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及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历史贡献

大连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及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历史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大连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其时的当地社会生产方式仍处于家庭工场手工业和简单协作的发展阶段。日文《大连工业情况》一书记载：“这里的中国人，自古就在旅顺、金州、貔子窝一带开油坊、烧锅、磨坊、窑厂等，但都是规模很小，技术也很幼稚，完全属于家庭手工业性质。偶尔有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生产，但也不过仅供该地一个小范围内的需要而已。”^[1]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末。直到这时，大连尚无大机器生产的近代工业出现，因而亦无大连工人阶级队伍可言。

19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清朝洋务派大官僚在兴办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购置与建造了一批舰船，并积极联系从国外购进大吨位铁甲舰和快船，急需建设近代海军的停泊场所与维修基地。因此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等多次奏请朝廷建港筑坞，“以图自强”，终于得到批准。1880年6月，李鸿章确定在“天造地设以卫我东南数万里海疆要害之区”^[2]的旅顺口开港筑坞。翌年1月24日，他亲往旅顺勘察，并将在旅顺口建港筑坞设厂的计划正式上报朝廷，随即组建“旅顺工程局”，全面负责旅顺港、坞、厂、库、台（炮台）的建设，历时十年，全工告竣；大连工人阶级队伍在这一工程中逐渐形成。

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为大连的近代海防建设和近代港口、城市、工业的开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不幸在中日甲午战争的日军旅顺大屠杀中，被屠戮殆尽。

一、旅顺工程孕育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

1.大连最早的产业工人

（1）最早的自来水工人和电力工人

在旅顺口建设近代化军港，作为北洋水师基地，这是一项“极形艰难”的浩大工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保证旅顺工程和旅顺口海陆驻军需要的饮用水，李鸿章首先安排人力在旅顺北八里庄兴建龙引泉水源地，开山凿洞，建筑拱型集水暗渠，高2.13米，长727.72米；铺设龙引泉至旅顺口的铸铁输水管道6180米，配水管道1335米；建成大型储水池和淡水库各1座，泵站1座，安装水泵18台；19世纪80年代初形成一个日供水量1500立方米，可供2万人用水的比较完整的近代化供水系统。这样便产生了大连第一批自来水工人（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自来水工人之一）。其人数，由于缺乏原始的历史资料，无法列出准确数字，因此尚不能据此作出大连工人阶级队伍形成的结论。

大规模的近代化工程建设离不开电力。电力先行，是近现代大机器生产的一般规律，因而有电力“先行官”之说。旅顺工程作为清廷重要的近代化军事工程建设项目，水、电动力从工程立项开始便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加以规划。首先从德国进口发电设备，建立电灯厂，“置大小电灯四十六座”。19世纪80年代中期，旅顺工程“电灯全工告竣”^[3]。电灯厂发出的电力，为正在建设中的旅顺军港码头、船坞、厂区、库房提供照明和部分机器的动力，由此产生了大连最早的一批电力工人，包括发电、配电、送电和电力线路、设备维护等公用设施工人。

（2）最早的机器操作工人和机器维修工人

旅顺建港工程的最大施工项目是在黄金山后的海口内横筑拦潮大坝，以为军舰停泊之所。从1881年开始，六七千人同时作业，最多时近万人施工，仅分班排水的农民工（民夫）即达700余人。1882年10月，拦潮大坝合龙，南北长300多米，深10多米。虽然基本上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治河方法施工，但这一浩大的海港工程终究与治理内河不同。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旅顺工程已经批量使用排水机器和挖泥机器船等近代生产设备。

1882年11月12日，直隶候补道、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1841-1889年）到任。他起用通达外情懂得科学精于工程的官员，增雇机器工人，购置“吸水机器之大者与挖泥大船”^[4]，大量增加机械施工设备，大力采用机器排水。工地上原有的20张水车同新装置的吸水机器，“其为用灵蠢程功迟速判若天壤”，充分显示出大机器生产的优越性。

挖泥机器船在施工中经常出故障。同时，旅顺工地上的10多艘机器动力船及经常停泊在旅顺口的北洋水师兵舰也需要维修与保养。因此，袁保龄抵旅顺后立即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商议：“现有各船修理机器最为要事”，须“在澳南择地安设小机器厂一处”^[5]。并请正在旅顺工程局中的德高望重的北洋沿海水陆营务处道台刘含芳“回津面禀”李鸿章，饬命“应拨机器匠役年内即行筹定”；获准。为扩大修理舰船的能力，袁保龄等人还主持修建了一个小土船坞，专门修理鱼雷艇。这些设施的兴建，为加速旅顺工程进展起到积极作用。

