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企业民主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初探

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初探

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邓小平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国家关于企业管理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的思想基础。它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重大贡献。探讨和研究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一重大课题，对于进一步推进和加强企业民主管理，全面提升我国的企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形成于共和国成立初期，植根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

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植根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根本指导方针。建国前夕，党的工作重点面临着由农村转入城市，由革命转入建设的发展阶段，城市建设依靠谁的问题提到了重要位置；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有些同志错误地认为应该依靠贫民群众，而不是依靠工人阶级。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批驳了上述错误思想，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邓小平认为这是党的根本指导方针，贯彻执行党的这个根本指导方针极为重要。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努力推行党的根本指导方针，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民主管理思想。

1950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大段引用毛泽东关于“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论述，特别强调“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1]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提出关于社会主义企业民主管理的思想。他指出：“中央指示我们：要管好厂矿，必须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邓小平这里所说的“管理民主化”即包含企业的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也包含企业的技术民主和生活民主。他深刻地指出：“所谓经营企业化，也只有在管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工业部确定从合理化建议及订立集体合同两件事情做起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些步骤，启发了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才有可能计算成本”，搞好“经营企业化”。^[2]从邓小平对企业必须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的具体解释中可以看出，他着重强调的是“管理民主化”，而“经营企业化”必须以“管理民主化”为基础为前提。同时，邓小平把组织职工群众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及签订集体合同作为实行企业民主管理的重要手段，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对此已经加以确立，这说明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顺应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以史为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强这些方面的工作。

邓小平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关于企业民主管理思想的阐述，是他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我国企业管理情况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既包括企业民主管理的重大意义和指导思想（依靠方针），又包括企业民主管理的主要组织形式（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既包括企业民主管理的主要内容，又包括企业民主管理的重要方法和手段。这标志着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初步形成，这也可以说是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个伟大贡献。

二、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其核心是职工民主监督、民主参与

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践而不断丰富。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于照搬前苏联“一长制”的模式，片面强调行政领导的集中指挥权威，我国企业大都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制度。随着企业民主管理的弱化，各地厂矿发生了一些罢工事件。1957年3月，邓小平在认真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山西省太原部分厂矿负责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企业民主集中制，我们考虑有这样两条：一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二是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就是搞职工代表大会制。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在企业的具体运用。这应成为企业定型的制度。”他还进一步指出：“在企业中，行政应更多地从国家方面考虑问题，工会应当更多地站在群众方面看问题，代表群众的利益。这两方面有矛盾，但两个片面结合起来就全面了……行政和工会两部分有了矛盾，可由党委来调节。工会可以领导群众请愿，派代表交涉，不要像过去那样当行政的尾巴。当然，对群众不合理的要求，工会应当在群众中做解释工作。”^[3]这一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非常关注企业民主管理工作。同年4月，他在西安干部会上的报告中再次重申“厂矿企业的管理方面，要扩大民主。最近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强调了这个问题。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厂矿企业里扩大群众的监督。在这方面，八大决议中只讲一面，强调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次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还加了一条，即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既有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4]这是我党企业管理思想的新发展，也是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在这个报告中，邓小平从企业领导和职工群众的两个方面深刻阐述了民主管理的重要性。他透辟地指出：“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有群众监督比之没有群众监督要好一些，会谨慎一些。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针对一些企业领导的模糊认识，他很不客气地说：“听说相当一部分厂矿企业的行政领导者对这一点想不通。他们总觉得：不受监督，自己下命令舒服，独断专行比较方便。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了”。他理论联系实际地告诫说：“发扬民主不会妨碍统一领导。我们的军队不是最讲集中吗？我们过去打仗也靠军队的民主生活，这对我们统一指挥有什么妨碍呢？对领导管理有什么妨碍呢？只有加强上下团结，事情才更好办嘛。实际上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了，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实行命令主义，搞对了群众也不满意。所以，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5]

邓小平对职工群众的民主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创举极为重视。20世纪50年代末期，齐齐哈尔建华机械厂、北安庆华工具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东北三家国营企业先后创立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1960年3月，毛泽东在“鞍钢宪法”的批示中充分肯定了这项经验。

