修筑大连港中国工人的生活和斗争(剐“毛子”)情况。在沙俄“旅大租地”的7年时间里,大连工人同“老毛子”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是1904年2月旅顺海军修理工厂2000多名中国工人举行的拒俄同盟罢工。(www.chuimin.cn)

旅顺海军修理工厂是清政府从1880年起历时十多年建成的当时中国最大的船坞工厂。它是大连工人阶级的摇篮,大连最早的产业工人队伍就是在这一工程建设期间形成的。1898年,沙俄强租旅大之后,将旅顺海军修理工厂作为它在远东太平洋舰队基地,加以扩建,成为俄国在华最大工厂。1904年初,全厂职工达2400余人,其中95%是中国工人。

沙俄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中国工人。特别是1904年2月8日夜,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驻旅顺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日俄战争爆发后,驻厂沙俄士兵增加到800多人。他们严密监视中国工人的行动,用木桩栅栏把工厂隔离成几个区,禁止中国工人随便走动。中国工人的工资,战前只有相同岗位俄国工人工资的四分之一,战争爆发后,沙俄竟停发中国工人工资,每日仅给几片黑面包,还强迫工人加班加点。

沙俄把旅顺海军修理工厂变成军事苦工监狱。2000多名中国工人苦不堪言,他们中的一些老工人秘密串联,把工友组织起来,用集体辞职的方式,举行同盟罢工,反抗沙俄残暴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剥削。沙俄统治者对此十分恐惧,命令驻厂军队用刺刀逼迫工人上工。中国工人坚贞不屈,誓死不从,勇敢地同开枪镇压的沙俄士兵展开搏斗,60余人壮烈牺牲,许多人被捕。

旅顺海军修理工厂中国工人拒俄同盟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充分显示出大连工人阶级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904年3月3日,“拒俄同志会”机关报《警钟日报》报道:“旅顺海军工厂所雇华工二千余名,皆以一概辞职的方式,举行拒俄同盟罢工。”这个消息给予中国各地各阶层爱国民众以极大鼓舞,推动了“拒俄运动”的开展。

旅顺海军修理工厂中国工人拒俄同盟罢工是见诸历史资料记载的大连工人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罢工。它开创了大连工人反帝罢工斗争的先河,用鲜血和生命写下大连工人罢工斗争史的第一页,在中国工人运动史和中国近代史上都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原载刘功成著:《工人运动史研究文摭》,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写于199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