1883年春，袁保龄从国外订购的“全澳急需之大吸水机器”、“上海机器局代购车床”等“次第来旅”。同年下半年，在澳南设立的小机器厂建成，“起造厂房四间”，用于“木铁各工兴作及堆储各船用物”^[6]，随即开始对挖泥机器船和各种工程机械及兵舰的维修与保养。这是大连地区最早的机器修理工人的活动。根据文献当时旅顺的中国机器工匠工资为月银6～13两，木匠工资为月银4～8两，铁匠工资为月银4～6两，铜匠、油漆匠工资为月银4两，长夫工资为月银2两8钱，洋匠工资为月银20多两。这是大连历史上最早的雇佣工人工资记载。以此推算袁保龄所呈报的工资总额可开支100人左右。——这便是大连最早的一批机器操作工人和机器修理工人的数量。

（3）最早的机器船舶工人和近代造船工人

1882年底，除“海顺号”和“东海关号”两艘轮船专为旅顺工程效力之外，4艘挖泥机器船和4艘接泥机器船同时作业，旧有舰船兵丁逐步改用工人。

袁保龄认为“旅顺工程以开挖海口为第一急务”。他安排“有齿兜之两船泊口门近处，专管挖石，以无齿兜不能挖石之船泊附近两澳之鸡心滩，专为挖泥”^[7]。“海口挖浅自十月二十八日开工后……第二号船从口门最浅处施工”^[8]。每船每日挖泥7方左右，接泥机器船昼夜跟班配合。持有“旅顺工程局”刊给的“管理旅顺海口挖泥四船”钤记的工程技术人员专门指挥这项作业。这是见诸文字记载的大连地区最早的机器船舶工人的活动。其成分，少数几个是英籍工匠和洋员教习，如勒威、丁治格、温瓦尔脱、舒尔次等人，大部分是从大沽船坞调来的天津、广东籍的中国工人。其确切人数未详。但据袁保龄当年手记：旅顺工程“其船八只各项水手夫役月约银三百二十五两有零”^[9]。按其时其地的工资标准推算，可开饷100多人。

旅顺口疏港工程全面铺开之后，口门内无处堆积机器船挖掘出来的大量沙石泥土，只好运送到口外。“接泥船出口门来回两点钟，不无停待之虑”。为此，袁保龄呈请“大沽船坞派匠三十一名，运木在旅排造接泥船七只”。1882年底，大沽船坞31名工匠抵达旅顺，加上数十名小工昼夜赶作，不到两个月，即造成1艘大型接泥机器铁驳船，编为第5号。1883年初下水，投入使用。大沽船厂“前造各船系灌松香，动多渗漏”，不合旅顺工程需要。因此，袁保龄吸收西方造船先进经验，饬改油捻，令干透下水，效果颇佳。嗣后，“又另造大小铁驳接泥船六只，亦均一律坚固”^[10]。诸船在旅顺口海面上“回环不息，每日每船出泥可十四方”，最多时“赶作至二十一方”。这是大连地区最早的近代造船工人和机器航运工人的活动。其数量，约在百人左右。

笔者根据当时的文献史料保守估计，以上几种直接操作机器的产业工人，1882年底的总数超过300人。他们跨越了工场手工业和简单协作的生产方式，而与大机器生产紧密相联，集中地活动在旅顺工程的地面上。他们是大连地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大连社会生活中未曾有过的一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新生力量，对大连这座港口城市的形成，对整个大连近代工业的兴起具有发轫的意义。旅顺港成为大连工人阶级的摇篮。

（4）最早的机器装配工人和电信工人

1884年6月，清廷在德国购置的60吨大型汽力起重机器铁船部件运抵旅顺口。旅顺工程局委任德员汉纳根（1855-1925年）负责、中国技术人员陆昭爱协同组装，并从上海募得铆锅工匠40余人，另雇铁匠小工数十人，于1884年冬开工组装大型汽力起重机器铁船。

汉纳根系德国陆军的要塞工程师（少尉军衔），不谙造船工业。因而组装大型汽力起重机器铁船的整个工程完全由中国工程师陆昭爱与中国工人承担下来。

陆昭爱，原籍广东。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19世纪80年代初出洋德国，到著名的伏耳铿船厂学习。他胸怀救国抱负，刻苦攻读，很快掌握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的船舶制造技术。1884年7月学成回国，不避艰苦，直抵旅顺，立志振兴中国的造船业。他对大型汽力起重机器铁船的构造和组装“所言具有本末，条理秩如”，得到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等官员的认可和信任，成为这项工程的实际的指挥者。他独立地设计出船体合拢和锅炉、机器装配工艺，画出图纸。同时顶着洋人帮办的干扰，筹集材料，督匠加工，现场指导。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他“独任其难，昼夜未尝离厂一步”，累病了也不肯稍事休息。袁保龄大力支持他的工作，为适应组装大型汽力起重机器铁船的需要，扩建了小机器厂，增建铁工厂房3间、木工厂房6间、库房两间及住房13间。