“鞍钢宪法”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的企业民主思想，因而他对此高度重视。1960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时的谈话中指出：“在企业管理方面，我们的‘宪法’就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他还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按照“鞍钢宪法”办事，发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大幅度提高生产能力的例子说明，企业民主管理是先进的企业管理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1961年，邓小平亲自主持制订《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在这个重要文献中，邓小平把他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具体地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对建立以厂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制度，改善企业党委的领导，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作用，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以及工资奖励和生活福利制度等，都规定了明确的原则。通过贯彻这个《条例》，使民主管理“成为企业定型的制度”，我国企业管理水平得到普遍提高，60年代初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17.9%。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遭到批判，大批企业陷于瘫痪状态。1975年3月，刚刚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冒着“复辟”、“回潮”的危险，召开解决工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并多次指出：《工业七十条》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但随后不久，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致使我国的企业民主管理和整个经济管理工作再度滑坡，陷于谷底。

三、新时期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不断深化，发展到体制、机制和法制保障的新高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冲破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作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深化，有了新的发展，写下我国企业管理思想史的崭新一页。(www.chuimin.cn)

1978年10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中庄严宣布：“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全国范围的企业改革的宏伟蓝图上绘下的最早的一笔，从广度和深度上深化了他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先此，我国的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主要是对国有企业而言，现在，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规定“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即是说今后国有、集体、三资、民营及各种所有制成分的企业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致词强调：企业必须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这就建构了新时期我国企业领导体制的框架。在新中国架构企业领导体制的实践中，邓小平一直寻求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这二者的有机结合点。在中国工会九大的致词中，他把工会作为这二者有机结合的纽带，强调“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要教育全体会员积极参加企业的管理。”“各企业的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一个企业管理得好，不仅是企业党政干部的成绩，也是全企业工人群众的成绩，也是工会工作的成绩”。邓小平建构的这种企业领导体制，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各方面的积极性，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可以说，致词为我国新时期的企业管理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的企业民主管理进入全面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企业领导体制的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设想。这就是“中央经过多次酝酿”“正在考虑逐步进行”的五项重大改革中的两项，即：“第四，有准备有步聚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第五，各企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6]。这是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在新形势下的重大演变和发展，由于受历史的局限，第四条在正式发表时作了修改，直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之后才恢复了原来的讲话。这意味着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领导体制将由原来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代会制，转变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坚持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加强以职代会为主要形式的职工民主管理的企业领导体制。邓小平提出的这一企业领导体制改革的任务，贯穿了企业行政集中领导与职工民主管理的辩证法，至今仍有很强的针对性，有待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逐步落实。

邓小平在强调从体制上保证企业民主管理工作的同时，强调要把新时期的企业民主管理同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联系起来考虑。特别是要加强企业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建立保障职工民主权利的机制。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的致词中要求：“今后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在大会上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的批评和监督。对某些严重失职或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大会有权向上级建议给以处分或撤换。”^[7]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很高兴地说：“告诉大家一个情况，我们搞的那个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制度，在有些单位试行的结果很好，重要的一条是把办好企业同工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了。凡是工人民主选举的人，都是他们认定可以把企业办好的人……现在只解决了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问题，将来厂长、经理怎么选拔，值得研究。”^[8]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大力加强企业法制化建设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他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他提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包括企业法、劳动法在内的一系列必要的法律。“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三个条例、企业法、工会法、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公司法、工会法、劳动法等一系列条规法律，为企业民主管理“成为企业定型的制度”提供法律保障。但要真正实现邓小平所说的“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还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我们深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认真贯彻邓小平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我国的企业管理终将走向法制化的轨道。

［原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第19卷增刊《纪念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80周年》，2005］

【注释】

[1]《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4。

[2]《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77页，人民出版社，1994。

[3]中华全国总工会编：《邓小平论工人阶级与工会》，第112-11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

[4]《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1页，人民出版社，1994。

[5]《共产党要接受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4。

[6]《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1994。

[7]《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7页，人民出版社，1994。

[8]《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24页，人民出版社，1994。