1885年初，当大型汽力起重机器铁船组装工程进展过半时，陆昭爱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了，正月初四日，病故于旅顺。中国工人和袁保龄等旅顺工程指挥官员无不感叹他“工未成而身殒，既悲其遇，尤惜其才”。他们继承陆昭爱的遗愿，奋发图强，终于按照他的设计方案，于1885年7月，将大型汽力起重机器铁船装配成功，投入使用，大大加快了旅顺港、坞、厂、库的建设速度。袁保龄在《阁学公集》中称：“查起重机器铁船以汽力能起六十吨之重物在中华本属创见”。德员汉纳根老实地承认：“该船造成，归功该故匠首，良非虚誉所有”。他对陆昭爱“极称道之”。在旅顺工程的地面上，像陆昭爱这样积劳成疾，或因水土不服而染疾，病卒于岗位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管理人员达十余人，还有数十名工人因施工中的饬亡事故而默默无闻的献身于岗位上，连个姓名也未留下。他们为旅顺军港建设，为催生大连近代工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组装60吨大型机器起重船，是大连装配制造业的肇端。在这一“中华本属创见”的工程中，培养和锻炼出一批学徒工和农民工（长夫），大连工人的数量增加一倍以上，技术力量大大增强。当时旅顺工程的工人已能驾驭“导海”号等从德国进口的大型机器挖泥船。修理工人不仅能干船底铁板刮锈、油漆等粗活，也能“修配机器、锅炉、各舱物件器具”等^[11]。

旅顺工程是清廷在19世纪80年代的重点军事工程。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每隔三五日便有报告呈送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的总督府设在天津，因此津、旅通信联络日益增多。当时清廷与各地的通讯联系还主要是靠驿站传递。御批“将此由五百里谕知”的加急传递，也要靠驿马4条腿加速奔跑，圣旨从京师加急传递到大连至少需要4天时间。而李鸿章于1880年9月在天津设立的电报总局，从1881年12月开始使用天津至上海间的有线电报。奏、旨瞬间便可传到，十分便捷。为使京师、津门与旅顺、大连间的联络能像津、沪那样便捷，李鸿章奏请清廷架设自津沽北塘至旅顺口之间的电报线路；获准。1884年7月，架设电报线工程开工，同年11月，旅顺、大连之间电报线路工程竣工。1885年3月，津沽至旅顺全线总长886公里的我国第二条电报线，也是东北地区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全工告竣。沿线设立14处官电局，其中大连地区设有旅顺、大连湾、金州等三个电报局。1885年12月25日，清廷收到袁保龄从旅顺拍发出的大连历史上的第一封电报，这标志着大连电信事业的建立。同年，为适应旅顺口与朝鲜国都汉城间的军事联络的需要，以便随时应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清廷架设自旅顺口经凤凰城通往汉城的电报线路。这是我国与邻国之间的第一条电报线路。它大大地加强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联系。这样，随着大连地区电报局的设立和电报通讯工具的使用，产生了大连地区最早的一批电信工人。

（5）最早的机器窑业工人和近代建筑工人

李鸿章决意在旅顺修筑中国最大的近代化船坞。他多次强调要仿照“西法”、“洋法”来建。而旅顺工程局缺少建坞的高级技术人员，只好聘请德国土木工程师善威为帮办。善威“其人和而稳，读书较多”，但“食古不化”。他根据书本知识，“必欲用洋法造砖”修建旅顺船坞^[12]。袁保龄认为“砖坚必不如石”，力主用石砌。双方多次交涉，善威仍固执地认为用砖修坞“最为紧要”。旅顺工程局的中国官员对西方修坞材料缺乏了解，对负责船坞设计的善威的意见不便否决，只好没有根据地同意了善威的设计；并向德国购买了压碎机、磨泥机、造砖机等价值1万两白银的制砖机器设备，在旅顺开设大小三个砖厂。但机器所造之砖“土性紧，颇多开裂”，放入水中试验，每块砖一周吃水22两，质量远不如中国传统工艺制造的青砖。袁保龄此时查明善威所根据的德国溪尔船坞的关键部位也是用石砌成，只因德国石价太贵，船坞大部才用砖砌，并非砌坞砖胜于石。于是袁保龄下定决心：船坞一定要用石料，得到外国专家的赞同，付诸实施。

旅顺船坞工程虽未用砖，但却因此而产生了大连地区的第一批机器制砖工人（船坞工厂的厂房等建筑就是用这批机器工人制造的砖建成的）。他们是大连地区最早出现的产业工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机器窑业工人之一。

船坞基础积水三四尺深。袁保龄派提调王仁宝督夫开挖，先用抽水机将水排出，又铺设了3000多米的小铁道等运土设施，加紧施工。此际，中国在德国订造的大型铁甲舰即将来华，而国内无能容其驻泊之地，北洋水师已有兵舰因无坞保养已失修，加上清廷在中法战争中认识到加强京津门户海防的重要性，因此旅顺船坞被视为当务之急的国家工程，得到大力加强。1885年底，旅顺工程局委员、司事、差弁等管理人员达175人之多，产业工人大量增加。

旅顺工程自始至终，使用大批土木建筑工人。初，自来水工程施工便有近千人。后以船坞需以炮台蔽护，以厂为辅的西学理论为指导，在旅顺口东、西两侧山上修筑海岸炮台及海陆防务设施。除黄金山炮台和崂嘴、老虎尾、威远、摸珠礁等炮台之外，还兴建了旅顺电报局、水雷营等建筑，因而这一时期的大连建筑工人队伍发展到1000多人。需要提及的是，这一批建筑工人与传统的修房盖屋的泥瓦匠不同，他们进行的是新式军事工程和大机器生产厂房、公共设施等建筑的施工，在西方工程技术人员的指导下，采用近代建筑机械和设施作业，因而他们属于产业工人的范畴，是大连最早的近代建筑工人。

1884年和1885年，是大连近代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产业种类的增多，大连产业工人数量迅速增加，1885年底的总数超过2000人，这为大连工人阶级队伍的形成奠定基础。

2.旅顺船坞的产业工人

（1）旅顺船坞及其附属工厂

旅顺工程的主要项目之一——船坞于1883年扦试破土动工不久，因中法战争的影响而停工。中法战争结束后，1885年船坞再次上马。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发现德员善威虽“气质在汉纳根上”，^[13]但缺乏建造近代大型船坞的技术能力，无法保证旅顺船坞工程的质量和进度。他及时把情况报告给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遂决定从德国帮办手中收回船坞工程，承包给法国制造公司的工程师德威尼。关于这项工程的承包经过，1889年1月20日，李鸿章片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嗣经水陆营务处皋司周馥等多方物色，适有善办船坞之洋师法人德威尼，经其本国制造公会选派来津，与之讨论多次，所开作法条理周详，价值亦较核实，且有法国银行作保……自揽定之日起，按西历三十个月完工，验收后，一年内仍由德威尼与该银行照料修理，此后再保固十年，倘有损坏，由于工程不精者，皆责成该银行赔偿。经臣督饬该司道详加考核，始行定议，并饬周馥与道员刘含芳督同妥办”^[14]。1886年10月19日，中法双方在天津签定了旅顺船坞工程合同书。

1887年初，法国工程技术人员陆续到达旅顺。工程所用的机器设备也陆续运抵。法商承包旅顺船坞工程，实际上只起大包工头的作用。所有施工除少数由法国技术人员直接参与外，绝大多数由中国工匠和长夫在法国监工监督下完成。大连地区最早的一批机器操作工、修理工、装配工发挥出技术骨干作用，不少农民工（长夫）在工程实践中成长为技术工人。

1890年11月9日，旅顺船坞全工告竣。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直隶按察史周馥等清政府官员进行了验收。据1890年12月16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李鸿章奏折，其主要项目如下：

①旅顺口东澳内“大石船坞长四十一丈三尺，宽十二丈四尺，深三丈七尺九寸八分，石阶、铁梯、滑道俱全”。“坞外停舰大石澳，东南北三面共长四百一十丈六尺八寸。西面拦潮大石坝长九十三丈四尺……由岸面平地量至澳底，深三丈八尺二寸”。

②船坞四周“联以铁道九百七丈，间段设大小起重铁架五座”，“澳坞与各厂、库、码头等处，置大小电灯四十六座”。

③坞边建筑“修船各厂九座，占地四万八干五百方尺。计锅炉厂、机器厂、吸水锅炉厂、吸水机器厂、木作厂、铜匠厂、铸铁厂、打铁厂、电灯厂。又，澳之南岸建大库四座，坞东建大库一座，每座占地四千八百七十八方尺，各储船械杂料”。另有洋式办公楼3座。

④丁字式大铁码头一座，“修小轮船之小石坞，藏舢板之铁棚，系船浮标铁桩，以及各厂内一应修船机器，均一一设置完备”。丁汝昌等验收完毕，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制造的我国第一条铁壳军舰“平远号”首先进坞检修。接着当时亚洲最大的军舰——中国国家海军旗舰“定远”号及大小各舰先后进入船坞更换机器部件或进行修理。与此同时，坞边的9座厂房相继投入生产。不久，旅顺船坞局对工厂进行扩建，于坞旁添建吸水厂大铁房一座、船械局库一所，还在老虎尾上、白玉山下各建成大铁码头一座。^[15]

在清政府19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兴办的34个军工企业中，旅顺船坞的厂房设备经费支出位列第三（1846430两白银），仅次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福建船政局，比全国5个大型官办军工企业之一的天津机器制造总局还多出30余万两白银^[16]。“实为中国坞澳之冠”，在东亚也堪称第一。^[17]

（2）旅顺船坞工人队伍

大规模的近代企业需要大批产业工人。据记载，旅顺船坞工厂投产时，拥有技术工人600余名。其中包括大连最早的电工、车工、刨工、钳工、铸工、锅炉工、气轮机工等。除此之外，还有船底刮锈和油漆等农民工（长夫）300余人。生产繁忙时，工厂临时添雇匠役。该厂近千名产业工人主要来自五个方面。

①从天津来的工人。这部分人在旅顺船坞工人中所占比例最大。其原因是大沽船坞建立较早，直接受李鸿章控制。1888年，清政府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明文规定：大沽船坞负责“修理吃水稍浅之中等以下轮船，兼接济旅顺船坞购料、雇工等事”^[18]。所以大沽船坞派出和代为招雇不少工人支助旅顺船坞工厂的建设。因天津位于大连西面，间隔渤海。故大连人称他们为“海西人”。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19]。事实正是这样，旅顺港、坞、厂的大规模兴建，一时间聚众近万人。工人住房紧张，简陋不堪。旅顺工程局把从天津招来的一批工人集中安置在船坞东边不远处的地势低洼的马家屯，在那里搭起一座座简易的木板房，形成一片有别于当地居民的棚户区。当地人遂称这片大连地区最早的工人住宅区为“小天津”。

②从上海、福州、宁波等地来的工人。这部分人数量不多，但多是技术骨干。旅顺船坞工厂的正副工匠多由他们担任。其原因是沪、闽、宁等地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较早的地方，这些城市的工人历史比较久，技术水平比较高，团结性比较强。他们到了新的开发区——旅顺，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坚力量。

③来自河北和山东等省的饥民，即所谓“闯关东”的“燕鲁之贫民”。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深知燕鲁地方民夫治水有方，大量雇用。因此在旅顺船坞中山东籍的产业工人数量仅少于天津籍，而在长夫（临时工）中，河北人的比例占第一位。

④来自旅顺和大连湾一带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即当地的小生产者。列宁指出：“小生产者变成雇佣工人，是以其丧失生产资料一土地、劳动工具、作坊等等为前提，就是说以其‘贫穷化’、‘破产’为前提。”^[20]旅顺船坞工厂的少数本地工人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他们本来不愿意进工厂，但失去了土地或手工业作坊，迫于无奈，才不得不当了工人，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⑤从舰船上调来的士兵。清政府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旅顺船坞局负责北洋海军的大小舰船的坞内工程及船用机械的维修和更换，并负责掌握北洋各舰船的机械运行的技术状态，“总察各船器械利弊，储备一切应用物件”等。坞厂经营之初，各级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都很缺乏，不得不从舰船上抽调一部分士兵来任职。察其实质，他们大多也是破产农民出身。

上述五部分人的主体是旅顺工程局建立初期雇佣的机器操作工人和机器维修工人，以及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徒工。这部分技术骨干逐步掌握了较先进的近代工业企业的生产技能，学会了操作和维修船坞的各种设备及当时占有全国领先地位的自来水系统和供电系统，成为大连近代工业最早的技术工人群体。

伴随旅顺船坞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大连地区产业工人队伍很快由1882年的300多人发展到1890年的3000余人（不含先期工程排水的民夫等临时工），成为一股稳定的全新的社会势力，对大连社会生活发挥出日益愈大的积极影响。他们靠工资生活，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与那些和落后的经济形式相联系的农民不同，也与分散的手工业工人不同，具有高度集中的显著特点，身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富有反抗性。总之，工人阶级的本质特点从他们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他们在加上这个期间已经卷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旅顺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餐饮服务等行业的非产业工人，形成一支颇具规模的雇佣劳动大军，这标志着大连工人阶级队伍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无论是从广义上还是从狭义上说，初步形成了。

综上所述，大连的产业工人是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1880-1890年是大连工人阶级队伍形成的时期。

二、旅顺开大连近代城市之嚆矢

1.外国船员眼中的旅顺

19世纪90年代初建成的旅顺军港及其坞、厂的规模和设施，为当时中国之最，亚洲一流，世界领先水平。

一个大型港口或一个大型企业的出现，必然带起一座新兴的城市，这是近代各国的普遍现象。大连也不例外。(www.chuimin.cn)

旅顺工程的近万名工人，加上从英、德、法、美等国聘来的雇员及旅顺口的万余名海、陆驻军，他们的衣食住行，促进了地方工商业的繁荣，特别是促进了餐饮服务行业的迅速发展，使旅顺迅速地由一个渔村演进为一座近代港口城市。街区逐步由港口向其北面延伸，形成五条宽阔的大街：东新街、中新街、西新街、城子东街、城子西街。菜市街等多条稍窄的街道同这五条主干大街相衔接，构成了颇具规模的旅顺市街。旅顺工程局总办袁保龄在从南至北中分旅顺地面的龙河东岸大街上，设电报局、办军事学堂、开医院、建官衙公署和公馆。街面上店铺林立，人流涌动，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一派近代都市气息。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经常往来于中国和欧亚各港口、多次在旅顺和天津上岸的英国船员詹姆斯·艾伦曾记述：旅顺城内“有1000多间民房、两家大剧场、两座庙宇、一些银号和旅店……造船厂占据了城市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内干净、整齐……较之天津，旅顺口建设得要好得多，市面上一派繁忙景象。”^[21]

港口是城市的根基，城市是港口的依托。旅顺作为一座近代城市的崛起稍晚于天津。但经过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大规模的建设，在许多方面超过天津。这就是说，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旅顺已经具备了大连地区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信息中心等城市功能，开大连近代城市之嚆矢。

2.旅顺是大连最早的近代城市

有人提出，按照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观点，城市是一定规模的非农业人口居民点，这个居民点必定是一个行政管区的驻在地，其管辖区要超出本居民点的范围，这就是政治中心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旅顺不具备这一点，因此不能说它已成为近代城市。其实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上述观点不过是历史城市的一般规律，近现代城市的形成则不都是这样的，有不少是因工商业的崛起而形成某种特色城市，如石油城、汽车城等。即使按照传统的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观点，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旅顺也已具备近代城市内涵的要求。这要从当时的国情和地情说起。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在东北实行旗、民分治的地方管理体制。大连地区从1843年开始隶属金州副督统衙门（旗衙门）和金州厅海防同知衙门（民衙门）。金州副督统衙门归盛京将军节制，管理八旗军和加入旗籍的旗民事务；金州厅海防同知归奉天府节制，管理汉人事务。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清廷置道员级的北洋水陆前敌营务处会办、旅顺工程局总办，由直隶总督委派、管辖，具有军政合一的性质（协调驻军、建设海防、发展农耕、兴蚕桑设义学等），与金州副督统衙门和金州厅海防同知隶属不同，联系不多。总办旅顺工程局、会办北洋水陆前敌营务处治所在旅顺，辖制大连湾和金州以西地区的军政，管辖范围超出旅顺居民点，政治中心的城市功能不言而喻。从经济上看，随着中国北方最大港口——旅顺军港（当时世界第五大军港）的开发与建设，旅顺有了近代城市基础设施，如自来水、电力、电信等（都是东北地区最早的），有了功能不同于旧时钱庄的银号等金融机关，一跃而取代了古城金州的辽南经济中心、信息中心的地位。从文化上看，旅顺的近代军事学校有3所之多，有大戏院等多处休闲娱乐场所，医院、旅店等第三产业设施也已出现。这些都说明，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旅顺已经发展成为近代城市，只是尚未设立市政机关，没有宣布实行市制罢了。

总而言之，大连最早的工人住宅区——“小天津”的居民，与世代居住旅顺、金州一带因破产而不得不进入旅顺工程的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踩出了旅顺近代城市的第一行脚印。以大连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中国人在旅顺军港建设的带动下，很快建成一座比天津好得多的近代城市。如果没有战争的破坏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部强力牵拉，大连的近现代城市格局，必将以旅顺为老城区，形成东拓北进的发展轨迹，而不是今天的西拓北进局面。

三、中日甲午战争前后的大连工人阶级

1.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在甲午战争中的贡献

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为大连地区早期国防建设和反帝斗争作出重大贡献，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功绩卓著。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七八月间，援朝清军受到日军威胁，急需枪枝弹药和粮食等物资。大连工人和人民群众为支援清军，利用民船渡海运送军需物资。旅顺船坞工人奋力抢修了担任运输任务的“普济号”等船只。一时间，大连诸港、旅顺船坞厂区成为支援前线的中转站。船坞工人和驻军兵勇一起昼夜装船卸船。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旅顺船坞工厂专司船底刮锈、油漆及船上搬运的300名长夫，按军队编制，改为工程一营，配备了枪弹，分哨分栅，站岗巡逻，日夜警戒，严防奸细破坏和日军偷袭，保卫船坞工厂和旅顺军港。同年9月17日，中国海军舰队在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海面上遭到日本海军舰队的突然袭击。双方激战5个多小时，史称“黄海大海战”（我国俗称“大东沟海战”）。战斗结果，北洋水师损失5舰，十余舰受创严重，如主力舰“定远”号、“镇远”号均深度被弹200余处。

受创的中国海军舰艇驶回旅顺港，工人们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听到我海军将领邓世昌、林永升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壮烈事迹，莫不受到激励。他们立即投入紧张的抢修兵舰的战斗。权威的洋人顾问汉纳根估计：照旅顺船坞工厂的生产能力，这一批受创舰艇至少需“加工修理三十五日方可再战”^[22]。大连工人和前来支援的天津大沽船厂的部分钳工匠、铜工匠、锅炉工匠发扬高度的爱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突击奋战。船坞内只能容下中国海军旗舰“定远”号，其余各舰不能进坞。工人们打破生产常规，忍受海水的浸泡和风暴的袭击，昼夜抢修兵舰。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修复了所有受创舰艇。10月17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舰出巡”，泊于旅顺港内的北洋水师舰队全部开往威海卫^[23]。大连工人以高度的爱国精神和辛勤劳动的汗水，谱写出真正的“御侮”、“自强”的一页历史。

但清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10月下旬，日军在我辽东的庄河花园口登陆，攻下金州城和大连湾后直逼旅顺。北洋水陆营务处会办龚照玙等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只有爱国将领徐帮道等人率部抵抗，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但终因无援，寡不敌众，而不得不撤出旅顺。1894年11月21日，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进旅顺，疯狂地连续屠杀3昼夜，我同胞近2万人被屠戮。

英国海员詹姆斯·艾伦因所乘“哥伦比亚”号轮船提前离港而滞留旅顺，11月21日，遭遇日军屠城。他的《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记述了当时目击的情景：“日军很快向全城各方推进，人们开始被满地的尸体弄得寸步难行。”“日军把无数的难民赶到湖（旅顺船坞后面的大水塘——笔者注）中，从四面向他们开枪，并用刺刀把那些力图挣扎逃出湖面的难民赶回湖水中去，湖面上漂浮着死尸，湖水被血染红了……街道的景象可怕极了。地被血水浸透了。遍地皆是残缺不全的尸体，而一些狭窄的街道竟全被尸体堵住了”^[24]。当时家住旅顺的苏万君控诉；“甲午战争时我8岁，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把许多逃难的中国人捆绑起来，用马刀砍死，然后把尸体推进水泡子里。西大街家家户户敞着门，里面躺满了尸体。”

旅顺船坞工人和当地各行各业工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拚死搏斗。苑铁匠见日军袭来便手提大铁锤，隐身门后。日兵踹开门，探头窥视。他手起锤落，将日兵的头颅砸得粉碎。后面的日兵不明所以，一个个探头而入，他一连砸死5人。最后他被破窗而入的日军开枪击中，饮弹而亡。织布机匠陈永发，当日军攻陷旅顺时，他和全家人向村东逃难，行至韩家沟遇到日军，其3岁的女儿被日兵用刺刀挑死。陈永发忍住悲愤，以夜幕为掩护，乘敌不备，勇猛地扑上去，用织布刀将一名日兵杀死后逃走，伺机杀敌。沈家店工友沈六，当日军杀来时，他手持扁担同日兵搏斗，寡不敌众，被日军捉住，绑在一棵大槐树上。“他夜半脱绳而逃，纠合群众，夜袭沈家店，尽杀日兵而去。”^[25]

在日军制造的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中，被称为“小天津”的马家屯工人住宅区被夷为平地（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一郭姓人家在此落户繁衍，此地遂改名为郭家甸），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被日本侵略者杀戮殆尽。这血海深仇，民族大恨，大连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永矢不忘。

2 . 《马关条约》与“三国干涉还辽”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规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其时，早已怀有侵吞我国东北野心的沙皇俄国，正准备南下中国，与其他列强争夺远东及太平洋霸权； 日本占领辽东妨碍沙俄独占中国东北的计划，直接影响沙俄对外扩张的利益。因而在《马关条约》订立的当天，“俄国便正式向德、法两国提出了干涉的建议”^[26]，“德、法两国还没有准备，以适应日本分割中国而可能引起的大规模分割的竞争，所以他们为了在将来的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而感到必须与俄国采取同一步调。”^[27]

4月23日，驻日的俄国公使希德罗渥、德国公使古希米德、法国公使阿尔曼“拜访”日本外务省，递上内容完全相同的照会：“劝告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同日，俄国命令停泊在日本各港口的所有舰艇，24小时内做好随时起锚出港的准备，“打算积极交战。同时还在神户和批准条约的地方——芝罘（烟台）集中了几艘军舰，进行示威。德皇也命令在中国沿海的舰队司令将军舰集中在华北的港湾，与俄国舰队取得联系”^[28]，准备对日作战。日本见到“三国干涉是以武力为后盾的真正的干涉”^[29]，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而经过中日甲午战争的消耗，这时的日本“海陆军备，殆已空虚”，成为强弩之末，根本无力与世界列强中的三国同时作战。所以，4月30日召开的日本内阁会议作出“部分接受三国干涉的决议：（一）除金州厅外，放弃长期占领辽东半岛的一切权利，其代价是由清国支付相当数量的金额；（二）在清国完全履行条约义务之前，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以作担保”。^[30]

日本政府将上述决定通知俄、德、法，三国拒绝这两个条件。日本政府无奈，只好于5月4日又召开内阁会议，作出“完全放弃辽东半岛”的决定。此后采取“不得不对三国让步，但对清国也当一步不让”^[31]的政策。7月23日，日本提出中国支付库平银5000万两，作为归还辽东半岛的代价，旋经三国干涉，减少为3000万两（合4500万日元），“于11月8日缔结了归还辽东的条约，12月27日，归还移交工作完毕，撤退了军队。”^[32]这就是近代史上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日军撤出辽东之前，将军事设施和工厂破坏殆尽，将所有能带走的物资掳掠一空，用船运回日本。旅顺船坞工厂、仓库里的先进的机器设备及原材料，悉数被日军掠去，仅存笨重器具一二成。旅顺港内的船只，凡能开动的均被抢走，仅剩“湄云”号和两只小轮船，“机器殊钝，不经彻底维修，自难行驶”^[33]，而滞留在那里。金州、大连湾、复州等地被日军搜刮得满目疮痍。

1896年初，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驻守旅顺的毅军提督宋庆率部重返大连。同年11月，奉清廷之命接收辽东的直隶州道顾元勋在白玉山东麓修建“万忠墓”，收敛了被日军杀害的近2万名旅顺同胞的白骨。新聚拢来的大连工人和大连人民，几乎在一座废墟上，又开始了旅顺、大连的港口和工业建设的艰难历程。

［原为刘功成著：《大连工人运动史稿》（1880-2000年）第一章，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放入本书略有删改］

【注释】

[1]《关东州の工业事情》，第1页，昭和十二年（1937）版，日文。

[2]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卷一：《勘旅顺记》。

[3]《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书札卷四：《致本局李赞臣》。

[4]《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公牍卷一：《募夫添嚣各事宜禀》。

[5]《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公牍卷一：《通筹旅防全局工程禀》。

[6]《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公牍卷二：《陈报霸澳各工情形并请展缓库工禀》。

[7]《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公牍卷一：《募夫添嚣各事宜禀》。

[8]《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公牍卷一：《海口挖浅接收木料并请设义学兴蚕桑禀》。

[9]《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公牍卷一：《海口挖浅接收木料并请设义学兴蚕桑禀》。

[10]《光绪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三），第63页，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11]4810工厂厂史编写组：《海军旅顺船厂厂史》上编，第23页，内刊稿。

[12]《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书札卷四：《致津海关周观察》。

[13]《项城袁氏家集·阁学公集》书札卷四：《致津海关周观察》。

[14]《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三），第71-72页，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15]《清末海军史料》，第265-266页，海军出版社，1982。

[16]虞和平谢放著：《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早期现代化的尝试》，第92-9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张海鹏主编，凤凰出版传煤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7]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卷四，第1页。

[18] 《北洋海军章程》第十四，《洋务运动》（三），第261页，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25页，人民出版社，1958。

[20]《列宁选集》第1卷，第164页，人民出版社，1984。

[21]［英］詹姆斯·艾伦：《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近代史资料》总第5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黄筱农：《海军四○一工厂厂史》第57页，未刊稿。

[23]苑书义著：《李鸿章传》，第308页，人民出版社，1994。

[24]［英］詹姆斯·艾伦：《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近代史资料》总第5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5]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17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6]［日］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第154页，米庆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

[27]同上书，第148页。

[28]同上书，第155页。

[29]同上书，第155-156页。

[30]同上书，第159页。

[31]同上书，第157页，米庆余译。

[32]同上书，第181页。

[33]董志正：《旅大史话》，第11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